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解释理论的背景、宗旨和局限——兼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决定论的新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宗旨论文,新形式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英国学者柯亨（G.A.Cohen）于1976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乃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思潮的奠基之作。正是在这部重要的著作中，柯亨提出了著名的“功能解释”（functional explanation）理论，试图对作为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做出新的阐释。这种阐释理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理论背景下产生的？它与人类学研究中久负盛名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学说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最需要加以追问的是，它究竟是否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阐释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路径？显而易见，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反思中，探索并解答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仅会加深我们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及其基本观念的了解，也会涉及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叙述方式的正确选择。
一、功能解释理论出现的时代背景
人所共知，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出了经典性的论述。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前就已觉察到，这一理论总是不断地遭到追随者们的曲解。针对当时法国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追随者，马克思不无遗憾地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
恩格斯也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表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②
不难发现，在这段常常被人们引证的重要的论述中，恩格斯把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退缩到“归根到底”的层面上。如果说，这段话的宗旨是批判人们把经济因素理解为“唯一决定性因素”的错误观点，那么，在同一封信中，恩格斯又对历史的发展提出了另一个肯定性的阐释方案——“意志合力论”，即单个意志之间总是处于冲突之中，这些冲突形成的合力则是历史的结果。尽管作为合力的意志的运动方向不同于每个意志的运动方向，但恩格斯强调，“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③
尽管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出了上述补充性的阐释，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和他相继去世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像任何其他重要的理论一样，仍然难逃被曲解的命运。比如，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就认为：“经济决定论，这是马克思交给社会主义者的新工具，为的是靠它的帮助把秩序带进历史事件的混沌状态中去”④。显然，当拉法格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称作“经济决定论”的时候，他还在坚持恩格斯曾经批判过的那种错误观念，即把经济因素理解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肇始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1923）中也沿着与恩格斯相同的方向来批判“经济决定论”。他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⑤ 在这里，卢卡奇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总体观点的回溯，否定了经济因素在历史阐释中的优先性，而用“总体决定论”取而代之。后来，卢卡奇又意识到自己的见解是背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因而在1967年撰写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再版前言”中，卢卡奇检讨了当时自己“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⑥ 的理论错误。
在《保卫马克思》一书（1965）中，阿尔都塞批评了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的补充性观点。一方面，他批评恩格斯没有阐明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偶然因素与经济必然性因素之间的关系：“因为恩格斯甚至把这一必然性当作完全是这些偶然事件外部的东西（作为在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当中向前发展的一种运动），这就等于否认了这一关系以及由此提出的问题。于是，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必然性是否就是这些偶然事件的必然性。假如是的，那又为什么是呢？这个问题仍旧悬而未决。”⑦ 另一方面，他也批评了恩格斯的“意志合力论”所预设的理论前提。阿尔都塞认定，“意志合力论”乃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经济人”假设的改头换面的运用。他写道：“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这个明显的前提假设，说它是经济人的神话。那么，恩格斯怎么可能会这样天真地把这个神话作为自己的论据呢？”⑧
与此同时，阿尔都塞也激烈地批评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总体决定论”，认定其深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总体理论的影响。作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从自己所主张的“结构因果观”（structural causality）出发，强调了社会历史整体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显而易见，尽管这种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多元决定”理论与卢卡奇的“总体决定论”比较起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淡化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经济因素的优先性。
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1976）中，柯亨运用当代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出了新的阐释：
一方面，他不同意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把经济因素的作用限定在“归根到底”的层面上。在他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缩减为社会发展起点上的决定作用。换言之，除了在开端上经济基础有决定作用外，在其他所有的场合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处于交互关系中。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软化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硬度。在柯亨看来，“归根到底”层面上的决定论有点像“自然神论”，神一旦创造了自然界，就再也不参与自然界的任何活动了。
另一方面，柯亨也不同意阿尔都塞从“结构因果观”出发，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表达为等价的相互关系，其中没有任何因素具有优先性。在柯亨看来，以这样的方式去阐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完全有可能牺牲掉这一理论的本质性的内容。⑨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柯亨主张，必须采纳“功能解释”的理论。他认为，只有坚持从功能解释的角度去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所拥有的始源性的锋芒才不会被钝化。
二、功能解释理论与功能主义的差异
柯亨表示，功能解释理论并不是自己提出来的，它实际上已经存在，但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理论持反对的态度，因为他们把功能解释理论与功能主义理论简单地混淆在一起了：“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地反对功能主义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他们不承认自己的解释性命题的功能性质。”⑩ 柯亨强调，在功能解释理论与功能主义思潮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人们甚至可以说，坚持功能解释与拒斥功能主义并不是矛盾的。那么，在功能解释理论与功能主义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柯亨指出：“我们理解的功能主义是指人类学中的一种倾向，它的主要的辩护者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和雷特克利夫－布朗（Radcliffs－Brown）。功能主义肯定三个命题，这里按强度上升的次序排列（其中3需要2，而2需要1）：1.社会生活的所有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彼此强烈地影响，整合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相互联系命题）。2.社会生活中所有因素都彼此支持和加强，因而也支持和加强了由所有这些因素集合而成的整个社会（功能相互联系命题）。3.每一个因素之所以是它现在的样子，是由于它对整体的贡献，就像命题2所描述的那样（解释的功能的相互联系的命题）。”(11) 柯亨特别批评了功能主义的上述第二个命题。按照这个命题，应该肯定社会生活中的所有的因素都是彼此支持和加强的。然而，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从而也无法证明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改革乃至革命是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柯亨断定这种功能主义在思想倾向上必定是保守的：“功能主义的保守倾向在于，它把各种制度在功能上解释为维持（现存的）社会的。当各种制度和社会本身被解释为权力的发展（这种权力的发展胜过抗拒它的社会形态）时，就不存在保守主义。”(12)
按照柯亨的看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功能解释，并不一定会导致功能主义必定陷入保守主义倾向：“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功能解释在两个方面是革命的：一是它预言大规模的社会转变，二是它主张这些社会转变的过程是暴力的。”(13) 总之，柯亨主张，应该把保守的功能主义和认同革命作用的功能解释严格地区分开来。
那么，柯亨所倡导的功能解释理论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他这样写道：“马克思的核心解释是功能解释，它的粗略的意思是：被解释的东西的特征是由它对解释它的东西的作用决定的。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由是：如果解释的方向像已经确定的那样，那么对这种关系的本性的最好的说明就是：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解释。”(14)
显然，柯亨所倡导的功能解释包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按照功能解释，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中，生产力始终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经济基础则始终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第二，按照功能解释，解释的方向始终应该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而这一确定的解释方向是不可逆的。那么，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到了必须改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以促进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是否倒过来成了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了呢？柯亨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经济结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这一明显的事实并不损害生产力的首要性，因为生产力是按照经济结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来选择经济结构的。”(15) 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但不能说明它们具有优先性，反而说明，相对于生产力来说，生产关系始终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相对于经济基础来说，上层建筑也始终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
显而易见，柯亨的功能解释理论通过对解释基础和不可逆的解释方向的确定，重新恢复了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的首要性、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的首要性，从而恢复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决定论的本来面貌。然而，功能解释理论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第一，当柯亨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生产力的功能性存在时，蕴含着一个自明性的前提，即唯有生产力是实体性的存在。这个前提忽略了以下的事实，即相对于生产力来说，虽然生产关系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但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它自己也成了实体性的存在。同样地，当柯亨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经济基础的功能性存在时，也忽略了以下的事实，即相对于经济基础来说，虽然上层建筑是功能性的存在，但上层建筑一经形成，它自己也成了实体性的存在。事实上，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历史发展的某些时刻，相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来说，生产关系的改革确实起着首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地，相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来说，上层建筑的改革确实也起着首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当柯亨确定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的不可逆的解释方向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组概念的活生生的、辩证的关系就被固定化、僵化了。因而当柯亨把“实体性存在”和“功能性存在”作为两个永远固定的、不可更改的端点确定下来时，他必定会在自己的阐释活动中牺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历史新方法的精神。
由此可见，尽管柯亨的功能解释理论恢复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优先性、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优先性，但这种优先性同时又被僵化了。那么，在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当代阐释中，究竟如何超越柯亨的功能解释理论，对作为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出合理的阐释呢？这正是我们在下面部分的讨论中所要解答的问题。
三、作为“三阶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认真探索马克思本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系列陈述的基础上，在深入反思恩格斯、卢卡奇、阿尔都塞和柯亨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恩格斯关于经济因素在归根到底的层面上发生决定作用的见解、卢卡奇关于总体决定论的见解、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观和多元决定论和柯亨的功能解释理论，都拥有一定的真理的成分，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记得黑格尔曾经说过：“真理就是所有的参加者都为之酩酊大醉的一席豪饮，而因为每个参加豪饮者离开酒席就立即陷于瓦解，所以整个的这场豪饮也就同样是一种透明的和单纯的静止。”(16) 这段寓意深刻的话启发我们，应该把恩格斯、卢卡奇、阿尔都塞和柯亨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以便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出全面的合理的阐释。我们把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成果称作“三阶决定论”。在阐述这个新的研究结论之前，必须先行地澄明它得以可能的理论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必须把人类社会，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理解为具有生命力的、变化着的有机体。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是这么看的。他告诉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17) 一旦认可了这样的前提，人类社会就被视为一个有机的、变化着的整体或总体。
第二个前提是：人类社会作为有机体，是有各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整体或系统整体。我们发现，马克思经常使用“社会结构”这一术语，并强调：“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18) 这一前提启示我们，尽管马克思并不像后来的阿尔都塞一样，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毫无疑问，马克思高度重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问题。
第三个前提是：在社会有机体中发挥作用的所有的要素中，起首要动力作用和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9) 这就启示我们，在社会有机体的变化和发展中，始源性的动力是由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提供的。
正是基于上面提到的三个前提，我们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综合性地理解为“三阶决定论”。所谓“三阶决定论”，也就是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中，坚持“总体决定—交互决定—最终决定”这一新的、综合性的阐释理论。下面，让我们逐“阶”进行论述：从第一阶的层面上看，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由“总体决定”的。所谓“总体决定”，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含义：
其一，社会有机体中的每一要素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实际上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每一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当历史学家们把“历史事实”与“非历史事实”区分开来时，常常会造成一个错觉：似乎“非历史事实”从未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其实，所有的事实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但历史学家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其二，人类社会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乍看起来，社会现象充满了偶然性，但它们之间决不是漠不相关的，而是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其三，总体大于部分，从总体上看问题的眼光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全局，而不机械地停留在某个局部上。由此看来，卢卡奇、哥德曼等人对总体性方法的倚重，自有其不可抹煞的重要意义。
从第二阶的层面上看，当我们从不同历史阶段的“截面”上去观察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时，就会发现，在每个不同的“截面”上，都显现出不同要素之间的、活生生的“交互决定”。所谓“交互决定”，也就是社会结构中的不同的要素（也包括经济要素在内），在一定的范围内都可能拥有优先性，都可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从社会结构上看，到处都是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即具有可逆性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此，从第二阶的层面上看，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观”和“多元决定论”仍然拥有自己的阐释空间。
从第三阶的层面上看，社会有机体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乃是经济因素，而在经济因素中，首要的则是作为社会发展原动力的生产力。事实上，柯亨所主张的功能解释理论只能在“最终决定”，即恩格斯所说的“归根到底决定”的层面上获得自己的有限的解释权。假如柯亨试图把功能解释理论的解释权扩大到第一阶和第二阶的层面上，那就会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缺乏任何灵活性的、机械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之所以反复强调，要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原因正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是一套固定的、僵化的教条，而是体现为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
综上所述，只有对前人提出的决定论的不同模式（当然也包括柯亨的功能解释模式在内）进行批判的、综合性的反思，才能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意义做出全面的、合理的阐释。
［收稿日期］2008－05－10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696页，第697页。
④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7页。
⑤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6页。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起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的一句名言：“整个历史的基础是因素的总和。”参阅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⑥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页。
⑦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6页。
⑧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02页。
⑨⑩(11)(12) 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279－280,284,283－284,285.
(13)(14)(15) 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284－285,278,162.
(16)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0页。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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