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管理思想论——《论语》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孔子论文,管理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论语》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之大成，是中国乃至东方“道德伦理”之经典，千百年来的尊孔者与非孔者均如是说。以至于到了20世纪的今天，或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新儒学”的振兴，或以为中国的举步维艰多因了这个“道德伦理”的羁绊，持论者各执一端。总之人们很难摆脱臧否“道德伦理”以评说儒学思想的传统思维模式。
说孔子在《论语》中要告诉人们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道德伦理”本身，而是对“道德伦理”的应用，是运用“道德伦理”去协调人际关系，构建社会群体的和谐——其管理学价值远大于其伦理学价值，这也许会令不少人惊讶不已。
其实，近年来不少人的目光已经越过道德伦理之藩篱，而试图从“伦理政治”、“政治思想”、“领导思想”等不同视角去考察《论语》和孔子。人们对孔子带领弟子门人劳而不疲地奔走于列国之间，孜孜以求地游说于诸侯之前目的仅在于道德说教的古训，也开始产生怀疑。只要我们不带任何一种偏见，客观地历史地去考察《论语》，就不难发现《论语》首先是一部教人“为政”的书，是教人通过道德手段而达“为政”的目的书。
《论语·为政》集中、简括、明白地表述了孔子的“为政”思想和主张。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灼灼北斗在闪闪繁星拱卫之中。这幅有序而璀灿的星空图，如果正是孔子理想社会局面形象而真切的描绘，那么“德”无疑是通向其理想国的坦途。“为政以德”，再明白不过地告诉人们：和谐的社会群体关系是以“德”为手段而实施管理的结果。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以下引文只注篇名）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境地。《论语》向人们确立了“政”与“德”的主从关系。是传统的研读《论语》的思维定式颠倒了这种关系。一旦突破《论语》传统编排所形成的束缚，我们便会发现孔子把人看成管理中心，把“德”当作管理手段，把人际关系和谐定为管理目标的管理思想体系。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孔子正是在研究夏礼、殷礼、周礼以及周公、管仲、晏婴、子产等人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思想。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孔子认为周人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经验教训，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管理思想。事实上，西周人正是从殷纣王亡国的惨痛教训中对“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的君权神授思想有了新认识。认识到人君不可任情为恶，恣意为恶而使民不聊生，是会受到上天惩罚的。因而，他们主张“天人合一”，他们寄希望于“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严格地说，西周人的管理思想并未脱夏、商以来天命神判的巢臼。然而，西周人鲜明的“重人君之德”、“重人事”的管理思想倾向，和正在萌生的“法先王”的经验管理与决策思想，却给孔子极大的影响。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沿着“损益”——即增删取舍这一规律，社会在继承前人经验教训中向前发展。“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对时、辂、冕、《韶》、《舞》、郑声，佞人的不同态度同样表明了孔子对前代的弃取。
孔子经验论的弃取观，还获证于他对管仲的评价。孔子曾激愤地批评管仲拥有“三归”、“反坫”的越礼行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然而，孔子对管仲管理国家所建立的历史性功绩又盛赞不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
孔子生活的时代仍是占卜之风盛行的时代，孔子也并非无神论者，然而，西周人开始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追求，深深地影响着孔子，使他的管理目光不再在鬼神世界逡巡。“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自西周人立国至春秋的数百年间，是中国古代管理由神治、神权向人治、王权转化的剧烈变动时期。《论语》确立的孔子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体系，正是这个大变动的总结。
孔子的管理思想不仅在中国管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从世界文明进程看，也还领先于世界。
柏拉图比孔子晚124年降生于这个世界。 由于他在国家管理中设计了“理想国”，提出了“哲学王”的主张，而被整个西方奉为文明的圣者。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相类比，称主张“为政以德”的孔子是“道德王”的倡导者，该当之无愧，且毕竟早了124年。
不仅在倡导“人治”这一点上表现出东西方文明在历史进程等高线上的惊人相似，而且在培养、选拔、使用从政人才及管理措施上，也是那样的如出一辙。为着消除希腊的城邦危机和建立和谐社会，柏拉图要求人们要具有“智慧”、“勇武”、“节制”、“正义”四种德性。同样为着息止诸侯兼并纷争而建立“治世”，孔子提出恢复礼制以建立秩序的主张，要求人们在“仁爱”、“礼义”、“忠信”、“智勇”等方面修养自己。
西方的柏拉图与东方的孔子，不谋而合地亲身致力于教育，以培养从政人才。柏拉图的“学园”和孔子的“杏坛”都汇聚了大批优秀青年。尽管，由于他们在兴学校办教育中的首创和建立的丰功，而被后人尊崇为西方与东方的教育开山祖，然而，求实地说他们开办的学校还只是培养后备官员的“政治训练班”。
春秋晚期，虽然仍处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时代，但是农耕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剧烈变革，人作为生产力的根本要素，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西周人“敬德保民”、“视民如子”思想长达数百年的影响，也强化了统治者对人的重视。正是这样的社会条件造就了一代先哲孔子的人本思想。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在马是人的富有和地位的标志的时代，马的珍贵甚于奴隶。然而，孔子并没有把命运不如马的奴隶排除在被关心者之外。这种珍惜生命的情感，在孔子对“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诅咒中表达得更为强烈。孔子还珍视人的气节与人格，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孔子尊重人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他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他进而把子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爱心扩展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关心社会的大胸怀。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使孔子以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姿态站在奴隶社会的前列。换个角度说，孔子“为政以德”管理思想体系还建筑在“仁者爱人”人本思想基础之上。
孔子对“仁”的阐释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意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孔子认为“爱人”的最高层次是着眼于对全社会的爱心，灌注在治国方略之中。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评论郑子产的主要政绩是：“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爱人”的最高境界在国家在社会的最鲜明最突出的表达还出现在他对管仲政绩的评论中。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认为，使齐国强盛起来、匡正混乱局面、改变齐国“被发左衽”的落后状态，使民众享受到这样好处的管仲，具有最大的爱心。“爱”的最高境界就应该功在国家利在民众。正基于此，他提出：“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孔子这种通过克制自己的私欲而让天下充满爱心的向往，虽然被当时以及后来的社会证明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但仍无伤他呼唤社会充满爱的伟大与崇高，尤其是在他所处的那个冷酷而充满血腥的时代。
从中国管理思想发展史角度看，“为政以德”是以人为管理主体的管理中心论的最早表现；又是对管理就是增强影响力和实施影响行为过程这一科学含义的最早认识。管理者以己之德影响被管理者，推动政令的施行；管理者以“身正行端”的表率引导人们杜恶向善，以实现人际关系，群体关系的和谐。孔子在《论语》中反复强调的正是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和影响行为。他说：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这些显示出榜样具有无穷影响力的论断，掷地有声，响彻千年而不绝。
管理者所具有的巨大感召力，来自于管理者的美好形象。管理者要做到“为政以德”要身体力行。“慎终，追远”方能“民德归厚矣”。孔子也注意到了实践的困难。他说：“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颜渊》）
孔子是把管理者自身也当成极好的管理工具和手段的。因而追求管理者形象的完美，重视管理者自身素质建设，成为自孔子以来中国式管理的一个优良传统。然而，正是管理者美好形象的超越于权力之上的巨大影响力，使孔子把复杂的社会管理工程简单化地看成管理者的个人行为，从而陷入了对管理者个人素质的盲目崇拜。把管理者个人的影响力夸大到了近乎绝对化的程度。从而，一开始就给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涂上一层令人目眩的油彩。他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孔子的“草风”说，因把百姓比作随风倒的草而常被批评为对人民群众的蔑视。其实这里主要说明管理者的主导作用。这正如他在另一段话中说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
怎样形成管理者的美好形象，孔子认为通过内省可使管理者形象臻于完美。他倡导：“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孔子鼓励管理者要勇于改过，改过是完善自我的另一重要途径。他说：“过、则勿惮改。”（《学而》）他的学生子贡则说得更明白：“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
总之，孔子重视管理者的美好形象，而要求管理者不断修养自己，其目的全在于通过增强管理者的影响力实现其管理目标。他明确指出“修己”与管理系统工程的关系——“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安百姓”，（《宪问》）这正是《礼记·大学》把孔子管理思想归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系统工程的最好印证。
“为政以德”，并非是孔子对“德”的偏爱，而是对管理实践的总结。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通过对政、刑、德、礼四种统治手段的比较，孔子指出：政令的引导、刑罚的制裁，都只起暂时作用，因为人没有羞耻心，不能约束自我。道德的引导、礼仪的规范，却可以使被管理者产生羞耻心，而自觉服从管理。由此可见，孔子视“德”为主要管理手段，而非唯一手段。在刑治与德治中孔子首选德治，是因为他认为“德”能治本，而“刑”仅治表。
孔子并不完全排斥刑治，他反对的是滥刑，他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他宣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尧曰》）以“德”为主，辅之以刑，先德而后刑，这应该是“为政以德”的应有之义。它表现了孔子对西周人“怀德而畏威”方能“保世而滋大”（《国语·周语》）管理思想的继承，又给后来的儒学继承者的汲取法家“刑治”思想中合理成分而形成“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治国方略以启迪。
毫不夸张地说，《论语》中反映的“为政以德”的管理思想已初具体系化的雏型。即使用现代管理理论的几个主要命题来审视，可以肯定地说，孔子的许多论断和回答都已越过时空而融入现代管理思想体系。
（一）首先从决策方面看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这充分体现出孔子对最高决策权的维护，他不允许地方越权决策，他认为中央决策权旁落就会造成天下混乱。
孔子提醒人们决策时“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猜想臆断，事先定框子，固执而不灵活，坚持己见而忽视他人意见，这都是决策的大忌。
孔子主张决策时要“多闻”、“多见”来弥补自己经验和智慧的不足。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
孔子要求决策时不要急躁而贪图快，要从大处长远利益出发。他说：“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孔子非常重视决策者的个人素质。他在批评子路时指出：“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他认为作为三军统帅光有赤手空拳斗老虎、过大河的勇武不怕死是不够的。遇事严肃谨慎，善于谋划动脑子，以完成任务为重，这些才是三军统帅的必备品格。
（二）其次从用人方面看
孔子受西周人“举贤任能”以兴国思想的深刻影响，把“举贤才”当作管理国家的大事来对待，而且要求贤才要大家都来举荐。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
孔子认为举荐人才关系到民心是否安定的大问题。他告诫鲁哀公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孔子主张“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卫灵公》）选拔任用贤才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要多方考察，认真了解。他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不论是众口一词说他坏的，还是异口同声赞他好的，都一定要进行考察。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通过看做事的动机，看发展过程，看内心活动的追求，这三方面考察的结果好人坏人是藏不着的。
孔子反对提拔任用人才时搀杂个人好恶。他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恶其死，是惑也。”（《颜渊》）
（三）再次，从培养官员方面看
孔子倡导“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官员要不断地反复地进行培养。官员要不断地从道德方面完善自我。他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从政者不追求吃得好，住得舒服；要做事勤快，说话有分寸；重要的是要接近有道德的人，使自己行为端方。在孔子看来，对“道”的追求应该强烈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的程度。
孔子通过“君子”与“小人”的大量的对举，为官员们制定出许多行为规范。他要求“君子周而不比”，做一个接近众人而不拉小圈子的正派官员。他要求“君子喻于义”，做一个以大义为重的正派官员，等等。另外还提出了什么“三戒”、“三友”、“三乐”、“三衍”、“三畏”、“四恶”、“五美”、“六言六蔽”、“九思”等等繁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君子”。然而正是这种过殷的期望，繁多而琐细的要求，使从政的官员们动辄得咎。“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要求简直使人无所措手足，使官员们失去了个人心性。从另一方面说，正是这种严格全面而又具体详尽的行为规范，形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骨骼和血肉，以至于使道德的影响力弱化了社会管理的影响力。
（四）又次，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看
生逢“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之乱世的孔子，渴望有序而安定的社会，然而他所希望的又不可能是超越他那个时代的秩序。他认为社会的稳定，一依赖于国家关系中君臣关系的和谐，二依赖于家庭关系父子关系的和谐。只有在君臣、父子这两个支柱上，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孔了与齐景公论政的对话中集中地表述了这一观点。——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
关于君臣关系和谐，孔子提出应以“忠”为标准。他认为“忠”是有先决条件的。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明确要求用“礼”来调节制约君权。如果君言对臣下无“礼”而态度横暴，臣下就有理由离弃君主。孔子强调“陈力就列，不能者止。“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这在君权神圣的时代，委实突破了前人奴隶式无条件服从的囿圉。
孔子认为“忠”不是臣下对君主的无原则迁就迎合，而是敢于直言进谏不怕触怒君主的“勿欺也，而犯之”（《宪问》）的更大的忠诚。
孔子认为“忠”建立在事业基础之上。他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不要把俸禄吃饭问题放在前边。“君子谋道不谋食。”
关于家庭关系，孔子提出以“孝、悌”为调节制约家庭关系的标准和手段。他认为孝悌是“仁爱”的表现。他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孔子还认为国是扩大了的“家”，家是缩小了的“国”。“爱心”普及扩大开来就是治国。他说：“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就是治国。他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
孔子是“家”、“国”统一论者，只要维护好家庭，使其和谐稳定，国家社会稳定和谐才有可能。孔子稳定家庭的思想，显然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的。农耕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不正是建立在家庭这一社会生产单位的基础之上的吗？
孔子曾周游列国，向各国诸侯推销“为政以德”的思想和主张，然而却没被诸侯们接受。据此，不少人论定孔子和《论语》是“不合时宜的道德说教”，“表现了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的守旧态度。”更有甚者，称孔子代表了奴隶主们的利益，必然不被新兴封建主们欢迎。
诚如是，又该如何解释下列史实呢？
1.孔子何以会在他辞世三百年后，受到了汉代封建主的青睐，儒学竟享“罢黜百家”而独存的殊荣。
2.为什么在历史发展到了20世纪末期的今天，我们的东邻却欣喜于“《论语》十算盘”的成功？为什么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传出要从儒家集中寻找拯救力量的呼声。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走出单纯尊重人才研究的“盘陀路”，迎来孔子和《论语》研究的新天地，获得扬弃传统文化的新成果，才能创造出灿烂的中华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