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余英时的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学诚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钱穆论文,余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5-0092-10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清代学术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折点。章学诚生活在乾嘉考据学盛行之际，是清代中后期学术发展的关键人物，为当时的学术别开生面，却不为学术界主流所认同。进入近代以后，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其学术的重要价值，纷纷从不同立场和角度来探讨其学术思想对认识清代学术发展和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重要意义。钱穆和余英时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对章学诚学术做了充分肯定，钱穆说：“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①余英时说：“戴震和章学诚是清代中叶学术思想史上的两个高峰，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定论了。”②钱、余又是师弟子关系，余英时说：“余之治明清思想，启途于师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③因此，他们的研究既有各自的特征和贡献，又有师承和共性。通过比较他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章学诚学术思想及清代学术史的相关问题，还可发现他们的研究所具有的学术典范意义。本文拟对二人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的基本立场、研究方法和主要问题进行初步梳理和评析，粗浅和不当之处望前辈和同仁见宥并指正。
钱穆和余英时的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有其基本立场和方法，这是理解他们的章学诚学术研究观点和贡献的关键所在。这里从四个主要方面加以比较和探讨。
1.“每转益进”与“内在理路”
钱、余研究清代学术的基本立场分别是学术发展的“每转益进”说和“内在理路”说，这两种观点本质相同，都是一种承认学术发展有内在传统的“学术内在发展论”。他们的章学诚研究也是建立在这种基本立场上的。
钱穆认为，学术是随着社会环境变化的，“学术随世风而变”，“学术之随世运而转变”；同时，学术发展又有独立性，有“学术思想本身之进化”。④那么，学术思想本身是如何进化的呢？他谈到清代学术发展时提出了“每转益进”说，认为清代三百年学术的精神仍延续宋明理学，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并拟，“抑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此每转益进之说也。”⑤可以说，途穷而必变的“每转益进”说是钱穆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基本立场，是对学术思想本身进化所做的具体表述。
钱穆讨论章学诚学术时亦是基于此立场，认为章氏学术是当时盛行的经学考据走向极端而转生的产物，两者在精神上是共通的。在论及章学诚、戴震学术及其与乾嘉学术的关系时，他说：“东原排击宋儒，刻深有过于颜、李，章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洵为确论。然实斋思想议论，亦从东原转手而来。”⑥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认为，一时代的学术有其特性或共同精神所在，“盖一时之学术，有其一时之风气与其特性”⑦，“然一时代之学术，则必有其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而莫能自外”⑧。因此，章学诚的史学和乾嘉经学考证面貌虽异，骨子里却都体现了史学的经世精神，“乾嘉经学考据极盛时期，却是他们内心极沉闷的时期。他们攻击程、朱，便证他们心里之耐不得，重新要从故纸丛碎中回到人生社会之现实来。这一趋向，遂又从经学转向史学。戴东原同时便有章实斋，树起史学旗帜来和经学对抗，这依然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委屈之流露”⑨。可见，在他看来，章学诚史学的出现即是在学术经世的共同精神下对乾嘉经学考证的一种转进。
余英时研究清代学术史提出了“内在理路”和“儒家智识主义”兴起的观点。他说，近代以来的清代学术史研究都是从政治或经济等“外缘”因素来解释其演变的，如“反满说”、“反理学说”、“市民阶级说”及把清代学术发展看成是“方法论的运动”等，这些都“不是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所以，要特别重视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即“内在理路”(inner logic)——“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传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⑩“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就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清代考证学，从思想史的观点说，尚有更深一层的涵义，即儒学由‘尊德性’的层次转入‘道问学’的层次。这一转变，我们可以称它做‘儒家智识主义’(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的兴起。”“我说清代思想史的中心意义在于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我所指的正是这种‘道问学’的精神。”(11)
余英时认为，章学诚的学术仍是清代智识主义(“道问学”)兴起的产物，“认识了清代经学考证背后所隐藏的儒家智识主义的动力，辨明了从理学到考证学的转变其实乃是儒学由‘尊德性’折入‘道问学’的一个内在发展的历程，我们才能够确切地把握到戴东原和章实斋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大意义”(12)。具体地说，因受清代“道问学”的影响，“他的义理发展始终都是与文献整理的实际工作相结合的……《文史通义》开宗明义便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也同样显示出实斋对清代智识主义的基本立场所采取的一种积极的与肯定的态度”。“综观实斋文史理论之成长过程，最初得力于方志之编修(《和州志》)，稍后则颇资于《史籍考》之撰纂。所以《文史通义》虽批评东原及其狭义的考证观点，而深一层看则仍不免与东原的经学考证同属于儒家智识主义笼罩下的学术产品。所不同者，东原的最后依据在六经，而实斋的学术基地则在历史耳”。(13)他还分析了章氏对陆王“尊德性”所做的“道问学”改造及重要贡献：“他在赋予陆、王之学以新的意义之际，同时也正在不知不觉中从内部改造了陆、王的旧统。他把‘尊德性’的陆、王变成了‘道问学’的陆、王！”(14)“随着道的历史化以及陆王传统的智识化，他把18世纪中国的道问学成功地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5)
2.针砭流弊与应对挑战
关于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形成，钱穆和余英时分别用“针砭流弊”与“应对挑战”来解释。两者分析和论述的角度不同，但又有共同点，即都是将章学诚的学术视为回应和解决乾嘉经学考据所存在的问题或流弊的产物。
钱穆说，清代经学考证发展到乾嘉渐渐背离了清初诸儒的意旨而生流弊，“我们亦可说亭林、梨洲皆承朱子，乃求道、术兼尽者。但此下则终不免仍偏重在一边。讲方法，略宗旨。尚博文，忽约礼。其流弊成为书本纸片上学问，有术而无道”(16)。在他看来，章学诚的学术正是为针砭经学考证流弊而发的结果，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此有较系统阐述。他说，《文史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六经皆史”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17)具体而论，在“学问与功力”方面，“实斋论学，彻头彻尾主本当身事物实用，所谓学以经世，即空思义理，仍属无当。而当时经学家风气，则专尚考核，并思想义理而无之”，“实斋此等议论，明为针砭当时汉学家风气而发。盖掇拾补苴，与夫博诵强记，正当时汉学家功力所寄，而实斋皆非之，以为未足以当夫学也”。(18)在“纂类与著述”方面，“纂类记注为著述之所取资，实斋非有所訾议，而纂类记注者不自知其仅所以备著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焉，此则误认功力为学问，而学问之真境无由达矣”(19)。在“著述与事功”方面，“盖实斋既本‘六经皆史’之见解，谓求道不当守经籍，故亦谓学之致极，当见之实事实功，而不当徒以著述为能事”(20)。在“性情与风气”方面，“实斋论学，颇主挽当时汉学家过甚之偏，其所以诏学者以治学之方法者，亦自与汉学家之训诂考据惟务者有异，此亦实斋论学至有价值之一节也”(21)。不过，他认为章学诚仅限于针砭经学流弊，故贡献有限，未能开一代学术新风，“实斋在当时，亦只有志矫风气。只因当时学风皆趋向经学，过分注重古经典之训诂与考订。彼力主研治史学，注重近代，提出‘经世致用：之新观点，用于补偏救弊……未能开风气，对当时学风未能有一番大振起，因而不能在学术界开一新局面”(22)。
余英时认为，章学诚的学术是应对戴震经学“考证的挑战”的产物。他考察了戴、章1766年的“初晤”，指出，“可知东原给予实斋最初同时也是最深的印象实在于他在义理方面的成就，如《原善》等哲学作品”，“考证的挑战和义理的印证”影响着章氏的成学过程。(23)而到1773年再度会面，“他对东原的‘考证的挑战’已不再感到‘惭惕’和‘寒心’。相反地，他开始反驳东原的观点了”。“实斋自1766年受到东原论学观点的刺激之后，数年之中必沉潜于史学而运其深思，至1773年时，其思想之大体趋向终于完全确定”。(24)章氏的“六经皆史”说便是“对东原的‘考证挑战’的一个最具系统性的反应”(25)。章氏的“文史校雠”则是针对当时汉学家，“尤其是戴震的‘经学训诂’而特别提出来的。所以，具体地说，他以‘文史’为范围而与‘经学’相抗，以‘校雠’为方法而与‘训诂’相抗。戴震由训诂以通经而明‘道’，他则由校雠以通文史而明‘道’”(26)。章氏绝笔之作《浙东学术》，“正表示他自信在学问上已建立起‘一家之言’，足以与东原分庭抗礼了”(27)。总之，“他有关清代新儒家两大传统的最终观点，是其几十年中对戴震经学愈演愈烈的考证挑战的回应”(28)。不过，余英时认为章学诚对抗戴震时，骨子里又在模仿戴震，“实斋对陆王传统所做的知识化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和东原相对抗，而另一方面则正是模仿东原而来……处处奉东原为典范”，只是他并不是机械地模仿戴震，“他一方面奉东原为治学的典范，另一方面则又对东原的论点有所发挥与提高，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29)
3.“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思想侧影”
钱穆研究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基本方法之一是借用章氏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英时除继承此方法外，还大胆吸收西方现代心理史学的方法，提出了“思想侧影”说。
钱穆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出发，对章氏学术渊源及与清代考证学风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这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章实斋》一章有充分的体现。如，“传略”介绍了章氏生平和学术概况，“文史通义与经学”讨论了章氏与经学学风的关系，“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说明章氏的学术渊源，“实斋学风之影响”介绍和评述了其学术交游和学术影响，“实斋文字编年要目”按时间顺序综述了章氏论学经历和学术交游。在比较其与考证学风的关系时，论述了章氏论学要旨，如“经学与史学”、“学问与功力”、“纂类与著述”、“著述与事功”、“性情与风气”、“专家与通识”、“方法与门路”和“校雠与著录”等。他认为，章学诚对中国学术史研究有“极大的创见”，即根据《汉书·艺文志》来讲中国古代学术流变，因此，研究章学诚不要先去读《传习录》和《明儒学案》，“该看重他讲古代学术史，从《汉书·艺文志》入门，然后才有‘六经皆史’一语”。从中国学术发展史看，《文史通义》最有价值之处，“正在他能从一个学术之整体方面来讲一切学术……章实斋论学术，定要讲到学术之‘流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是“章氏《文史通义》里最大的贡献所在。我们要从全体学术中来辨别章明，如这是经学，这是史学，这是子学等。又要‘考镜源流’，每一项学问，其开始怎样，后来怎样……我们今天要来讲求学术史，都该从此下工夫”。(30)
余英时提出用“思想侧影”这一心理史学的新方法，以与历史的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是历史的方法)相配合。他说：“学术思想史上有许多重要的理论，从正面去看，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似无隙可觅。而一考其立说时的特殊心理背景，则往往发现其中别有待发之复，而且关系甚大者……本篇企图从历史的和心理的两个角度去勾画出东原和实斋两人的思想侧影。这在取径上与传统的思想史颇不相同，因为后者主要是从学派传承、师友渊源各方面去摄取思想家的正面像。”这种方法可补充传统方法的不足，通过东原和实斋两人的侧影，能更清晰和真实地展示“18世纪中国思想界的面貌”。(31)如，在考察章学诚初晤戴震之前，余英时首先追溯了两人会晤前夕的思想和心理状态，认为章氏受到考证学的压力后缺乏自信，“极有可能是这种自我怀疑的心理，促使他和戴震进行了此次正式会晤”(32)。而通过比较1766年和1773年会面的不同，“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实斋在心理上的变化……经过了七年之久，实斋在学术上终于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确定了毕生努力的方向”(33)。他还考察了章氏的“心理背景”和戴、章的“思想交涉”，以此发掘“六经皆史”的意义，通过心理分析说明“朱、陆异同”论的内涵所在。(34)他通过分析章氏的“文史校雠”理论，认为《文史通义》的撰写“存在着与经学家(特别是戴震)‘争’道统的潜意识”(35)。不过，余英时认为，“思想侧影”方法的运用有其限度，“学术思想史是决不能简化为个人的心理状态的”(36)。他在研究中总是将其与历史的方法相结合，从而开拓了研究的新视野。
4.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钱穆和余英时研究章学诚学术思想常用的方法。钱穆的比较研究大体是论及与章氏学术可比的学者时进行两相比较，具体而微；余英时在运用比较时，往往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立论，并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学术方法，富有新意。
钱穆对章氏学术与当时学风及学者的学术异同做了较全面和详细的比较，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谓一部比较研究学术史。对于章、戴的学术异同，他说，“实斋论道之意，盖采诸东原而略变者”，而戴氏“道出六经”和章氏“道出事物”，“盖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实两氏议论之分歧点也”；在“言理”上，实斋“本事物”，东原“主从人之情欲求之”。(37)论及“著述与事功”，钱穆称章氏“差与颜、李之说为近，而较尤圆密”。言及“性理与履践”，钱穆认为，“惟习斋欲尽废纸墨诵说而重习行，为道似狭，恕谷欲以考古穷经证成其师之意而路益歧；实斋论学，虽重当身事功，而路径较习斋为宽，辨证较恕谷为达。”颜、李与章氏皆“因偏救弊”，然“实斋之论，尤为得其通方矣”。(38)论及章氏学术渊源时与王阳明比较，说：“凡实斋论学，发乎性真，极乎通识，合之阳明良知之教，所谓‘知行合一’、‘拔本塞源’之论者，面貌虽异，根柢则一。”(39)论及章与袁枚、汪中，认为他们虽然为学路径不同，“然持论立言之足以相通者不少矣”(40)。论龚自珍与章氏学术关系时，称“其时定庵学问志趣，似不屑屑为经生，而颇有取于其乡人实斋章氏文史经世之意也”，“至定庵之学，虽相传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门径，则端自章氏入”。(41)此类比较不胜枚举。
余英时研究章学诚也常用比较法，其《论戴震与章学诚》即以戴、章的比较研究为中心。他认为，近代学人虽然对戴、章研究很多，“但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本篇之作便想填补这个空缺”。“东原和实斋之间，以及他们两人与18世纪的考证学风之间都有其同，也有其异，有其合，更有其离”。(42)余英时比较研究的重要特点是注意引用西方学术方法，如将西方心理学的“认同感”与章学诚的“性情论”做比较；将威廉·詹姆士的“软心肠”和“硬心肠”之分与章氏所说的“高明”与“沉潜”之别做比较；借用柏林的“刺猬”与“狐狸”理论来阐释章氏学术与乾嘉考据学术之不同及章的“朱、陆异同”论。(43)《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则从“比较思想史”的路径来分析中西两位思想家的历史哲学和学术思想：一方面，“从柯灵乌的观点来检讨中国传统的历史哲学”；另一方面，“将章氏哲学中可以与柯灵乌的观点相对照的部分加以剔出，并略做分析和比较，以使《文史通义》一书中某些观念因此而益为明晰”。(44)他认为，通过与西方学术做比较能更好明了章氏学术思想的流变，这便是“比较思想史”的意义所在。
钱穆和余英时基于他们研究清代学术史和章学诚学术思想的上述立场，对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下面将对他们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加以比较，以使我们对两人的章学诚研究有更具体入微的认识。
1.“六经皆史”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核心和最大贡献所在。然而，近代以来的学者基于不同立场对此解释纷异。(45)钱穆和余英时本于他们的基本立场，反对将“六经皆史”的“史”解释为史料的主流观点，认为章氏的理论体现了史学经世的思想，有以史学代经学的精神。
钱穆称，“六经皆史”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舍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训诂考订，而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断可知矣”。“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46)他对“六经皆史”的“史”做了解释，指出：“谓‘六经’皆掌于古之史官，史官犹如后世之书吏，史官所掌，乃略类于后世衙门之档案，‘六经皆史’，在章氏之意，谓‘六经’即略有类于当时各衙门官方之档案耳……则章氏之所谓‘六经皆史’，乃指古代之官学言，其所指并不恰当于后世之所谓史……实不遽类于后世所谓史籍之史也。”(47)而对“史”的这种解释正能得出“史学经世”的结论，“盖谓古代官府中之档案便是‘史’。今日若欲研究‘六经’，毋宁至官府中研究所存之档案。官府中胥吏所掌，对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各方面问题极有关系。治‘六经’者，乃脱离时事来空言讲理，岂非大误？此可谓是实斋最伟大之理论”(48)。钱穆进而提出，章学诚是想以史学代经学，称《书教》三篇“实可代表实斋晚年成熟的史学见解也。实斋唱为‘六经皆史’之论，欲以史学易经学，故其论‘六经’，于《书》与《春秋》最为经意，《书》教之成独晚”(49)。又说：“道不在书本上，而在此世界上。此一讲法，乃以史学精神来替代经学。”(50)
余英时本于“考证的挑战”说，阐述了章氏“六经皆史”说“是实斋对东原的‘考证挑战’的一个最具系统性的反应”，“是对清初以来‘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的一种反挑战”，“在清代学术史上实为一具有突破性的创见”。(51)关于“六经皆史”的起源，他认为章氏此说是“陆、王系统经过‘道问学’化以后所呈现的一种新面貌”，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52)余英时也从经世角度着眼，认为以“六经皆史”批判经学考据脱离现实，“章氏不但继承了儒家的‘经世’传统，而且进一步把它加以理论化，纳入‘六经皆史’说的系统之中了”(53)。对于“六经皆史”包含的“以史易经”思想，他分析了章氏的“道”论，指出，“(他)显然是把‘道’理解为‘人事’在时间中的不断流变。易言之，‘道’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自然发展之中，故永无息止之一日”(54)。章氏“六经皆史”说是和他对“道”的新观念分不开的，“实斋的‘道’具有历史的性质，是在不断发展中的……实斋所以最重视‘道’正由于他把‘道’看成一种‘活的现在’，而不仅是像多数考证学者一样，把‘道’当做‘古典的过去’也”。这样，“实斋不但用一个崭新的史学观点与东原所持的经学观点相抗衡，并且进一步要以史学观点来超越以至代替经学观点”。(55)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六经皆史”说反映了“史学逐渐独立自主，并有与经学分庭抗礼之势”(56)。
2.“贵时王之制度”和“以吏为师”
《文史通义·史释》篇论述了“贵时王之制度”和“以吏为师”的思想。(57)这是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重要内容。钱、余均认为章氏这一思想是其“六经皆史”说对乾嘉考据弊病“纠偏”过激的必然产物，是反动或落后的，两人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钱穆认为：“章氏之论，知秦政之为复古，而不知古之不足复。知三代政教之合一，而不知学术之进步，正在其能脱离政治而独立。是可谓得其事而未当其理者也。”(58)又说：“当知经术精微，正可用来改革当代的典章，正可用来涤荡官司的掌故。”“推章氏意，严格言之，正会走上秦代‘以吏为师’之一途……章氏仅懂得史学实事，而不懂得经学之大义。”(59)在他看来，章氏论学本于史学经世以针贬经学流弊，然而纠偏过极得出“贵时王之制度”之说，“如此言之，岂不变成教人同样地遵守当代专官掌故即为史学切人事乎……其实乾嘉清儒学风，其内里精神，正在只诵先圣遗言，不管时王制度。此一层，实乃乾嘉清儒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所谓汲源于晚明者正在此。故戴东原、钱竹汀，虽若消极逃避人事，其真源则确近晚明诸儒，还是认真人事，还有一种倔强反抗的意味。若实斋教人切人事，而归于推尊时王，此在乾嘉清儒学风中转成反动，决非正流。亦可说是倒退，非前进。故实斋虽有心矫挽当时经学家逃避人生之不当，而彼所提倡，实未足与之代兴”(60)。
余英时从“权威主义”的角度对章氏观点予以分析批判。他说：“贵时王之制度”“实涉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上所谓‘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问题……大要言之，实斋生当清代专制政治达于极端之世，其思想中具有非常浓厚的权威主义的色彩。上引《史释》篇谓‘必求(当代)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即其明征。细推其说之涵义，则不啻谓清代一切政治措施皆如‘六经’之足以垂法后世。此可说是对儒家经学大义作了一番极大的颠倒。”关于“以吏为师”，余英时说：“又谓秦之悖于古者在其禁《诗》、《书》，而不在其‘以吏为师’，因‘以吏为师’正合乎古代官师治教合而为一之道。这些论点都是对于传统的权威思想之进一步的发挥。”(61)余英时认为，上述弊病是章氏“六经皆史”推到极改的结果，“章氏重视后世之史犹在‘六经’之上，把这个观点推至其逻辑的结论，则历史愈接近当前便愈重要”。“‘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自然是一个有根据的历史论断。但是章氏把这一论断逆用之于当代之史，竟使儒家经学的大义发生了极大的颠倒”，根据这个理论，则道统即出于治统，“足以使儒家批判现实的精神荡然无存”。(62)又说：“把‘六经皆史’说的涵义推拓至极，实斋便无可避免地会得到‘贵时王之制度’的结论，因为时代愈近便愈可以见‘道’的最新面貌，而时王之‘政典’也必然将成为后世的‘六经’也。”(63)
3.浙东学术
章学诚去世前一年撰《浙东学术》，指出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学术属浙东之学，上宗陆、王；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学术属浙西之学，上宗朱子。《浙东学术》一文阐述了浙东学术的精神。他说：“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64)自道其学术渊源于浙东学术。此文被视为章氏“晚年定论”，而钱、余从不同层面指出章氏此论并不确当。
钱穆对章学诚学术渊源的看法有一变化过程。他早年同意章氏《浙东学术》自奉其学承续“浙东学术”的观点，称“此所谓浙东贵专家，善言天人性命而切于人事，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不可无宗主，又不可有门户，凡皆自道其学统之精神也”，“殆可谓实斋晚年定论也”。(65)钱穆晚年改变了看法，称章氏说法“在近代学术思想史有稍深刻研究者，未必都能同意”，“实斋自谓浙东史学原于陆、王，但实斋在当时，亦仅注意教人由博古转入通今，由空言义理转到切近人事，只可当做提出史学宗旨的一番导言，却并未深入史学里层”。(66)他还认为，章氏说法的不通的原因在于，“首先是阳明学派下边没有讲史学的人，在整部《明儒学案》中，只有唐荆川一人讲史学，可是他不是阳明学派里一重要的人。其次，章实斋《文史通义》所讲的这一套，实也并不接着黄梨洲、全谢山一套来”(67)。
钱穆观点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论学角度所致。他晚年谈到章氏史学时说：“在我的《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则注重在他反经学方面、反时代方面讲，我在那书里并不是要提倡讲某一种学问，只在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条路上指出其趋势与缺点，自然该和我现在所讲有不同。”(68)又说：“实斋尝说，戴学承自朱子，而他自己则沿袭阳明”；“其实戴、章二人之异同，就我此讲之立场言，亦可谓东原单标直指，有些近陆、王。而实斋广开门径，反而融通，较近朱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清儒学术，实际是受朱子影响者更大。”(69)“就我此讲之立场言”正可说明“论述角度”不同会导致观点的差异。另一方面，钱穆所重在“浙东学派”治学的大传统和大方向，即将宋明理学转入清代经史之学的学术发展方向，而不在具体的学术传承。他早年便说：“章氏‘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一语，道出梨洲以下浙学精神。‘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即是此意，与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语绝不同。乾、嘉以后，走入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路，而浙东精神未能大显，此亦清代学术一至可惋惜之事也。”(70)后来，他说得更加明确：“由陆、王一派之心学，转出梨洲、谢山、实斋之史学来，此事大堪注意。故我谓清初诸儒之学，虽一面承接宋儒理学传统，而其实已由别出儒重回到综汇儒。而最可注意者，则正是由梨洲至实斋这一派所谓的浙东史学。”(71)
余英时认为，《浙东学术》“一以自道其学术之渊源，一以补《朱、陆》篇之不足”。不过，如倪文孙(David S.Nivison)所言，这种说法不过是“晚年追认之论”。(72)他通过章氏1797年《又与朱少白书》一文论及清初朱学传人除顾亭林、阎百诗外还有黄梨洲之言推断说，“如梨洲果属朱学系统，则《浙东学术》一文便失去其立足点了……实斋在1797年时对于浙东学统尚无明确的谱系观念”，“此信足以坐实倪文孙《浙东学术》乃实斋晚年追论之说”。(73)又说，章氏迟至1797年还把黄宗羲置于朱学传统并将之视为戴震智识先辈这种令人极为惊奇的做法，“至少揭示此刻他还未最终形成归宗于浙东史学传统的自我定位……1800年所撰的《浙东学术》确实为‘一种晚年追认’”(74)。
余英时认为，章氏这样做的根本原因仍在其“应对挑战”的立场，“实斋十分需要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他自己的后盾，不然他将无法与承朱子之学数传而起的戴东原相匹敌”(75)。又说：“为了在儒家史学中为自己找一个合适位置，他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智识谱系，那么没有什么比浙东史学传统更合适不过了。”章这样做“也想用‘史学即理学’来代替‘经学即理学’”。(76)余英时继承了钱穆的观点，认为《浙东学术》所述浙东学术渊源的一辈理学家“却又未尝重史学”；不过，他认为章氏对浙东学术的描述虽“不免有夸张之嫌”，“但在实斋的潜意识里，这种夸张也许反而是十分真实的，研究实斋的朱、陆异同论，我们必不可把历史真实和心理真实混为一谈”。(77)他进而说，章氏自承其学出浙东，然而暗中却将“尊德性”之陆、王转换为“道问学”之陆、王，“实斋宗陆、王即所以叛离陆、王……故《文史通义》中《浙东学术》与《朱、陆》两篇实为治清代儒学发展史者所最当深玩之文字也！”(78)
4.“文史校雠”
《校雠通义》是章学诚阐述文史目录编纂理论的重要著述，其书“序”首明其文史校雠宗旨：“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他通过考察中国目录学史，批评东汉、三国以后的目录编纂形式太简单，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思想。钱穆和余英时对章氏文史校雠理论形成的原因、过程、渊源和贡献等做了研究。
钱穆认为，《校雠通义》的撰写根本上说是为了“针砭流弊”以与《文史通义》相发明，“实斋《文史通义》议论，多为救挽当时经学家风尚而发，至其《校雠通义》，一本古人政教不分、官师合一之旨，推原《周礼》，发明家学，与《文史通义》立论大体相通”(79)。其次，与清修《四库全书》有关，“抑其书亦似有感于当时清廷之修《四库书》而发者……其后实斋力辨‘校雠’与‘著录’之不同，若以其论史之体裁为例，则著录仅是记注，校雠乃属著作；著录可据成法，校雠须具特识。当时清廷既修《四库》，实斋之意，欲就其著录再加辨章流别，勒成一家之业也”(80)。而且，正是由于后一原因，使《校雠通义》能对古代学术提出重大创见，“他因注意分类编目之事，而注意到郑樵《校雠略》与《汉书·艺文志》”。《校雠通义》正是根据郑樵《通志》二十略里的《校雠略》而取名，“章氏把郑樵的《校雠略》回溯到前面刘向、刘歆的《七略》，即是《汉书·艺文志》之原本，而提出他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八个字来”(81)。钱穆指出，校雠方法“最大且要者”有“互著”与“别裁”，校雠之用则在于“可以评骘古今学术源流，分别诸家体裁义例，其事即无异于著作”；不过，《校雠通义》在当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时学风尚于征实，既不解实斋文史之旨，自不取其校雠之说尔”。(82)
余英时通过对《文史通义》撰著时间的考辨及章氏学术历程的研究，说明了《校雠通义》与《文史通义》的关系及章氏治学由偏重“校雠”转向偏重“文史”的过程。他根据1985年出版的《章学诚遗书》提供的新资料撰写了《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一文，指出胡适等根据《侯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一文断定《文史通义》撰于1772年是错误的，章氏《上钱辛楣宫詹书》所言“文史校雠”四字“并非指他的两部《通义》，而是描述他自己的学术工作的性质。这四个字是他针对着当时所谓汉学家，尤其是戴震的‘经学训诂’而特别提出来的……他以‘文史’为范围而与‘经学’相抗，以‘校雠’为方法而与‘训诂’相抗。戴震由训诂以通经而明‘道’，他则由校雠以通文史而明‘道’”。因为1772年章的校雠工作刚刚开始，不可能写出今本《文史通义·内篇》那些具有高度概括性、理论性的文字，所以，“1772-1774年间章氏提到的《文史通义·内篇》其实是后来《校雠通义·内篇》中某些文字的初稿”，“他前期的工作重心是通过班固、刘向、刘歆的校雠方法来考辨文史之学的源流。这是他学问的基础功夫……他在1779年以前治学的重点在校雠方面，尚未达到后期思想上的飞跃阶段”。(83)他指出，《校雠通义》的撰写早于《文史通义》约10年之久这一事实，反映了章氏学术发展历程及与乾嘉学风的关系，即“他的治学重点早期偏于‘校雠’，后期偏于‘文史’”，“就乾嘉的学风而言，这一事实的澄清则更有力地说明了‘道问学’的精神笼罩一世，虽豪杰之士莫能自外……章氏虽然在反抗‘经学训诂’上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气，但是他持以相抗的‘文史校雠’却依然落在道问学的模式之内。戴震由训诂而通经以明道，章氏则代之以由校雠而通文史以明道，如是而已”。(84)又说，“变相的道统意识依然存在于号称‘实事求是’的乾、嘉学者的心中”，而“章学诚毕生持‘文史校雠’与戴震的‘经学训诂’相抗衡，也有一种争道统的意识在暗中作祟”。(85)
此外，钱穆和余英时对《文史通义》为何未作《春秋教》和章氏主编《史籍考》与其文史理论的关系也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观钱穆和余英时的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分别以“每转益进”和“内在理路”为基本立场来予以考察和评析，实质是一种“学术内在发展论”。在他们看来，章氏学术的出现并不是对清代经学考证的彻底否定，而是在中国儒学“尊德性”和“道问学”大传统下对清代学术的内在发展。他们都强调学术传统在学术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每转益进”自然是传统内的转进，“内在理路”同样是传统内的理路。不过，余英时的解释更为具体，不仅指出章氏学术是清代学术内在发展的产物，还指明这种“内在理路”就是清代“道问学”(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亦可视为是对钱穆“每转益进”说的继承和发展。本于上述立场，他们对章氏学术思想的形成和贡献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钱穆解释章氏学术的出现为“针砭流弊”，这显然是途穷必变的“每转益进”说的产物；也就是说，章氏学术是对乾嘉考证走向极弊(途穷)所生的一种转变，是清代学术“每转益进”的结果。余英时的“应对挑战”说则论证了章氏学术是清代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进一步展现，即章氏以史学明道的提出实为清代学术“道问学”潮流下对以戴震为代表的以经学明义理进行的挑战。
钱穆和余英时进而从上述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对“六经皆史”说的内涵及基本问题，如史与道、史道关系、经史关系、以史易经、史学经世精神、“六经皆史”说的来源及文史校雠等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洞见卓识。如他们力驳近代解释“六经皆史”的流行观点，即胡适等人所说的“六经皆史”之“史”为史料，从章氏史以明道和史学经世的立场出发来解释“六经皆史”。钱穆认为章氏所说的“史”实指记载社会现实生活、能够反映社会发展之“道”的各种档案文献，旨在倡导史学要关切人伦日用和时事，不能坐守书斋做不关现实的学问。余英时认为，“六经皆史”将“道”视为存在于变化发展中的人事(按：即社会历史)，实际上是将陆王心学向“道问学”转化，这是“六经皆史”说的大贡献。应当说，他们的观点更符合章氏本意。因为，如若胡适等学者的解释，则“六经皆史”针砭经学流弊和以史经世的精神便丧失殆尽。胡适等新考据派追求客观主义史学，为学术而学术，反对将史学作为经世致用的工具，他们对“六经皆史”的解释实际上只看到了章氏提升史学和史学替代经学的取向，却忽略了这种取向背后更根本的学术精神——学术的经世致用，背离了章氏学术的基本思想——道不离器。
他们既充分肯定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及“文史校雠”思想，指出章氏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及其对近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重要影响，钱穆甚至称章氏学术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接榫所在。他晚年曾说，今天要研究中国史学，“至少要跳出自清代道咸以下直至目前，这一番递变递下的学风，而游神放眼于章实斋以前，又当约略了解儒学之大体”(86)。同时，他们也对章氏学术思想的局限性予以分析和批评。如他们从不同角度批评章氏将“六经皆史”推向极端而提出的“贵时王制度”及“以吏为师”的落后性，指出章氏晚年自命其学术源于浙东学术并不确当，认为章氏的“文史校雠”并未开时代学术新风，仍被“道问学”的风气所笼罩，是落后的“争道统”意识在作祟。质而言之，在他们看来，章氏的“六经皆史”和“文史校雠”回应和解决了清代乾嘉考据出现的弊病，将清代学术乃至中国学术推向了一个高峰。但是，章氏学术仍是在传统范式中“转进”或“应战”，因此并未开出新时代的学术范式。
比较钱穆和余英时的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各自特征与师承关系。相比较而言，钱穆的研究多是继承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开章学诚研究及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新路。余英时的研究则在继承其师的基础上做了新的发展，吸收了西方现代学术理论和方法。如在章学诚研究的基本方法上，钱穆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学术方法(历史的方法)作为主要方法之一，余英时则将其与“思想侧影”这一现代西方心理史学的方法相结合，使他的章学诚研究更为立体和丰满。在比较研究中，余英时吸收西方相关理论与方法来解释章学诚与戴震学术思想的异同，并注意做中西比较，如将章学诚与西方现代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相比较。当然，钱穆也重视中西学术比较研究，在《中国思想史》“例言”中曾说：“研治中国思想史，最好能旁通西方思想，始可探讨异同，比较短长。”(87)他对中西史学也做过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88)。但是，他的章学诚研究却缺乏这方面的比较。
应当说，钱穆和余英时对章学诚及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具有学术典范意义。他们研究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表明他们主张学术思想发展是有连续不断“传统”的，而这一传统正是维系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的根本精神所在，如钱穆所言：“学术不熄，则民族不亡。”(89)这是一种建立在文化保守立场上的学术观。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指出，清代学术传统即是形成了一种客观的知识类型(系统)，而中国现代学术复兴必须要发掘这一学术传统的现代价值，以应对西方学术文化的挑战。钱穆认为，清代学术颇近于西方近代的“学统”类型，而在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要做到以古学为今用，即要把中国传统精神与现实需要相配合，“我们且不妨跟从清代学人入手。因清代学术实际上已发展完成了我上述之第三系统(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的‘学统’——引者注)，其学问方法与其规模较近现代化，较可与西方学术接近”(90)。余英时则讲得更为明确和具体，体现了更开放性的态度，他说：“‘道问学’原是儒学的基本价值之一”；“尽管儒家从来不把成就知识当做它的主要价值，然而客观认知始终构成儒学系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91)因此，如何发掘儒家这一传统是中国现代儒学应对西方客观认识精神挑战以获得新生的根本所在，“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认知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便无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92)。
可见，他们的研究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近代以来梁启超、胡适等学者从“学术革命”角度来分析和评价章学诚学术思想及其地位的新道路，易言之，是开创了一种建立在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立场上的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新典范。余英时认为：“在任何一门学术中建立新‘典范’的人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他的空前的成就对以后的学者起示范的作用；一是他在该学术的领域之内留下无数的工作让后人接着做下去，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传统。”(93)应当说，“学术革命”典范下的章学诚及清代学术史研究阵营强大，但其解释却不断遭到挑战；而“学术传统”典范下的章学诚及清代学术史研究经钱穆、余英时等学者的努力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但阵容颇寡，有待更多的学人加入以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注释：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5页。
②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
③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
④⑦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1、49、81，100页。
⑤⑥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版，第592、591页。
⑧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页。
⑨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13页。
⑩(12)(13)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324、325，23，45-46、48页。
(1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20、355页。关于清代的“儒家智识主义”，余英时说：“清儒所面对并关切的问题正是如何处理儒学中的知识传统”；“就清儒来说，如何通过整理经典文献以恢复原始儒学的真面貌，其事即构成一最严肃的客观认知的问题。”(见《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第4、5页)
(14)(23)(24)(25)(26)(27)(2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77，9、17，35、42，49，164，65，152、155页。
(15)(29)余英时：《章学诚对抗戴震》，《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229、227页。
(16)钱穆：《泛论学术与师道》，《中国学术通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268页。
(17)(18)(19)(20)(2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20、430，434、436，438，440，444页。
(22)钱穆：《学术与风气》，《中国学术通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300页。
(30)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4-270页。
(31)(33)(35)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6、38、180页。
(32)(36)余英时：《章学诚对抗戴震》，《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第206、222页。
(34)详见《论戴震与章学诚》内篇五“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一节。
(3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22、424、425页。
(38)(39)(40)(41)(46)(4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40-443，453，488，593、595，430、432、433，468页。
(42)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5、5-6页。
(43)详见《论戴震与章学诚》第78-90页的相关论述。
(44)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239-240页。按：柯灵乌(R.G.Collingwood)亦译柯林武德、柯林伍德。
(45)参见刘巍：《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47)钱穆：《经学与史学》，张越编：《史学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48)(50)钱穆：《讲堂遗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2册，第251页。
(51)(55)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49、50、52，55-56、57页。
(52)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80页。
(53)(54)(56)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275、272、276页。
(57)章学诚说：“《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又说“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1、232页)
(58)钱穆：《国学概论》，第67页。
(59)钱穆：《孔子与春秋》，《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303、303-304页。
(60)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15-16页。
(6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56页注①。
(62)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274-276页。
(63)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60页。
(6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523-524页。
(6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28、430、472页。
(66)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13、15页。
(67)(68)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253页。
(69)钱穆：《泛论学术与师道》，《中国学术通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269页。余英时也有类似看法，他说：“东原显斥程、朱，实斋明宗陆、王，此为两家之异。然东原斥程、朱即所以发挥程、朱，实斋宗陆、王即所以叛离陆、王；取径虽殊，旨归则一。则两家之貌异终不能掩其心同。”(《论戴震与章学诚》，第90页)
(70)钱穆：《国学概论》，第259页。
(71)钱穆：《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中国学术通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93页。
(72)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63、65页。倪氏的“晚年追认之论”，参见[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73)(75)(77)(7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67，67，69、72，90页。
(74)(76)余英时：《章学诚对抗戴震》，《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第225，226、227页。
(79)(80)(8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56、458，458，457、458页。
(81)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254、269页。
(83)(84)(85)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164-168，176，177-178页。
(86)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273页。
(87)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第16页。
(88)参见徐国利：《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89)钱穆：《国学概论》，第365页。
(90)钱穆：《有关学问之系统》，《中国学术通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298页。
(91)(92)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第9、4，7页。
(93)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345页。
标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文; 余英时论文; 钱穆论文; 章氏论文; 浙东学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史通义论文; 经学论文; 思想史论文; 儒家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