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不宜推行“宽进严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高校论文,宽进严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40多年来教育事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提醒人们：在中国进行任何一项教育改革首先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教育的实际，否则无论它在理论上多么美妙，在国外实行得多么美好，在中国也是很难行得通的。近年来教育界某些人提出的高校“宽进严出论”便属于此类。
应该肯定“宽进严出论”的出发点是好的，某些作法也比较适合在自学考试或电大等成人高校中推行。但若结合当前的中国国情和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来全面考察的话，就很容易发现“宽进严出”在我国普通高校是不宜推行的，如果不顾一切勉强实施必然会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
本文第一作者曾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宽进严出论进行了初步辩析，并引起一些争鸣和讨论，对宽进严出论赖以支持的反对统一高考的理论根基，也曾进行过较有力的撼动。〔1〕为了促使认识深化，本文拟进一步论述当前中国普通高校不宜推行“宽进严出”的观点。
一
据我们了解，有关在中国高校推行“宽进严出”的设想，至少在10年以前教育界讨论如何克服中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时就有同志提出过。近几年，宽进严出论之所以受到一些公民，尤其是中学生及其家长的赞同，很大程度在于它那颇具诱惑力的“宽进”设想：降低大学的入学门槛，大量增加招生数量，使尽可能多的求学者迈进大学殿堂。这不正是多少代中国百姓梦寐以求的理想吗？但是，理想并非现实，美好的理想也不是改革的依据，更不是改革的动力，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我们对一些宽进严出论者的言论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们对“宽进”讲得较多、较具体，而对学生招进来后如何“严出”的问题，讲得不够清楚和具体，有时想当然地讲几句，有时干脆避而不谈，这使人觉得宽进严出论与产生于80年代初期的高教规模“大发展论”似乎如出一辙，并无多少新意可言。
看来，剖析宽进严出论的一个切入点是中国高教规模问题，但这个问题十分复杂，10多年来高教界为此争论不休，主要有3种观点：大发展论、严格控制论、适度发展论。由于各自在指标选取、计算方法和参照系上的差异，使得各派虽争论多年，却难有定论。倘若我们用后两种理论来辩驳宽进严出论，那基本无异于用一种人所共知的东西去对付另一种并无新意的东西。因此，为使讨论的焦点更明确，我姑且先站在宽进严出论者一边，赞同他们认为中国高教规模过小，发展缓慢，有大规模扩大招生的必要性的论点。这样我们和宽进严出论者要切磋的问题可明确集中于3点：其一，我国的普通高校是否具备宽进的条件；其二，即使具备宽进的条件，严出能否做到；其三，假如不顾条件限制匆忙推行宽进严出，将会出现哪些后果。
以下先讨论第一个问题。赞成宽进严出的同志常在把中国高校和某些西方高校进行比较后，得出“别人能招几万、几十万，我们凭什么不能这样”的感想，显然这些同志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为中西国情不同，中西高校校情也不同，两者不仅存在经济实力的差距，亦存在办学传统的差异。就办学传统而言，它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影响下形成并对高等教育发展有着强大的制约作用，在西方，大学基本上只是教学和科研单位，学校一般不必操心学生的食宿、文体、医疗等问题，这些服务都由社会来提供，大学很少有来自后勤方面的压力，此谓“社会办大学”，它为高校大规模招生提供有力的空间和物质上的保障。中国普通高校的情况则相当不同，我们是“大学办社会”，后勤往往变成办学的“重头戏”，每招收一名学生，学校都要为其提供各种生活条件，从宿舍、食堂到医院、澡堂一应俱全，还要提供各种活动场所和设施。这种办学传统要求在增加招生规模时，应相应增加对生活设施的投入，拓宽“生存空间”，否则会造成办学条件的拥挤和混乱局面，影响教育质量。
我们用几组数据来看看这几年的情况。1992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比上年增长21.7%，（当年GNP增长速度为18.8%）；1993年，招生规模又比1992年增长22.5%，（当年GNP增长速度为13.8%），1994年在校生为279万人。尽管按宽进严出论者的看法，这一速度很慢，规模很小，但必须承认的是它已确确实实造成不少高校办学条件的拥挤状况。据统计，1993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校舍面积已由1992年的42.4平方米下降到38.1平方米，生均宿舍面积低于国家标准6平方米的学校达534所，占全国总数的51.5%，低于4平方米的高校有116所，占11.1%〔2〕。被有些同志认为“已具备宽进严出条件”的上海市，校舍条件更是日趋紧张，19所地方高校生均校舍面积多年居全国末位〔3〕，学生宿舍未达标的高校有11所，校教学行政用房有8所在水平线以下〔4〕。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扩大招生只会导致诸多严重后果，因为高校培养人才不同于工厂生产产品，后者在生产空间不变的条件下，改变生产工艺和设备，可使产品数量成倍增长；而高校的“产品”是学生，他们成长须依赖一定学习、生活和活动的空间。事实证明，当前不少高校已处于“饱和”状态，有些高校已超负荷运转，学生宿舍拥挤不堪，教室、图书馆人满为患，学校治安和卫生条件也不容乐观，同学之间为争夺一个放箱子的地方，争抢一个自习的桌位发生纠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现象已经相当程度影响到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干扰了高校的正常秩序，甚至损坏了一些高校的声誉。这里还只谈及高校的空间问题，至于空间内在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亦令人担忧，从硬件看，1992年全国普通高校科研设备低于国家生均值的学校达709所之多，占全国总数的 70%〔5〕，上海市19所地方高校中教学仪器设备未达标的有11所，生均图书量未达标的有13所〔6〕；从软件看，师资队伍短缺、老化、不稳定等因素也限制了高教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因此要使高教规模大发展，首先必须解决好办学条件问题。途径有二：一是改变大学办社会的传统；二是大量增加对高校的投入。对于第一点，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形成的大学办社会传统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难有根本改变；加之我国地广人多，各城市的条件一时跟不上高教大发展的需要，交通、住宿等还无法符合要求，使高校招收更多走读生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从第二点看，我国是个经济落后的人口大国，目前我们用约占世界1.5%的年度教育经费培养约占世界25%的各类学生，而且高教经费在有限的教育经费中已占有较大比重，即使“下狠心”挤占一些基础教育的经费，国家对高教的投入仍然十分有限，难以大规模扩招。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00年，我国高校基建投资达到年递增8—10%有相当大的困难，即使能达到，普通高校招生数的年递增速度也只能达到6—7%〔7〕。而这个速度实际上比目前的速度还要低，更不用说搞大规模、高速度的“宽进”了。
不过，宽进严出论者对高教经费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因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学生家长身上，即主张大幅度提高学费，让学生家长能分担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半，或一半以上，这样何愁没钱办学呢？但我们认为这一设想值得推敲。众所周知，国际上高等教育经费的筹措一般是以“利益获得”和“能力支付”两原则为理论依据的，根据“利益获得”原则，国家是高教产出的最大受益者，政府理应承担高教成本的大头，个人是高教产出的直接受益者，应承担一部分。从国外的情况看，一般的发达国家及与我国情况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对高教的投入一般都占80%以上〔8〕。而宽进严出论者主张让我国并非富裕的老百姓支付高教成本的一半及一半以上，显然不合情理。根据“能力支付”原则，就是要充分考虑教育成本分担者的实际支付能力。而我国普通公民的实际支付能力到底如何呢？落后地区的情况明摆着，我们仅看发达地区。据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1994年几个主要大城市人均生活费支出分别为：广州6212元，上海4668元，北京4134元，武汉3318元，重庆3138元，沈阳3114元，西安3055元，哈尔滨2735元〔9〕。按培养一名大学生的成本约每年10,000元计算，（上海为11,800元），如果收取成本的一半，除广州市外，其它城市家庭为筹措一名大学生的学费，就必须有一个人全年不吃不喝。且不说供养一名大学生，除学费外，还包括生活费、书本费、交通费等，这些费用与大学所在城市的人均生活费支出大体持平，甚至略高。按此计算，收取成本的一半后，上海市一个普通家庭为供养一个大学生每年花费起码在10,000元以上，如此“宽进”将会超过许多上海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至于其它一般地区就更不应以高收费来达到宽进了。
二
通过以上对“宽进”问题的讨论，其实已可看出在中国“宽进严出”不可行。但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来思考本文拟讨论的第二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假设“宽进”的条件已经具备，那么在中国高校“严出”能做到吗？答案仍是“否”。同大谈宽进相比，宽进严出论者似乎对如何“严出”思考得并不充分，以至于谈得不够具体和清楚，有时干脆避而不谈。从他们的一些论文中，我们设法归纳出3条主要严出途径：（1）为了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学生主动辍学。（2）成绩不合格被淘汰。（3）筹措不到学费而退学。这几种严出在中国是否可行呢？让我们结合国情来逐一对它们进行剖析。
第一种“严出”，可称为“主动严出”，这是有的同志从国外借鉴的“经验”。但稍有一点国情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这类严出，在中国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首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进大学读书不仅是学习高深学问，而且很重要的是取得一种“身份”，或谓“资格”。今天的大学生之所以被不少人称作为“天之骄子”，与传统文化中对大学生高身份、高地位的看法是分不开的。今天的中小学生“十年寒窗”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取得这种身份，而入了学的大学生更不会主动放弃这种身份，因为就算每个高中生都宽进大学，在12亿人口大国仍为少数，“天之骄子”的高身份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其次，由于我国脑体、工农、城乡三大差别还将长期存在，高学历往往是通向高地位、高待遇的桥梁，是否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对于农民子弟和一般市民子弟来讲是差异很大的，所以即使大学生自己愿意主动严出，家长从长远考虑也是坚决不会同意的。退一步说，就算有些大学生主动严出成功，当今社会给予他们的机会也是极为有限的，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没能为众多学生开辟广阔的用武之地，我们的劳动人事制度和社会不正之风还影响着一些学生就业的出路。现在连很多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都不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出现地区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更何况那些连大学都没读完的辍学者呢？所以主动严出在当前的国情下基本上做不到。
第二种“严出”是淘汰一批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单从理论上讲这种严出颇合情理。但我们认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普通高校很难做到这种严出，因为它已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在重人情、面子和关系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饶人是福”、“饶人算之本”等观念在不少教师头脑中还存在，若不是象全校和全国外语统一测试那样考教分离，有硬性的评卷规定，教师通常总不忍心让学生不过关。各校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当规定发现考试作弊便以零分计算并不能获得学位后，一些教师监考时反而不愿严格执法了；当规定某门课程补考不及格便不得获学位后，补考便很少不及格了。这其中有学生更加守纪律和用功的原因，也有教师只愿当好人的原因，可能还有教师不愿得罪学生的心理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群体意识，因此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就不是单个的独立人，往往要通过他人，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来界定自己，实现自身价值，也就是要时时“面对”他人，即要“面子”，没有面子，就“没脸见人”，所以有“死要面子”一说〔10〕。当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讲面子。但中国人对保面子尤为讲究，“顾面子”是一件和个人自尊密切相关的事情。一般情况下，若不能争面子，至少也不可掉面子。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争上大学又被打发回府是比考不上大学更丢面子的事情，它被人们看作是没出息的表现。一旦出现这类事情，当事人定会羞愧难当，“无颜见江东父老”。因此，为了顾全学生的面子，也为了少添麻烦，深受“饶人是福”观念影响的教师，在处理学生成绩方面也往往宁可降低标准，也会网开一面，做到“皆大欢喜”。因此，多年来中国普通高校学生的毕业率始终都很高。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几乎成了一张由人情编织的“大网”，人情的魔力之大，倡导宽进严出的同志也不会视而不见。正因为说情的广泛存在，使前些年一些高校采取的中期淘汰制度难以长期推行。因为教师纵然可以对学生不讲人情，但对与学生有着各种关系的同事、老乡、朋友、邻居、领导等却很难不讲，这叫“不看僧面看佛面”。那些讲原则，不重人情的教师当然也有，但由于中国普通高校是大学办社会，上下级、同事、师生多同住一校，彼此联系密切，往来方便，这为各种人情关说提供便利条件。这与西方高校的情况差异颇大。西方高校多数教师不住校，若没有事先电话预约，一般难以找到教师住宅登门拜访，即使冒昧驱车找到，也属不礼貌的举动。而中国高校的教师是“人在单位中，身体不由已”，一些说情是躲不掉的，“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还被弄得心烦意乱，所以不如当初就做个“顺水人情”。此外，学校本身也不是个孤立单位，它与社会各部门也有各种人情关系，对于一些有“来头”的学生，学校从自身利益考虑一般不会轻易得罪，这又给严出增加一层难度。
在中国国情下，克服人情、关系的干扰做到严出的一种有效措施是实行真正意义的“考教分离”。但且不说普通高校不同于电大、自学考试，考教分离在很多专业性较强的课程中难以做到，单说考教分离本身的弊病也是有目共睹，最主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学教师劳动的创造性和灵活性，教学内容只能按出题一方限定的教材和考纲，不敢有多少发挥，高等教育演变成类似高考指挥棒下的中小学教育，如此作法显然不符合高校教学的规律和原则。
严出的第三条途径是“筹措不到学费而严出”。这个勉强推行是可以做到的，问题在于它的合理性值得怀疑。高等教育属非义务教育，在公民承受能力的范围内适当收费是理所当然的。但根据前面提到的有关原则和中国老百姓的实际情况，收费不宜过高，否则会加剧教育机会不均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并轨”后，绝大多数高校年收费在2000—3000元之间，约占培养成本的1/5—1/4，尽管这个比例比较合理，也不算太高，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家庭感到负担很重。因此，国家教委三令五申要求各高校不要滥收费，并对贫困学生实行学费的“减、缓、免”政策，使他们能够迈进大学校门，并顺利完成学业。而宽进严出论者不仅主张大幅度提高学费使之达到培养成本的一半或一半以上，而且把是否交得起高昂学费作为严出的重要标准，这等于否定了为贫困子弟提供资助的政策，加之中国老百姓经济承受力有限，这种严出当然做得到。“大学校门朝你开，有才无钱莫进来”，进校后，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哪一次交不上学费，就请走人，此谓“有钱者宽进，无钱者严出”。这难道是我国高教改革要为之努力的大方向吗？这种“改革”能够赢得民心，满足广大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吗？如此“宽进严出”只会损害高等教育的质量、损害高等学校的声誉，大量埋没人才。
三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普通高校不宜推行“宽进严出”，还是坚持统一高考来严格把住高校入口关为好。在难以做到严出的情况下，严进总比宽进更能保证高校的培养质量。假如不顾条件限制匆忙推行“宽进严出”，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于加深我们对宽进严出论的认识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预见的第一种情形是不顾国情搞宽进，大量招生后又没找到合适的严出途径，宽进严出变成“宽进宽出”，等于再搞一次高教“大跃进”。国际上把在经济不发达，社会需求有限，基础教育落后的国情下盲目扩大高教规模（主要指普通高教规模）称为“高教通货膨胀”，它会造成以下众所周知的不良后果：（1）“文凭病”泛滥、高教质量大滑坡、高校声誉被败坏。（2）教育结构和高等教育结构失调，人才结构性浪费严重。（3）大学毕业生失业和人才流失的加剧，并可能导致社会动荡。（4）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经费大量被挤占，义务教育的普及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影响。这几点从印度等国高教发展的教训中足可得以证实，此处不必赘述。
顺便提一句，“宽进严出”也未必能象有些同志所设想的能够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克服“片追”倾向，若能克服一点，也顶多局限在高中阶段，那么初中升高中，要不要搞宽进严出呢？是不是重点院校和一般院校都一样搞宽进呢？如果做不到，“片追”照样存在，学生的负担照样无法减轻。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里，宽进永远只是相对的，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状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很难克服，我们不能不正视中国拥有12亿人口，拥有近2亿中小学生的事实。
第二种情形是“宽进严出”在当今国情下勉强做到了，那结果又会怎样呢？尽管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仍可结合国情预测出勉强推行宽进严出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从政治的角度看，“宽进严出”可能干扰高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会给高校和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从经济的角度看，“宽进严出”使教育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必然造成资金、资源和人才的浪费；从教育对象的自身发展来看，宽进严出使高校气氛变得紧张而沉闷，考试变成决定大学生前途命运的“杀手锏”，大学教育变成应试教育，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对以上诸点，本文第二作者也曾作过较充分的论述，〔11〕在此不再展开。
宽进严出论是从国外借鉴而来的，但已实行宽进严出的国家，其国情与高校的校情皆与我国有较大不同。在美国，州立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本州公民的纳税，因此，必须按规定的条件，接纳本州公民的子女，人数甚多，学费较低，一年只几千美元。为了学校的声誉，州立大学不得不采取宽进严出的对策。但美国一些著名的私立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则实行“严进严出”。而近年来我国个别重点高校进行“高额自费、降分录取、宽进严出”的试验，其实际效果和社会反映是不好的〔12〕。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可以从中国国情中找到答案，因为任何一种不顾国情的教育改革和试验，不仅难以取得成效，而且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这是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必须始终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
注释：
〔1〕 刘海峰：《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上海高教研究》，1995年第3期；李刚、朱同芹：《大学：“宽进严出还不是时候”——刘海峰教授一席谈》，《厦门商报》，1995年11月25日，第1版； 刘海峰：《再论传统文化与高考改革》，《上海高教研究》，1996年第1期。
〔2〕〔5〕〔7〕 季平：《对近期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速度的再思考》，《中国高等教育》，1994年第12期。
〔3〕 唐永华等主编：《上海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168页。
〔4〕〔6〕 张自强：《上海高校招生不宜推行“宽进严出”模式》，《文汇报》1996年2月27日。
〔8〕 廖其发：《当前中国教育经费的问题与对策》，《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9〕 钟玉明等：《广东高校招生制度改革采访记》，《①liáo望》，1995年第29期。
〔10〕 易中天著：《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海南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101页。
〔11〕 李均：《“宽进严出论”质疑》，《电力高等教育》， 1995年第4期。
〔12〕 华中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高教研究简报》，1995年第10期“编者的话”，1995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