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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8)01-0098-09
一、从文化到创意的范式转变
20世纪末以来，全球从“文化”到“创意”的范式转变有目共睹。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从工业经济时代转向以文化为主的城市再生战略，人类社会发展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三次浪潮之后，“创意”这一人本身所有的素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渲染和重视，并在无论是后工业城市，还是正在经历着去工业进程的地区，与城市发展、产业、经济、人力资源等领域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政策议题和研究热点。
这场转变首先发生在对区域和城市的探讨上。20世纪80年代，在城市文化社会学、城市规划领域，人们热衷于讨论文化、艺术、文化规划、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80年代中期，瑞典区域科学家Ake Andersson在关于城市规划的论述中使用了“创新性”一词(creativity)，以促进创新性和激励创新行为从而实现城市经济发展为原则，描述了斯德哥尔摩的未来。①创新和城市开始如同一架马车的两轮，驶入地区发展的舞台，相互携手并进。90年代初，彼得·霍尔爵士(Peter Hall)在《文明中的城市》中追溯并分析了第一个工业革命城市曼彻斯特、技术社会的先锋柏林、作为机械化大众生产基地的底特律、信息产业领军的旧金山，揭示了当时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情境下源自城市的创新性，从而使得它们登上了各自发展的黄金时代，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辉煌的贡献。
在90年代其后的时间里，英国COMEDIA机构的创始人Charles Landry②提出并完善了“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的理念，发展出一套创意城市的指标和指导方法。从最先“创意城市被看作是热切的，能够鼓励开放的心态和想象的号角”，③到2005年Stephen Graham指出“创意城市如同乐队花车一样，在全球各地游行。我们必须谨慎地意识到它不仅仅是一个营销工具。并不是每个城市都可以成为硅谷，不同地方的历史和制度决定了城市之间差异的存在”，④创意城市在全球已经走了不少路。在英国，近20个城市以创意命名，创意曼彻斯特、创意布里斯托、创意格拉斯哥、创意利物浦……当然还有提出并维护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声誉的伦敦。另外，加拿大温哥华⑤和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文化战略都是以“创意城市”命名：不可否认，创意城市已经成为文化规划的新的焦点。不仅如此，它也引发了关于城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的讨论，以伦敦和温哥华的创意城市策略小组(Creative City Task Force)最具说服力。因此，当Charles推出《创意城市：城市革新者的一本工具书》时，不仅呼应了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议程，也引发了更多的区加入到创意和文化为主的城市再生行动中。
就在“创意城市”概念和行动得到发展的同时，1998年英国文化新闻体育部（Department of Culture,Media & Sport UK，简称DCMS）提出了“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并努力为其提供财力援助、人才培训和政策扶助，使之成为英国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当完善的产业结构体系和社会网络相继建立起来，“文化”到“创意”的范式转变在全球各个相关领域中爆发出来，从“创意”一词与其他词语的灵活组合便可窥见一斑，比如创意阶级(creative class)、⑥创意生活圈(creative milieu)、⑦创意邻里(creative neighborhood)、创意才能(creative capacity)等等。英国作为创意产业概念的输出国，不仅重塑了充满创造力和尊重个人创意的国家形象，也更多收获了在文化贸易中的顺差，成为全球经济时代的文化强国。
如果说文化这个词听起来有一种旧式的味道和古意，那么“创意”一词则更具备一种向前的步调，与知识经济和产业创新一拍即合。DCMS对其的定义是“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⑧为什么DCMS会用“创意产业”而不延用“文化产业”在这里不能充分阐释。但是对“个人创意”的重视，巧妙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文化和产业之间的争论和矛盾，揭示出该产业要实现源源不断地发展的动力在于创造力，而传统的戏剧表演、工艺美术等文化形式能否适应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也依赖于是否有好的创意。创意产业概念的精髓是创新，是以用“知识产权”的形式保护和尊重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任何人类精神追求的创造力为原则，这样就把文化和产业结合在一起。一些学者认为，“创意产业”的提出，克服了在使用“文化”一词时带来的理念和执行过程中的困难⑨(Deborah Stevenson,2005)。作为一种更加战略性的策略，创意产业盘活了一些流行语并将文化产业置于诱人的新经济的疆域中。如果说“文化”一词有着精英主义的暗示，创意产业则表现了管理的和企业家的意味以及个人潜能和抱负。⑩虽然从“文化”到“创意”的话语转变被很多人认为是散漫的，因为“创意”本身的解释极具包含性和灵活应变的特质，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如同从艺术到文化的转变为拓宽艺术称谓提供了适当的语言和合理性，“创意”的使用事实上同样更有利于包容相关的方面。
在中国，“创意产业”一词作为舶来品，在过去的五、六年内，从各个创意产业论坛中的学者介绍，到成为区域发展规划中的引擎和文化规划中的关键词，“创意产业”话语的流动让人惊叹目前它在中国的“需求”和快速扩张。仅以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为例，2005年，上海首批共十八家创意产业集聚区由上海市经委授牌，到2006年底，园区总数已达到76家。在北京、南京、杭州、广州、深圳等沿海大中城市和西安、重庆等内陆城市，以政策为主导，推动创意产业园区的规划和建设已经成为“十一五”期间施政的一个“亮点”（见图1）。老厂房、废弃的仓库、科技工业园或是新造的写字楼、稍有创意的房地产项目都在力图向创意产业园区的称号靠拢，竞相去摘取“创意产业”风尚本身带来的荣光。
不管是作为一个时髦的、与时俱进的口号，或是真正切合了当下中国文化产业改革的某些尴尬和困境，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创意产业已经被写入北京、上海、无锡等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并且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专门出台了“‘十一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由此，创意产业，从几年前民间对这一西方概念的“引入”，到目前已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话语，具备了权力的合法性和官方的权威。值得一提的是，在2005年召开的首届中国创意产业国际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发表了题为“创意产业和创新在中国”的讲话，认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机遇”，“创意产业在中国发展的动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创意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创意产业可以提高商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为中国建立产业化的新型道路”，另外，她还表明国家教育部将全力重视对创意产业人才的培育。(18)由此可见，创意产业从地方到中央，从学术话语到产业实践，到具备政策话语的力量，它在中国的着陆和滑行令人深思。
二、国内对创意产业的研究现状及思考
国内学者对创意产业的研究兴趣在2005年后开始快速增长。在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CAJ&LCJP)的检索系统中，在文章标题搜索中键人“创意产业”一词，共有文章419篇，最早的一篇始于2003年。从2005年后，对创意产业的研究呈爆发式的增长，从2005年到2007年题目中包含创意产业的文章共有407篇，仅2006、2007两年，总量就有353篇。
由于在国内仍属于新的概念，它能否为地区接受、认可并获得发展动能取决于它与现有产业形态的切合程度，以及可能带来的给地方经济的贡献。创意产业之所以在英国获得如此大的能量，在于它超越了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以及对英国出口贸易的贡献。据统计，英国创意产业在1997年到2004年间的平均递增率为5%，同时期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则是3%。2004年，来自创意产业的贸易额113亿英镑，占所有出口产品和服务的4.3%。2005年，为创意产业所雇佣的人员为180万，相比1997的160万增长2%，而国民经济的总体雇佣人群增长比率为1%。(19)正是行业的增长和潜力，使得英国政府不断推出新的政策培育和支持创意产业的发展，在城市、乡村以及区域各个层面展开。在一些原来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创意产业被认为可以提供很多重大的发展机遇。以英国北约克郡为例，农业中的就职人口正在日益紧缩，而在过去五年内，创意产业则带来了16%的就业增长率。(20)
以研究上海创意产业为例，厉无畏、花建等一批研究者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上海创意产业的布局，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分布以及产业主体、企业数量、规模，并结合上海对创意产业门类的划分，指明了五大类——建筑设计创意、文化传媒创意、时尚消费创意、研发设计创意、咨询策划创意的产业规模和增加值，为进行宏观上的产业结构的指导和微观上的产业发展状况的统计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创意产业仍在国内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无论是政策环境还是产业经验，都十分欠缺。在肯定创意产业每年保持增加值，并在2005年占到上海GDP的6.0%的共识下，(21)着眼于创意产业政策体系和发展环境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SMS（中小型企业）贷款、融资提供金融支持，完善中介组织，加快人才培养等等。尤其涉及到政府在其中的角色扮演上，他们认为要加强政府的宏观引导，进行对园区的合理规划和建设。
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表明，集聚(clustering)有利于产业的内外发展，无论是美国纽约苏荷，还是百老汇，或是伦敦的西区和旧金山的硅谷，这种在历史中自发形成的集聚不仅成功地形成了整体的优势和品牌效应，也促成了产业内部的相互竞争和产业链的衔接搭配，如何促成创意产业集群更大程度地激发产业和企业活力已经成为研究者和产业界所共同关注的话题。
目前，国内创意产业的主要发展形式在空间上也是以集聚区为载体。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集聚区的发展模式，是自发形成，还是政府主导；集聚区之间如何进行合理规划，而集聚区内部又如何构建产业链；产业集群所需要的配套设施、公共服务平台等内外部环境建设。
近几年，除了对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宏观、概述性的阐述，开始出现了一些批判性的研究，虽然并未进行很深入的个案剖析，但是所发出的不同声音的确反应了目前创意产业中发展的问题，值得政府反思，相关的论述有关于创意产业集聚区因为“概念炒作”和作为“创意地产”经营后，原本低廉的租金翻倍，以至于艺术家因无力支持房租而被“驱逐”；另外还涉及到一些地区政府过于火热地规划建设创意产业园区，导致“只有形态而无业态”、园区闲置的问题，从而对目前政府主导的创意产业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22)
虽然“创意城市”在1990年就由Charies提出，并被运用于曾是英国重要的工业革命城市格拉斯哥的文化发展战略。但反观国内对创意城市的提出和探讨的路径，并不起源于对Charles的创意城市理论的研究，而是在创意产业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强义词”后，而连带到对城市的关照，于是取“创意产业”提法中的“创意”与城市组合，“顺理成章”有了“创意城市”这样的称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偏正结构短语里，“创意”只是作为对城市的修饰，并非指代一个专门的术语。倒是在后来“创意城市”开始更多见诸于杂志、报章中，一些学者重又发现其正好与英文里的creative city相对应，于是有了对国外创意城市理论的翻译性介绍，并对照Charles，Florida等已较为系统的论述，提出对国内创意城市的构想。(23)因此，国内对“创意城市”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先后的双重性，即开始“创意”作为语义上的修辞，以及后来与国际上业已运用的creativecity“接轨”，将其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进行讨论。
在目前研究中，对“创意城市”概念的使用仍体现着这种双重性，而不同的使用方式和倾向也导致了不同的研究进路和话语结构。将“创意城市”作为具体的，具有描述意义的词使用的学者，偏向于以“创意产业发展的城市就是创意城市”为研究基点，将研究重点放在如何在政策和运营中支持创意产业的发展；将“创意城市”作为抽象的、专业的术语加入讨论的学者则着力于翻译、介绍西方对创意城市的论述，并从中摘取一些非常闪光、引人注目的词语和观点，力图将其与中国目前的城市相结合，将之作为能否成为创意城市的条件。以后者为例，顾朝林、汤培源在《创意城市综述》一文中转述了Hospers总结的四种创意城市：分别是技术创新型城市(technological-innovative cities)、文化智力型城市(cultural-intellectual cities)、文化技术型城市(cultural-technological cities)、技术组织型城市(technological-organization cities)，以及他关于集中性(concentration)、多样性(diversity)、非稳定状态(instability)是能增加城市创意形成机会的三个要素的提法。另外，他还介绍了Charles提出的关于衡量创意城市的九个指标(24)以及Florida关于3T的理论。诸大建则借鉴Florida在《创意阶级的崛起》中的观点，认为吸引和培育创意阶层是上海建设创意城市的关键，并运用他的3T理论，即技术、人才和宽容，结合上海的本土数据来分析上海目前的技术环境、人才环境和宽容环境，从吸引和培育创意人才，扶持创意产业、建设宽容社区三个方面提出了对上海建设创意城市的思考，(25)后来他又提出要促进研究型大学和大学园区建设，以及建设创意生活圈。(26)
回顾创意产业在国内的研究轨迹，从2004、2005年学界专注于比较区分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内容产业、版权产业等概念之间的关系，而试图厘清对创意产业的界定，到“不再刨根问底究其创意产业概念本身”，而在研究中直接运用它，进行对产业、政策、人才和城市的探讨，创意产业的研究在国内经历了阶段性的发展。同样，与创意产业本身的探索十分相似，也正是从摸索什么是“创意产业”这个新名词，到后来不纠缠于概念“先埋头干起来”，在产业实践中再回溯定位。
综观目前国内学者对创意产业的研究，以宏观的探讨和翻译介绍国外理论为主，分析产业表面现象的居多，而深入地进行个案研究的少。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研究为主，虽然运用了一些官方或是非官方的统计数据，但都是作为二手的材料论证某一观点，而缺乏第一手的定量研究。尤其在涉及到创意城市的评估时，如何选择变量，并进行其数据的采集和统计仍是难点。虽然目前上海创意产业中心提出了“创意城市指数”与具体的计算公式，在国内对创意城市的衡量方面走在前列，但是深究其下的五个指数：产业规模指数、科技研发数指、文化环境指数、人力资源指数、社会环境指数，它们各自与其计算方法之间的关联性仍值得推敲，而这一最终计算出城市创意指数的五大指标的具体衡量内容，更值得进一步完善。有学者试图基于Florida的3T理论，将上海的公共服务信息化程度、生活成本与生活质量、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人均R＆D投入、每百万人口专利数等参量与其他国际大城市进行对比，从而评价上海目前在创意城市方面的水平。
不管是上海创意产业中心提出的上海创意城市指数的计算方法，还是学者自己的探索，其变量的选择都不一定准确，但在当前各地热衷于建设创意产业园区的氛围下，仍折射出一定的理性。仔细分析Charles和Florida的论著，他们在关于创意城市方面的侧重点有着鲜明的不同。Charles的基点在于通过文化规划(cultural planning)来开发当地的文化资源，用在思想上挑战旧式的创新方法来对整个城市重新思考，所以他的“创意城市”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方法，从他多次强调这种规划的五大步骤可以看出。而这种突破陈规，在边缘思考的方法不仅仅局限于创意产业的发展上，而是涉及到城市的方方面面，上至城市决策者的领导力，下至组织文化和批判的大众，而“创意城市”不仅仅体现在文化和城市空间中，还包括安全保障、城市的网络是否畅通等等。
然而，Florida的出发点在于表明创意阶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怎样的城市能吸引创意阶层入驻、留住他们并给以成长的环境。除了上文提到的3T理论，他还提出了文化的怡人性(cultural amenity)是创意阶层的重要取向。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才华的、有很高技能资本的个体，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工作者和在知识经济领域工作的人，会被吸引到有着活跃的音乐场景、街道文化、夜生活以及其他看起来很酷的地方。(27)在3T理论基础上，他还进一步建立了一系列衡量“创意城市”的指数，包括创意阶层在当地劳动力中的比例，同性恋和波西米亚人指数，人口融合指数(melting pot index)等等。因此，他对创意城市的基点在于高科技和多元宽容的生活方式。
另外，从国内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来看，以文学或是经济管理学为主，也有少部分是城市规划或地理学，但缺乏来自社会学背景的学者。在研究议题上，以基础性的研究为主，内容上雷同的较多，富有特色和个性的研究很少。创意产业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对它的研究本身是一个跨学科的范畴，建立在产业和区域经济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城市社会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创意产业本身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对它的理论思考来自于其他学科的构建，这也是它的挑战和吸引人之处。在目前的研究状况下，还可以拓宽新的议题，去丰富创意产业研究的纬度和深度：比如老厂房到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与周围社区和居民的关系及影响，如何建立创意产业的社会网络，如何发展政府、企业、中介机构的合作形式(partnership)来扶持中小企业。另外，相关的话题还涉及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创意空间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个人创意和社会的相对保守、科技上的自主创新与强调文化创意的创意产业、基于县镇的创意产业(28)等等。
三、国外对中国创意产业的研究
与国内学者更多持肯定和颂扬的态度相比，国外对目前创意产业在中国的流行更多表现出批判和反思。Justin O'Connor撰写了《新的现代性—“创意产业”来到中国》(29)一文，从现代性、文化现代化的角度思考了创意产业能否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成为构建新的现代性的预兆，提出了中国对创意产业的拥护是否会成为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现代性打包在一个经济发展要务中的特洛伊木马？从中国引入运用创意、创意产业，他认为类似这种来自于西方的理念的流动和进口，折射了人类过去200多年现代化进程中一直蕴含的中国与西方的某种联系，一种源于“他们”和“我们”如何被设定而带来的充满艰难选择的关联。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如何面对自身传统？借鉴什么、借鉴多少？以及紧随而至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变化又会是什么？这些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心问题。
围绕文化和创意产业的争论，是和伴随着创意、高附加值的服务和知识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的，这种关联从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西方的文化转型和人们关于现代性的探讨开始。随着后福特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费实践从“大众的”转向“个性化的”，另外知识经济和创新管理理论的汇合，那些坐在家中的艺术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直觉的、打破旧习的、充满风险的创新艺术为管理者、生产者所重视，到90年代初期文化产业大大改变了原有的看起来旧的、作古的面貌，而富于打破陈规和前卫，呼应了经济创新和竞争力。
他认为，现代化的新浪潮首先要促成个体的自主性和创新，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要寻求现代化与创意产业之间的联系。中国的现代化是通过中央领导的、国家导向的市场进行的，并侧重儒家传统中倡导的家庭价值的中心性和对社会科层制的尊重。在西方，现代化可能是伴随着社会和文化的激烈动荡而实现的。对目前国内创意产业拥护者理所当然声称的“创意产业”的作用，他提出了质疑，并就传统文化和创意产业进行了着重论述。创意产业强调的是个人的创意，是打破陈规、在边缘思考或是一种反向思维，关联到对所有现存价值的重新审视的艺术，是与现存的秩序的竞赛。儒家的社会层次价值观与波西米亚是难以兼容的。(30)
因此，他提出中国发展创意产业要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相结合，与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相结合，摆脱旧有体制的束缚，如何将创意作为一种特殊的传统来考虑。另外，“创意产业”的话语运用也是面向对文化的重新协商，即从目前公共部门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文化到导向更加私人所有的，市场引导的休闲和娱乐消费。
美国华人研究者Jing Wang在《新话语的全球之旅—“创意产业”能走多远》(31)认为中国目前文化产业的市场化水平，仍不足以支持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创意产业能否成功，其高度依赖于是否具备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即能够为那些有机的、从下而上的发展的小型企业提供各种机会。而这些企业是基于扁平化的层级结构和项目主导的工作模式，以自发的集聚和富于冒险的、前卫的自由职业者为特征。”(32)她提出，从市场经济的自由度，知识产权和文化产业的商业化程度来看，中国还不具备充分的创意产业成长的社会经济生态。她以国内目前对经营性的互联网文化单位的文化产品实行审查制度，进口网络游戏需要报送审查为例，表明内容产业和创意的限度，对国内创意产业的社会土壤提出质疑。另外，她认为创意产业在中国的运用没有很大的实际价值，在她看来，创意产业作为一个中性的词语，将原来文化产业中所影射的产业、产权、实业等等概念都弱化了，也避开了文化产业中所包含的国有文化单位的改制及潜台词，和当前以培育大的文化上市公司的潮流也不相符。
四、“有创意的文化”现代化？
从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战略。在当前重视科技创新的前提下，创意产业所强调的文化与艺术创新能否成为下一个发展的关键词？不可置疑，创意产业之所以能得到这么多城市的拥护，在于它绕开了文化产业改革中的一些敏感而棘手的问题，呼应了以创新为原则的知识经济风潮从而去获得更大的动能。但是，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培育、孵化创意产业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答案显然还不确定。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借鉴国外的术语而展开本国的实践，在极其特殊的历史和当代的中国语境下，其中的紧张、翻译的误读、矛盾揭示了目前我们在参照西方的发展经验进行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以及理性精神的缺乏，这也是为什么中外对国内创意产业的研究呈现出不同视点的一个关键原因。
不管从文化到创意的转变是策略性的，还是更加真实存在的，但是文化和创意是互为补充的，在某些场合下也是可以置换的。当我们把目光从对创意产业的研究而投向今天的城市，从东部城市到内陆腹地，“创意城市”的宣言和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规划蓝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代化，但是当对数字的追求和口号淹没了创意和文化，“有创意的文化”城市在哪里？当一些创意产业集聚区成为城市的孤岛，失去了与社区和城市的联系，而成为贵族化的消费和居住场所，也就丧失了原本的空间意涵。
2007年12月，英国利兹举办英国创意产业会议(National Creative Industries Conference)，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在英国讨论创意产业已是一件十分自然而顺理成章的事，这不仅仅因为英国大多数地区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更因为十年的探索让英国建立了通畅、互利合作的创意产业社会网络体系。而对中国来说，创意产业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下，实践的过程如同摸着石头过河，对新事物的探讨和尝试也必然会有争论和分歧。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保持一种开放而理性的心态，当西方国家在中国看到他们曾经发展的影子时，我们是否能够日后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收稿日期：2008-01-05
①Ake E.Andersson.Kreativitet:Stor Stadens Framtid[M].Stockholm:Prisma Regionplankontoret,1985.
②Charles Landry（查尔斯·兰德）在创意城市理论和实践方面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同时在城市未来、城市复兴中的文化运用、文化规划和遗产保护、战略性都市政策发展、文化产业等议题上，也具有国际威信。1978年他在英国成立了COMEDIA，这个成立伊始就致力于以文化复兴城市的咨询机构曾在超过35个国家的众多城市中开展文化与城市发展的项目，具体涉及到文化战略、创意经济、创意城市、城市生活质量等方面。2000年，Charles的《创意城市：城市革新者的一本工具书》出版，他用COMEDIA与各城市合作展开的具体项目为案例，系统地对“创意城市”这个概念进行了说明，描述了文化作为城市发展创新性平台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成为COMEDIA发展过程的一个转折点。随后，该机构在曼彻斯特、布里斯班、阿尔马尼亚、大阪的文化项目纷纷以“创意”冠名，“创意城市”成为指导COMEDIA开展城市与文化战略咨询的一个主要概念。
③Charles Landry.Glasgow:The Creative City & Its Cultural Economy[M],Glasgow Development Agency,1990.Charles Landry,Bianchini.The Creative City,London:Demos,1995.
④Stephen Graham现为英国Durham大学人文地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社会理论。在2005年5月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创意资产大会(Creative Capital Conference)上，他是主要发言人。大会的论题涉及创意产业、创意城市、创意者角色、政策探讨等等。文中引用的是他在会议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的关于创意城市的看法，见http://www.creativecapital.nl/index.php，2007年1月10日浏览。
⑤参见Cultural Plan for the Creative City-City of Toronto 2003，由多伦多政府的文化部出版。
⑥见Richard Florida.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And How It Is Trans forming Leisure,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M],New York:Basic Books.（该书的中译版于2006年6月于台湾宝鼎出版社出版，书名译为《创意新贵》）。
⑦Charles Landry在《创意城市：一本城市革新者的工具书》中提出。
⑧The 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Report[M],London: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ce.1998.
⑨参见Deborah Stevenson.Cultural Planning in Australia:Texts and Contexts[J],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Law and Society,2005,35(1).
⑩参见O'Connor Justin.Cities,Culture and "Transitional Economies":Developing Cultural Industries in St Petersburg[J],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London:Routledge 2004:37-53.
(11)《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2007年9月。
(12)根据2006年5月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上海创意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送审稿。
(13)根据重庆创意办公室2007年12月发布的《重庆创意产业发展报告》。
(14)《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2007年8月。
(15)2007年11月20日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议会，引自《杭州市规划十大创意产业园区》[N]，《钱江晚报》，2007年11月21日。
(16)2007年11月20日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议会，引自周娜：《杭州未来三年将建近30个特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OL]，2007年11月20日浙江在线网站http://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2007/11/20/008986815.shtml，2008年1月2日浏览。
(17)《关于打造全国创意产业中心的若干意见》，转引自来燕：《杭州初步确定十大文化创意产业园》[N]，杭州《都市快报》2007年10月26日。
(18)WU Qidi.Creative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 in China[J],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6,9(3):263-266.
(19)Christine Keogh,Gilian Howells,Pete Massey and Gillian Wall.Creative Industries Network-Executive Summary of Business Plan Proposals August 2007，由Arts in Richmondshire,Chrysalis Arts,Creative,Rural Arts North Yorkshire County Council共同提出。
(20)Economic Impact Study and Needs Assessment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York and North Yorkshire,by Burns Owens Partnership 2006.
(21)何增强：《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J]，《创意产业》，2007年第1期，第6-15页。
(22)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刘奕和马胜杰在《我国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与政策》（发表于2007年第3期《学习与探索》）一文指出北京798工厂等集聚区成为房地产商觊觎的对象后，地产增值，而导致艺术家迁出并入驻索家村“北京国际艺术营”，后又因索家村租金翻倍而再次被驱逐的现象。他还对上海目前以政府主导的创意产业发展模式下，因为迅速建设、扩张创意产业园区而带来园区被空置、招商不足的现象进行了批判。
(23)下文提到的顾朝林、汤培源的《创意城市综述》（载于《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3期）以及诸大建关于创意城市的研究等等，可见创意城市已经作为一个专业的术语被运用了。
(24)Charles Landry在《创意城市：城市革命者的一本工具书》中提出了都市的活力与生命力(urban vitality and viability)是衡量创意城市的重要指标，在这个指标下面，他还提出了九个标准（见243-246页），分别是批判的大众(critical mass)，多样性(diversity)，可达性(accessibility)，安全和保障(safety and distinctiveness)，身份认同和个性(identity and personality)，创新性(innovativeness)，联接和协同(linkage and synergy)，竞争性(competitiveness)，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
(25)诸大建、易华、王红兵：《上海建设创意型城市的战略思考——基于“3T”理论的视角》[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
(26)诸大建、王红兵：《构建创意城市—21世纪上海城市发展的核心价值》[J]，《城市规划学划》，2007年第3期。诸大建、黄晓芬：《创意城市与大学在城市中的作用》[J]，《城市规划学划》，2006年第1期，第27-31页。
(27)Richard Florida.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02,(92):743-755.
(28)当前中国一些县城、乡镇也在规划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尤其是在一些旅游作为重要产业进行开发的地区。笔者曾经在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进行城市形象方面的调查，有着“牡丹亭原创圣地”之称的遂昌正在规划汤公园（汤显祖公园）和文化产业园，旨在整合当地的民间文化和山水资源，打造汤显祖文化。
(29)文献名为A New Modernity? The Arrival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hina[J].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6,9(3):271-283.Justin O'Connor现为英国利兹大学表演与文化产业学院的教授和文化产业的专业负责人。他也是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聘请的九位外籍咨询专家之一，在创意产业和都市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声望。
(30)Justin O'Connor.D.Brooks BOBOs in Paradise: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M].New-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0.
(31)WANG Jing.The Global Reach of a New Discourse-How Far Can "Creative Industries" Travel?[J]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4,(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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