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科学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史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体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2)01-0001-07
一、中国现代史(1919-1949)学科的发展历程
中国通史，包括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是高等学校历史学院系学生必修的主干课。可是，在1949年以前的大学历史系，中国通史课多半只讲到清朝，教师上课也没有严谨的学科体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多数学者把它称为“近百年政治史”，很少有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早期有几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如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均以1951年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纲，学习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先后出版了何干之著《中国现代革命史》和胡华著《中国革命史讲义》，在全国广为流行。1956年，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决定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建立中国现代史学科，并组织力量编写《中国现代史》教材。这项任务交给了中国人民大学李新教授，请他主持编写。由于编写组成员对中国现代史的时限、范围在认识上存在分歧，教材因而回避了“中国现代史”这个名称，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蔡尚思教授的建议下，编出来的这部书取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1919-1949，共4卷)。那时，许多高校历史系采用这套书作为“参考书”，因为在教学中规定《毛泽东选集》才是真正的教材。这套书曾被某领导干部批评为“国民党的家谱”，实际上书中讲的国民党方面内容并不多，基本上仍是中国共产党史的思路、体系和内容。教学中可供使用的参考资料很少，仅仅有胡华编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4册)、中共中央党校编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册)，以及所谓的“两报一刊三口袋”(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三口袋活页文选《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这些参考资料，多数是中共的历史文件和反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献材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现代史”这门课的名称被取消，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甚至改为“十次路线斗争史”。上海在“四人帮”的指示下，还编了一部篡改了历史真相的《中国共产党史》(上、下册)。整个中国现代史学科被“四人帮”弄得面貌全非，人物黑白颠倒，历史事件是非错乱，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人所共知的。
1976年“文革”结束后，高校历史系恢复了“中国现代史”课程名称，但是教学如何进行，教学内容讲什么，教师十分茫然。这时，中国现代史学界最重大的事情，是在1980年5月4日于郑州成立了“中国现代史学会”。学会以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的身份，团结全国中国现代史专家、学者及大批中青年教师，带领中国现代史学界拨乱反正，努力恢复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本来面貌。特别是从1980年代以后，不断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曾经按历史时期，系统地讨论一些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判断。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学会还在西安、青岛、昆明等地举行大型的讲习班，帮助教师提高学术水平。应该说，中国现代史学会在成立后的30年间，为中国现代史的学术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学术研究及学者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是，现在看来仍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左”的思想影响仍未完全消除并不时有所表现，对学术研究常给予不必要的干预。与相关学科，如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等，在体系、内容等方面仍然混淆不清，影响中国现代史学科的深入发展。对学科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缺乏研究与争论。微观研究与细小问题研究多，宏观性的、指导性的问题探讨少。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史学界如何帮助年轻一代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使他们对中国历史有正确的、真实的认识，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证明，学科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中国现代史教材和教学内容面临重大的改造任务。
二、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相关学科的学术分野问题
这个问题，有人说已经解决，实际上并非如此。对中国近现代史一些基本理论的认识，人们仍然存在分歧。譬如，有的学者认为，从1840年至1949年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畴，其根据是这一时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未改变；革命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性质未改变；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革命任务未改变，因而都应划入“中国近代史”范围。1949年以后，才是“中国现代史”。
但是，如何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呢？有人早已提出异议，只是由于感到问题敏感，故未展开讨论。关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其中应当如何看待旧民主主义革命，能说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于1840年吗？那时出现的各种社会斗争，不应称之为革命。也有人说，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于太平天国，但太平天国不能称为革命，它仅仅是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或农民战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应当开始于1894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如此一来，则1840年至1894年这段50余年的历史应当如何处理？
有人仍然坚持1919年至1949年(或1912年至1949年)为“中国现代史”时期，而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当代史”。这里把“现代”和“当代”作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从词义上难以区别，也无法给予科学的界定和解释。
也有人认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是变动的历史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发展，其涵盖的历史时期和时代内容是会变化的。我们不能在一万年以后仍把20世纪或21世纪的历史称为现代史吧！故有人主张以断代史或朝代体系编写中国历史，可避免更多难以解决的困扰。
总之，上述涉及的若干不同认识，可以各存己见，不必强求统一或相互否定。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或著作，可以采用不同的分期和体系。
三、中国现代史的思路和主线问题
对1919年至1949年(或1912年至1949年)中国现代史(或中国近代史下半段)的思路和主线问题，受观念意识和历史观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的思路、主线甚至学科体系仍混淆不清。
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思路和主线，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从革命史观出发，在构建学科框架时，以中国革命势力的变化发展为主线，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强调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强调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冲突，强调国共两党在世界观、革命理论、改造中国的方向路线上的分歧。显然，以革命运动和政党运行为历史发展的主线，不足以涵盖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和运动过程，也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各阶级、各政党的奋斗历程，以及中国人民对未来理想的追求和奋斗目标。
思路和主线，既体现着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指导着广大民众的奋斗历程和目标。近代中国的发展主线，有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晚清时期，中国人民在清王朝统治下，没有明确的国家发展目标。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强行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并开始向中国扩张。先进的中国人发现，有着灿烂东方文化的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世界。他们开始思索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决心跟上世界发展潮流。孙中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19世纪以后世界发展潮流的总趋势，是建设现代社会。因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中国。这就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直至目前历史发展的主线。我们回顾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人民不怕牺牲为之奋斗的方向，无不围绕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五个方面。其中，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尚未完全实现，有的还有一个艰难的奋斗过程。
我们运用上述主线来构建中国现代史的框架和体系，是科学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过去，我们强调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是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上述主线的五个方面是与此相互联系的，一个是“破”字当头，一个是“立”在其中。它体现中国人民不仅要摧毁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四、应给辛亥革命以恰当的历史定位
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而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它使中国由两千多年专制统治的王权社会，经过武装的暴力斗争，转向以民主共和制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虽然这个转变仅仅开始，而且并不完善，但是它体现了中国社会质的飞跃。毫无疑义，这一社会转型具有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理解辛亥革命是一个完全的运动过程，它应自1894年孙中山建立兴中会，提出革命理论“三民主义”，整合各革命团体建立同盟会，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十多次武装起义，直到1912年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其中，武昌起义是整个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环，是革命起义的最高潮。我们应从广义上完整地理解和认识辛亥革命。
由于我们过去把革命的任务和直接目标，与革命后繁重的社会改造任务，以及不可避免的保皇势力、保守力量的反扑混杂在一起，从而得出结论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说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得出上述结论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当袁世凯重新出山后，他掌握着大量军队，控制着清王朝责任内阁，背后又有列强各国的支持。争取袁世凯，成为孙中山革命派最终打垮清王朝的关键。而此时的袁世凯正摇摆于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争取袁世凯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需要，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理解革命派对袁世凯的妥协和让步。虽则孙中山对袁世凯有所警惕，并设置了一些制约措施，但是袁世凯最终还是暴露了他的复辟野心。孙中山和袁世凯是民国初年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二人有本质的不同。孙中山是革命者，一生倡导民主共和，并为之奋斗终生。而袁世凯是晚清旧官僚，思想上充斥旧的传统思想、专制主义，一心一意想复辟帝制，其实施民主共和只是形式上的、表面上的。袁世凯是这一时期历史变动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我们认为，辛亥革命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和任务，即推翻清王朝和建立中华民国，就应该肯定其为胜利的革命。革命后出现的种种乱象，诸如政治冲突、社会矛盾、政治人物争权夺利，以及封建残余势力的倒退行为等，均不能作为衡量辛亥革命成败的标准。它恰恰说明，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斗争只能完成最重大的社会变动如政权的转移等，而更多的、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则是革命后社会改革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2001年10月，我国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江泽民在纪念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2006年，我国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胡锦涛在纪念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两位领导人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作了科学的、精辟的新论断。这里所讲的“民族革命”，应该指的是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和反对国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民主革命”则主要是指推翻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提法，与我们过去一直所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从辛亥革命运动的起因、动力(即参加者)、支持者、革命对象、革命纲领、革命目标等方面全面考察与分析，辛亥革命都是为了全国广大民众的利益。革命的最终结果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那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发达，资产阶级还处在上升阶段，我们不能由此下结论说辛亥革命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把其他阶层摒弃在外。
革命胜利后，必然实施新旧政权的转移。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是辛亥革命的最重大成果。它在亚洲和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它确立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如“国家之本，在于人民”，领土的统一，民族的统一与团结等，并制定了共和国的基本体制；提出了第一部具有宪法意义的国家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第一次在中国由各省代表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大总统和副总统，并且指出公务人员要做人民公仆。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南京临时政府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过去，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教科书均体现得不够，应予以纠正。
五、对北洋政府统治历史的认识
1912年至1928年是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对这段历史，学术界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年，把北洋政府视为反动政权，认为军阀祸国殃民，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危害，不仅学界对它了解、研究甚少，而且在众多近现代史教科书中也很少涉及，往往只作为历史背景一笔带过。上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几乎没有论文发表，著作方面也只有来新夏教授的《北洋军阀史略》和陶菊隐的《北洋军阀史话》。整个学术界对北洋政府的政治及其统治时代的认识出现很大误区，对其否定过多。
事实上，北洋政府的出现，是辛亥革命之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这一时期，旧社会旧制度正在向新社会新制度过渡，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同时并存，并且逐步向新的方向转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北洋政治的腐败和政治制度的缺失，政治统治者缺乏国家建设的理念与长远规划，这些虽然会影响甚至延缓社会发展过程，但它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
北洋政府内部不断进行政治斗争或战争冲突，但是这段历史不能视而不见，它仍然是中国近现代史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自1912年至1928年，中国社会还是向前发展了、进步了。现代国家的法制制度，是在北洋时期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也部分保存下来；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工业企业，多建立于北洋统治的一二十年代，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矿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新型的现代教育制度形成于北洋时期，若干著名的高等院校也多建立于北洋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宽松和学术的繁荣。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不能忽视北洋历史的研究，及对北洋时期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
六、如何认识国共两党关系及其改造中国的不同方案，是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关键
很久以来，我们对国共两党是作为你死我活的、严重对抗的两大敌对势力进行研究的，它的性质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实际上，国共两党均诞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时期。两党作为中国新兴的政治力量，都肩负着改造中国、发展中国的历史使命。早年，双方的建党理论和纲领虽有所不同，但均无打算消灭对方。
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国民党并不反共，而且对共产主义的苏俄怀有深厚的敬意和感情。孙中山曾提出“以俄为师”。蒋介石在20年代也表示“以苏俄为师法”，并受孙中山派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探寻治党、治国、治军的经验。由于蒋介石在苏期间目睹严厉的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无法理解，更不能接受，因而在访苏归国后对苏联的认识开始向负面方向转化。但是，在孙中山坚持联俄、联共政策的影响下，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前和逝世后一段时间内，仍然积极宣传孙中山的联俄和实施国共合作的政策。这大量地表现在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以及给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的信函中，这些讲话记录和信函后来都收进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前由世界书局出版、朱亮基编辑的《蒋介石言论集》中。
蒋介石和一批国民党右翼后来走上坚决反共道路，并在1927年后实施屠杀共产党人的政策。他们为什么走向坚决与中共为敌的道路，我们又应如何看待1927年后的国共关系以及两党改造和建设中国的不同路线和政策？
我们在中国现代史教学研究中，曾经认为国共两党在民主革命最低纲领上是一致的，即双方都坚持反帝反封建；在最高纲领上是不一致的，即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国民党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从孙中山的建国思想看，他并没有讲过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一贯倡导“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曾经说“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具有共同的目标。
1927年后，国共两党在尖锐的政治对立的同时，都在积极地寻找改造与建设中国的不同道路。
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俄国的方式改造中国，毛泽东讲“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因而仿效苏俄，也在城市中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罢工斗争。然而，这些斗争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失败。毛泽东决心到农村积累新的革命力量。较长时间，中国现代史的教学研究主要反映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如何建立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以及党内的斗争，研究视野显然不够开阔。我们应该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中所实施的一系列创新性政策。中国共产党大大地调整了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阶级关系和社会分配原则；改变了农村的社会面貌，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农民的人文精神风貌，改善了农村人际关系；使长期落后的农村向现代社会的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也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新型的文化教育制度，创造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虽然中共在农村改革中也出现过或实施过一些不恰当的甚至过“左”的政策，但是总的考察，其改造中国的成就还是显著的。中国现代史学科对中共农村道路的研究，应跳出原来的思维和模式，拓展视野，从更广阔的领域观察中共农村道路，突出现代史学科自身的特点，与中共党史学科体系的特点应有所不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其政治统治主要限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国民党在坚持反共的同时，实施了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全面改革。如政治上，调整、整合了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主要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大派系和社会上各方面的关系，实施《训政纲领》和五院体制，把国家政治置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之下；军事上，通过战争或“怀柔”政策，整合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军事实力派的关系，并调整了与西南、西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经济上，起用宋子文、孔祥熙等财政专家，引进西方财政制度，改革财政与税制，改革币制，控制金融体系。虽然面临日本侵华战争、政局不稳、各省特别是长江流域大面积自然灾害，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是到1936年仍然达到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高峰，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向前跨出一大步，也为即将来临的全面抗日战争打下物质基础。
应该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在改造中国的道路上均取得了成就。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以往研究思路的基础，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看待国共两党的政治关系与政策分歧？如何把两党放在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中，考察双方的政策与路线？双方的矛盾、冲突与战争是客观事实，为此又如何看待两党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政治合作？这个合作仅仅是双方的政治策略吗？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史学科要实现改革和推动学术发展，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两党的关系。
七、必须深化和拓展抗战史研究领域
抗日战争史领域广大，但它曾经是中国现代史学科十分敏感的研究课题。早期，大陆和台湾学界均不能客观陈述抗日战争的历史，双方相互贬低。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后，大陆的抗战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化道路，能够正确评述正面战场和国民党抗战。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胡锦涛主席对国民党抗战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更进一步推动了抗战研究的深入发展。
毫无疑问，抗日战争史自然要重点研究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史。事实上，20多年来，战争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在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均有较好的反映。就抗日战争时期而言，中国现代史不仅要反映敌我双方的战役战斗，敌占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状况，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以及与主要大国的关系等，而且要深入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带来的严重破坏。在自然生态方面，日本不仅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而且极力加以破坏，其中包括江河、水利、矿山、企业等。在社会生态方面，造成中国人口的强行迁徙等非自然流动，严重影响着广大中国民众的生死存亡。长期的战争环境和精神压力使人们的观念意识被扭曲并向两极分化。战争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挫折，但也使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现代史教材不可或缺的内容，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八、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必须坚持的几项原则
首先，应坚持史料第一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原则。史学研究一度只强调理论而忽视史料，甚至没有史料也敢于下结论，这种现象已得到根本改变。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史料，特别是重视搜集第一手史料，这是十分可喜的。然而，史料是多方面的。就文本史料而言，有档案文件、手稿、信函、日记、报纸、杂志、口述记录等。第一手的、原始的史料，也是多种多样的。研究历史必须注意搜集各类史料，以相互印证，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倘若仅仅依靠一种史料，即作出历史判断，很可能是靠不住的。譬如，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和民国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第一手资料。该日记公开后，许多中国学者不远万里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苦苦抄录，就是希望从中找到解决众多历史难点或疑点的依据。然而，任何日记都有局限性，都有较强的主观性、情感性和随意性。在情感的影响下，或不完全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日记的记载不一定准确，也可能不全面，或对某些事情的认识有明显的倾向性，因而采信日记必须建立在不同史料相互印证的基础上。
其次，应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国际性和现代性的原则。由于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众多的历史事件、历史问题是相互连接、不可割断的，它们之间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只有把它们串联起来，才能更清楚或更深刻地看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或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近10年来，史学界关注某一时段历史问题的研讨，即基于对历史连续性的考虑。
西方列强在强行打开近代中国的大门之后，使中国逐步融入世界大潮流中。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深刻变动，都与国际大环境息息相关。我们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必须以国际化的大视野来分析和认识中国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如前所述，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现代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追求，也是考察近代中国各方面发展变化的标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必须运用现代化的理论，剖析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
再次，应坚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情感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原则。人们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情感或现实需求的影响，而不能对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这样就有可能背离历史科学的真谛。历史研究应坚持追求真理、坚守真理，寻找、挖掘、揭示、维护历史真相，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运用理性思维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变动。倘若历史研究忽视或放弃科学性，研究工作必将陷入歧途。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建立中国现代史的新的学科体系，已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必需。
注释：
①本文是2010年10月15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发表时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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