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对比较劣势产品出口影响的概率分析_汇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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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306(2007)01-0112-06

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汇率的影响。目前,已有不少中外学者采用计量的方法对人民币汇率是否显著影响我国贸易收支进行了研究,但是,在笔者近期来阅读的文献中,则鲜有学者采用计量的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影响贸易结构的变动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概率的角度出发研究我国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对日出口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以此来反映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附加值、深加工类产品的出口在汇率变动下受影响的概率,并希望以此进一步拓展此类研究,加深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贸易出口的认识。

一、文献回顾及理论思路

(一)相关研究回顾

随着国内对计量经济学的重视以及对计量方法的掌握,不少学者开始使用计量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进出口贸易收支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研究。任兆璋、宁忠忠(2004)运用时间序列中的协整分析方法对1978—1999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和我国贸易收支差额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差额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他们同时还对1980—2001年中美贸易差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结果也是二者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1] 余珊萍(2005)借鉴贸易引力模型对2000—2003年间我国及我国的十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并通过分析发现名义汇率波动总体上对我国出口影响并不显著。[2] 沈国兵(2004)将1994—2002年间中美贸易收支和中日贸易收支分别与人民币汇率按年度统计数据和月度统计数据分别进行计量分析,结果都表明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协整关系。[3][4] 此外,Lahrèche-Révil和Bénassy-Quéré(2001)也认为,没有证据显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产生影响。[5] 但是,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对我国贸易收支有明显的影响。卢向前,戴国强(2005)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的分析方法按月度数据对1994—2003年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加权实际汇率波动与我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存在显著的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存在J曲线效应。[6] 但在使用计量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时可能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1)选择不同的模型会导致分析结果不同;(2)出口和进口受汇率影响的滞后期不同可能导致贸易收支总体与汇率的关系不显著;(3)如将贸易品分类细化,不同类别的贸易品进出口可能受汇率影响的程度不同,致使总出口或总进口受汇率影响不显著。因此,要研究人民币汇率与我国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必须选取适当的模型并从较细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二)理论思路

国与国之间贸易的进行有其相关的理论基础,其中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对比较优势的测度,一般使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RCA指数最早是巴拉萨(Balassa,1965)提出的,当RCA指数大于1时,此类贸易品就具有比较优势,偏离1越远,比较优势越大;反之,RCA指数小于1则表明此类贸易品处于比较劣势,偏离1越远,劣势越明显。

根据国际经济学中的理论,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会产生影响。要研究出口额受汇率变化影响的程度,选用计量回归对现实情况进行测度将是一种较为合适的方法。我们在论及汇率变动使得贸易品出口价格变动的同时也使得数量发生变化,是撇开了比较优势的,如果将比较优势引进,则可能出现这样一类现象,即汇率的升值使得本国贸易品出口价格升高了,但由于较强的比较优势使得汇率的升值不足以将本国贸易品出口相对价格提升至国际同类商品的平均价格之上,因此即使出口价格升高了,但仍然相对便宜,这也就造成了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失效。从这个角度出发,相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出口而言,比较劣势商品出口则更容易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考虑到汇率只是影响出口诸多因素中的其中一个,尤其在当前,我国实际情况中汇率的影响要小于其它相关因素,而其它因素又无法较好地纳入计量模型,因此本文选取二元选择模型对汇率变动影响出口的概率进行分析,这种离散模型也有效地回避了时间序列中单位根问题。

二、实证分析

在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之前,有两点要加以说明:一是本文所研究的具有比较劣势的贸易品类别是指RCA指数小于1的出口商品类别;二是本文对比较劣势商品出口受汇率变动影响的研究是在中日贸易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方法上不同于以往学者所采用的连续时间序列的方法,而是使用了离散模型中的二元选择模型对实际情况进行拟合。

(一)指标选取

根据SITC的分类,国际贸易商品分为10类62章,而根据中国《海关统计》资料,我国进出口商品分为22类98章。范爱军(2002)通过研究分析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第7类(SITC)商品的RCA指数都很低,大部分年份都在0.5以下,这类商品主要是机械制造和运输设备等。张杰(2000)根据《海关统计》资料进行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7] 目前,我国在大部分类别的出口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附加值、浅加工类产品的比较优势相当明显,而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深加工类产品上优势微弱,甚至处于比较劣势。[8] 因此,本文从《海关统计》分类中选取了三类商品:第十六类;第十七类;第十八类。这三类商品大部分属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深加工类产品,在1995年1月至2006年6月的月度数据中,中国这三类商品在对日贸易中几乎都处于入超状态。

在汇率指标的选择方面,本文选取日元加权平均汇率(人民币/100日元)的月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回避,因此,在样本的选择上选取1999年1月至2006年6月间共90个样本。

(二)计量分析

和以往学者进行此类研究时使用的方法不同,二元选择模型(Binary Choice Model)属于离散因变量模型。在进行计量回归之前必须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最后再对通过检验且拟合程度较好的模型进行解释。

1.数据处理。在设定的二元选择模型中,因变量并非出口,而是相对前期样本的增长率(GROWTH RATE),自变量也不是日元加权汇率,而被设定为相对前期日元加权汇率的差额(ΔEXCHAGE RATE)。图1,图2和图3分别反映了所选三类比较劣势商品对日出口走势,图4则刻画了日元加权汇率在样本期内的波动情况。一般来说,出口的月度数据具有很强的季节性,这从图1、图2和图3中可以看出(尤其是图1和图2),因此在计算增长率之前必须剔除季节因素的影响。

图1 第16类商品

图2 第17类商品

图3 第18类商品

图4 日元加权汇率

剔除月度数据季节因素的方法主要有对原始数据进行一次或多次12阶差分和计算季节因子,本文采取的措施是利用1995—2005年间11年的月度数据计算出季节因子(如表1所示),再将原始月度数据除以季节因子得出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表1三类贸易品出口的季节因子

剔除季节因素后,用调整后的当期出口减去前一期出口的差除以前期出口,得到出口增长率。由于二元选择变量的因变量是0和1,因此,将增长率为正设为1,增长率为负设为0,整个模型的因变量就是由一系列0和1组成,而自变量则为当期汇率减去前期汇率的差,自变量为正表示人民币贬值,为负则表示人民币升值。模型的样本期为1999年1月至2006年6月。

2.计量回归。在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对比较劣势商品出口受汇率变动影响进行具体测度时选择Logit模型,其优点是把(0,1)上预测概率的问题转化为在实数轴上预测一个事件发生的机会比问题。由于研究对象是三类我国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出口,因此应分别建立三个方程,按照第16类、第17类和第18类的顺序分别建立方程(1)、方程(2)与方程(3),按照Eviews默认的稳健标准误、估计运算法则(quadratic hill-climbing法)和初始值(100,0.001),使用binary估计方法进行回归得到三个方程:

表2列示了上面三个方程的Hosmer-Lemeshov检验和Andrews检验的值及其相伴概率,以此对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从表中所示的相伴概率来看,三个方程均接受了零假设(拟合完全充分),即模型的拟合精度是比较高的。

表2拟合优度检验

3.模型解释。由于截距项在三个方程中并不显著,因此将其从估计方程中除去,各方程均只剩一个显著的回归系数。二元选择模型中的斜率回归系数不同于普通回归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它包括两层意义:一是从符号上判断自变量的增减引起响应变量概率的增减,在上面三个方程中的斜率回归系数都为正,表明当汇率变动为正,即当人民币汇率贬值时,出口增长的概率将增加,反之当人民币汇率升值时,出口将减少,这正好符合传统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也与本文所要说明的一致;二是斜率回归系数值的意义,即反映响应变量相对概率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直观的,必须通过计算(P是因变量,是1的概率,即出口增长的概率):

l

经过计算可以得出人民币升值(贬值)0.01或1时,出口增长(减少)的概率,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响应变量概率变化计算结果

从模型的计算结果来看,随着汇率变动幅度的增大,出口发生变化的概率就提高。上述三个方程中的斜率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值得注意的是,影响三类商品出口的汇率是不同的,分别为当期汇率、滞后5个月的汇率和滞后2个月的汇率,但这与现实中出口情况并不矛盾,与此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总体贸易出口或贸易收支与汇率不存在一个长期稳定关系(不同类别商品所受汇率滞后的影响不同,混合在一起则造成了不显著的现象)。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并没有论述人民币汇率对我国总体出口的影响,只集中针对中国对日比较劣势商品出口作概率分析。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比较劣势商品出口是受到汇率变动影响的,这种影响并不单纯体现在即期,而是可能有着滞后影响。同时,这种影响还主要表现为随着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增大,而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出口受汇率影响的程度将大大增加。我国对日比较劣势商品出口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存在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可能体现在对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附加值、深加工类产品的出口上。因此,本文从出口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人民币汇率改革应实行渐进式改革,以避免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动。从改革开放至今,1994年到2005年7月之间,人民币汇率因为钉住美元,因此汇率波动幅度甚微。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后,汇率开始逐渐升值,但是升值幅度不大。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也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目前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和升值幅度来看,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影响还不会很大。但如果在我国出口产业没有得到加强和巩固之前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过大,那些原本就处于比较劣势的出口行业,将会受到沉重打击,这不利于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与优化。

(2)加强出口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和巩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低而造成的出口价格低廉方面。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也不可避免地呈升高趋势,这将减弱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因此,对于服装、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一定要加强对品牌的培育,同时加强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营销方法,多方面打造和巩固其原有的优势。对于那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出口行业,一方面国家要给予相关的产业政策扶持,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研发的投入,通过技术引进与国内研发相结合,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育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加速我国经济增长转型的步伐。

(3)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同时要配以相应政策以对进出口产业进行扶持,以抵消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过大所带来消极影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一个必然过程,不可能因为汇率波动幅度大会带来消极影响而终止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进程。因此,要加强对人民币汇率失调与错位的研究,及时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进行研究和预测,并根据研究和对实际情况的观测,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对相关产业进行财政扶持,以抵消人民币汇率在市场化进程中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有效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的调整和我国的经济增长。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汇率的变动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而汇率波动幅度过大造成的影响可能就更为复杂。从我国贸易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来看,一定要加强自身产业竞争力的培育与巩固,只有这样,才会给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留出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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