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空间设计与意义追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设计论文,意义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忠实的《白鹿原》发表之初曾释家蜂起，盛誉其深沉厚重的文化内蕴和历史意识。同时也有一些双向的批评，如：模仿的痕迹，语言风格变化的是与非，政治色彩与性描写等等。我读《白鹿原》，最为惊异的是，陈忠实在一个看似泊来的艺术框架里，却设置了极为个性化的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演绎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传递着一种独特的“宇宙感觉”……
一、空间设计：三元的稳定性与内在活力
《白鹿原》令人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家族题材，寻根意向，对民间神秘观念的认同，某些细节的相似，以至人物关系的某种对应性。然而一个微妙的变化在于：当你清晰地看到这模仿的印迹时，却更深层地意识到了它的独特。模仿带着某种程度的刻意姿态，这种不屑掩饰的刻意，引出的恰是《白鹿原》的创造。
我们知道，构筑《百年孤独》的思维框架的是时间意识。一种认为时间不仅具有长度，而且具有质量，视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渗透的时间观念，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大发展。《百年孤独》表达出对这一哲学思考的纯粹认同。小说中布恩地亚家族数代人的命运在多重时态连缀的叙述语言中，在子孙后代不断的姓名重复、性格循环中由起源而至覆灭，把百多年的历史箍成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圆心叫“孤独”，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表现着对自身命运的沉思、对时间本质亦即生命本质的理解。《百年孤独》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最出色的作品，作为民族特色弥漫小说的是其文化传统中的神秘主义，但神秘主义只是故事中人物基本的思维方式。在其背后，冷眼观照神秘主义的芸芸众生，以一只隐藏更深的无情的手划出人物命运之圆的，却是现代西方文化。如此一种结构是对拉美文化的历史命运的透视与写真。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与追逐是《百年孤独》的主题话语。
摆脱不了模仿的阴影的《白鹿原》，同样叙述了一个家族（白、鹿两姓）半个世纪的“原上”的历史。但我们发现，小说明显缺乏时间意识。故事情节以至细节的起止时间很难辨认，也不存在将时间重叠化、复杂化的企图。小说在整体构思上似乎有意地忽略了所谓的“时间本质”、时间真理”，甚至拒绝了西方的深度观念，否认所谓“痛苦”具有本体的意义与价值，也极少正面展开对“孤独”、“寂寞”一类境况的思考。代替“深度”价值观的，或者说一种潜藏的异样的深度感是对超然、洒脱的飘逸境界的向往，如朱先生与白鹿。属于《白鹿原》的基本意象，明显有别于《百年孤独》中那块冷寂的易变的冰，而是被人们想象、比拟并加以言传的一张烤得通红的铁鏊子，与它相关的另一个意象，是从朱先生墓穴中挖出的一块方砖，砖内夹层题字——“折腾到何日为止”。更有味的是它以一个很形象的平坦的地域词作了书名。此类意象共有的特征是平面。一言以蔽之，统领《白鹿原》的内在观念并非时间意识，而是另一个相对的范畴：空间。这便是《白鹿原》与《百年孤独》根本的分歧点，也是《白鹿原》的独特的创造。小说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铺展为一个恒定的平坦的画面，又以此来隐喻数千年，隐喻我们这个曾被称为“超常稳定”的东方文明，主题是对中国文化的解析。小说把这一文化结构宿命般的衍生，它平稳、恒常的特征，它的沉重与洒脱，它的内在张力，作了文学的象征性描述。
中国有句俗话叫“无中生有”，还有句古语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与“有”是一对哲学范畴，而关于数字的界说则表示着对现象世界事物关系的理解。《白鹿原》深谙其韵。我们先看白嘉轩。白嘉轩作为小说中的核心人物，民族精神的象征，其人格形象的确立，在小说中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小说的起首句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事实上后来的白嘉轩并没有表现出以女人之事为豪壮。我们民族文化以伦理为价值轴心，白嘉轩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道德精神，然陈忠实却偏偏将“性”问题——如有的论者所言“民族的真正忌讳”——作为全篇的“定弦之音”，①且淋漓酣畅地描绘了七场洞房秘事。至此以后，白嘉轩的故事便进入了“道德人格”的规范，再也与“性”无涉。这样一个开头，并不仅仅为了制造一种富于刺激性的阅读氛围，更不是有关人物私生活的闲笔，而是别有深意。白嘉轩六场婚姻的失败皆因性事不谐，而屡败屡战的理由十分明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能“断了香火”。在《白鹿原》中，“性”的基本功能是象征着原始的生命力，象征着混沌的、原初的“无”：小娥的蒙昧，黑娃的出走，白孝文的自我放逐……性符码主要作为文明秩序的对立面而存在。（一个例外者是白灵，白灵的爱情追求浸染了更多的文明色彩，与精神理想融为一体。）而族长白嘉轩的性经历正象征着我们民族的文明秩序由一片混沌的原始生命力孕育并产生的过程，它被用在篇首一次性叙述完成。以七个女人为代价，七场精神、体魄的搏斗换来了白家的“香火”，它意味着白嘉轩获得了堂堂正正的族长资格。随着儿子的出世他修祠堂、立“乡约”、办学堂，用来规范、教化人们的行为。小说写至第七章，故事的功能一直呈线性推进，至第八章第二段开头一句话写道：“白鹿原又恢复了素有的生活秩序。”八章以后的所有事件不再起线性延伸的作用，而是在“交农事件”基础上世事风烟的平面铺展，循环重叠地写一件事：写社会政治与宗法家族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白嘉轩的族长地位既已坐定，此后数十年无大变化，作品至此也就完成了白嘉轩的性格，他成了一个恒定的“一”，前七章是“一”的确立。
在白嘉轩继任族长之时鹿子霖的性格也已展开，并在七章以后，逐步与白嘉轩构成了文化人格、家族利益以及政治态度诸方面的二元对立。白、鹿二人粗略地代表着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正、负两个方面，二者同根同源，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白、鹿异姓同宗，由道德性引出了功利性，从两个极端组合成一个思想文化体系，这一点已为许多论者所识。二元论也许是人类思维中一个最普遍的现象，设如西方的浮士德与靡菲斯特。两极对峙即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但作者并不滞留于此。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小说还萌生出第三元：黑娃。黑娃的逸出如黑娃之语——“风搅雪”，他波澜壮阔地掀起了原上的风云。
黑娃穿插在白、鹿两代人之间，确为作品结构完成的关键人物。（如有的论者所言，黑娃是推动小说情节的“关捩”。②）在白、鹿两家的争斗中，黑娃姓鹿，却是白家忠实仆人的儿子。他既仇视鹿子霖的卑劣人格，又痛恨白嘉轩腰杆太直——这是最质朴的阶级意识。黑娃来自下层，用被压在文明底层的人性力量和阶级意识向“秩序”挑战，终于成为作品中的第三元。黑娃与白嘉轩、鹿子霖组成了第一个三角，后来又以土匪的身份与鹿兆麟（共产党）、白孝文（国民党）组成了第二个三角。我们不能忘记黑娃、兆鹏、孝文三人幼时读书一起去砍柳枝的动人细节，那实在是小说中富于象征又充满灵趣的一笔！黑娃的作用是将家族间的争斗引入更广大的社会人群，从而有声有色地铺展开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人际矛盾，最终构成了小说史诗般的壮阔画面。
至此，我们可以说，“三元”作为一个模式，是《白鹿原》的基本构架，这个模式在运作中证明，它同时包容了“稳固自信”与“萌生万物”双重内涵，在欧洲小说传统中有惯用的男女三角恋爱模式，其功能是推动主人公个人的性格发展。而在《白鹿原》中，三元模式则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它非男女之事，而代表着一种由“家族意识”生发出来的宇宙感觉。（家庭由父亲、母亲和子女三维组成，中国人尤重家庭责任、家庭的职能。）我们可以从小说中找到许多个三角的组合，除上述两组外，还有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黑娃、鹿子霖、白孝文；兆鹏、兆海与孝文……每一组人物都构成一组故事，甚至构成一个社会的或文化的层面。也许是巧合，连书名都最终采用三个字，读出一种顿挫有致的韵味。这种内在的结构反映出我们民族独有的思维倾向。两点显然不够稳妥，三点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平面，而三维又可组成一个自足的空间。小说中有许多关于乡村生活静态画面的描绘，给人一种平面感，然就在这一平面上却几乎是共时性地铺展堆砌着丰富多彩变化万端的细节，令人赞叹不已，留连忘返。静态的、平面的、封闭的——这些为现代人所批判的思维向度，一旦经小说重新解释，突然焕发出其独有的光彩。没有人会认为白嘉轩被打断的佝偻的腰是不美的，它甚至比挺得笔直时更为自信，更为从容。他对致使自己折了腰的黑娃以德报怨，显示了我们民族的德行气度包容力，“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更为有趣的一面还在于，三元模式在它操作运行的过程中，常能从三点的平面幻化为三维的立体空间，使得这模式的功能最终具有了两面性：既是平面的，又是立体的。它隐喻我们民族文化是恒常的、稳定的、封闭型的，同进又在这封闭的稳定中遍布着自我开放自我调节的潜能，充斥着内在的张力。想一想黑娃的“风搅雪”吧，那实在是一个绝妙的意象！陈忠实在解剖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时表现了充足的自信，他使这一传统成为作品中浑然天成的内在逻辑，并在白嘉轩、黑娃等出色的正面形象身上注入了深刻的反思精神。
二、白孝文：民族灵魂的追问
《白鹿原》当然不是盲目的民族自恋。现代的文学思潮给这部历史小说带来了多种新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白孝文。白孝文是小说中最为难以言说的人物，这一形象是反思精神的深入，代表着对浑然天成内在逻辑的突破。在极严格的传统教育中长大的白孝文最终彻底背叛了传统文化，以至人在仕途之中，魂却在“规范”之外。这一形象是穿透小说三维空间的第四维，构成了对我们民族灵魂的追问。
白孝文的人生之路可以划出三个明显的阶段：耕读家中——自我放逐——走上仕途。第一次是父亲白嘉轩选择了长子孝文。他“严厉地注视孝文的行为规范”，认为“孝文是好样的”，视孝文为族长继承人。耕读家中的孝文仪态端庄非礼勿听，以至结婚之后仍不谙世事，是在妻子的引导下才懂得了还有耕读之外的事情。女人在这里便做了原始生命力的象征，而“孝文觉得正是在焚毁的那一刻长成大人了”，但这个“焚毁”的结局却是致命的。孝文在原始力量的诱惑之下终于从家中出走，走上了自我放逐之路——走向小娥实质上就是走向黑娃，走向荒蛮期的生命。这是他对父亲所代表的精神人格的第一次背叛，他为此遭受了严厉的处罚。受罚之后的孝文突然“行了”，小说写他就此而自嘲道：“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像男人的样子了！”“脸”就是文明规范，原来看似威严的文明是可以从心理上被批判被抛弃的，孝文是从这一反思中找回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色与尊严的。这是“焚毁”之后的一次顿悟，是战胜了羞耻心后对文明本质的理解。但文明毕竟是文明，文明代表着人类不可阻遏的进步旅程。以生命的原始力量来冲击文明的弊病是合理的有力的，但最终却不可以可功。孝文的潦倒正起因于小娥的愚昧——她献上了鸦片，引来了穷困。孝文饿倒路边几乎被野狗分食。生命毕竟是可贵的，文明秩序向孝文伸出一只救命的手，他急不可耐地扑去抢舍饭，从而结束了自我放逐，走上回归之途。但这回归只是表层现象，表明他实现了对父亲的第二次背叛，他不再返家耕读，而是走上仕途，从黑娃又走向了追逐功利的鹿子霖。至此，白孝文在我们前面所论及的白鹿原的三元结构中恰好走完了一个三角的循环。循环的结果是他获得了第二个顿悟：“活着就有希望”。——这一感慨是在他以升任营长之荣携夫人回乡光宗耀祖的时候发出的，是对于曾经面临过的死亡的顿悟，是他性格的真正成熟。
孝文回乡一节描写极有内容甚至连及对白嘉轩形象另一侧面的揭示。浪子回头了，一身制服掩饰了白孝文所有不光彩的过去，乡亲们讨论“龙种终究是龙种”。此时，一向保持族长威仪的白嘉轩“从族人的热烈反响里得到的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心理补偿”。我们还记得白嘉轩是极反感穿制服的，这有悖于他耕读传家的道德人格，而这次穿制服的却是白家的“龙种”。如此一笔揭示了白嘉轩性格复杂的一面，顺带也揭示了我们这个文明传统悖论的一面，它与“设计换地”、“种罂粟”等关于白氏起家秘密的描写具有同等的意义。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孝文自己面对乡土的反思。他的归来决非黑娃式“学为好人”的虔诚回归，他已从这个圈子里走过来了，是一个“文墨深”的读书人。他从小的时候就已经“满腹经纶”，而今文明与野蛮、体面与耻辱、性的魅力与死的恐怖……所有这些都已在他的心灵中产生过剧烈的两极冲撞。他曾经是一个“干不了坏事的好人”，而今他已演遍所有角色，充分体验了道德文明的五光十色。尤其是关于死亡的记忆，对濒于死亡的体验难以磨灭。在白孝文看来，这个体的死亡之旅是与他曾经信奉的道德文明联结在一起的，甚至文明向他伸出的那只救援之手，在他也变成了最大的羞辱——他一抬头看到主持办舍饭的姑夫朱先生坐在桌旁，就“哑然闭口垂下头来”。现在这体悟、这羞辱已转化为另一个极端：活着，去做一个真正的叛逆。回归故里只为着向过去告别，然而，他将告别的也许不止是一个时间过去，而是他曾经为之磨砺的整个灵魂。这是孝文的悲哀。小说里写道，面对往事他“有点公鸡面对蛋壳一样的感觉”。他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这“原”当然是指他父亲常守的家乡，但更指他父亲所信守的精神原则，指他曾经走过的那个循环圈，指我们民族自我设定的整个文明规范。孝文是“过来人”，他有说这话的资格。
“浪子回头耀祖光宗”在白孝文几乎就是一个反语。以此为界，作品完成了他复杂而有深度的性格。白孝文的性格具有典型的双重性特征，一方面，他变成了一个冷面人，泯灭了那颗曾经痛苦地挣扎过的灵魂，妹妹白灵反复咀嚼过他说起鹿兆鹏时的那种“职业”口吻：“碍着大姑父的面子我不好出手”。与其共事多年的焦振国在弃官回乡前告诫黑娃：“我总忘不了他补在团长脸上的那一枪”。他真正成了白家的“孽种”，使得骨头最硬的白嘉轩在老迈之年最终落下了两行清泪。而另一方面，更具力度的是，他又是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对立面的一名“孤独者”，具有思考的深度，具有了“追问”与被问的资格。他以自己的苦难经历冷眼审视这一文明，又以玩弄的姿态加入这一秩序。他说：“回来是另外一码事！”“白孝文现在以这种深刻的人生体验呼唤未来的生活，有着一种对生活的无限热情和渴望。”只是这渴望无所着落。那么，白孝文活着的“希望”是什么？希望在哪里？也许是因为历史尚未提供时机，致使孝文成了一个双重人格苟且偷生者。我们看到的白孝文只是活着，活得无耻活得苟且，活得自以为洒脱。为了活着他杀了团长和黑娃，只有动作没有灵魂。尽管如此，当太太说他“回到老家心情很好”时，作者写道：“白孝文依然觉着太太不能理解他的心情”。
知识者白孝文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是魏连殳、章永殳的兄弟。他的人生经历令人痛心而又发人深思，他的性格内涵给人留下了极难咀嚼又欲罢不忍的韵味。是谁造成了这颗灵魂的泯灭？又是谁给他造就逞凶“出手”的机遇？一个灵魂的泯灭是否还有再生的日子？假如有，它将带来我们整体的灵魂的重铸么？假如无，是否暗示着所有优秀的文明、崇高的灵魂都注定要制作出诸如此类的“祭品”？那实在是人类自身的残忍与不幸。我以为，白氏父子是小说中最有思想容量的两个形象，而孽子白孝文形象显示了作者具有审父的勇力与审问的从容。说他从容，例如，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狂般的“拷问”激情。对灵魂的追问是吸取了来自西方的“深度意识”，包含着现代精神，而从容则是我们民族之风。
三、深度选择：情调与倾向性
如前文所言，小说设置了自己的空间，出于对我们民族思维方式的领悟，在整体上作者并不着意追随“孤独”、“沉思”一类的命题，而是以一个出色的姿态来与西方的此类命题进行对话，这个姿态就是飘逸洒脱的人生态度。在这个恒常稳定的原上空间，多少年来出没跳跃着一只白色的鹿。“那确是一个耐得咀嚼的故事。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姿意嬉戏。”以白鹿为象征原型，飘逸洒脱作为一种情调弥漫于整部作品，呼应着小说的空间结构，深化了作品的整体思考与文化意蕴。
《白鹿原》告诉读者，我们的民族实在是一个苦难的民族。沉重凝滞的生活，悲剧的故事，几乎每一个人物的命运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一桩接一桩的天灾人祸降临白鹿原：苛捐杂税、白狼军阀、年馑瘟疫、抬死人、埋活人……甚至新中国成立后，仍免不了文化大革命有人来掘坟。所有这一切都被概括在一个铁鏊子的火辣辣意象之中。然而，对这些火热苦难的叙述语调，却是那么的淡泊，节奏平稳，张弛有致，在丰富多彩、仿佛信手拈来的细节中娓娓道来。淡泊却不是冷漠，更不是“黑色幽默”，而是营造了超然的境界，是中国式的“形而上”者。白鹿意象与鏊子意象同为思维的原型并存于文本之中，带来叙述情调与叙述内容之间鲜明的反差，并以这种反差概括出我们民族的哲思。如果说三维空间是用来展开小说的现实图象，那么这个飘逸的情调几乎就是小说的魂。在人物形象中有朱先生和白灵将这一情调具象化。看白灵被父亲锁在家中的那段描写，一场意志坚决内容严肃的原则斗争，却被写得轻快有度，甚至颇有情趣。白灵在小说中有时就是白鹿的化身。朱先生更是。先生在辞谢人世之前让妻子为他摘去最后半根黑发，妻子说：“你成了一只白毛鹿了！”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代表着一种精神理想，表现着天人相通的宇宙观念，暗示着从现实的“有”向永恒的“无”的回归，它是我们民族的博大智慧，我们民族的“深度选择”。
许多论者注意到《白鹿原》的语言特征，或赞成或否定的依据皆来自陈忠实对当代小说语言的欧化或曰“现代”化趋势的追随。我认为《白鹿原》的语言的确不能说是最好的语言，与同期作家相比，无论是同流派（我把它认作寻根文学的一种）、非同流派，同年龄层、非同年龄层作家的作品，《白鹿原》在语言上可以说不具备创造性，或曰先锋性。但它却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它是不事雕琢的随机性很强的语言。此处仅举一例：朱先生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找来儿子媳妇一家团圆，随即有一段让妻子给自己再理一次发的动人场景。其时长子怀仁要替母亲代劳，小说写道——
朱先生温厚地笑笑：“你想在我头上学手艺吗？”怀义争着替哥哥作证：“俺哥剃头一点也不疼，村里人老老少少都焖了头求拜他给剃哩！”朱先生惊讶地说：“这倒不错，给乡亲剃头总比在他们头上‘割韭菜’好哇！怀仁你啥时候学成剃头手艺了？”怀义又抢嘴抱屈地说：“俺哥在我头上练刀子练出师了！头一回割下我五道口子，割一个口子沾一撮棉花。我说，哥呀，你甭剃那半边了，留下明年种芝麻……”朱先生放声大笑，笑得前俯后仰眼泪溢出。
叙述语言中父子亲情自然流畅，但更有趣的是关于种棉花、芝麻的典故，那本是当代人所熟知的相声段子，却被信手拈来用在这里，取得了一份俏皮一份轻松，这是陈忠实语言的洒脱。阅读中可以不时捕捉到这种感觉。语言的随机性特点与飘逸洒脱的整体情调是协调一致的，这轻便、随机的语言又与丰富多彩的细节一起，组成了这部50万言长篇巨制的细部的精致。
作者设置了一个恒常稳定的原上空间，又在飘逸洒脱的叙述情调中表达某种形而上的思考，我认为这一情调便是有别于西方“深度意识”的我们民族的“深度选择”。与这一选择同步的是，作品表现了明确的政治倾向，并将它融入历史意识之中，在阐释民族文化选择的同时，阐释着我们民族的政治选择，——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假如不带偏见去谈，《白鹿原》的倾向性是极鲜明的。在道德与功利的冲突中选择了白嘉轩，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选择了后者。这里不存在单纯的政治宣传，而是在抒写来自历史深处、发自个体生命的体悟。小说告诉我们，取代一次“铜元”游戏的，是白灵自己认真的抉择。她又在鹿氏兄弟之间选择了兆鹏，并且对兆鹏说：“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多么神奇而动人的联想！这一联想又给了我们一把解读《白鹿原》的钥匙。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中庸”的价值何在？民族的活力何在？中庸是否真的就无是非，历史是否真的就一片混沌？我们这个古老的心理稳定的民族，当面临现代文化的猛烈冲击之时，是怎样在痛苦而又雍容地发挥着她那巨大的包容力？我以为，陈忠实从未把历史看作一片无是非的混沌，他借朱先生墓穴中挖出的一句谶语——“折腾到何日为止”，来表达一个历史评价，一种选择的要求。陈忠实也决不把政治层面看作一种肤浅的层面，而是将它与历史哲思、文化精神结合在一起。小说证明了在20世纪的中国，在传统文明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的碰撞、交织中，道德与历史同时选择了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肩负着历史与文化的重负，去创造自己理想中的光明！历史还将混浊地前进，共产党人还将承担着责任，负重前行。怎样对待白孝文就是怎样对待我们自身。挑战是严峻的。但陈忠实把它视作“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③这又是一份潇洒与自信。
至此，我们会意识到，作品中的政治倾向与叙述情调在功能上具有一致性，二者都超然于具体历史事实之上，代表着作者对三元空间的深刻理解，代表着一种民族化的深度追求，是小说结构的不可或缺的内在的魂。
注释：
①蔡葵语。见《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作品——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小说评论》1993年第5期，陕西作家协会、中国小说学会主办。
②陈思广：《谁是〈白鹿原〉中的关捩——黑娃形象的叙述学研究》，《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③《关于〈白鹿原〉的答问》，转引自江心主编《〈废都〉之谜》之附录部分，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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