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幕后的东亚地区秩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幕后论文,秩序论文,危机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东亚危机事件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仅在2010年，先有中美在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南海主权等问题上出现纠葛；后有韩国“天安”号事件引发半岛局势紧张，乃至朝韩之间剑拔弩张；又有中日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争端加剧，以及日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纠纷不断等。2011年初，一度由利比亚战事等外部事态有所转移的东亚紧张局势在下半年又生波澜，南海、东海、朝鲜半岛等方向相继发生不同程度的紧张事态。但从另一方面看，东亚如此频发的危机事态竟没有一次“擦枪走火”，由危机失控引发大规模冲突。我们知道，历史和现实当中由危机引发大战的事例俯拾即是。相反，东亚却在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亚太还是第一次五十年不闻枪炮。整个区域是和平的。这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若干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与非洲、欧洲和中亚的部分地区在冷战后没有带来和平，反倒是新一轮的对抗和暴力形成了恰切的对比。”①
东亚地区何以出现此种“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的状况？东亚危机又将如何演绎？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旨在初步搭建分析东亚危机事态的宏观框架。
东亚地区秩序现状和历史脉络
地区秩序是一定区域内国家在相互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则是指“用以支持国际社会或国家之间基本或首要目标得以实现的一套行为规则和模式”。②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下，国际秩序能够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基本要素是各国集体共享的共同利益、一致遵守的行为规则和解决相互矛盾的协作机制，③其实质是各国就相互关系所共同认可的政治妥协和政治约定。这种政治妥协和政治约定的根本作用和理想目标是在有序状态下各国相互间实现地位与实力的一致、责任与地位的适应、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从而保证各个参与国能够各就其位、各尽其责、各享其利。④
对照地区秩序的基本内涵，从冷战延续下来的、美国主导的轴辐体系并未充分适应和吸纳冷战结束后的各种新变化，也未达成东亚各国所共同接受的、井然有序的地区政治安排。除美、日等作为既得利益者对轴辐体系表现出很强的维护性以外，东亚区域内各国——包括日本等现有秩序的维护国——都不约而同地表露出建设“东亚共同体”⑤的愿景规划，东亚地区秩序正处于新旧嬗变的转换期。但这种转变并非一帆风顺，东亚地区新秩序的构建进程仍步履维艰。在经济领域，目前东亚地区的“10＋1”、“10＋3”、东亚峰会、APEC等合作机制，大多都处于机制性对话和论坛层次。其中进展最快、最具实质内容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只是中国与东盟就双方经贸议题达成的一致。⑥此后，韩、日、澳、新等国争相围绕东盟建立自贸区，却难以直接汇集成区域统一的自贸区。⑦这说明由于东亚各国战略互信的缺失，即使在合作性较强的议题上仍心存芥蒂、矛盾重重。在地区安全领域，美日、美韩等双边军事同盟近年来不断强化，表现出旧有秩序的保守性和顽固性。但旧有秩序的保守性越强，越是在一定程度上裂解东亚地区整体的安全合作，嬗变出新秩序的进程亦越艰难。比如中国所倡导的、涵盖地区所有大国的“六方会谈”，作为讨论半岛问题的协商平台，目前几陷停滞，在此基础上能否发展出多功能安全合作的前景更是黯淡。综合来看，处在新旧嬗变中的东亚地区秩序远未就区域内各国的政治性安排形成制度化设计，而新秩序结构尚未成型，东亚地区秩序目前总体上处于“有气无力”的状态。
东亚地区秩序的“有气无力”状况与欧洲特别是西欧的一体化进程对比更加明显。目前西欧基本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统领地区安全事务，以德法为核心的欧盟整合区域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以北约和欧盟原始成员国为班底不断吸附外围国家的地区秩序形态。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欧盟设立了成员国共同的“总统”和“外长”，标志着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统一性进一步提高。有学者评价“开始于战后初期的欧洲一体化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区域化运动最为成功的典范。欧洲联盟的建立和稳步发展就是其标志。欧洲联盟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使区域成为统一的经济体，而且正在成为统一的政治实体和整合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⑧正是有了相对成熟、稳健的地区秩序，欧盟成员国内部基本消除了传统安全问题的困扰，在协力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开始向域外伸展力量。⑨
相较欧洲而言，“有气无力”的东亚地区秩序虽勉强避免了大战的破坏，却无力在根本上化解危机，致使东亚频繁、反复地遭受危机震荡。说东亚地区秩序“有气”，是指东亚一体化进程具备聚合的内在动力。“经验证据表明，全球化比其批评者认为的或者许多人所期望的更具活力和社会内化。”⑩在此背景下，东亚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各国都不愿或不敢逆流而动，以战争扰乱乃至中断东亚聚合进程。说东亚地区秩序“无力”，是指目前东亚地区秩序不足以理顺和协调域内各国在实力、地位、责任和权利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各国不得不在较高程度上依赖于“自助”原则解决相互矛盾。无论是现有秩序的维护国，还是现有秩序的改造国；无论是原有的强权国，还是新兴的后起国；无论是地区大国，还是地区小国都在积极谋求未来秩序下的自身优势和一定主导权。在此过程中，不同情况、不同诉求国家之间的相互摩擦、碰撞乃至冲突在所难免。“今天的亚洲大国在一种不稳定的和基本上仍无组织的地区环境中运行，在那里缺乏人们目前在欧洲、甚至在拉美都能看到的多边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框架。”(11)东亚地区秩序嬗变期中的“有气无力”，造成了当前“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的基本状况。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当前东亚地区秩序的羸弱呢？为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以期发现其中的影响要素。
(一)一厢情愿的天朝礼治秩序
“在近代以前，古代世界中曾在不少地区产生过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于东亚地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一个。”(12)有学者也将这一秩序称之为“朝贡体制”、“册封体制”等。(13)笔者认为“天朝礼治秩序”这一称谓更能从本质上反映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14)在天朝礼治秩序下，中国是“天朝上国”，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外围国家则为中国的“藩属”。外围国家在名义上接受中国“天下共主”地位，中国则在事实上“眷顾”外围国家。这种结构关系的表现形式是各国在“精耕务农，各安其居”的同时，外围国家对中国“遣使朝贡”，中国则要“礼复万国”，双方通过“礼尚往来”，来保障彼此“相安无事”。
天朝礼治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持，固然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在东亚世界压倒性实力等多种因素有必然联系，但最直接因素乃是中国将自己政治观念向外部世界的推广和延展。中国政治观念的主流源于儒家，而儒家思想的前提观念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高低尊卑不同的位置，都有等级之分，上级统率下级，下级从属上级。这与后来西方“生而平等”的观念完全不同。在此信念下，政治的最大功能和目的是使每个人都按自己本份行事，即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回答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5)。而等级结构内又如何协调彼此的关系呢？“礼义正名”至关重要，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所讲：“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16)再近一步，“礼义正名”只有内化到每个人的心灵，才能保障整套秩序的稳定。“克己复礼谓之仁”，(17)最终每个人的“仁”成为支撑儒家政治理念的基石，所有问题都要在“仁”字下寻求回答。这样，儒家思想便在理论上将所有的政治问题归结为伦理道德问题。儒家理论反过来指导政治实践，无论是在家、国、天下哪一层次，自然要以人的内心秩序、人伦秩序为同心圆向外推展出去。诚如《大学》所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8)由此可以说，天朝礼治秩序是当时处于核心地位、拥有绝对力量的中国内政外推的必然结果，这一秩序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中国的核心观念是一致的。
天朝礼治秩序的稳定效果如何？这恐怕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有待于国际关系史论者深入研讨。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地区第二大国的日本对天朝礼治秩序始终存有挑战心理和行为，这一点有许多史料可做论证。(19)这些情况说明，日本在东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其独特性。“日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对‘华夷’秩序采取一种游离的态度不是由于它距中华‘绝远’，而恰恰是它与中国仅仅‘一衣带水’的接近；不是由于它的社会诸系统同中国差异极大，而恰恰是它相当饱和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创造出一种几与中华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20)同时也说明，天朝礼治秩序无法撑起“华夏和平”。其中原因“一是中国人显然没有坚强的信念和足够的力量这样做；二是当时的西太平洋地区，除了朝鲜和和琉球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国家需要这样的‘秩序’来推动它的内部发展；更重要的是本地区第二重要国家——日本——从根本上反对。”(21)
(二)列强分赃的条约秩序
以1840年鸦片战争并在战后签订《南京条约》为标志，英国率先以坚船利炮冲破东亚封闭的藩篱，天朝礼治秩序被逐步打破，开始了此后长达百年的条约秩序。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秩序的基本特征是域内秩序被迫卷入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域外秩序，本地区完全跌落为瓜分对象并成为列强秩序中的附属和议题。在“由外主内”的条约秩序下，东亚区域内的日本再度展现自身独特性，成为影响域内秩序全局的独立因素。依据日本在其间发挥的作用，条约秩序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840年鸦片战争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此时东亚区域外部世界由拿破仑战争后所形成的“欧洲协调”已日薄西山，诸强在欧洲内部大体维持均势的同时，重点对殖民地展开激烈争夺，东亚自然成为英、法、美、俄，以及后来新加入的德国等列强争相侵占的膏腴。在西方重压之下，东亚内部出现了以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模式。对此，历史学家做了种种解释，(22)这里不做阐述。总之，此间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引导下，迅速吸收西方文明完成近代化，短短几十年内逐步成长为世界强国。与此截然相反，中国虽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思想先导，但基本是墨守成规。时任日本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对此曾有评论：“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23)
第二阶段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一战后华盛顿体系建立。这一阶段内欧洲强国之间“象征均势的运作已开始步向终点。……纯就实力一比高下变成了常规，不再是特例”。(24)美国借此机会开始走出孤立政策，在东亚以“门户开放”为口号攫取自身利益，同时客观上也维持了列强之间的均衡。(25)在东亚地区，日本已正式跻身于世界强国并和欧美列强一道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此时日本尽管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但尚不敢彻底打破诸强的均衡。与此相对照，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朝鲜和东南亚诸国仍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苦苦挣扎。
第三阶段为一战后华盛顿体系建立至1945年二战结束。一战后美国虽未完全摆脱孤立政策，但已逐步在全球舞台崭露头角，最为显著的是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以“十四点”原则构建一战后新的世界秩序。但“威尔逊构想中的世界讲原则不讲实力，讲法律不讲利益，完全与欧洲列强的历史经验与运作方式背道而驰”。(26)结果如当时英国代表团的尼科尔森所说：“我们初来巴黎时，对即将建立新秩序满怀信心；离开时则已觉悟，新秩序不过是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27)在此背景下，美国虽然企图以华盛顿体系将日本维持在均势之下，但日本野心远不止于此，最终走上了武力独霸东亚的道路。中国是抗日的主战场，凭借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欧美对中国战场的战略需要，中国废除了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并一度跻身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但这“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28)
在条约秩序下，东亚整体上丧失了自身掌控区域内秩序的主动权，地区秩序被纳入到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框架。欧美地区、特别是欧洲地区秩序的战和波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东亚地区的战和关系。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因素固然在于“欧洲人由于在全球历史运动中居于领先地位而支配了这个刚刚联成一体的世界”，(29)但从东亚地区内部看，此时两个最重要的区域成员——中国和日本——均无力担当支撑地区秩序的重任。
中国既富又弱且在自强道路上步履维艰，成为瓜分对象已是必然。中国之“富”从1860年闯入圆明园的法国将军眼中可见一斑：“在我们欧洲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人以这样一种豪华印象，要让我在寥寥数行之中，描写那种特别给我以深刻印象的令人目眩神迷的琳琅满目景象的光辉灿烂，是绝不可能的。”(30)中国之“弱”更不必论，近代史留给中国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至于中国在自强道路上为何如此步履维艰，美国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有如下评论：“传统的中国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静止或毫无生气……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磅礴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而非不动的惰性。两千年来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惯性，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近代反对那种思想格局的革命要走那么长的道路。”(31)
对于日本，黄枝连先生曾有透彻分析，不妨直接引用如下：“日本始终有兴趣独当一面，在西太平洋地区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宏观体系，用以规范国际活动。从倭寇的活动、丰臣秀吉的战争、朱印船贸易及明治维新以后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都说明了这个千古不易之意图。但它的一连串失败又反映出，日本人不可能建立起‘大和和平’。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政治地理以及它缺少建立霸权所需要的自然和人口资源，还有在文化上，它没有表现出‘独创一格，自成一体’的能力与潜质。历史上它虽对佛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有很广泛深刻的吸纳，却未见有新的开创和发展，而明治维新以来，亦未能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窠臼。”(32)
(三)冷战框架下的“自主”秩序
二战后美苏两国成为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美苏冷战为主要形式的两极对峙秩序，即雅尔塔体系。美苏冷战的重点和前沿在欧洲，东亚总体上作为相对落后地区，此时仍无力摆脱超级大国的约束和控制，冷战由欧洲自然延伸到东亚。但“在亚洲，无论是在地理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敌对地区与友好地区之间的界线远不像在欧洲那么清晰。在亚洲，不存在与欧洲的‘铁幕’那样一个单一的‘竹幕’”。(33)
在东亚，冷战框架之所以表现得不是如此泾渭分明，根源就在于东亚各国尽管各自加入了东西方阵营，受制于冷战大框架，但各国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自主”意识。二战彻底削弱了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控制能力，东亚各国伴随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纷纷赢得独立。尽管美苏两国企图填补欧洲列强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但刚刚赢得独立的东亚各国倍加珍视自身来之不易的自主地位，“强大的独立运动在热切寻求摆脱超级大国影响的手段”。(34)从中国的几次重大战略调整到东南亚国家联合自强的努力等方面，(35)都可以看到东亚国家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因此，尽管存在着以朝鲜半岛“三八线”为标志的明确阵线，东亚地区秩序仍然附属于冷战框架，但在此框架下东亚内部也在酝酿和发展着一定“自主”秩序。
冷战框架下的东亚“自主”秩序，仍是由域外力量主导着域内力量，但东亚地区经过百年沦丧后赢得独立，普遍具有摆脱外部束缚的愿望和谋求，这种谋求可以看作是东亚自主秩序的起步。这一时期的地区秩序下，东亚成员从西方到东方谱系上大体可划分为六类情况。第一类是西方阵营的核心——美国，冷战期间彻底取代了欧洲强国在东亚的作用，通过军事、经济等各种方式深深地扎根于东亚。第二类是美国裙带下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引进欧美文明，战后快速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和私人团体正在或多或少自觉地探索新的政策，以求促进亚洲的政治稳定并加强日本在亚洲的作用”。(36)第三类是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国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也是主要以吸收欧美文明来促进本国发展，但在对外政策上特别珍视联合自强道路。第四类是中国，冷战期间其独特作用引人注目。中国做出的几次战略调整，都直接影响和牵动了整个冷战格局，其他任何一个东亚区域内成员都无法发挥如此重大作用，说明中国自立之日起，不管本身意愿和条件如何，都注定要在本地区担当重要角色。第五类是坚持走苏联道路的越南、朝鲜。冷战后越南成功融入东南亚国家群，朝鲜则至今尚未走出冷战。第六类即是苏联，全面继承了沙俄时期在东亚的利益诉求，并利用自身超级大国的地位有所发展。
以上是东亚地区秩序演变的总体过程。沿着东亚地区秩序演变的历史脉络，大致可以梳理出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状况的七个要素：(一)中国传统深厚，虽经历百年沦丧，但一经自立即在地区发挥关键作用。现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外界惊喜和怀疑兼而有之，中国将如何定位自身在东亚的角色？(二)日本“雄心”自古有之，迈向“正常国家”似在情理之中。但日本将如何对待美日特殊关系，又将如何返回亚洲？(三)朝鲜如何“活着”走出冷战？(四)台湾如何跨越冷战遗留的沟壑正确对待两岸关系？(五)东南亚国家自独立以来即坚持联合自强道路，目前在多方拉拢之下会如何自处和平衡？(六)美国随欧洲列强涉足东亚，冷战期间在此扎根，至今仍在东亚保持强大存在，美国又将意欲何为？(七)俄国自始在东亚占利不少，苏联时期又有所加强，对此俄罗斯注定不会轻言放弃，但此时的俄罗斯又能发挥多大影响？那么，这七个要素又将如何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东亚地缘政治的未来将会类似于20世纪前半叶的欧洲还是类似于20世纪后半叶的欧洲？”(37)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需对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要素特征做进一步分析。
东亚地区秩序理论和现实要素
东亚地区秩序现状和走向因具体的影响要素而表现出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没有脱离国际关系的普遍状况和总体规律。因此探讨中国、美国等要素如何左右东亚地区秩序，有必要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分别加以阐述。
(一)东亚地区秩序的一般原理
地区秩序的核心是一定地域内实力各异的国家之间就相互关系所达成的一致性政治安排。从理论上看，地区秩序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国家实体，二是国家实体间关系。因此，有什么样的国家和国际观，就将指导相关国家行为体构建什么样的地区秩序。现实主义学者摩根索认为，国家好比坚硬的台球，相互间主要是竞争和对抗；(38)新自由主义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国家由军事、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组成，国家在这三个维度的棋局上相互作用；(39)英国学派的巴里·布赞则把国家划分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五个部门，不同国家在每个部门内互动并形成一定的结构和过程。(40)在这些学者论述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将国家和国家间关系发展为“锥体”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国家和国家关系的“锥体”模型
国家如一个“锥体”，在这一实体范围内，从锥顶到锥底依次包含核心价值、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地缘(领土)、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领域，国家在每个领域层面上对外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但不同的领域层面，国家间关系的性质有所不同。位于圆锥顶部的领域，由于彼此自成一体、相互隔绝，这些层面上的国家关系竞争性、对抗性强，而合作性、共赢性弱；位于圆锥底部的领域，由于彼此融合、交流紧密，在这些层面上的国家关系合作性、共赢性强，而竞争性、对抗性弱；地缘(领土)是国家间物理分界线，在竞争与合作、对抗与共赢的性质上受其他领域因素左右，所以处在圆锥中部较为中性的位置。
对于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现实主义偏重于圆锥的上半部分，认为权力竞争是国家间永恒的主题；自由主义(也称为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偏重于圆锥的下半部分，认为相互依赖才是国家关系的真谛；建构主义则更加注重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强调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相互建构。(41)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中，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尽管在各自基本前提下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大厦，但都不可避免地仅仅反映出国际关系复杂现象的局部内容而非全部内容。诚如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一书中深刻指出的：“乌托邦主义的典型缺陷是思想的幼稚，而现实主义的典型缺陷是思想的贫瘠。”(42)
如图1所示，国家是多重领域的复合体，必然造成国家间关系内容与性质的多重性，地缘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对抗与共赢同时存在，片面地强调竞争、强调对抗或片面地强调合作、强调共赢，都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国家关系的全貌。如何把握如此复杂的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现实主义学者卡尔强调：“任何合理的政治思想必须包含乌托邦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因素。”(43)自由主义学者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强调：“要想全面理解世界政治，就必须认识到哪种方法或哪几种方法的结合可用于分析世界政治的某种情势。换言之，对实际情势进行细致分析是无可替代的。”(44)西方学者，虽已被贴上了某一学派的标签，但在分析问题时尚持如此态度。作为中国学者，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关系理论的同时，更应注重我们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对立统一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45)唯此才能透过纷繁的国际现象，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复杂的实质。这是分析东亚地区秩序现实要素的理论准备。
(二)东亚地区秩序的美国要素
“自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广州，美国与东亚便开始日益密切的交往，迄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作为一个地区国际体系的东亚发生了很大变化，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是在很多因素推动下进行的，而美国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46)当前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东亚的地位仍举足轻重。“美国在亚洲的统治权无处不在。亚洲地区的秩序基本上就是由美国打造出来的，而且美国至今仍对该地区进行着强大的控制：这一切既体现在美国在这里拥有强大的驻军上，又体现在美国在这里所构筑的联盟网络上；这一切还体现在美国的跨国公司以及银行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上；这一切体现在美元仍是亚洲国家的主要储备货币，而且许多亚洲国家的货币与美元保持着固定汇率；更不用说美国所拥有的‘软实力’，如美国文化和美国的大学在这一地区所产生的吸引力。”(47)无论是历史作用还是现实实力，美国都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最重要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东亚地区秩序嬗变与构建的进程中，美国因素仍将是一定时期一定意义上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变量。
东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以至“回顾以往半个世纪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我们发现自己更倾向于卷入东方的事务，而不是倾向于把它们看作对我们并不重要的东西而避开它们”。(48)美国的官方文件对此解释得十分清晰。2010年奥巴马政府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已使该地区与美国的未来繁荣紧密相联。这一点因该地区存在数个‘影响力中心’而更显重要。”(49)2011年《美国军事战略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我们国家的战略重点和利益关注点将越来越多集中在亚太地区。”(50)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也早已提到：“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关乎重大的国家利益，与每个美国人的福祉息息相关。”(51)
美国在东亚意欲何为？2010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就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战略发表演说时指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以及增强安全和繁荣、宣扬美国的价值观。”(52)美国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这取决于美国对当前国家和国家关系的总体把握。运用上文的“锥体”模型，以下三方面特征或可勾勒出美国东亚战略的大体轮廓。
第一，在“锥体”顶部，民主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基石。民主激发着美国扩张热情，但扩张却不仅仅为了民主。“美国相信有些特定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并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扬光大。”(53)“推进民主和自由以及我们所谓‘人权’的考虑已深入美国人的骨髓。从托马斯．杰斐逊宣布这个新建的国家为‘自由王国’时起，一个信条便产生了，这个国家的存在，不仅要为其公民谋求自由，而且还要为全世界的自由事业服务。分歧主要在怎么做最好——只是做一个好的榜样还是主动出击。”(54)民主信念带给了美国“天定命运”，它推动着美国不是去做“自由灯塔”，而是主动的扩张。但扩张却不能单为民主，美国人知道，如果扩张仅止于此，热情终将不会坚决和持久。“扩张还要有利可图，因为仅仅保有自由还不够，还必须据其仁慈的扩展获得别的东西。”(55)天定命运论“使民族主义能够寻求扩张而又没有背叛其最初理想的感觉。……道德思想是自私自利的同伴，而扩张主义则是两者亲密结合的产物”。(56)这是美国现实主义背后的热情与贪婪。(57)
第二，在“锥体”中部，美国地缘条件得天独厚。尽管如此，地缘战略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美国为东西两洋所屏障，南北均是弱小邻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美国前期奉行“孤立主义”的天然保障。随着二战前后美国日益深入地卷入全球事务，“地缘政治心态的出现是美国思想史和外交史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实力的认识以及将战争看成是国家政策工具的准备都是对世界事务的‘现实主义’式的反应，它们对美国人看待外部事件的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58)自此，以斯皮克曼为代表的地缘观点给美国战略思维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认为：“把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总括起来，我们一定要指出：美国在地理上是被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和澳洲包围着的。”(59)“将来如果要避免这种被包围的局面，我们在和平时期就一定要经常注意不让任何国家或几个联盟国家以优势的力量出现在旧世界这两个区域的任何地方，以免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60)与此思想一脉相承，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将美国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设想为三个步骤，而“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61)这里布热津斯基将“加强地缘政治多元化”视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无论如何，以“离岸平衡手”维护欧亚大陆的地缘均势都是美国现实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尽管当今全球化风靡一时，种种宣传世界将趋向大同的虚幻观点在地缘政治现实面前不攻自破。”(62)这是美国地缘战略背后的坚持与冷静。
第三，在“锥体”底部，美国与世界(包括东亚)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这既是全球化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美国推动的方向。“全球化的出现是结构动力和行为体决策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是结构力量还是行为体的主动举措在促进全球化产生时，都无法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63)全球化的结构性力量包括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技术创新、企业管理等多方面因素。(64)与此同时，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无疑对全球化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以至于难以分清是在“全球化”还是在“美国化”。“对主要事件的调查发现，世界贸易条约和地区一体化主题足以消除任何基于技术决定论的解释：帝国国家的决策者建立了全球交易的框架。在这个外壳内，主要的交易和资本运动的组织形式受到了国际金融制度的支持，其人员是帝国国家任命的。”(65)美国有意识、有目的地推动全球化，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66)但随着全球化推进和相互依赖加深，美国也日益认识到仅靠其一己之力无力解决所有问题。“全球化以多种方式超越了战后美国政治与安全秩序的限制。这并不是说全球化不再依赖制度、规则和稳定大国关系的基础，而是美国霸权是这些制度、规则和稳定的必要提供者——这一说法在今天来看更为模糊。”(67)美国始终纠结于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就说明了美国霸权的两难处境。这是美国对相互依赖的推动与困惑。
美国现实主义的热情与贪婪，地缘战略的坚持与冷静，相互依赖的推动与困惑等多重特征同时存在，共同左右着美国的全球战略。东亚战略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有机部分，自然受此框架的规制。冷战后，学界一直讨论美国战略东移问题，似乎可以认定当下东亚地区并非美国的战略重点，美国对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变没有积极反应。但从美国的总体特征来看，美国的东亚战略是一以贯之的，无论美国是否将东亚作为重点，美国都在掌控东亚地区秩序转变的方向和进程。所谓是否“战略东移”，只是美国根据全球地区的形势分布和对比，对轻重缓急做出的动态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始终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构建方向和进程的决定性变量。
(三)东亚地区秩序的其他要素
美国是东亚地区秩序中的决定性变量，并自诩对东亚稳定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亚洲的安全乃至世界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与美国的关系”。(68)与此同时，在美国人眼中东亚又处于危险的“亚稳定状态”，(69)以至“美国在远东面对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美国持久的战略参与”。(70)在美国看来，东亚不稳的根源并非来源于美国要素的“不变”，而是来源于东亚地区其他要素的“变”。
近年来，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突出变量是中国的复兴，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由此而起。中国复兴的显著特征在于中国整体性的成长，而非一时一隅的变化。“中国崛起是一个复合概念，包括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政治影响力以及国际事务的参与度等多个层面。”(71)从“锥体”模型来看，中国的成长是整个“锥体”的向外扩展。与这种变化相伴而来的必然是和其他“锥体”关系的复杂化。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的分歧也日益明朗和加大。这种复杂化的关系从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如《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说：“我们将继续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我们欢迎中国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在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与不扩散等优先议题中，担当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我们将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做好准备，以确保美国及其地区和全球性盟友的利益不会受到负面影响。”(72)
日本“正常化”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另一重要变量。日本变量的特征在于日本自身的“二重性”。在“锥体”下半部分，以经济领域为代表，日本不仅自身取得了快速发展，也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建立了密切联系。“中日两大经济体之间的高度整合——它们既相互补充又相互依赖——是该地区格局发生转折的重要标志。”(73)在这一层面，日本不仅早已实现“正常化”，而且是当之无愧的大国。但在“锥体”上半部分，日本仍处于美国的羽翼之下，远未实现“正常化”。“日本常常会因为自己的过去而遭人讥讽。它是‘经济巨人、政治矮子’，无论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日本的战略影响始终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74)另外，日本的政治“正常化”同时受制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美国如何让日本走出去；另一方面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如何让日本走进来。因此，日本政治“正常化”不仅仅是自身的谋求，也是美国和亚洲国家共同的抉择。当然这种外部制约在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但日本尤为明显。
朝鲜如何走出冷战，台湾如何对待两岸关系，东南亚国家如何自处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三个相对次要变量。朝鲜、中国台湾、东南亚三个变量，较大国因素而言相对次要，但都直接关涉所有东亚大国，任何一个变量的任何变动，都足以牵动东亚地区秩序的全局。由此可见，朝鲜、中国台湾、东南亚三个变量的第一特征是其关键性，第二特征是其不稳定性。三个变量的变化取向，相当程度上操之在内而不在外。朝鲜的生存努力、中国台湾的冒险、东南亚国家的失衡都有足够的内生动力，一旦冲破束缚，引发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摊牌似不可避免。因此，从三个变量的两个特征来看，朝鲜半岛、中国台湾、东南亚是东亚地区秩序的缝合口，须格外关注。另外，东亚地区秩序构建进程中的俄罗斯变量也不可或缺，但目前学界所论不多，尚有待深入研究。
图2 影响东亚地区秩序各要素间的主要关系
无论是东亚地区秩序中的主要变量还是次要变量，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东亚地区秩序嬗变与构建的历史进程。在各因素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几乎所有重大关系都最终汇集到美国和中国两个节点上(如图2所示)。这说明，中美关系是东亚地区秩序构建进程的主轴。“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美中关系的状况。美中关系对日美关系，以及日本就自己在亚洲的政治和军事作用所做的好的或坏的界定也有重要的意义。”(75)为此，美国对中国总体执行着“接触+防范”政策，美国的战略思想家设想使中国成为稳定欧亚大陆的“远东之锚”。(76)对于中国而言，任何外力都无法规制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变量只有靠中国自己来掌控。而中国如何把握自身不断增长的力量，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必将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嬗变与构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结语
近年来东亚危机纷繁复杂，仅从问题角度进行解释分析，难以对其有准确全面的把握，更难以提出恰当可行的解决思路。而东亚地区秩序嬗变的历史进程和整体视角则为此提供了宏观背景和分析纵深。由于东亚地区秩序问题宏大，涉及甚广，本文仅从历史脉络上梳理了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要素，并分析了各要素的基本特征，同时对要素问的相互关系做了理论铺垫和简要提及。虽然目前学界关于东亚地区秩序的论述不少，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现实大战略的角度进行系统性、宏观性的分析和探讨，本文仅就这一思路初步搭建了分析框架，希望借此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处在转换期的东亚地区秩序将走向何方？又会如何演进？要对此做出理论回答，分析影响东亚地区秩序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机理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在这一方面，学界也有精到的论述。(77)但东亚地区秩序演进的现实路径毕竟相当复杂，“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具备上面四种秩序的某些特征，但又与其中任何一种秩序不完全吻合。所以，可以把现存的亚洲秩序看成是轮毂模式、有限共治模式、规范共同体模式和复合相互依赖模式的一种复合体”。(78)因此，影响东亚地区秩序各要素的互动机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予以进一步厘清。此外，作为中国学者也有责任思考中国在东亚地区秩序转换时期的战略选择问题。中国如何对待现有秩序？参与其中的同时需要有何主张？又将推动现有秩序如何发展？中国在东亚的角色定位如何？等等。这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分析和解答，也有待学界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许通美：《美国与东亚：冲突与合作》，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②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三版)，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③同上，第62～73页。
④关于地区秩序的含义、类型等理论内容的探讨可参考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7～21页。
⑤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明确提出始自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向第五次东盟＋中日韩(简称“10＋3”)领导人会议提交的《东亚展望小组报告2001》。
⑥根据2002年11月中国、东盟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此后的相关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建成。
⑦韩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分为商品贸易协定、服务协定和投资协定。双方自2005年2月开始进行有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前两项协定已分别于2007年6月和2009年5月正式生效。2009年6月，在韩国与东盟特别峰会上，双方签署了投资协定，标志着经过4年多的谈判，双方最终就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由此双方将不断发展为更具实质性的贸易共同体。日本迟至2005年4月才与东盟开始就建立自由贸易区举行双边谈判，期望在2012年建成自由贸易区。2009年2月27日，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十国的贸易部长于第十四届东盟峰会期间，在泰国华欣签署协定，正式建立“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区”。
⑧赵怀普：《欧洲一体化经验及时代精神》，载《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52页。
⑨2010年以来，欧盟对主权债务危机标本兼治，截至目前虽难断言已见成效，但从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角度却表明本地区秩序的稳健性。美国在冷战后一直积极推动北约在欧洲以外发挥作用，阿富汗战争标志着北约向外迈出了一步，而今年北约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再次彰显了此种迹象。
⑩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1)布热津斯基：《大抉择》，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12)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第30页。
(13)唐彦林：《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4)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夷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孔子：《论语》(程昌明译注)，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
(16)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国和平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7)孔子：《论语》(程昌明译注)，第129页。
(18)钟雷主编：《大学中庸尚书》，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19)公元608年，日本“遣使朝拜”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即日本推古天皇)致日没处天子(即隋炀帝)”字句，隋炀帝“览之不悦”。公元894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唐代两百年间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基本没有官方往来。公元1281年，元世祖第二次远征日本失败后，日本人转守为攻，开始从海上向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武装劫掠，倭寇侵扰此后一直延续到中国明朝末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要求日本称臣入贡，日本怀良亲王进行了尖锐抨击：“臣闻之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公元1592年到1598年，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明朝被迫对朝予以支援。此次日本对天朝礼治秩序的正面挑战，成为近代以后日本谋求东亚主导地位的滥觞。相关史料可参见何芳川：《“华夷秩序”论》；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夷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20)何芳川；《“华夷秩序”论》，第36页。
(21)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夷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第264页。
(22)相关内容可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七版)(下册)，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5页。
(23)参见戴逸等：《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24)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175页。
(25)最能说明这一结论的典型事件为美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斡旋两国签订《朴次茅斯条约》。
(26)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216页。
(27)转引自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235页。
(2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86页。
(29)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七版)(下册)，第471页。
(30)1860年10月8日孟德邦将军函，转引自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217页。
(3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32)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夷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第403页。
(33)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34)同上，第153页。
(35)冷战期间中国对外战略调整大体有三次：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一边倒”战略；在受到极“左”思潮的短暂冲击后调整为“一条线”战略；20世纪80年代初期，再次调整为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参见宫力等：《和平为上：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与现实》，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关于东南亚联盟建立及联合反霸斗争情况，参见方连庆等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540页。关于日本“多边自主外交”情况，参见《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第522页。
(36)劳伦斯·奥尔森：《日本在战后亚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页。
(37)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第116页。
(38)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9)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40)布赞、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中译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1)关于对国际关系各学派理论的综合比较评述可参见李少军：《如何看待国际关系理论中相互争论的学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16～18页；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2～29页。
(42)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43)同上，第88页。
(44)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45)《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连载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真理——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载《人民日报》2010年8月23日，第8版。
(46)张小明：《美国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2期，第113页。
(47)克劳德·迈耶：《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48)乔治·凯南：《美国外交》，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49)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 27,2010.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50)U.S.Department of Defense,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http://www.jcs.mil//content/files/2011－02/020811084800_2011_NMS_－_08_FEB_2011.pdf
(51)转引自许通美：《美国与东亚：冲突与合作》，第75页。
(52)《美国在亚洲“重装上阵”》，新华网，2010年10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0－10/29/c_12718000_2.htm
(53)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54)欧文·哈里斯：《亨廷顿与亚洲：预言还是警告？》，第八次亚太圆桌会议论文，吉隆坡，1994年6月5～8日，第11～12页。转引自许通美：《美国与东亚：冲突与合作》，第109页。
(55)默里、诺克斯、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56)艾伯特·K.温伯格：《天定命运论》，芝加哥1935年版，第12页。转引自孔华润(沃伦·I.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册)，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57)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占领菲律宾最好地向东亚诠释了这种热情与贪婪。1899年麦金莱总统在论述美对菲律宾政策时说：当我意识到菲律宾已经落入我们手中时，我并不知道要做些什么。直到一天深夜我才明白应该这样做：(1)我们不能把它们归还给西班牙——那是懦弱的也是不光彩的；(2)我们不能把它们移交给法国或德国——我们在东方的商业竞争对手——那是赔本的生意，也是很丢脸的；(3)我们也不能任由它们自己——它们不适合于自治，那里很快就会出现比西班牙治下还要糟糕的无政府状态和暴政；(4)我们别无它法，只得接管他们，并将菲律宾群岛纳入美国的版图。转引自杰克逊、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随后菲律宾发生“叛乱”，美国派军队进行了镇压，国务卿海约翰说：“看到那些误入歧途而又不屈不挠的菲律宾人受到那么严厉的惩罚真是令人心碎，但是惩罚还是必须继续下去，直到他们认识到什么才是他们需要的和平。届时，你就会为他们最终建立一个有序而仁慈的政府打下基础。”转引自孔华润(沃伦·I.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册)，第449页。
(58)孔华润(沃伦·I.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第155页。
(59)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2页。最早提出类似观点的是利文斯顿·哈特利，他在1937年出版的《美国害怕吗？》一书中认为，由一个国家控制欧洲(德国或者可能是苏联)和另一个国家控制亚洲(日本或者甚至中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会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两个大陆国家之间：德国或苏联控制下的欧洲和日本或中国控制下的亚洲。特别是当这两个地区最强的崛起国德国和日本联手时，对美国安全构成的威胁就会增大。具体内容可参见孔华润(沃伦·I.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第154页。
(60)同上，第64页。
(61)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中译本，第162页。在本书中，布热津斯基为美国设计的欧亚地缘战略三步骤为：短期内，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加强和永久保持地缘政治普遍的多元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促使人们重视纵横捭阖，以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且不说防止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试图向美国挑战的微弱的可能性。在中期内，上述考虑应逐步让位于更加重视若干地位日益重要、战略上又相互协调的伙伴国家的出现。它们在美国领导作用的带动下，可能会出力帮助构筑一个更为合作的跨欧亚安全体系。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上述状况可能将最终导致产生一个真正分摊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
(62)亨利·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中译本，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63)简·阿特·斯图尔特：《解析全球化》，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64)对于全球化的成因分析可参见简·阿特·斯图尔特：《解析全球化》，第106～125页。在本书中，斯图尔特将理性主义、资本主义划入结构性动力，而将技术创新、管理视为参与者的推动。但作者没有给出这样划分的依据。笔者认为，如果从国家层面的政策选择角度分类，技术创新、管理同样可以归入结构性因素。
(65)转引自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66)关于美国推动全球化目的，约翰·伊肯伯里在《美国霸权的全球化》一文曾有总结：第一，开放的世界经济将增加国家获得市场、技术和资源的机会，转而推动更大的国内经济和财富增长，最终加强国家安全和国家权力；第二，影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的方向；第三，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减少权力均势和战略竞争；第四，推动国家和国际关系中更普遍的政治演化。具体内容参见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第40～41页。
(67)同上，第59页。
(68)亨利·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第99页。
(69)相关论述参见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第116～136页。
(70)同上，第136页。
(71)沈大伟：《中国、美国与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载《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48页。
(72)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73)克劳德·迈耶：《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第92页。
(74)同上，第75页。
(75)Zbignew Brzezinski,The Geostrategic Triad:Living With China,Europe,and Russia,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D.C.,2001,p.2.
(76)关于“远东之锚”，布热津斯基有详细论述，他的结论是：对美国来说，在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和渗透性的全球合作体制中，日本应该成为美国的第一位重要伙伴；而在以向中国举足轻重的地区性地位挑战为目标的任何地区安排中，不是主要依靠日本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发挥作用。实际上，日本应该是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新议程中的全球性伙伴，地区内举足轻重的中国则应该成为美国的远东之锚，由此促使欧亚大陆出现一种力量均势。在这个方面，欧亚大陆东部的大中华与欧亚大陆西部日益扩大的欧洲作用同等重要。具体内容参见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125～155页。
(77)参见庞中英：《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4期，第45页；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第21～32页。
(78)沈大伟：《中国、美国与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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