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校企合作的中国“985”高校科技发展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发展论文,中国论文,高校论文,模式论文,校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高等学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也是高新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强大生力军，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向2020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高校科技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高校科技创新系统发展呈现出诸多不利因素，突出表现在高校科技创新重点关注论文、专著和专利等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环节薄弱。高校—企业科技合作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企业获取新技术的主要途径，但是“一刀切”的高校评价体系和雷同化的高校发展战略难以发挥高校自身科技工作的特色，严重制约了科研产出的经济社会功能发挥。
随着高校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高校科技创新管理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Connell[1](2004)和Yaman[2](2005)运用案例研究和系统动力学模拟等方法对高校科研效率、科技创新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相关学者还运用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DEA(数据包络分析)、TOPSIS等多种方法对高校科技创新发展进行多目标测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代表性的学者有施星国[3](2009)、李晓娟等[4](2010)、刘伟等[5](2010)、戚巍[6](2010)和曹兴等[13](2012)。
在科技与经济结合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高校—企业科技合作逐渐成为热点议题。2002年Shane[7]以MIT为例分析了高校和企业合作进行创新成果转化的方式，具体包括自创企业、专利许可证交易和联合建研发中心等，其中校企合作是成果转化的关键。叶小青和徐渝[8](2003)运用博弈论模型讨论了企业创新能力、技术先进性和商业化价值如何影响对合作创新方式和合作对象的选择。刘岩芳等[9](2010)和贺俊等[10](2011)讨论了研究型大学与企业之间知识转移的障碍因素和最优制度安排。雷滔和陈向东[11](2011)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校企合作申请专利网络的演化态势。
上述研究一方面从整体上考察高校科技发展的态势，另一方面探讨高校—企业合作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高校科学研究和校企合作是科技工作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科学研究能力是校企科技合作的基础，校企合作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校企科技合作薄弱的症结不能仅仅关注校企合作工作的局部，转变高校科技发展模式是根本。面向校企合作的高校科技发展模式以高校科学研究能力和校企合作强度之间的关系作为突破口，识别科学研究能力系统中决定校企合作强度的变量，然后以该变量和校企合作强度作为两个维度考察高校科技发展的模式，最后基于不同模式特征提出富有针对性的管理对策和建议。
面向校企合作探讨高校科技发展的具体流程包括(如图1所示)：首先，高校科学研究能力和校企合作强度测度是全面描述和分析高校科技创新系统的基础，通过测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变量。其次，高校科学研究和校企合作活动是科技创新链条上的前后关联环节，相关性分析能够确定科学研究与校企合作之间的关联，识别科学研究活动中决定校企合作强度的变量，即面向校企合作过程中高校科学研究活动的关键变量。最后，以决定校企合作强度变量和校企合作强度变量作为高校科技发展的两个维度，识别面向校企合作的高校科技发展模式，描述各高校科技发展的特点，为相关管理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高校科学研究能力和校企合作强度测度
(一)指标体系
高校科技活动情况测度是科技管理研究的基础，现有文献在高校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学术绩效等方面对高校科学研究能力进行多目标测度[3-6]。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提出高校科技活动指标体系，见表1。
科学技术活动划分为科学技术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其中科技成果转化采用校企科技合作强度表示。高校科学研究能力可以分为投入指数、产出指数和效率指数，其中投入指数有科技活动人员、科技经费内部支出等2个指标，产出指数有国外及全国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鉴定成果数、成果授奖等3个指标，效率指数为产出指数与投入指数的比值。考虑到目前很多高校主要专注于论文、成果鉴定和获奖，专利活动不是高校科技的主体，专利申请授权数量也相对较少，所以没有将专利指标纳入产出。校企科技合作强度指标包括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等2个指标。雷滔和陈向东[11]等学者采用专利合作申请衡量校企合作，实际上专利合作申请只是校企合作中很少的部分，很多合作并不体现在合作申请专利，部分合作申请专利也不完全反映校企合作，运用经费和收入等市场行为指标能够更全面地衡量校企科技合作强度。
(二)研究方法
(三)样本、数据和测算
目前“985”工程建设高校共39所，自1999年起教育部分别与省、市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分批将34所国内知名高校列入国家跨世纪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名单。2006年增补了5所高校：中国农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其中国防科技大学涉及到国防相关保密项目，不包括在本研究范围之内。数据来自于2008-2010年的《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实际也为2008-2010年的数据。其中中央民族大学仅2010有统计数据，没有包括在本研究范围中。本文以37所“985”工程高校作为研究样本。
根据密切值法和相关指标数据测算高校科学研究能力和校企合作强度。首先采用密切值法对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和合作强度指标进行测算，然后用各高校的测度结果值除以极大值再乘以100进行标准化，得到科学研究能力投入指数、产出指数和校企合作强度指数，结果见表2。效率测算需要考虑科技投入和产出的滞后期问题。不同的科技产出滞后期不一样，一般科研产出的滞后期为1～2年，有些可能更长；与此同时，科学研究又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年的投入会在以后多年发挥作用，每个时间节点的产出可能不仅取决于此前1年或者2年的投入，而是多年投入累积的结果。鉴于滞后性和连续性的结合，这里选择1年作为滞后期，即运用2008年的投入和2009年的产出测算2008-2009的效率指数，运用2009年的投入和2010年的产出测算2009-2010的效率指数，结果见表2。
三、高校科学研究能力与校企合作强度相关性分析
高校科学研究能力与校企合作强度相关性分析主要是为了识别决定校企合作强度的科学研究活动变量。考虑到相关指标是连续变量，所以本文选择使用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方法，相关系数计算公式(称为Pearson相关系数)如下：
从表3可以看出，高校科技投入指数、产出指数与合作指数的相关性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效率指数与合作指数相关性不显著。第一期投入指数与合作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586，高于产出指数与合作指数的相关系数0.525；第二期投入指数与合作指数相关系数上升到0.656，而产出指数和合作指数的相关系数下降为0.462。
技术推动模型认为技术创新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放研究-成果转化-生产销售的链式过程，前一个环节依次向后一个环节推进。根据技术推动模型理论，产出指数与合作指数相关性更强，然而实证结果显示投入指数与合作指数相关性更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高校科技活动产生的知识并没有完全转化成显性的科技成果，例如论文、鉴定的成果等，科技活动投入对校企合作强度的影响更为突出；第二，企业从高校获取知识的来源不仅是已经转化的技术成果，通过科技活动形成的隐性知识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同样具有显著意义；第三，委托开发等前端活动仍然是校企合作的主要方式，技术特别是专利相关权益等后端成果转让所占比例较小。从技术市场数据来看，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仍然是技术交易的主要形式，2011年占全国技术交易额的85.5%，技术转让仅占11%，而其中专利相关权益转让只占技术转让合同的30%①。
四、面向校企合作的高校科技发展模式识别
基于高校科学研究能力和校企合作强度相关性分析结果，选择高校科学研究投入指数和校企合作强度两个维度，识别高校科技发展模式。
(一)模式识别方法
根据投入相对指数和合作相对指标可以将样本高校划分为高水平引领型、科研主导型、市场先导型和整体追赶型，具体见图2A。其中高高区间是科学研究投入和校企合作强度均处于样本高校的领先位置的高校，属于强强结合的高水平引领类型；低低区间是科学研究投入和校企合作强度均处于样本高校排序靠后位置的高校，属于整体实力比较弱的追赶类型；高低区间是科学研究投入整体比较优势突出，但是校企合作强度相对较弱的高校，属于科技活动规模较大但是校企合作较弱的科研主导型；低高区间是校企合作强度优势比较突出，但是科学研究投入相对较低的高校，属于科技活动规模较小但校企合作比较强的市场先导型。
图2 面向校企合作的高校科技发展模式识别
在分别考虑投入相对指数和合作相对指标强弱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根据投入-合作相对指数谱线，将科学研究投入与校企合作强度之间的协调性划分为高协调、协调和低协调三类区间。高协调区间表示科学研究投入与校企合作强度在样本高校中的位置相对比较均衡，两者相差不大，差距在10%以内；协调区间表示科学研究投入指数大于校企合作强度指数，或者相反，但是两者差距在2或者1/2倍范围之内；低协调区间表示科学研究投入与校企合作强度比较悬殊，其中一方是另一方的2倍以上，具体见图2B。
(二)“985”高校科技发展类型识别
根据中国“985”高校科学研究能力投入指数和校企合作强度指数，测算相对投入指数和相对合作指数，然后绘制高校科技发展类型识别图，具体见图3。
从图3(左)第一期结果中可以看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9所高校处于高高象限，属于高水平引领型高校，其中上海交通大学相对投入指数最高，清华大学相对合作指数最高，武汉大学接近(1，1)坐标中心点。重庆大学、南京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等14所高校处于低低象限，属于整体追赶型，其中重庆大学在科研投入和校企合作方面相对比较突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等6所高校处于低高象限，属于市场先导型，这些高校类似“1”字排列，相对投入指数接近于1，而相对合作指数相差较大，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相对合作指数和浙江大学相当，华南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东北大学比较接近。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8所高校处于高低象限，属于科研主导型，其中北京大学科研最为突出，西北工业大学和山东大学科研接近平均水平，北京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南大学相对合作指数比较突出，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类型比较类似。
图3 中国“985”高校科技发展类型
从第一期到第二期“985”高校科技发展态势发生较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市场先导型和科研主导型高校群体的分化，其中北京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山东大学从高低象限，天津大学和东南大学从低高象限进入高高象限；东北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从低高象限，西安交通大学从高低象限跌入低低象限；重庆大学从低低象限进入低高象限，武汉大学从高高象限跌入低高象限。由此不难看出，处于高高象限和低低象限的高校为29所，而高低和低高象限仅8所，高校科技发展的分层现象非常突出，从整体追赶型向科研主导或者市场先导型转变均具有较大难度，而从科研主导和市场先导型向全面领先型转变具有一定的优势。
根据图3(右)第二期结果可以看出，高高象限中的13所高校中仅山东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和四川大学5所综合性大学，其他均为理工类高校，其中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科技发展模式非常相似，四川大学相对优势比较明显，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吉林大学文理学科比较多，科学研究和校企合作均没有突出优势。在高低象限和低高象限中，综合性和理工类高校平分秋色，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企合作非常突出，中山大学科研实力比较突出。在高高、高低和低高象限的21所高校中，东部地区占12所(北京4所，上海3所，天津、南京、广州、杭州、济南各1所)，中部地区3所(武汉2所，长沙1所)，西部地区3所(成都、西安、重庆各1所)，东北地区3所(大连、长春、哈尔滨各1所)。低低象限中的16所高校中主要有三个类型：专业学科特征、发展特点明显的高校，例如师范院校、农业、电子信息、文科院校、基础研究院校等；偏文理学科的综合性高校，例如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理工优势不突出的高校，例如华南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
(三)“985”高校科技发展协调性
在发展类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高校科技发展的协调性问题。根据相对投入指数和相对合作指数测算投入-合作相对指数，根据指数区间划分科技发展协调性，表4列出了高协调区间高校和低协调区间高校。
首先，高协调区高校主要处于高高象限或者低低象限，科学研究投入和校企合作强度发展比较均衡，需要注意的是仅第一期武汉大学处于高高象限，多数高校处于两者均较低的水平。这表明科学研究和校企合作均衡发展并不利于高校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低低象限高校要实现向高高象限的转变首先要打破这种均衡，在科学研究投入或者校企合作强度方面实现突破，进而通过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实现整体提升。高低或者低高象限的高校由于某一个维度的优势，短期内难以实现高协调。
其次，低协调区主要是低低象限以及高低、低高象限中的高校，其中高低、低高象限高校在科学研究或者校企合作方面相对具有非常突出的优势，并且通过两者之间的互动实现了向高水平引领型高校转变；低低象限高校不仅发展水平比较低而且非常不均衡，提升整体科技发展水平，突出科研或者校企合作方面的优势，是实现向高高象限转变的基础。高高象限的高校均没有出现在低协调区，由此说明高水平引领型科技发展不仅是整理科技实力强，而且也是科学研究投入和校企合作基本协调均衡发展。
最后，从第一期到第二期，处于高协调区间的高校数量从2所变成了4所，低协调区间的高校数量从14所变成了9所，表明高校科研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增强了科学研究投入与校企合作强度的协调性。
五、结论和对策建议
本研究通过高校科学研究能力与校企合作强度关系分析，识别面向校企合作的高校科技发展模式，以中国“985”高校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高校科研活动投入是决定校企合作强度的关键变量。目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强，高校作为基础研究和高科技领域科学研究重要阵地，其科技成果转化就成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基本动力，高校创新优惠政策少、高校与创新者利益关系不明晰、高校与企业利益分配不明确是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当然，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的原因不能仅仅局限在转化工作本身，高校科技发展模式转变才是根本。高校科研活动投入是决定校企合作强度的关键变量，不能将科技成果转变局限在专利和科研成果产出的许可、交易等范围内，科研活动规模和结构、高校和企业的供需互动是校企合作的基础，校企合作是高校和企业建立互信、互通和互助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根本。
第二，以高校科学研究投入指数和校企合作强度指数两个维度为基准，建立高校科技发展模式识别方法，通过高校科技发展类型识别和协调性分析两个层面的研究，将高校划分为不同的模式。各种模式划分并不是为了给高校科技活动进行排序，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各高校目前科技发展态势在“985”高校中的位置，明确各自面向校企合作的定位，调整科技工作发展战略，让科学研究和校企合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处于整体追赶型的高校，不能简单地将自身和高水平引领型高校进行比较，首先需要继续强化高水平的学科平台，凸显自身的学科优势，从整体上提升高校科研活动规模和实力，然后再进一步考虑科学研究与校企合作协调问题；其次对于文科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偏文理的综合性高校(如南京大学)和基础研究高校以增强科学研究能力为主线、以科研主导型高校为目标，而对于农业、电子信息、理工科类等专业类高校以加强校企合作强度为主线、以市场先导型高校为目标。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没有分学校类型进行比较。“985”工程高校虽然以综合性和理工类高校为主，但也包括一些专业性高校，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可比性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在2012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学科评估中有9个学科排名第一，位居全国第三位②，但是这些学科均为人文社会类和管理学，难以在本文的科学技术指标中得到反映。第二，没有剔除高校规模的影响。“985”工程高校在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中国科技大学规模小，专任教师仅1553人；吉林大学规模大，教师6776人③。高校整体规模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科学技术活动的规模，规模指标只能部分反映科学研究的能力，进一步研究需要考虑剔除规模后的高校科技发展问题。第三，本研究考虑的定量指标虽然从整体上反映了高校的科学研究和校企合作状况，但是没有考虑社会声誉等科学研究的定性指标。
①2011年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http://www.china torch.gov.cn/ckzl/scdt/zxdt/201208/19208.html.
②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xxsbdxz/index.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