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灵魂深处的思想革命——试析《愤怒的葡萄》的思想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内涵论文,葡萄论文,愤怒论文,深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左翼文学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许多左翼作家发表了不少反映穷苦劳动人民的悲惨境况、暴露美国社会和经济制度弊病的社会抗议小说，然而这些作品中却没有哪一部能像斯坦贝克的同类小说《愤怒的葡萄》那样为大众争相阅读，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愤怒的葡萄》于1938年底出版，5个月后跃居畅销书榜首，第一年销售量超过40万册；（注：Louis Owens,"TheGrapes of Wrath":Trouble in the Promised Land,Boston:G.K.Hill andTwayne Publishers,1989,p.7.）据《纽约时报》报导，至1982年，该书已印行1460万册，成为美国小说出版史上名列第二的最畅销作品。（注：Brian St.Pierre,John Steinbeck:The California Years,San Francisco:ChronicleBooks,1983,p.99.）而且它刚一问世便被改编成电影，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丹麦文、荷兰文、法文、意大利文、挪威文、波兰文、葡萄牙文、罗马尼亚文、瑞典文和俄文。它的中文译本也早在1941年就出版。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愤怒的葡萄》仍作为文学教材在美国大学和中学课堂上讲授，并继续不断地引起专家和学者们研读和阐释的兴趣。
这部被左翼评论家称赞为“革命的小说”（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等译，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621页。）为什么能受到资本主义的强大堡垒——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美国社会的普遍欢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愤怒的葡萄》所表达的革命观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
一
《愤怒的葡萄》真实而又及时地反映了作者亲眼目睹的美国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大灾难：30年代大萧条时期，俄克拉何马州的许多农民家庭在大企业的压迫下离开连年干旱和遭受尘暴袭击的家乡，历经千辛万苦逃荒到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希望之乡”，却又陷入了当地果园（农场）主剥削与压迫的罗网。像30年代涌现出的许多社会抗议小说一样，《愤怒的葡萄》暴露了美国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痼疾，鞭挞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暗示社会革命必然发生。在小说开头，斯坦贝克就采用了雪莱的抒情名篇《西风颂》中所使用的象征手法，以生物界的自然变化现象暗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注：参见拙文《〈西风颂〉象征寓意的模糊性及其艺术魅力的普遍性》，载《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第30页。）在小说第一章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象征意象是俄克拉何马州的玉米在干旱和风暴的袭击下被连根拔起。在第29章中，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雨和洪水“冲断了棉白杨的根，从而把树木掀倒”。而与这种象征死亡的意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生命即将诞生的象征：在第3章中，乌龟驮着一穗“野燕麦”跨过马路，把“三颗燕麦籽”掉在地上，又碰巧让泥土盖住了这些种子。这些象征意象的寓意十分明显：旧制度即将灭亡，新制度就要诞生。
斯坦贝克并不讳言，这新制度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体制，但是他同时又暗示，这一制度的来源是美国的革命和文化传统，而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他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著名歌曲《共和国战歌》中的词句“愤怒的葡萄”作为小说的标题，而且要求编辑把女权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朱莉亚·沃德·豪创作的这首战歌全文印在小说的内封上。他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
法西斯集团将会诋毁这部书，因为它是革命的作品。他们以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这部作品。然而《共和国战歌》是美国的，而且强烈地表现了美国精神……因此，如果该歌的词和曲都印在那里，那么这部书的基调从一开始就与美国社会生活的场景协调一致。（注：Elaine Steinbeck and Robert Wallsten,ed.,Steinbeck:ALife in Letters,New York:Viking,1975,p.174.）
显然，斯坦贝克预示的这场革命并不是左翼作家所鼓吹的社会主义革命——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事实上，他暗示的是一场爆发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思想革命，或者说意识的转变。在他看来，要改变社会，首先必须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改变作为美国社会根基的私有制观念，因为私有制是导致经济大萧条和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根源。
然而私有观念却在美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在这一点上，以乔德一家为代表的佃耕农同他们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大农场主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毫无疑问，小说对大农场主的残酷和贪婪暴露无遗：地狱一般的胡珀农场就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奴隶主西蒙·莱格里的种植园一样暗无天日。农场里有武装警卫人员；农场工人的劳动环境极其恶劣，生活条件糟糕透顶；农场主残酷剥削工人，使他们永远处于饥饿之中。作者对农场主胡珀之流的义愤以及他对工人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斯坦贝克并不希望读者把《愤怒的葡萄》当作表现善恶冲突的道德剧来阅读，而是要读者明白，加利福尼亚州的胡珀大农场与俄克拉何马州乔德家的小农场实质上并无差别。与胡珀农场一样，乔德家的农场也有铁丝网围篱，其实他们并不需要这道围篱。汤姆告诉凯绥牧师：“爸爸喜欢有这道围篱立在那儿，说这会使他感到40英亩就是40英亩。”（注：John Steinbeck,The Grapes of Wrath:Text andCriticism,ed.,Peter Lisca,New York:Viking,1972,p.39。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在文中注明页码。）这就是说，围篱的作用是表示乔德农场的产权范围。小说还告诉我们，乔德家在俄克拉何马州耕作40英亩土地时所持的价值观念，与胡珀经营一个大农场所持的价值观念完全一样，他们都同样自私、狭隘、贪婪。乔德的父亲建这道围篱的铁丝是他用猪肉从他的兄弟（约翰叔叔）那儿换来的，交易中他甚至还要占他兄弟的便宜。乔德家的田地是乔德的爷爷杀死了印地安人而夺得的，正如加利福尼亚州大农场主们的田地是从墨西哥人手中抢夺来的一样。主宰乔德农场和胡珀农场的思想观念是完全相同的：强者有“理”，强者为王。小说第6章中讲述了乔德爷爷的一个故事：乔德爷爷偷了邻居阿尔伯特·兰斯的羽绒枕头，却还要扬言：如果兰斯胆敢要他退还，他就要用枪来结果他的性命，于是兰斯只好放弃索回其枕头的打算。乔德爷爷那股凶狠劲儿与大农场主捍卫其既得利益所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同样强烈。
私有观念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界限，“使你永远只考虑‘我’，把你和‘我们’永远分割开来。”（第206页）然而在斯坦贝克看来，私有制所造成的任何界限——无论是围绕40英亩田地还是4万英亩田地的边界，还是家庭之间、阶级之间的界限——都是错误的，都不应该存在。
如果私有观念把人们分开，那么私有财产的丧失便成为人们重新团结起来的基础。老一套价值观念的被打破为新一套价值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乔德一家三代从俄克拉何马长途跋涉至加利福尼亚的过程，就是一个丧失私人所有的过程，一个家破人亡的过程：家中老一辈乔德爷爷和乔德奶奶经受不住长途跋涉的艰辛而在旅途中死亡；晚辈中的诺亚和康尼在半路上开了小差。一路上的苦难经历不仅使乔德一家人看见了他们坚强性格的力量，也使他们亲眼目睹了社会和现存经济制度导致的种种罪恶现象。他们追求幸福而遭受的不幸，是对美国现实的有力讽刺和暴露。斯坦贝克让读者随乔德一家经历这苦难的旅程，体会他们的失望和痛苦：在旅途中乔德妈妈似乎突然意识到全家前往西部谋生的巨大希望“全是一场梦”（第225页）。
然而在另一方面，乔德一家长途跋涉的苦难旅程又是一番思想意识发生彻底改变的心路历程。正如班扬在《天路历程》中所描写的那样，丧失家园和遭受苦难促进了内心思想情感的丰富和升华以及精神境界的提高和扩大。“过去家庭的边界在夜晚不超过一所房屋，在白天不超过一个农场，如今它却改变了”。（第267页）家庭的范围扩大了。移民们失去了土地，他们的思想也不再“受地产的束缚”（第268页），他们的新生活，他们所丧失的一切，使他们发现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发现了他们是一个无限扩展的大家庭“我们”的成员。小说生动而又形象地表现了穷苦移民由关心“我”到关心“我们”这一意识转变的过程。在作品的结尾，乔德妈妈总结了她对家庭这个概念的新看法：“过去家庭的圈子很小，现在却不是这样了，它包括任何人在内。”（第606页）
然而思想意识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愤怒的葡萄》特别强调从“我”到“我们”这一意识转变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过时间并不是促进新意识诞生的唯一因素，新观念的出现还需要某种暴力的刺激和催生。小说第3章中有关乌龟这个象征意象的描写对此有所暗示：由于乌龟遭到一辆卡车的撞击，它背上驮着的种子才掉到了地上，新制度才有了萌芽的可能。事实上，作品中还有不少细节都明确预示暴力和暴力革命随时都可能发生：“30万人——如果他们在一位领袖的指导下行动——一定会达到他们的目的。30万饥寒交迫的人们；如果他们了解自己，那么大地将为他们所主宰，全世界所有的毒气和枪炮都阻挡不了他们。”（第325页）
然而作者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宣扬暴力革命，他关心的仍是美国人民思想意识的转变，他在呼唤一场净化人们灵魂的思想革命。他暗示可能发生暴力革命，只不过是为了震憾读者（购买畅销书的广大中产阶级）的心灵，使他们真正理解穷苦移民的悲惨境况，消除他们对逃荒移民的偏见和歧视。《愤怒的葡萄》通过乔德一家的生活及其成员（尤其是乔德妈妈和汤姆）的言行，揭示了这些劳苦移民的性格力量和他们的崇高品质。
二
由于作品强调的是人物内在思想和精神的转变，以拯救人们灵魂为天职的牧师——吉姆·凯绥便成为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虽然凯绥牧师在作品人物活动中只能算是一个配角，但他却是推动乔德家成员思想意识转变的动力。乔德一家刚刚丧失田地和家园时，他们头脑中的“美国梦”并没有破灭，他们去加利福尼亚是要重建家园，恢复他们所丧失的一切。然而凯绥牧师随他们去加州却是为了开始他的新生。故事开始时，凯绥牧师已经在荒漠中流浪过一段时间，正是在荒漠中的精神求索，使他抛弃了基督教信仰，转而追求新的信念以及能为之献身的新事业。在贝克斯菲尔德发生的那场警察与难民的暴力冲突中，凯绥牧师为保护难民挺身而出，并代替汤姆和另一位难民入狱。通过这场冲突，凯绥找到了他准备为之献身的新事业，但在这之后他却在故事叙述中消失了，在其后150页篇幅中都没有露面。
在监狱里，他找到了社会革命的思想。他认识到只有通过集体的努力奋斗，才能拯救社会和人类自身。小说没有明确交代他为何又出现在胡珀农场，他在那儿的罢工斗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但是读者能清楚地看出，凯绥已投身于社会革命事业。然而，小说强调的是精神而不是政治，突出的是个人灵魂的转变而不是集体斗争的意义。斯坦贝克让凯绥重新出场，只是为了完成汤姆的思想意识转变。汤姆是小说中历经思想意识转变这一心路历程的中心人物。故事开始时他正回家，但在经历了一番苦难旅程之后，他最终却离开了父母，而加入了一个新的“家”——人民所在的任何地方——在那里个人之间的任何界限都已被完全打破。汤姆的转变得力于凯绥的影响。从汤姆与母亲诀别时所说的话可以看出，汤姆承认，正是凯绥对他说的一番话和凯绥的神秘出现，为他指引了通向这新“家”之路。然而这番痛苦的思想转变离不开暴力的推动。这象征汤姆在变成“新”人之前，必须先把旧的自我摧毁掉。在胡珀农场的那场罢工斗争中，汤姆的脸被打伤，而且他还亲眼目睹凯绥死在镇压罢工斗争的“警察”手中，正是这场暴力冲突唤醒了汤姆的意识。
凯绥的巨大影响力来源于他那基督似的献身精神。在故事的开头斯坦贝克就向读者暗示凯绥与基督相似：吉姆·凯绥(Jim Casy)和耶酥·基督(Jesus Christ)的姓名缩写(J.C.)完全一样；像基督带领十二位门徒那样，凯绥与乔德家十二位成员一道西行去加利福尼亚。凯绥像基督那样为人民牺牲自己个人的性命。在遇害之前他对那两个打算杀害他的人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第527页）。这和基督遇难之前所说的话几乎完全一样。（注：《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23章。）
尽管凯绥与基督相似，然而他向汤姆灌输的价值观念却并不是基督教教义。在旅途中他揭露和谴责基督教慈善机构救世军所宣扬的逆来顺受的思想；他帮助乔德妈妈认识到，应该对人民和现世生活而不是对上帝和来世充满信念；虽然他说那些破坏罢工和打算杀害他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他没有要求饶恕他们，因此他的死不是唤起汤姆以上帝的仁爱精神原谅他的敌人，而是激起汤姆以牙还牙，杀死了那个残害他的凶手。
汤姆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基督教教义和社会法律，然而斯坦贝克却巧妙地从道义上认可了汤姆的行为。这场冲突发生之后，汤姆逃回了农场，向家人坦白了他所犯的杀人罪。当他和母亲乔德妈妈单独在一起时，他把这件事的经过又讲了一遍。但是乔德妈妈（小说中所刻画的慈爱与同情的化身）却毫不犹豫地赦免了他的过失，并肯定了他的行为：“我看不出你有什么错”（第535页）。作者让“杀人犯”汤姆回到家庭的怀抱，向母亲忏悔而获得“赦免”，从而使读者保持对他的同情，把他视为道义上的英雄人物，这样就引导读者不知不觉地同小说中的人物一道抛弃了美国现存社会价值观念和基督教教义。
转变了思想意识的凯绥和汤姆都投入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人民为集体的利益所采取的共同行动。然而这里斯坦贝克又含糊其辞，没有明确描述他们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这是因为他想让读者明白，思想观念转变的意义不在于个人参与集体行动，因为集体行动本身并不能带来成功。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乔德爸爸组织一群难民共同修筑一道堤坝以阻止洪水淹没难民营地，尽管他们齐心协力抢险，但他们的集体行动却以失败而告终。共同劳动并未使他们结成一个真正的“大我”，他们仍像从前一样分散，只关心“小我”。
思想观念转变的意义在于个人“感觉”或“意识”到他与他人（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这种“感觉”或“意识”是通过个人独立的精神求索和灵魂的顿悟获得的。凯绥被捕入狱和汤姆杀死治安警卫人员后藏身于藤蔓之中，都是通过冥思苦想达到灵魂的顿悟，转变成了斯坦贝克认为可以拯救美国社会的“新人”。由此观之，《愤怒的葡萄》提倡的是以神秘的、宗教似的思想意识革命来解决美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汤姆转变之后，斯坦贝克又以象征手法描写了约翰叔叔和罗撒香的觉醒。约翰叔叔的妻子去世之后，一直怀着沉重的负罪感。经历了一番长途跋涉和辗转迁徙，又遭洪水的围困，看见侄女罗撒香在颠沛流离之中产下了一个死婴，他感到自己再也不能消沉下去了。他把这死婴装在一只空苹果箱里，放入洪水之中，说道：“去吧，去告诉他们！”（第493页）这情节使人联想起《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所讲的摩西的故事：当摩西还是三个月的婴儿时，他的母亲将他装进一只箱子里，然后放入河水中，让其顺流而下，以躲避敌人的杀害。摩西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他的人民安全逃出了埃及并奔向“希望之乡”迦南乐土。然而罗撒香生下的这个“摩西”却是一个死婴。其寓意十分明显：人民已经不需要摩西，因为“希望之乡”并不存在，人民也别无去处。约翰叔叔抛掉死婴，既是对引起这一切灾难的美国社会制度的诅咒，也表明洪水已经洗涤了他心灵深处的负罪感，唤醒了他的政治意识：该受诅咒的不是他，而应当是这个国家；要获得拯救，美国人民必须彻底改变思想观念，抛弃资本主义私有制。
罗撒香的转变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她失去了自己的婴儿，却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无私的自我意识。当她把自己的奶头塞入那个饿得奄奄一息的陌生男子的嘴里时，一种新观念诞生了。一个曾经只关心自己及其腹中所怀婴儿的无知少女，经历了苦难的磨炼之后，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终于觉醒，抛弃了狭隘的“小我”，尽其所能救助他人，将自己融入超越自身和家庭界限的“大我”之中。
年轻的少妇给一个陌生中年男子喂奶这个场面也许令不少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女读者）感到不快，甚至有点恶心。作为小说的第一读者，斯坦贝克的编辑在读完小说的手稿后强烈反对作者以这样的场面作为小说的结尾，并建议他改写。然而斯坦贝克却拒绝做丝毫改动。他在写给编辑和好友帕斯卡尔·科维西的信中说道：
很遗憾，我不能改动小说的结尾。……如果说这当中有象征的话，那么它是生存的象征，而不是爱的象征，它必须是一个偶然事件，涉及的是一个陌生人……约德一家不认识他，不在乎他是谁，与他无亲无故——这些正是小说所要强调的事实。喂奶并不比喂一片面包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大地母亲哺乳的形象比文学本身更为古老。（注：Elaine Steinbeck and Robert Wallsten,ed.,Steinbeck:A Lifein Letters,New York:Viking,1975,p.178.）
斯坦贝克之所以不愿改动小说结尾这一场面，是因为它寄寓着作者深刻的信念：在这不公正的冷酷世界里，人们只有抛弃私欲，才能相互帮助，摆脱困境，继续生存下去。
这结尾的场面不仅具有政治寓意，而且具有宗教寓意。描写这场面的最后一个词（而且也是整部小说的最后一个词）——“神秘地”(mysteriously)，画龙点睛般地突出了它的宗教寓意。这个词显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词汇。作者用它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罗撒香内在的、顿悟似的思想意识转变。这“神秘地”微笑表明，罗撒香对自己抛弃私欲、融入大“我”的实际行动感到满意。此外，小说结尾这一场面发生的地点是畜棚，这使那些熟悉西方文化的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起耶稣·基督诞生的地点马厩。其象征寓意则与贯穿小说始终的意象——死亡与新生——完全暗合：一个小家庭（“小我”）毁灭了，但在其废墟上一个抛弃了私欲的社会大家庭（“大我”）却建立起来了。这也就是说，人类能够改变自我，并通过这一改变而战胜最恶劣的境况，继续生存下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愤怒的葡萄》表达了一种激进的、革命的观点：美国人民必须发动一场改变其意识的思想革命，彻底抛弃私欲，齐心协力地拯救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国家。这种观点之所以为美国读者大众所乐于接受，并引起共鸣，是因为它全然没有借助于那些会使美国广大中产阶级感到刺耳的暴力革命的理论和言词，而是扎根于美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斯坦贝克主张通过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来拯救美国社会的看法，实际上来源于美国清教主义强调净化灵魂以实现天国的信念，也与超验主义的杰出代表爱默生的观点完全一致：“恢复原始世界以及永恒之美的问题，只能通过灵魂的赎救才能得到解决。”（注：StephenRailton,"Pilgrims'Politics:Steinbeck's Art of Conversion",NewEssays on"The Grapes of Wrath"ed.,David Wyatt,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0,p.45.）他那抛弃“小我”而融入“大我”的主张，显然也来源于惠特曼的博爱思想——“爱一切人”。
然而，改变人们意识的思想革命毕竟不等于直接变革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社会革命。像汤姆和罗撒香这样最终抛掉了私欲而融入“大我”之中的“新人”，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来根治小说所暴露的美国社会和经济体制弊病呢？这却是小说家斯坦贝克没有明确回答而且也难以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