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推进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我们该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该如何论文,价值观论文,文化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文化已经成长为今天的重要文化力量，对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不仅得到了学界的关注，而且也开始进入主流视野之中，得到官方的关注和重视。那么我们该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我认为，以下三个维度值得重视。
以历史性、历时性、动态性视野揭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变迁及其意义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生、发展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态，充满偶然性，渐变、突变的历时性，这使得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者无法“一言以蔽之”，而是需要注重对不同时期背景的探析与深层动力的挖掘。
例如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研究，我们既要注意在流行音乐进入到大众视野之前，中国的民族音乐和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创作的音乐已经具有流行音乐的元素，流行音乐的产生、发展有符合自身逻辑的一方面；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到中国流行音乐以《乡恋》为起点真正进入大众文化序列是在冲突、对峙中完成的。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是保守派与激进派对峙的结果，彼时流行音乐之所以能够冲破“左倾”束缚，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社会对普通百姓话语权与情感表达需要的肯定，契合了当时人们对“文革”禁锢的反驳态度；第二，彼时处于地下状态的港台音乐，特别是邓丽君等歌手的演唱对大陆流行音乐的诞生影响很大；第三，中国流行音乐元年的到来与中国音乐人自主改革的需求和努力密不可分；第四，当时以胡耀邦为代表的领导人解放思想、尊重人民群众实践，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推动力量。
再如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作为改革开放之后重要的大众文化符号，其最初的创办动机与现实效果之间的反差，也值得研究者重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创办的直接原因是一些充满激情的电视人，借鉴历史上“笑的晚会”的形态，希望在除夕这一特殊时刻打造一台晚会。这种晚会形式起初只是一次尝试，并未有宏观的持续性打造蓝图。但正因这一次尝试，让这种晚会形式走过30年历程并延续至今，创造了收视率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中国人的新民俗。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1983年的那次尝试尚背负了许多意识形态宣传色彩，但它毕竟具有开启意义。春晚30年的背后呈现出的大众文化历史性、历时性与动态性这“三性”问题，值得研究者思考。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认为上述两个实例——流行音乐和央视春晚的价值，会比某个广告对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塑造更有分量。列举这些实例意在说明，在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研究时，研究者需要对大众文化“三性”问题加以重视。
可见，如果不把大众文化现象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不对大众文化现象背景的复杂性进行深层解读，我们很难确定大众文化现象的本质。如果没有历史性、历时性、动态性的观察，研究者可能会使结论一般化、浅表化、宽泛化，缺少针对性、指向性与穿透力。
以本土性视野考察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研究是我们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中无法绕过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对关系丰富且复杂，而且我们在考察这对关系时往往存在误区，即研究者往往只看到它们的不同、差异、对峙与对抗，更多地考察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草根性、参与性、流行性与自下而上的推进特征，以及主流文化的主导性、严肃性、教化性与自上而下的推进特征。当然，这种考察的思路符合二者固有的自在特质，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有逐渐走向“合谋”的趋势。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合谋”是有缘由的：“合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需求和结果。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需要调动各个阶层的积极参与，主流文化常常需要利用大众文化的草根性，通过大众文化的形式呈现、渗透主流文化的诉求。例如赵本山的小品最初草根性浓厚，它是大众文化在“自下而上”这一特质下磅礴出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尝试。但是随着岁月涌进，赵本山的小品逐渐被卷入主流话语体系，或者说为主流文化所看重、所裹挟，其小品越来越多地加入主流文化“自上而下”的元素，如微观上的奥运元素、党群元素、警民元素；宏观上的和谐社会元素等。这些元素本是大众文化所陌生的领域。大众文化中的代表性人物为了实现自身价值，主动靠拢主流文化；而主流文化要达到宣传诉求，也需借助这些草根样式和人物来渗透至大众文化。于是，主流文化大众化和大众文化主流化的现象便构成了“合谋”的主要表现。
当然，在当下中国，主流文化对文化主导权的占有是维护政权合法、社会稳定、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国家决策层需要充分认识到上述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合谋”的意义，注重对大众文化价值观进行顶层设计，特别是“具象价值”的顶层设计，如对财富、情感等流行观念的具象抽离与价值传达的设计，并且注意融入民主、自由等普世元素以增强传播效果的向心力。这种设计的最底层基石是以上述设计理念依托不同的文化艺术门类来加以实现的。
不过，无论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研究，还是大众文化价值观的顶层设计，都需要立足本土，明辨中外文化理论中“大众文化”定义与特征的不同之处，警惕简单地将西方文化理论与文化构建经验与中国实际相对接的倾向。
从学理层面讲，西方“大众文化”的概念至少具备如下几个界定范畴：(1)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工业大生产是其形成基础；(2)伴随着现代都市文化的兴起而兴起；(3)借助现代传媒等介质而得以大批量生产；(4)流行文化、消费文化是其代名词，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5)具有日常性、娱乐性、通俗性、参与性；(6)它最终导致对人的精神领域的压制与统治，因此广受批判。
我们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中所使用的“大众文化”概念，其实更多地对应着西方文化理论中“俗文化”的概念。西方文化理论多认为俗文化与雅文化相对，甚至被认为是高雅文化以外的那部分文化，它具有公众性、民间性特征。斯道雷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中，论述通俗文化的第四个定义时，特别提及了通俗文化的“人民”性质：“通俗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人民’文化。它是作为民间文化的通俗文化。它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文化。”[1]与“俗文化”的概念不同，西方文化理论中的“大众文化”多指不是大众自己所为的文化，它是政治和商业控制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的文化，是文化工业强加下的文化，它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出现，为利润和意识形态服务，其目的并非为了满足大众。
当然，西方文化理论中的俗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还有辩论：一方面，辩论的焦点集中在俗文化是否是人们自发地利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原料来创造的，它是否来自“自上而下”式的压迫；另一方面，就大众文化而言，历史上为大众文化辩护的人不少，如费斯克、霍尔、鲍德里亚，对大众文化的辩护多集中在大众文化并非纯粹的底层被动文化，它有巨大潜力，让人们期待着大众自身释放的力量。费斯克的“反驳的快感”、霍尔的“对抗式解码”理论、鲍德里亚的“仿真说”等论断无不体现这一点。
由上可知，从“大众文化”分析的基础——定义分析，便已经在提醒我们需要辨别中西方文化理论的差别。其实，这种差别也在鼓励中国学者不仅要批判地借鉴西方理论，更要立足中国国情，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创见，勇于自信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仅仅是西方理论永远的学徒，永远守在西方学术殖民地的心态中。学术学舌的结果永远是在国际学术体系中少贡献、无地位。
以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经典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大众文化价值观
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注重抓住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经典案例，对典型案例进行战略性的个案研究，在个案的深度解剖中建立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方法的实施，首先需要注意案例的分类方式，例如可以根据不同文化种类进行分类，可以根据不同媒体种类进行分类，可以根据不同代表人物进行分类，可以根据不同艺术门类进行分类，也可以根据案例的特质进行分类。案例不同、分类不同，分析过程和所得结论也会有所不同。
在上述分类之下，我们还要注意有的文化现象属于单体类别现象，有的文化现象则属于合体类别现象。例如一些电影、电视作品或许可归属于单体类别的大众文化现象，而“超女”现象就超越了单体类别，它背后涤荡出的“去政治化”话题、传媒与市场“合谋”打造大众文化价值观的趋向、后现代语境中的青年人生态、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媒介与人共同变迁等话题，需要研究者有文化分析的综合考察意识。
这里特别提示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时，要关注国内外多载体、多媒介的复杂语境。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固有的物质形态和符号形式的变化与更迭，规定着信息被塑成新的形式进行传播，“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上是不一样的，因此而产生的思想、情感、时间、空间、政治、社会、抽象和内容上的偏向就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就具有不同的认识论偏向”[2]。
当代中国正处于多媒介语境的环境中，而每一种媒介形式都曾经或者正在深刻地影响受众的感觉过程、认知方式、心理体验与行为取向。由此，复杂、多元的媒介形态的交织必然使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呈现复杂且多元的状态。这种大众文化的状态又可能引起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的组织方式变化，这就需要研究者不畏艰辛地悉心考察、深度思辨，以承担家国重托、时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