历史借鉴与当代社会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对历史借鉴问题的正确理解，不但影响对传统史学的评价，而且有助于认识历史研究对于推进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历史具有一度性，同时历史又有常规性、重复性，这是认识历史借鉴功能的依据。要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的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要和一定的“条件”相联系。借鉴历史要和历史大势分析结合起来。中国古代历史借鉴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有丰富的内容与自己的优良传统，但也有缺陷。当代社会的发展要求用更为开阔的眼光以史为鉴，总结中国的也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政治的也总结经济、科技、文化教育、风俗道德等各个领域内的历史经验。借鉴历史，是为争取新的未来。
近年学术界对古代史学遗产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对传统史学的意义认识不一样。有一些文章否定古代传统史学的价值，同时否定历史学有借鉴的功能。这样的问题，应当进一步讨论，因为它不仅涉及对传统史学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对整个史学作用的认识、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的理解。
历史研究，当然不只是古代史，也包括近代史、当代史的研究，对于理解、推进今天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价值，从而体现出史学的活力。前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有必要再作深入一点的思考。
历史借鉴的依据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每个国家，都重视从历史中寻求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历史借鉴的思想，是每个民族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史学思想中的历史借鉴的思想尤其丰富、发达，从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在这里我们首先从理论上讨论历史借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西方，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历史上的事件都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活动都是有意志的人的活动。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活动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在实验室里，通过实验而重复演示。因此历史学不可能如同自然科学那样，是一门科学。这样的观点在我国也被一些人所接受。
如果历史没有重复性，不但历史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而且，历史的借鉴也无从谈起。如果历史只有重复，那么，历史就不可能前进，历史的借鉴，只是一种刻板地照搬前人的作法。这在实际上，是否定历史借鉴的可能。没有变化没有差异，也就没有历史。
我们有理由说，历史在变化中既是不可重复的，又有重复的东西在起作用，历史有重复性、常规性。历史事件是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是有意志的具体人的活动，这是历史的一度性，但这并不能证明历史就不存在常规性，就没有重复性。这里有必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恩格斯说，社会科学确实和自然科学有不同的地方，即“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都表明历史具有常规性、重复性。
这里我们结合中国的历史事实，从历史常规性问题谈谈历史的借鉴。人类的历史的发展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要稳定和发展，就要使社会物质生产不断进行，并且在一定的规模的基础上进行扩大再生产。实现这一点，至少要做到：
一、物质生产者的最起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要得到满足。一旦这个最低生存条件被破坏，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生产是以劳动密集型为基本的特点，劳动生产者的生活状况，往往是一个社会能不能安定的标志。“承敝易变，使民不倦”是《周易》作者与司马迁总结出的历史兴衰一条带根本性的认识。强秦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崩溃，根本原因是暴政、苛敛，使得“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2〕历代史家说兴衰， 基本上都看出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这一条不是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复地在起作用么？由此出发，各个时代的史家，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作出不同思考，提出各自的兴亡论。对于如何解决社会危机，各个思想家、史家也有自己的思考。他们各自的结论尽管不一样，见解有高下之分，但从根本上说，是要使生产者在获得起码的生存条件下，进行劳动生产。
生产者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一方面是进行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的条件。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有一条无形的生存线，一旦劳动生产者长期处在这条线之下，社会将会动荡不安。现代资本主义提出贫困线问题，也是要稳定社会。
二、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条件要得到满足。在封建社会里，土地问题始终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其道理也在此。一旦农民与土地相分离，成为流民，社会的生产遭到破坏，社会也就动荡不安。中国思想史、史学史上关于历史兴衰的议论中，突出的一个内容是关于封建、井田的争论，其实质是要生产者与土地结合，维持社会的生产。《汉书》的《食货志》说：“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杜佑也看出这一层道理，说：“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夫《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若使豪人占田过制，富等公侯，是专封也；买卖由己，是专地也，欲无流窜，不亦难乎。”〔3〕封建社会的兴衰总是与土地问题联结在一起。在2000年封建社会里，土地问题处理得好坏，一直是社会兴衰的晴雨表，这同样体现历史的常规性。
三、与前二者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统治者在一定的程度上自律。封建统治者提出的“礼”“德”等，主张的“清廉”，这不纯粹是一个道德上的内容。统治者“酗酒”、“侈糜”、“好女色”等，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劳动者的生活的极度困苦。统治者提倡他们的子孙要“体察民瘼”，其意图也是使其子孙能看到这个问题对维持统治的重要，给劳动者以最基本的生存的条件，使社会的生产能继续进行。唐太宗深明这样的道理，他对臣下说：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4〕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是一个有作为的为政者的经验之谈。
四、要维系进行生产的社会秩序与环境。封建社会的礼治，是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上层建筑，维持其等级统治的工具。这里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礼，在当时的历史的条件下，对社会生产活动的意义。关于封建社会的礼治的作用，我们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质。一方面，在维系社会的正常秩序上的作用，从礼治上总结历史的兴衰，要看到一定的制度对生产活动的意义。又一方面，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需要作更新、调整或作部分调整的时候，保守的社会势力，往往以维护旧的礼治反对进行生产关系及制度的变革，这时就显现出它的保守的乃至反动的性质。
所谓社会的环境，其涵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社会风气的问题、有人伦道德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周边的关系的问题。正确地处理民族与周边的关系问题，这些都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生产，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军旅之事。统治阶级利用军队武力作为维系统治的工具。这一点也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对内，武力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手段，是镇压敌对阶级反抗的暴力工具。对外，一方面是反对外族侵略的措施，同时在一定的情况下又成为对外扩张的手段。历来统治阶级在总结历史兴亡时，十分重视总结军旅之事的作用。
军事在历史兴亡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班固认为秦朝之所以亡，是“销锋镝，武备弛”造成的结果。马端临提出另一种看法。他说：
愚以为秦之亡，非关于兵弛也。当时尽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岂能为纤芥之害。而发百万之师以戍之，骊山阿房之役，又复数十万健卒壮士虚耗于无用之时，糜烂于不切之役。盖侧目倒戈相挺而并起者，皆秦兵也。〔5〕
秦之亡，非在兵弛，而在其倒行逆施，“寡助至，亲戚叛之者”，百姓挺而走险，士兵也侧目倒戈，强秦势在必亡。这是以变化的眼光看军事的作用。
上述几点，在历史中一再重复，证明这些是直接作用于历史的兴衰。历代史学家、思想家也总是围绕着这些方面，阐发自己对历史兴亡的看法，从历史中寻求值得借鉴的东西。中国历史上的兴亡论表现出的历史的借鉴的思想显示出它的丰富性、广泛性。
通变思想与历史的借鉴
中国思想家、史学家谈历史借鉴时，有一个优良的传统，是以通变的思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周易》的《系辞》作者说：变通的思想形成，是“圣人”仰观俯察，对于客观运动变化世界的反映：“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见天下之动，而观诸其会通。”天下事物包括人事历史的变化，不是简单的重复，是在变动中向前发展；同时，事物的变化没有割断同先前事物的联系，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因依，变化是无穷尽的。“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考察事物的变化，要和一定的时势联系起来，“变通者，趣时者也。”变通思想的价值在于能推动社会事业变化发展，有利于百姓黎民，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以通变的思想，总结历史，写出了辉煌巨制史著《史记》，成就了他的“一家之言”。
以变通的观点看待历史的经验，从而丰富了历史借鉴的思想。
一、要以变化的观点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借鉴历史，要注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总是与一定的历史的条件相联系。历史是陈迹，却又是生生不息，具体的历史经验教训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的重复性和效应，也是在不可重复的事件中体现出来的。借鉴历史，十分重要的是“条件”二字。离开具体条件谈历史借鉴、运用历史经验，不但收不到成效，还会把事情弄糟。
一些古代史家深明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兴衰的重要。为解决封建社会中土地问题，封建社会中的一些思想家、史学家，提出要恢复井田、行封建，认为实行三代的优良制度，就可以解决社会的危机。马端临说，这是不能通古今之变的“书生之论”，他说：
今欲尽复旧制，则王侯受封之地，其户邑之入，必合尽捐以予之。地既瓜分，租赋随之，京师府藏顿鲜，无以供军国之用，非居上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万世之长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6〕
后世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一定要照搬古代的“良法”，造成的后果只能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在行不通的情况下，一些人反过来又说历史是不能借鉴的，这是一种“不能通古今之变”的言论。
以变通思想认识历史的经验，才是善于资鉴者。王夫之说：“善师古者，旁通而善用之。”〔7〕取鉴历史，有的可以直接引以为用， 如汉初招募失业之民归之于农。有要作损益者，有的在新的历史时势下，不可再搬用的，如封建、井田一类的问题。对历史上的经验，应从其精神上认识它，注意历史经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要看到现实与古代的差异，意识到条件的变化与新的历史时势形成。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变，变中又有常，革中又有因，简单地以复古、复三代的办法进行变革，还说这是古先圣之法，是古之经验，这实在是“自欺以诬天下。”〔8〕他又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 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9〕包括王安石在内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希望从古代典制中找到值 得借鉴的东西，不能说他们的思想动机不好，也不能说历史不值得借鉴，但是他们以凝固的眼光看待历史的经验，结果受到历史的嘲弄。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以鉴历史兴衰为著史宗旨，希望通过维持等级名分的礼制，使宋代“跻尧舜之治”。但司马光打着“资治”的旗号，却达不到“资治”的目的，这不是说历史不值得借鉴。司马温公的失误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离开通变的眼光看待历史的经验。王夫之批评过司马光，说：“夫古今异时，强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10〕
王夫之特别重视借鉴历史，认为写历史也是让后人从历史中找到可资鉴的东西，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11〕他又特别强调通识对于借鉴历史的重要，说：“得可以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12〕
王夫之关于资鉴历史的议论是中国借鉴思想的高度发展。那些简单地说历史不能提供借鉴的人，是不是太轻率了？
中国现代史上的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对待历史的经验，包括对待当时苏联的经验，产生错误，从思想方法上说，也可以说是缺乏通变思想。
二、借鉴历史要和分析历史大势联系起来。历史的借鉴不只是注意到一些具体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价值，还要善于从历史大势看历史的经验。认识、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应当着眼于古今的时势变化。如汉代贾谊总结秦亡的原因，指出秦在与诸侯国争天下取得胜利，有成功的经验。但是到了秦灭六国以后，情况变化了，以前的经验未必都适用，但秦朝不知变，“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贾谊在《过秦论》中归纳出一个结论，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他在结语中说出自己的体会：
野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贾谊关于借鉴历史的议论，其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没有吐纳一世风云历史大势的胸怀，就难得有这样的见识。西汉严安说“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13〕每一个时代的强弱，都有其具体的原因，应联系其“时”、“势”，作出具体的分析。
宋代吕祖谦主张读史，要抓“统体”，识“机关枢纽”，也是说从“势”上去识历史的盛衰的经验。中国封建社会有些衰世之君，高谈历史的借鉴，却扭转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这不是历史借鉴不起作用，而是时势使然。从历史中能吸收到多少智慧，这要看史家作出怎样的总结，更重要的是要视一代人君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时还要从历史大势上看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所能发挥的效应。
三、借鉴历史，实现更革，以求社会的兴盛。这是借鉴思想的出发点，体现出史家的时代责任感。每个时代的思想家、史家以历史为借鉴，都是希望社会走向兴盛。“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只有在不断的变中才可以向前。
经世史学思想，通常是在借鉴历史中，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唐人李翰为《通典》作的《序》中说：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何哉？其患在于习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门，行而不由其道。……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
史学要经世致用，是要借鉴历史的，这也就是李翰说的话，要“师古”，但师古，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历史的经验。师古要“随时”。所谓“随时”，李翰的解释是：“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主张史学经世的史学家，把历史的借鉴与通变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以求经邦济世。
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史学史上的历史借鉴思想又有其缺陷。其一，不少史家及史臣以天人感应学说把自然现象和社会变动牵强联系起来，以肤浅的类比，论历史的兴亡。其二，对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中作用，在振兴社会中的意义，基本上没有论述。因此，历代兴亡多半是以要维持统治者在政治上的稳定，以进行简单的社会再生产作为太平盛世的内涵。其三，很多史家论历史兴衰，着重强调维系纲常、名分、礼教的意义，这往往又成了同义语的反复。盛世的标准是纲常、名分、礼教得到保存；又一方面说，要使社会达到三代那样的盛世，就必须保存纲常、礼教。这样的盛衰论实在是贫乏。最后，相当一部分的历史兴亡论，缺少通变的思想。
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历史借鉴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尚书》为代表的“殷鉴”思想，已经能从前后朝代更替上，论说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着重点是从具体的事件中总结相应的具体经验教训。从《周易》至两汉的思想家如贾谊、司马迁等人历史借鉴的议论，突出发展了通变思想，讨论历史的兴衰。从两汉到《资治通鉴》、《稽古录》，史家注意到以“类”的观点，进一步讨论历史兴亡的问题；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的借鉴思想，向着哲理的高度发展，通变的历史借鉴的思想得到升华，熠熠生辉。到了近代，历史的借鉴，把中国的历史兴衰与世界历史兴衰结合在一起，史家总结的视野更为开阔。
历史借鉴与当代社会
历史可以给我们智慧，让人们变得聪明一些，前人的经验值得借鉴，前人的失误、失败也给后人以警示。王夫之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14〕
历史的经验是要注意的，并不是仅仅是指古代历史，也包括近代、当代历史。相比之下，近代、当代历史的总结所以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历史的依据，是古与今的“中介”。同时，近代史、当代史与今天的生活最贴近，因而提供的借鉴也最能唤起人们的警觉，激励人们的行动。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要学习近百年史。我们党历次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把借鉴当代史、党的发展史，作为我们前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因此历史的借鉴问题的讨论，不只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大到国家的治理、改革，小到一个单位的发展，都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可以说，当代史的总结与借鉴，直接影响我们事业的兴衰荣枯。
借鉴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容、内涵也在发生变化，每一个时代借鉴历史的内容都有自己的要求。当代社会面临的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借鉴历史的内容也更加丰富，注意的社会层面更为恢宏。
——借鉴历史，不但注意总结本国的经验，还要从世界历史中寻求借鉴。到了近代，中国的事与世界的事是联在一起的，中国的盛衰变化与世界的局势紧密相联。近代史家以世界史的眼光总结其它国家的盛衰的经验教训。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到《日本国志》，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历史借鉴的视野，已经扩大到世界。中国史学家、思想家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历史与亚洲等一些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惨痛的历史相联系，既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求富之术，发展声光电化自然科学的路径；也看到一些国家亡国灭种的沉重教训。同时，他们从世界历史中，思考中国历史的出路。康有为把《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日本明治变政考》呈送给光绪帝，以论说中国实行变法维新的必要。梁启超概括历史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15〕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中外历史的总结，不断深化。鸦片战争后，思想家着重总结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的经验，主张通过“师夷之长技”的办法，达到“制夷”的目的。后来他们注意到西方制度层面的借鉴。具有革命思想的思想家指出，中国只有革命才有出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又出现一股思潮，主张吸收西方的学术。“五四”后中国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找到马克思主义，开始新的历史一页。
改革开放要求我们更要关注从世界历史中寻找历史的经验。今天如果以为简单地复兴某种古代的学术，就可以使社会前进，这是不知变；但如果以为“全盘西化”，照搬西方的东西，就可以使民族大步走向新世纪，这不但是一种天真，而且从史学角度来说，也是割断自己民族历史的联系，是没有通变思想的表现，借用马端临的话来说，是“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
——借鉴历史，除了总结政治方面的经验外，还要注意总结经济、科技、教育以及文化各个领域内的经验。从国内、国外的历史中，求得可以值得资鉴的经验，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摒弃其糟粕与不适合我们国情的东西。这是当前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本来，历史是丰富的，借鉴历史的内容也应当是多方面的。如果谈历史借鉴，只是局限在政治方面，那显然是不全面的。经济、文化、科技有自己的兴衰变化历史，这种兴衰变化与政治相互联系，并且对政治上的盛衰又产生重大的作用和影响。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历史借鉴，都不能囿于政治的范围内。
——借鉴历史，还要注意总结风俗道德的建设对一代历史兴衰的重大的影响。我国古代思想家注意到社会风俗道德状况，影响社会历史之盛衰与社会的安定。仲长统说：“王者统世，观民设教，乃能变风易俗，以致太平。”〔16〕道德伦理的破坏，廉耻丧尽，整个社会将是动荡不安。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承认求富是人的情性，认为道德规范的礼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是“礼生于有”。但是司马迁的财富观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他看出不顾道德的约束，一味追逐财富、追求重赏，那闾巷少年可以不顾法律，干出危害社会的事，抢劫杀人，盗掘墓穴，铸造假币，结伙斗殴，“其实皆为财用耳”。社会各个层面上的人，没有一个正确的道德规范，为财富，为赂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的事。
历史的借鉴是人们对自己过往的作为进行反思，思考其中得失，而其着眼点，是发展当代社会的各项事业。因而历史总结又形成对历史状况自身突破的力量。历史的回顾，是争取新的未来。所以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借鉴是怀古的情绪，这样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正确地总结历史、借鉴历史，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引导我们事业前进的依据之一，也是史学工作者的历史感和时代责任感的体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2〕《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3〕《通典》卷一《食货一》。
〔4〕《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5〕《文献通考》卷一四九《兵考一》。
〔6〕《文献通考》卷二七五《封建考十六》。
〔7〕《读通鉴论》卷二《汉高帝》。
〔8〕《读通鉴论》卷二《文帝》。
〔9〕《读通鉴论·叙论四》。
〔10〕《读通鉴论》卷二六《文宗》。
〔11〕《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帝》。
〔12〕《读通鉴·叙论四》。
〔13〕《汉书》卷六四《严安传》。
〔14〕《读通鉴论·叙论四》。
〔15〕《变法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