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国内政治策略的异同、成因及实施结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异同论文,成因论文,策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1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0)01-0053-06
抗战时期，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形势，使国共两党都特别注意政治策略的制定和运用。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到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本文拟用比较的方法，对两党国内政治策略的异同点、成因和实施结果作一分析。
一
比较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国内政治策略，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既有共同之处，同时又大相径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综观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总的国内政治策略是：基本坚持统一战线，用以维持民族抗战，同时利用统一战线争取、分化和消灭异己力量，力图把中国政治引向专制独裁的前途。而中国共产党总的国内政治策略则是：坚定不移地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在统一战线中保存、巩固和发展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努力把中国政治引向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在各自总策略的指导下，两党都针对不同的政治对象采取了一些具体的策略。正是在这些策略中，清晰地呈现出了双方的异同点。
第一，国共之间：既联合又斗争，基调都是联合。
对国民党而言，中共问题是必须认真处理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依其阶级本性，它恨不能剿灭中共而后快，但抗战时期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又不允许这样做，无奈它选择了与中共维持联合，同时在联合中削弱中共的策略，企图达到既抗日又灭共的双重目的。
国民党抗战时期对中共策略的最高原则是所谓“政治解决”，而非动用武力。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要认清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1](P841)为此，国民党采取了溶共、限共、 反共三大政策，在政治上取消中共的独立存在，在组织上限制中共的发展壮大，在军事上制造摩擦，给中共施加压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政策中，溶共、限共是目的，武装反共只是辅助手段。因此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虽然始终没有放弃反共的方针，但也基本上维持了与中共的联合，没有从根本上破裂国共关系，即使它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时，也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策略基调也是联合，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争把国民党留在统一战线内，维持全国抗战的局面，“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动摇。”[2](P1036)为了维持与国民党联合抗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许多让步。在政治上，停止土地革命，取消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暴动政策，将苏维埃政权改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民主政府；在组织发展上，向国民党许诺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在军事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3](P21)
针对国民党“政治解决”，欲消灭中共于无形的阴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相应的策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是保持自己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二是团结国民党中的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三是大力发展人民革命力量，以扼制国民党反共投降情势的增长。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特别注意斗争方式，认为“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4](P703) 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不能颠倒。斗争中强调有理、有利、有节。总之，“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为，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2](P1038)始终把国民党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
第二，对民主党派，国民党的策略是打拉结合，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则是团结争取。
为了孤立中国共产党，利用民主党派为其政治服务，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拢各民主党派。抗战之初，国民党为争取民主党派的支持，在法律上开放了一些民主自由，宣称“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1](P487)允许民主党派合法出版报刊， 并在经过修改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取消了专门对付异党的条款。为满足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要求，国民党先后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吸纳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参与其间，称他们是“社会之中坚，人民之领袖”。[5]在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多次许诺实施宪政， 以迎合各民主党派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早日实现宪政的要求。此外，蒋介石还以礼贤敬士、善纳谏言的姿态笼络人心。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开办“民族文化学院”，蒋介石公开令军委会拨款资助；梁漱溟搞乡建运动，蒋介石大加赞扬，“拉拢之意甚殷”。当民主党派人士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和质问时，蒋介石也总是以善纳谏言的面目出现，以取得信任。
但是，当对民主党派的拉拢利用无效时，国民党便以暴力进行无情打击。救国会因不愿追随蒋介石，邹韬奋、李公朴等领导人受到严密监视，乃至其成员被全部取消参政员资格。民盟成立之初，国民党命令各报刊不准发表消息和评论，策动香港殖民当局搜查民盟的机关刊物《光明报》。对第三党，蒋介石更是恨之入骨，称“邓演达被杀了，第三党已不存在”，[6](P290)对其活动百般刁难，蓄意破坏。
与国民党打拉结合的两面手法不同，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策略始终是真诚的团结争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救国会、农工民主党、职教社、乡建派等民主党派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与国民党接近的国社党和青年党也以合作抗日的友党对待。鉴于民主党派过于分散，力量不集中，中国共产党帮助他们组织起来。1941年，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许多共产党员参加了这一组织。民盟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中共香港地下组织在人员和资金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对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还从生活上予以帮助。如：曾琦的夫人宋静芳被敌机炸死，无以为葬，中共南方局赠送5000元；左舜生的3岁女儿患急性肺炎，束手无策， 周恩来和董必武立即派汽车帮他把女儿送往医院，使左舜生大为感动。
第三，对地方实力派，国民党的策略是分化瓦解，予以消灭；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则是联合，共同抗日。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地方实力派素有矛盾，瓦解消灭地方实力派，实现一统天下，是蒋介石集团的一贯政策。抗战时期也不例外。蒋介石集团以位居中央的特殊优势，以抗战为名，把地方实力派的军队调到最前线，令其与日军死拼，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或令地方实力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搞摩擦，使其两败俱伤；还以统一军令政令，统一指挥为借口，分割其军队，兼并其地盘，侵欺其财政；甚而以收买分化、制造矛盾等手段，削弱瓦解地方实力派。
中国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与国民党迥然不同，基本上是把它作为中间势力加以争取，联合其共同抗日。对四川军阀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中国共产党与他们长期保持联系，常常与他们交换时局意见，鼓励他们坚持抗战；对山西军阀阎锡山，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与其建立了直接的统战关系，双方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形式（牺盟会），共同的政治纲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共同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共同的政权（专、县一级由双方共同执掌）；对新疆军阀盛世才，中国共产党在做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在迪化（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陆续派干部到盛的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军队、新闻界和教育界工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
总之，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国内政治策略，既有共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以溶共为主，反共为辅，在不破裂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政治解决中共问题，总策略基本上是联合；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联合是斗争的目的，斗争是联合的手段，其总策略也是联合。对民主党派，两党都努力联合和争取，但国民党除拉拢利用之外，还予以打击弹压，而中国共产党则是真诚的团结争取；至于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两党则截然不同，国民党主要是借抗战之机予以消灭，中国共产党则主要是联合。
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国共两党在国内政治策略上既相同又相异呢？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危机和抗日救国的任务以及国际国内形势决定了两党国内政治策略的某些共同点。
其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促使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国共两党兵戎相见了十年之久，积怨甚深。但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本的进逼不仅威胁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生存，也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利益。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时国民党尚可忍耐的话，那么，卢沟桥事变，日本攫取京津、上海并妄图吞并全中国，使国民党也无法再容忍下去了。战端一开，国共两党和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凶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中国人民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之间的阶级矛盾，而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各阶级结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已经成为国共两党义不容辞的任务。正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这个大背景，决定了国共两党都把联合对方抗日作为其政治策略的基调。
其二，抗战时期特殊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了国共双方除联合之外别无他途。
国民党虽然始终想消灭中国共产党，但抗战时期的国内国际条件使它不敢公开以武力消灭之。从国内来看，抗战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民族大觉醒时期。这种空前的民族大觉醒来自空前的民族大危机。不仅中国共产党和工农民众、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这场危机。因此，各阶层爱国人士都强烈要求团结抗战。在这个民族大觉醒的时期，国民党凡不利于团结抗战的言行，都会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这就迫使国民党不敢对中国共产党付诸武力，只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万不宜公开或正面的方式以求解决也”。[7](P60)从国际来看，国共之间的抗日统一战线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大背景是英美和苏俄的联盟，国民党想要得到国际的支持，其政策必然要受到国际舆论的影响。抗战期间，美国一再要求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勿用武力”，[8](P916)要“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7](P76) 苏联也多次谴责国民党的反共行径。正是抗战时期这种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使国民党认识到对待中国共产党“僵持不可久，放任非常策，断然处置又为国际国内环境所不许， 则和平解决实为正当途径”。 [ 9](P385)从而与中国共产党维持着联合抗战的形式，始终不敢公开破裂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虽然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为目标，但长征以后红军仅剩两万余人，被国民党压迫在陕北一隅之地；西路军谋求打通国际交通线，寻求苏联援助的计划又遭致失败。显然，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发展需要时间。况且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之后继续内战也有损民族利益，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又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主动言和，既可以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又可以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同时还可以迫使国民党承认其合法地位，在抗战中保存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
其三，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决定了国共两党对其采取联合为主的策略。
广大民主党派是国共之间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往往走在历史的前列。他们从事的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出版事业在政治舆论、文化建设和生产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力争这个阶层的支持，对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要。同时，民主党派的政治态度具有复杂的两重性，既反对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专制，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试图在国共之间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老路。这种两重性使国共两党都有与之联合的基础。国民党可以利用民主党派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理解限制削弱中国共产党，同时把民主党派拉入自己的政治营垒，往自己标榜民主的招牌上贴金。中国共产党则可以联合民主党派，增强抗日力量，加强社会舆论，共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投降分裂活动。
国共两党在国内政治策略上之所以又有不同之处，也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两党的抗战路线不同。
国民党主张和坚持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轻视和害怕发动全社会的力量，这决定了它不可能真诚地联合以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为首的中间力量，只能是利用，能利用则利用之，否则便予以打击弹压。而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和坚持的是全面抗战路线，即全国、全军、全民总动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决定了它对中间力量必然是真诚地团结联合，帮助他们发展和进步。
其二，两党的建国方案不同。
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合作毕竟只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两党的阶级本质不会因此有所改变。所以两党在共同抗日的同时，都不会忘记自己战后的前途，换句话说，双方都把目光放在“抗战以后”。由于两党性质和战后目标的相左，使两党的抗战建国方案有着明显的不同。国民党是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其政治目标是在中国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专制。由于种种原因，在战前它的这一目标并未完全实现，希望在抗战中如愿以偿，通过联合抗战造成条件，把中国引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战后在中国建立和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在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过程中，从未放弃这个宗旨，希望通过抗战的胜利把中国引向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再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国共两党建国方案的不同，必然导致两党政治策略的相异。国民党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的国家，势必千方百计排除异己力量，以扫除障碍，因此，它打击民主党派，消灭地方实力派也就毫不奇怪了。而中国共产党由于要建立一个民主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也就自然会真心诚意地联合广大民主力量，与其一道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其三，两党与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的历史渊源不同。
从民主党派诞生那天起，国民党就一直施用镇压打击的政策。1931年杀害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1933年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1935年逮捕《新生》杂志总编杜重远，1936年制造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若非抗战爆发，国民党会把这种镇压政策一直行使下去，直至将民主党派消灭。抗战爆发后，由于前面所述的原因，国民党不得不被迫放弃过去的传统政策而转而利用民主党派，但传统的镇压政策是不可能因权宜之计而完全改变的。与此相反，抗战前，民主党派的绝大多数在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等方面同中国共产党有一致之处。20年代末，“第三党”反对帝国主义，抨击蒋介石的独裁专权；30年代初，张君劢、王造时及青年党反党治、反独裁；“九一八”后民主党派对团结抗日的呼吁，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批评；华北事变后对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响应，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有可以合作的历史基础。
国共两党对地方实力派策略上的差异也与历史渊源有密切的关系。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建立开始，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关系的历史就是互相争斗和兵戎相见的历史。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战争连绵不断。从根本上铲除地方实力派是蒋介石加强中央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独裁统治的既定方针。抗战是国民党企图瓦解消灭地方实力派绝好的机会，可以利用统一军令政令等堂而皇之的借口将地方部队推上前线，借刀杀人，蒋介石是不会放过这种良机的。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则全然不同。抗战之前，地方实力派虽然基本上是反共的，但多数未与红军直接冲突和交战，所以没有直接的仇怨，有的省区虽与红军作过战，但由于同蒋介石的矛盾和保存实力的心理，往往消极作战，甚至暗中与红军联络。
三
如何评价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国内政治策略的成败得失呢？它与几年后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应该说，国民党的政治策略有得有失，失大于得，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确实，国民党的政治策略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它维持抗战的局面，以政府的名义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在此过程中，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重要的一员。从统治力量来看，抗战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在中央，完成了由一党专政到个人独裁的过渡，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地方，通过新县制建立了严密的保甲制度，加强了对基层的控制。特别是地方实力派基本被消灭。宋哲元被瓦解，韩复榘被枪决，川军四分五裂，东北军流散四方，滇军支离破碎。中央军进入山西，结束了阎锡山一统山西的局面。张群入主四川，武装绑架尤云，使西南落入国民党中央的控制之中。对青海马家军矛盾的利用，对新疆盛世才的威胁利诱，又使西北成为其囊中之物。与战前相比，国民党中央的控制范围显然大大扩大了。
但是，国民党的政治策略总体上是失败的。这主要表现在它把自己置于全国各阶层的对立面，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以致战后短短几年就被赶出了大陆。
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没有能够“溶”掉和限制住中国共产党，反而使其力量空前壮大。特殊的历史条件迫使国民党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它的战后目标又要求铲除中国共产党，至少要在抗战时期限制住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在这个既不能公开反共又不能任其发展的二难选择面前，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以致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中连连败北。溶共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面前无能为力，限共政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巧妙斗争而归于失败，几次武力剿共的行动又被国内外的强大舆论压了回去，结果只有眼看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日益壮大而束手无策。
在抗战时期所有的政治力量中，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对国民党所抱希望最高，拥护也最为热烈。但国民党打击异己的政策使他们大失所望，逐渐觉悟，从而走向反蒋联共的道路。他们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阻挠，公开自己的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要求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和建立联合政府。总之，国民党不但没有笼络住这股异己力量，反而将它推向了中国共产党。
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却获得巨大的成功。
成功之一：坚持统一战线至抗战胜利。
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迫使国民党与之合作抗日，并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对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同时广泛团结各种力量，有效地扼制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使国民党不敢公开破裂统一战线，始终维持全国抗战的局面，最终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成功之二：力量空前壮大。
在同国民党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使自己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在军事力量上，到抗战胜利前夕，已拥有八路军60万，新四军26万，加上地方武装在100 万人以上，另有民兵220万；地域上，在抗战中创建了19个解放区，拥有1亿多人口。党员人数也由抗战初的两万多人猛增到“七大”时的120 多万。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进一步制约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鼓舞了中国力量向自己靠拢，更重要的是使战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有了可靠的物质条件。
成功之三：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民主党派中的大多数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逐渐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事事采取和中共一致的态度，力求呼应中共，处处和政府为难”。[10](P1300)抗战后期， 中国共产党倡议联合政府，得到“国内各党派及对政治有兴趣人士之共鸣”。[11](P1271)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争取民主党派的成功， 使国民党日益孤立，同时也为日后民主党派完全放弃第三条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
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也常常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刘文辉、龙云允许中国共产党在其内部设立秘密电台；盛世才通电反对皖南事变，赞扬新四军“深入敌后，劳苦功高，坚持抗战，屡建奇勋”；[12]李济深在桂林强调“广西精神”，不与顽固派合污；李明扬、李长江在黄桥决战中坚守中立，按兵不动，使韩德勤陷入孤立，如此种种，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策略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上述三方面的成功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由于坚持抗战和联合中间力量，因而发展了力量，赢得了人心，而力量的壮大，人心的取得又促进和巩固了统一战线。这个良性循环使中国共产党日益强大，不断走向成熟。国民党则恰恰相反，它的消极抗战和打击异己的政策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和反对，民众越是不满和反对，它越是严厉镇压，越是镇压则越是引起反抗。这个恶性循环，使之日益孤立，以至失道寡助，四面楚歌，最终在和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归于失败。两种不同性质的循环正好说明了国共两党抗战时期国内政治策略的不同结果。
收稿日期：1999—08—12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统一战线论文; 国民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