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下等社会”——拒俄运动后的《俄事警闻》与《警钟日报》(1903-190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警钟论文,日报论文,社会论文,俄事警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03年达到高潮的拒俄运动中，以留日学生和上海中国教育会成员为主体的新兴知识分子获得了“中等社会”的自觉，他们逐渐放弃了上层路线，力图通过开通和引导下等社会来救亡自强，而中等社会在其中则起着领导组织的作用。①然而，随着《苏报》案的爆发，拒俄运动走进低谷，新兴知识分子开始对自身进行严肃而激烈的批评和反思，与此同时，他们对下等社会的看法也日趋激进，并表现出对拒俄乃至革命的现实力量的寻求。在中国教育会以抗俄救亡为主旨的《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中，这一趋向体现得相当明显。尽管《苏报》案后排满革命的声音在报刊上一度有所减弱，然而，此前中国教育会已然成为革命性质的团体，之后这一思路也很自然地会被导入到排满革命的方向。本文试图在这样总体的视野和语境中梳理1903-1904年间《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上的论说，以此为视角来透视和分析新兴知识分子关注重心下移的过程。
一、“中等社会”之自我批评
1903年4月，由于沙俄违反先前与清政府签订的分三期从东北撤军的协议，到了撤兵第二期拒绝撤兵，反而增派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7项新的无理要求，包括中国教育会成员在内的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于4月27日和30日在张园两度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并成立了四民公会。与此同时，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4月29日，留日学生500余人在东京锦辉馆集会，随即成立拒俄义勇队，5月2日再次集会时改名为学生军，进行军事操练，准备开赴疆场。同时推荐特派员回国运动。学生军因遭日本外务省的干预，于5月11日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拒俄运动达到高潮。
在拒俄运动中，上海的新兴知识分子和东京留日学生起到了引人注目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他们通过“士社会”、“学生社会”、“中等社会”这样一些概念来自我定位，明确地表达了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当时报刊上赞扬“士社会”、“中等社会”特别是“学生社会”的文字也很多，对此，桑兵的《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一文已有详尽的论述，此不赘述。笔者在这里关注的是拒俄运动走向低谷后新兴知识分子思想认识上的变化。1903年的拒俄运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6月5日《苏报》登出“蔡钧致端方电”，其中说“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同日又登出《密谕严拿留学生》，称“东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不可不加之防备”，又云“此间革命党，近业已组成军队，将托于拒俄一事，分奔各地”，要求随时侦察东京留日学生动向，并对回国学生中“行踪诡秘”者，“随时拿到，就地正法”。虽然参加张园集会的人士和东京留日学生中有一些有革命倾向，但1903年的拒俄运动一开始主要仍为爱国救亡运动，如东京拒俄义勇队就曾派特派员联络过袁世凯，上海成立的四民公会也是容纳了革命派、立宪派各方面人士。然而清政府在东北危机中的软弱表现和对拒俄运动的敌视态度，恰恰反过来推动了新兴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许多留日学生回国，转而企图秘密进行军事活动。同时，《苏报》案的发生，也使得作为上海新兴知识分子大本营的中国教育会进入“中衰时期”，“会员大部散去”②。作为爱国救亡运动的拒俄运动走入低谷，与这两方面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沙俄原定1903年10月18日为第三期撤兵之日。10月18日过后，沙俄不仅没有撤军，反而于同月28日派兵强行闯入奉天，占领清行宫及将军衙门等各署地，并升起沙俄旗帜。东北形势再次成为中国教育会成员关注的焦点。继《苏报》而创办的《国民日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一方面呼吁国人继续坚持“国民之运动”，另一方面则对“自号为国民”的新兴知识分子特别是东京留日学生提出严厉批评：
吾请以近事言之。前东三省警起，海内外志士奔走呼救，其现象有所谓义勇队焉，有所谓军国民教育会焉，固一世之雄也，而乃如电光，如石火，不匝日而化为乌有。今者俄事急矣，不日且宣战矣，前之即日出发之队今安在乎？西十月十八号撤兵之期，距今将及一月，消息之急于四月者多矣。国民何在？何竟无一人议及乎？第二期撤兵之俄约，日本纷传号外，留学生闻之乃发起拒俄事件。今俄日协商矣，留学生得毋不闻此前之号外而即漠不关心已乎？③
随着时间的迫近，《国民日日报》感叹：“死期殆已至矣，吾之义勇队既成过去之名词，俄之后黑龙则获新增之领土，谁实为之而至于此，吾不知其国之尚有人焉否也。”④对“号称知时务爱祖国者”的“留学生志士之一部分”的沉寂表示不解：“何以事愈急而声息愈不可得闻也”，“相距亦六月耳，风云之变态不可端倪，而潮流之勇退有如此，亦民族性质之不能解者矣……吾其哀吾国人死之不知其症矣。”⑤这种沉寂乃是亡国的征兆：“故以四月之虚约而扰攘及于全国，而以今番之实行，致惹动各国之野心尽起效尤，以冀割一脔，而通国转异常沉寂。呜呼，国之将亡其现象乃如是！”⑥在《国民日日报》看来，四月间拒俄运动之高涨，“议论之腾涌，心目之怵惕，乃如电光石火之一闪烁而全影皆灭”，“若政府者，吾不论矣”，那些以国民自居的“志士”应对此负主要责任：“国民国民之云云，出于一二狂夫稚子之口，一吓而噤，再吓而哑，故古今之亡国者多矣，未有如此役之奇静而无声者也。”⑦
如前所述，拒俄运动之沉寂乃是由各方面情势决定的。1903年4月后，留日学生大量回国，招致舆论的普遍批评乃至讥讽。直到1904年4月日俄开战后，《大陆报》仍有文指出：“日俄开战以来，东京留学生之归国者接踵于途，其在留者则是不敢出户，迥异曩昔慷慨激昂奔走号召之态。”并将其与一年前留日学生在拒俄运动中的表现对比，称留日学生“虎头蛇尾”⑧。不过，正如冯自由后来所追述的，东京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后，“旋闻清廷欲逮捕学生，请愿代表各会员以满虏甘心卖国，非从事根本改革，决难自保，于是纷纷归国，企图军事进行”⑨。这应是较为实事求是的说法，故而对《国民日日报》《大陆报》等报刊上面攻击“志士”“学生”的言论不必完全坐实，它们更为广泛的意义在于表达了新兴知识阶层的一种严肃的自我批评态度，这一态度和拒俄运动中对“中等社会”和“学生社会”完全的肯定和赞扬形成鲜明的对比。自然，这种思想认识和态度上的变化受制于拒俄运动走入低谷这一客观的现实情势，是不待明言的。
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新兴知识阶层把他们对“志士”、“留学生”在东北危机这一具体事件上的沉寂态度的指责，扩大到对整个阶层更为广泛的反思和批评。后者只有放在前者的具体现实语境中才能更好地被理解。例如，对“数千盈万之学生，与数十百之知名士，今之运作果何如”⑩的质疑，对“既以中等社会人为变法之枢纽，而中等社会人之本领又止于此（指其变法不能出“办报译书电争”和“运动官场”两途——引者），而毫无绝特殊常之可言”(11)的反思和追问，等等，均可作如是观。至于批评“新党”只会译书办报或道德堕落（如缺少恒心、言行不一、借公谋私等）的言论更是随处可见。时隔一年之后，有人感慨说：“记者尝于一二年前闻学生界有恒言曰，学生者，学堂之主人翁也。又曰，学生者，未来中国之主人翁也。……近日且欲闻此两空语而非可得矣。”(12)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学生之浮沉”。曾有论者在论述新型知识阶层1903年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和社会上对“中等社会”和“学生社会”的礼赞时，又同时指出：“随着新型知识阶层的愈益活跃，赞美‘中等社会’的热情反倒冷却下来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对它的各种各样弱点的指责。”(13)和本文上述观察基本一致，不过论者没有说明出现这一转变的具体原因，在这里，拒俄运动的沉寂及由此引发的新兴知识阶层的自我反思和批评为此提供了历史背景。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等社会”的自我批评是和对“下等社会”日益正面和激进化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拒俄运动期间，新兴知识阶层在谈到“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基本的立场是以“中等社会”为主导力量，“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中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14)。此时虽也意识到“下等社会”的重要，甚至称其为“一国之主人”，但基本上还是认为其素质低下，有待中等社会提高。(15)而在拒俄运动后，对“下等社会”的评价则开始趋向正面，这里可以举对义和团的看法为例。庚子之后，义和团作为“野蛮排外”的代表，新兴知识阶层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成为国民愚昧无知的象征。拒俄运动中，义和团的“排外暴动之民气”受到了某种有限度的肯定：“庚子之祸，义和团敢犯众怒，辀张狂狡，自取殃咎，为世界羞。有识之士，无不罪之，而其用心犹有足矜者。”但仍有待于新兴知识阶层“以教之，贞其力，养其锐”(16)。拒俄运动以后，对义和团的正面评述日益增多，而且往往和对“士”、“志士”、绅商等“中等社会”的批评结合在一起，以前者为榜样针砭后者。(17)《大陆报》一篇文章指出，义和团作为“平素专事生产重视身命之民人”，而能“相率赴于死地，而不避轰轰烈烈万人一致以冲突于硝烟弹雨之中，非所谓士心发动之所致耶？”所谓“士心”约略相当于“国民意识”，而此种“士心”不能持久，是因为缺少“能助士心之发挥之少数真士”；“然则今日之中国，仅闻有民而不闻有士者，岂真有民无士之国耶？”作者对当时之“士”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虽强名为士，其程度且不及民人远甚。中国之民人，勤勉温良，而志恒发动，为世界人类之优者。而其士人，虚有其表，外强中干，为世界之最劣者，此中国所以为有民无士之国也。既不得为民，而亦不得为士也”(18)。1903年10月，沙俄第三期撤兵之日到达之时，《国民日日报》有感于“满洲问题之沉寂”，痛惜义和团“野蛮排外之思想之日益消灭，奴隶顺民之根性日益滋长。吾非谓甲午庚子两役之可人意也，然以其轻于尝试为此毫无意识之举，乃迭经挫败而其萌永不复生，大好河山坐付他人，通行奴券鬻张转李，此其所为痛苦者也”。甚至说“是故甲午庚子两役，由今思之，吾盖以为唐虞之世”，针对的是“当今之号为志士者”的怯懦与沉寂。(19)而大约与此同时，横滨华商有四十余人入日本籍，《江苏》记者对此事表示愤怒，引以为对比的也是义和团，“去父母之邦，迟迟吾行，此人之常情，而民族之天性也。故虽以北人之愚蠢，且有义和团之暴动，虽以南方之柔弱，且有烧教堂之顽民，其举动一切，固为文明诸国所不齿，而其为种族不畏死之心，则有不可泯灭者也”(20)。当东北危机日益深重，而新知识者转而沉默之时，以排外为职志的义和团成为正面的楷模正是理所当然：“义和团者，世之所谓野蛮暴动而至为可笑者也。虽然，吾即今日日俄一战以观，则深慨此种国粹因误用而失之，以至今日当国民竞争自存之时，而此风竟不复可作也。”(21)后来，《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对东北马贼的高度关注和肯定，也是这一思路延伸下的合理产物。
以上大致描述了拒俄运动后至《俄事警闻》创办前，国内新知识界在东北危机日益严峻之际，围绕“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的话题，思想认识变化的一个脉络，以作为下面讨论《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论述的背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正如桑兵所指出的，“拒俄运动以后，革命党人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越来越少”(22)，但其中原因他没有具体说明。这可能正好与新兴知识阶层的自我反省和批评有关。在1903年拒俄运动的高潮前后，“中等社会”“学生社会”主要都是在正面意义上使用的，那么当后来需要对其进行批评乃至攻击时，自然就不太适合使用这样的概念了，更为常见的是普通的“士”、“学生”乃至“志士”、“新党”这样贬义的词汇。本节小标题中的“中等社会”也只是在其具体所指——实即新兴知识阶层——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的。
二、转向“下等社会”
《俄事警闻》之前，《国民日日报》曾对东北危机表示高度关注。1903年12月1日，《国民日日报》因故停刊。此时，于9月初自青岛返回上海的蔡元培，于1903年12月15日创办《俄事警闻》，继续关注东北危机：
我回上海后，有甘肃陈镜泉君，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后，来上海，颇有积蓄，愿意办一点有助于革命的事业，与中国教育会会商，决办一日报，名为《俄事警闻》，因是时俄国驻兵东三省，我方正要求撤退，形势颇紧张，人人注意，故表面借俄事为名，而本意仍在提倡革命。以翻译俄国虚无党人事实为主要部分。论说，预列数十目，如告学生、告工人、告军人之类。每日栽两篇，一文言，一白话。推王君小徐主编辑及译英文电，我与汪君允宗任论说及译日文报。(23)
黄世晖记《蔡元培口述传略》（上）中的说法（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255页）大致相同。这些都是蔡元培后来的追述，所谓“表面借俄事为名，而本意仍在提倡革命”并不完全准确，“翻译俄国虚无党人事实”主要是在《警钟日报》1904年三四月间(24)，这里蔡元培可能记忆有误。第一期《俄事警闻社广告》称：“同人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同时在每一期上都登出《对俄同志会广告》，其中云，“同人拟组织对俄同志会，以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故《俄事警闻》可以视为对俄同志会的机关报。蒋维乔回忆说：“是年（指1903年——引者）冬，日俄战争，风云紧急。蔡孑民已自青岛回沪。于是共同组织对俄同志会，发行《俄事警闻》日刊，警告全国，一致起而抵御强俄。”(25)无论从《俄事警闻》创办的主旨还是其内容来看，这都是一份关注东北危机、呼吁爱国救亡的报纸，其基本倾向是超越各阶层各党派的具体利益，呼吁一致对俄。(26)
《俄事警闻》为日报，1904年2月15日终刊，次日改为《警钟日报》，共出73期。根据蔡元培的记述，《俄事警闻》的主要撰稿人为蔡元培、王小徐及汪允宗，均为中国教育会成员。(27)蒋维乔亦将对俄同志会的组织和《俄事警闻》的创办视为“教育会事业之一”(28)。冯自由说《俄事警闻》和之后的《警钟日报》“实继承《苏报》与《国民日日报》之系统”(29)，从它们和中国教育会的关系来看，确实如此。
关于《俄事警闻》的发行状况和影响，现在缺少直接可靠的材料，蒋维乔回忆称“内地同志，多有集款定购此《新闻》，送茶坊酒肆，供人阅看者”(30)，但似乎不应对此做太高估计。马鉴追述蔡元培办《警钟日报》之情形颇详，谈到《警钟日报》的销售情况：“先生最焦急的还不是这些琐碎的事情，却是这报纸的销路。这报只有论文、译件和日俄战事消息，而一般人所爱看的社会新闻却不登载，所以销路不多。”(31)笔者怀疑这里说的其实是《俄事警闻》，《俄事警闻》的主要栏目设有“社说”、“征文”、“要闻”、“外论”、“批评”，“外论”即是“译件”，“要闻”即是日俄战争消息，基本上也都译自外报，内容都与“俄事”直接相关。而《警钟日报》一开始就设有“本埠新闻”栏，且多为与日俄战事无关的社会新闻，为此还遭到读者的批评。(32)马鉴又回忆说，当时“天气非常寒冷，编辑室大而且空，并无火炉的设备。先生每晚总须写撰两篇论文——一篇文言，一篇白话”。(33)符合上引蔡元培《自编年谱》中《俄事警闻》论说“每日载两篇，一文言，一白话”的说法，而《警钟日报》中白话论说比文言论说要少得多。另外，《俄事警闻》创刊至终刊的时间正值癸卯年冬季，也与这里的描述相吻合。综合上述情况，这里描述的应当是办《俄事警闻》时的情形。作者记忆可能有误，不过很多人都将《俄事警闻》与《警钟日报》放在一起谈论，而且前者持续时间太短，混为一谈在所难免。从马鉴的回忆来看，当时《俄事警闻》的销售情况并不算好。
可以引为旁证的还有《俄事警闻》自己提供的材料。曾有读者投函《俄事警闻》，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惜此报未易普及”，并呼吁“阅报诸君，就近鸠合同志，多购数张，每月分数日广送无力阅报之人”(34)。《〈警钟〉招股事略并章程》中也说，《俄事警闻》“限于财用，未能遍布；且于要区，未置访事”(35)。这也许并非《俄事警闻》的谦词，在拒俄运动沉寂下来之后，《俄事警闻》唤起国民的宏大志愿与其并不显著的影响力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对主办这份报纸的中国教育会成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对俄何等大事，而其结果不过一《俄事警闻》，且并无独得之新闻能占特色。”(36)而更为痛切的表白与反思则见于下文：
于是吾党有对俄同志会，冀以联合群流，同赴目的。德薄知疏，不见信任于社会。方事之殷，签名与会者，乃不及二百人。以视日本对露硬青年会，列席三千，政府视若敌国，度量相越，何其远欤？义勇之军、侦探之队，徒抱虚愿，一无表见，所藉手者，区区《俄事警闻》之报告而已。(37)
在这里，《俄事警闻》被看作一项失败的事业，这表达了新兴知识阶层深深的自责和无力感。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属于拒俄运动走向沉寂之后新兴知识阶层自我批评和反思的一部分。事实上，《俄事警闻》的内容也延续了这一自我批评和反思的脉络，其对“新党”、“志士”、“学生”的批评和攻击，较之前的言论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俄事警闻》最主要的内容，其“社说”和“征文”栏所发表的《告社会各界书》，即隐含了“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的认知框架，文言、白话两种文体的选择亦与此直接相关。第一期上的《本社征文广告》中说，“本社拟为各种社会代筹其能尽之义务，著之论说，以备采择。同人不才，谋虑难周，阅报诸君有熟悉此各种社会情形者，请撰寄本社，当陆续选登。题目如左（略）”，如《告留学生》、《告学生社会》、《告各新闻记者》、《告革命党》、《告立宪党》、《告农》、《告工》、《告马贼》、《告会党》等。以这些题目为标题的文章，构成了“社说”和“征文”的主要部分，而“社说”的分量远远多于“征文”。王学庄分析指出，这里所针对的对象大致分为四类，即新型知识阶层，农、工、商，流氓无产者和官吏，正是沿着三等社会论的路子进行演绎的，第一类人即所谓中等社会，第二、三类人均属于下等社会，第四类人即上等社会。重心在前两者。(38)
就具体内容来说，一些文章仍表现出对“学生社会”的高度评价和期待，可以看作拒俄运动高潮时期类似论述的一个小小的回声，但更多的却是批评。《告留学生》在赞扬留学生“有热忱有志趣有爱力负未来主人翁之硕望而为20世纪吾国文明一切之母”之后，又对其提出严肃的指责：“就诸君近时之现状观之，则知诸君毫无实力，不过为迂阔不达疏于形势之言论而已。诸君疑吾言之过乎，则又何以政府一口气、公使一电报，即将义勇队呵散消灭也？诸君纵欲自讳，其何以自解乎？”(39)针对的正是拒俄运动后留日学生的沉寂。拒俄运动之后，留日学生回国者很多，《俄事警闻》对此亦有报道，并显然对其持批评态度，称“东京学生社会自得瓜分消息，大为震动”，“目下学生社会狼狈异常，各学校之上堂听讲者寥寥无几，江浙湘鄂之学生因此回国者陆续不绝云”(40)。又以留日学生为例，批评“中国人无恒德”：“中国人素无恒德，既无故作事，不求结果。不然拒俄会之名甚美，何以寂然无闻；义勇队其志甚坚，何以遽行解散？则以不求结果之故也。”(41)在攻击政府压制留日学生拒俄运动的同时，也指出留日学生之软弱：“虽然，留学生听公使之警言，受政府之压力，卒亦驯伏不敢动，倘亦所谓多言论而少成事者欤？”(42)
《俄事警闻》批评的矛头不仅指向留日学生，也指向了国内新兴知识阶层。有感于拒俄运动的沉寂，《俄事警闻》对四月张园集会人士提出严厉的质疑：“诸君窃此荣誉伟大之名也，忻幸之余，无复余事矣。辛丑演说打电，癸卯演说打电，其效果苟何如？其事业苟何如？拒俄会拒俄会，今日俄祸滔天矣，瓜分之祸且因之而至矣，拒俄会何在？拒俄会会员何在？”(43)甚至对中国教育会自身，《俄事警闻》也没有放过：“事急矣！吾望诸君急弃一切不急之业，而认拒俄为唯一神圣之目的。吾闻之：有目的而无手段者，其事无效。诸君之手段以其时考之，则张园之演说、爱国学社之义勇队尚不能济，况默而息乎？……吾见教育会诸君之寂寂无举动，实为大惑不解者也。”(44)
前面谈到，《俄事警闻》的基本立场是不论各党派的具体立场优劣得失，动员他们都投入到抗俄救亡运动中来，他们在抗俄救亡中的表现，也成为评价其高低是非的最主要的依据。而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在《俄事警闻》眼里，当时都对抗俄救亡持冷漠态度，在这一点上，他们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俄约之发布非一日矣，在朝大老亦几束手无所措，保皇立宪各党派犹以未抵燕山为藉口，惟革命党则集众叫嚣，欲以文造武，此皆三四月间事也。近顷俄人在东三省，其杀戮视扬州十日有过之而无不及，宫廷已定西迁之策，天子蒙尘，既反于立宪保皇党之所望，异族迭相乘除，一蟹不如一蟹；又与平日革命党所言所行大相枘凿。乃初入之时，驰骤奔命，日不遐给，迨至今日骑虎不能下之际，则高卧酣睡，恒舞讴歌，是岂习之既久，相处若忘耶？……无乃以大事为儿戏乎？世望党派，党派如是；世颂党派，党派日以消灭陨□。谋也不臧，戚自贻之，党派党派，其亦可以已乎！(45)
留日学生、国内新兴知识阶层以及各党派由于当时在抗俄救亡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几乎都受到了《俄事警闻》的否定。除了上述所举的例子以外，泛泛的攻击“志士”“新党”的言论更是随处可见。(46)“中等社会”的自我反思和批评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
与此同时，《俄事警闻》把目光投向了“下等社会”，几十篇白话论说即是以他们为对象，试图将其动员和组织到抗俄救亡的事业中来。这也算是《俄事警闻》的一个特色，故有读者称其“有益于下等社会者尤多”(47)。对于工农阶层，《俄事警闻》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说农民“实在有当兵的资格……因为你们是劳苦惯了，并且没有吃鸦片、赌博这种坏习气，所以当兵是顶相宜的事”(48)，说工人“都是身体强壮的人，又是耐劳苦惯的”(49)，又说小工是“世界上顶有力量的人”(50)。王学庄曾从中国教育会接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角度，简单地考察了《俄事警闻》关于工农阶层的论述(51)，桑兵则指出中国教育会“比较注重下层社会，主张虚无共产”(52)，思路大致接近。
不过，仅凭《俄事警闻》的白话论说，动员组织工农阶层抗俄的目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何况《俄事警闻》在当时并不算有太大的影响。有读者投函《俄事警闻》，认为“贵社特设《警闻》唤起国民，甚善甚善，然欲其大有影响于全国社会，断无其事。鄙意宜设演说会演说俄事……较之报章影响大而为力易”；指出“报纸即用白话，必难普及，而演说可普及”(53)。另外两位读者也不谋而合地提出同样的看法：“吾国民智未开，识字者寡，唤醒国民，舌强于笔。”(54)主张通过到城镇乡村演说来动员民众。《俄事警闻》是否采纳了读者的建议，专门设演说会以扩大影响，今已不可考。但即使能做到这一点，恐怕于抗俄救亡这样宏大的事业亦无多少裨益。《俄事警闻》之作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至《俄事警闻》终刊之时，他们发现，“视普通社会之间，知东三省之存亡关系全国者，犹不能得万分之一，抑何可怜之甚也”(55)，“国人之冥然罔觉者，姑不论其所谓深恶痛绝于俄人者，亦束手而无所为”(56)。对俄同志会“不获指导社会之效”，其“所抱之主义，竟不为社会之所赞成”(57)。继《俄事警闻》而办的《警钟日报》放弃了直接动员民众的想法，论题也不再局限于抗俄救亡，而试图通过“社会教育之涵濡”(58)，将下层普通民众之启蒙看作一项长期的事业。《警钟日报》不再发表直接面对对象的“告社会各界书”，白话论说也显著减少，应与此有关。
工农阶层这类普通民众只是“下等社会”中的一部分（王学庄所说的“第二类”对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还不能成为新兴知识阶层心目中爱国救亡乃至排满革命的现实力量。新兴知识阶层所说的“下等社会”，往往多指王学庄所说的“流氓无产者”（“第三类”），也即以会党为主体的秘密社会(59)，是带有组织性和准军事色彩的、已表现出或具有潜在的现实力量的民间团体。当新兴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都无法承担抗俄救亡的理想时，会党和马贼作为某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力量，受到了《俄事警闻》的高度重视。特别是马贼，作为东北地区实际存在和活动的抗俄武装力量，更是《俄事警闻》直到《警钟日报》持续关注和一直肯定的对象。
三、《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中的马贼
与拒俄运动后许多报刊上的论述相近，《俄事警闻》与《警钟日报》对义和团基本上也持正面肯定的态度，把义和团的胆识与南方人的文弱相对比：“就是北边那义和团，虽然闹得没有道理，但他那种胆量，我们南边人也是做不到的啊。”(60)认为“己庚之间，义和拳崛起京津，欲以数省之民，与列强相抗”，如果不考虑其受宫廷操纵的因素，那一时期几乎可以视为“民族主义膨胀之时代”(61)。而义和团“其冒险之性质之精神，则固为武事精神教育之要素矣”(62)。所看重的都是义和团不畏强敌、勇于排外的民族主义精神。
义和团已成过去，《俄事警闻》作为直接面对国民、动员国民的报纸，更关注当下作为潜在力量的会党，后者成为《俄事警闻》极力动员和争取的对象。相比其他“下等社会”，《俄事警闻》对会党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长篇“社说”《告会党》1903年12月20日、21日连载了两期（21日题为《告各会党》，实际上是前一天《告会党》的续载），另有征文《告会党》一篇（1904年1月29日）。《告会党》把当时的会党分成三派：“一派是哥老会，一派是私盐帮，一派是广西的会党。”关于私盐帮（即“盐枭”），有《告盐枭》（1903年12月26日）、《论盐枭之可用》（1904年1月21日）两篇文章。又有文章称：“中国之会党其较著者，关外之马贼，沿江之盐枭是也。”(63)如果将马贼也视为会党的一部分的话，那相关的文章就更多了。除了专论会党的文章以外，其他文章涉及会党的地方也很多。
《俄事警闻》在谈到会党时，除看到其胆识勇气之外，一般都会强调其组织严密的一面。盐枭“团体是很固的”(64)，“能巢窟于沿江上下，煽诱勾结，团体自固”(65)。“吾国会党……组织秘密，法律森严”(66)，“党羽充斥，团体甚固”(67)。所有这些方面，让《俄事警闻》对其抱有很高的期待，甚至将其比拟于国外的社会党和虚无党(68)，乃至认为，“我中国前途之主人翁，舍此辈草泽英雄，将谁属哉？”(69)“中国之主人翁”的荣誉从学生转移至会党，这其间的转变是意味深长的。
《警钟日报》关于会党亦有相当的论述，特别是对广西和长江会党的关注。1904年7月2日的《警钟日报》登出孙中山在旧金山演说之前洪门所发的《致公堂之公启》，直接呼吁洪门投入排满革命中来。此时，蔡元培已认识到“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并派陶成章等人赴浙江联络会党。光复会之成立与万福华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正值同时，后者与王之春拟借法国军队剿灭广西会党之事直接相关。凡此种种，都显示《警钟日报》对会党的关注与光复会的成立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最足以体现《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特色、与东北危机紧密相关的则是另外一支会党：东北马贼。
《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上有关东北马贼的材料相当丰富。(70)最早的一篇是《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9日登出的《告马贼》，作为预先设定的《告各界社会书》中的一篇，还看不出来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对马贼“不得已做出为非作歹的事来”还是颇有微词。但不久就看出《俄事警闻》态度的变化。针对当时各报对“俄人招抚马贼之事”的报道及对马贼“残虐同胞”的指责，《俄事警闻》转而为马贼辩护：“然使吾国人之所以利用之者与俄人之所以利用之者，其率相等，吾知其必将舍彼而就此。以俄兵之强，尚不能不出于招抚，则马贼之足以梗俄，所不待言。”(71)此后，《俄事警闻》上关于马贼的报道日渐增多，仅1904年2月份25期中，有关马贼的新闻和论说就有13篇之多。即使是报道性的“要闻”，也能看出编者对马贼的肯定和赞赏，更不必说那些论说批评文章了。这些文字对马贼抗俄的事迹作了大量的报道，高度评价其抵御外侮的精神，并将马贼视为“中国也有好兵”的实证。(72)
《俄事警闻》对新兴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动员并没有取得效果，此时，东北马贼作为实际斗争的抗俄力量，进入到《俄事警闻》的视野中，于是便和会党一起，被赋予了救亡爱国的崇高使命：
我们天天把俄罗斯侵占东三省的事情告诉你们，请你们大家赶紧设法，……你们也都是不以为然的，没有一个人肯向前做事，弄得我笔也写秃了，喉咙也喊哑了，唉吓，为什么偌大的中国，偌大的中国人，偌大的新党，原来却是这个模样。……我今不望别的了，依我愚见，现状有力量可以救中国的，还是那北边的马贼及长江一带的会党。(73)
虽然《警钟日报》对时事的关注不再完全局限于东北边境，但关于日俄战争和东北危机的报道仍然占了相当分量，有关马贼的文字也并未减少。与《俄事警闻》相比，《警钟日报》上有关马贼的内容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俄事警闻》主要是把马贼看作现实性的抗俄力量，对其抗俄事迹进行的报道和评述并未脱离抗俄救亡这一具体的现实要求，《警钟日报》的一些文章则超越了这一限制，它们从马贼那里发现了更为超拔的品质和更多的可能性。
相对于会党的组织严密而言，《警钟日报》更为关注马贼独立自由不羁的精神。《俄事警闻》曾报道过满洲华工投奔马贼事，并称赞马贼“此种不受势力压制之人，真是昆山片玉桂林一枝矣”(74)。两天后，《警钟日报》登出的《马贼之自由》显然是这一思路的延续，认为马贼之所以能“去来飘忽”，令“俄人竟莫如之何”，“其效且胜官军百倍”，“惟以能自由也”。并视“马贼为吾民族之代表”，“吾爱自由，吾不能不爱马贼”。作者由此生发开去，感叹“若使通国皆享自由之利，其势力当更若何增进”(75)。在随后另外一篇文章中，作者把马贼视为“北方民心之转机”的表现：“近有马贼渠魁冯麟阁创六合会，应者或数千人，此皆具独立不羁之性质者，草泽英雄，何可轻量哉！又闻奉省华人，近亦各立会党，组成军队，仿地方自治之法，执行事务，官军多有通声气者，势力甚大。假使再遇俄人，必有奋勇接仗之事。”作者“于此设有两种之目的，而欣然冀其必达者，一则报强敌之侵凌，一则脱专制之羁绊也。……马贼乡民，既不受政府之节制，则其合群之心自盛；合群之心既盛，则立于今世界平权自由之舞场，必非数百年前酋长贵族之法律所可统治。但此为他时结果之预言，今尚不能有何效验耳。所最期望者，马贼、乡民，同心共济，勿自为仇敌，则政府无所施干涉之计，俄人无所用其反间之谋，决胜之策，于此可定”(76)。可以看到，对马贼的期待已经超越了具体的抗俄救亡（“报强敌之侵凌”），而上升到更为宏大的“脱专制之羁绊”的高度。而马贼的“独立不羁”、“不受政府之节制”，又为这种期待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贼的“独立不羁”正体现了其不依赖政府、“不受政府之压制”的品格。同时期另一篇文章认为，当时中国民族思想之进步，即在于“有识之士益晓然于民族自存与依赖政府之两主义，必不相容，而鼓吹之议论，运动之手段，始有划然不可畔之界说”(77)，其论述的逻辑与对马贼“独立不羁”的赞颂暗合。像中国教育会这样具有革命性质的团体早已放弃上层路线，但《苏报》案后排满革命言论一度陷入低潮，《俄事警闻》和初期的《警钟日报》都很少有直接鼓吹排满革命的言论。因此，这里对“依赖政府”的摈弃，对“不受政府之压制”的歌颂，对“脱专制之羁绊”的期许，虽未明言，但也暗示了长期被压抑的排满革命言说即将重新浮出水面。不久，《警钟日报》上就出现了公开鼓动马贼实行东三省独立的文字：“……近日马贼声势之大可知。……但规时审势而为东三省居民计，苟求自立，争会凑泊，诚无过今日也。盖政府已弃东三省，不敢认为国土。……果有阿圭拿度者，乘时崛起，提挈一旅，以张汉帜……固千载难逢之一时也。”(78)从“以张汉帜”这四个字中，当可嗅出久违了的革命气息。
而在事实上，当时确有革命党人赴东北联络马贼，以图俟机举事。1904年6月份的《大陆报》登出抗俄铁血会檄文，文前称：“抗俄铁血会者，闻由学生社会中有入彼地运动马贼者相与组织而成，日前传檄于满蒙一带。”(79)檄文本身仍是以抗俄救亡为主旨。其组织者丁开嶂后来回忆说：“暨日俄酣战之际，开嶂适游京师大学，与同学朱锡麟、译学馆学生奉天张榕各出关组织革命军。朱创东亚义勇队、张创关东保卫军，开嶂立抗俄铁血会，皆假借名义而为革命立基础也。”(80)1904年8月《警钟日报》对此事亦有报道：“红胡子组织之东亚义胜军及满洲义胜队，近日更形发达，已达两万余人，并有京师某学堂教习前往暗中运动，有同志数人已于前月杪及本月初先后赴某地运动，一切已资接济。”(81)当即指丁开嶂、张榕赴东北联络马贼事。后来宋教仁赴东北运动“马侠”之事更是为人熟知，其渊源也可追溯到《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对东北马贼的关注。(82)
需要指出的是，《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对东北马贼的描述和论说带有相当程度的想象性和理想化的色彩。由于没有专门深入东北的记者（访事），关于东北马贼的报道多来自外文报纸电文，特别是日文报纸，间加以编者自己的意见，再加上编者心理上对现实抗俄斗争力量的需求，这些报道和论说具有相当的主观性，但也因此而能反映出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编者群体的心理动向和思想认识。本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这些报道和论说的。日本研究东北马贼的学者渡边龙策在其专著《马贼》中特别提到了日俄战争期间日、俄两国军队和东北马贼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1904至1905年，日俄两国进行了殊死的浴血决战。在此时期由日军策划组织的“满洲义军”和“特别行动班”的活动，乃是日军“谋略马贼”的开端。……俄国方面虽也操纵过马贼，但不知是马贼本身认为愿意和“同文同种”的日本人合伙，还是对侵占本国土地的俄军厌恶，以致俄军的谋略马贼始终没能大规模活动起来。但俄国后面有张作霖，容待后述。总之，有些马贼被日军、有些被俄军所收买、利用，他们同“日本志士”相结合，构成为日俄战争内幕史的一个主题。所谓对谋略马贼的操纵、利用，在满洲义军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曾暂时转入了低潮。……如前所述，“马贼”一词，主要是由日本方面使用而成为普遍化的名称的。由于满洲义军和特别行动班的活跃，而使“马贼”成为引起巨大反响的英勇壮烈的形象而被广为宣扬起来。但此类集团的所作所为，却被归诸为“马贼”本身的责任，而完全与日军无关了。(83)
这里所描述的复杂情景在《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上是难以看到的。而正如渡边龙策所指出的，“马贼”由于日本方面的宣扬被塑造成英勇壮烈的形象，而其背后与日军的复杂关系则被遮蔽了。考虑到日本报纸的影响，《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对马贼的理想化态度也怕多多少少与日本报纸的“过滤”有关。后来宋教仁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时撰写《二十世纪之梁山泊》，鼓励东北马贼抗俄排满，态度就要冷静客观得多，也认识到东北马贼和日俄两国军队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旦革命党人实际从事联络和运动马贼的工作，必然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但如前所述，《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对会党、马贼的关注，作为新兴知识阶层心态的一种体现，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陶成章说：“自军国民教育会创立后，革命党人功用从此一大进步，均由鼓吹时代而渐趋于实行之一方面。”(84)这已近于老生常谈，然而这一转变的具体环节和现实契机，似仍有梳理的必要。在某种程度上，《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正处于这一转变的关捩点上。通过对1903-1904年间《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言论的梳理，可以由此揭示新兴知识阶层心态变化的一个过程，一个关注重心下移的过程：各个社会阶层以怎样的方式呈现于他们的视野之中，它们在其心目中地位的升沉起降，以及这背后的动因和契机。伴随着对东北边境危机的持续关注，这一切在《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中都有所反应：从拒俄运动中“中等社会”的自觉，到拒俄运动沉寂之后的自我反思和批评，最后则是期待从“下等社会”的会党和马贼中寻求救亡和革命的实际力量。
注释：
①参见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②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页。
③《呜呼国民之前途》，《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东大陆图书译印局，1904年。
④《满洲撤兵问题》，《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
⑤《东方之危急与国民之感情》，《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
⑥《论瓜分之局》，《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
⑦《满洲问题之沉寂》，《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
⑧《留学生之狼狈》，《大陆报》第1年第2号，1904年4月5日。
⑨冯自由：《光复会之起源》，原载《革命逸史》第5集第61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5页。
⑩《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
(11)愿云：《儒教国之变法》，《浙江潮》第10期，1903年12月8日。
(12)《丽泽学院开学之祝词》，《警钟日报》1904年4月17日。
(13)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0页。
(14)杨笃生：《新湖南》（1903年），张枏、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
(15)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年2月。
(16)《〈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序》，《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5页。
(17)关于清末新兴知识阶层对义和团的看法，可参见赵泉民：《试析晚清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心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3期，2000年5月。文中指出，“庚子前后的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从总体上来讲，贬多褒少，忧大于喜”，“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日趋浓厚，他们对义和团在反对外国侵略的一面认识的更多，赞赏义和团的言论也骤增”，许多评论“正是1903年前后列强侵略加深之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内心反应”。这里所说的自然主要是指沙俄对东北的侵略。
(18)《中国之改造》（续第4期），《大陆报》第1年第8期，1903年7月4日。
(19)《满洲问题之沉寂》，《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
(20)《横滨华商入日本籍者四十余人》，《江苏》第7期，1903年10月20日。这件事对新兴知识阶层刺激颇大。《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7日载《保皇会之归化日本》，当也是指此事，因“在日本的商人，大半是保皇党，小半是革命党”，见《告寓日本商人》，《俄事警闻》1904年1月7日，这篇文章也提到日本华商归化日本之事。1904年3月15日《警钟日报》仍提及此事：“自日军胜俄，而倚赖异族之根性益以滋长。学生之与灯游也，商人之贺新舰也，横滨居留者之归化也，恬然不以为耻。”（《争存会之宗旨》）这里的“学生”、“商人”、“横滨居留者”均属广义的“中等社会”。
(21)服膺子：《追想义和团》，《警钟日报》1904年5月10日。
(22)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3)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24)《警钟日报》曾于1904年3月24日至4月30日连载《俄国虚无党源流考》。
(25)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38页。
(26)1904年1月8日《俄事警闻》“投函”后“本社谨识”称，《中外日报》“以对俄同志会比拟于保皇会国会，可谓拟人不伦，无分别智者矣，本社同人以外祸剥肤救死之不遑，何暇辨此毛发之细事，所谓白刃在前不见流矢也”，可以看出《俄事警闻》的基本立场。《告革命党》（1903年12月30日）、《告保皇会》（1904年1月13日）、《告各书局编译者》（1904年1月17日）等文，主旨都不在判断臧否各派立场之优劣，而是呼吁他们暂时搁置其自身诉求，一致投身到更为紧迫也更为重要的抗俄救亡运动中来。
(27)据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的学生黄炎培回忆：“东北边警作，吾师创期刊，曰《俄事警闻》，试令写论说，是为我投文新闻界之始。”见《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词》，《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54页。黄炎培亦曾参与撰稿。
(28)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38页。
(29)冯自由：《上海国民日日报与警钟报》，《革命逸史》初集，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36页。
(30)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38页。
(31)马鉴：《纪念蔡孑民先生》，《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105页。
(32)《警钟日报》1904年3月10日登有某读者“投函”：“《警钟》第三版载上海琐事，鄙意似可不必，似可以此篇幅多刊白话，以警愚顽。”“本社答复”云：“公言良是。《警钟》之载本埠新闻，即第一号社说之旨趣，以为我国之陵夷，实由社会之腐败，而腐败社会之现象则集中于讼案，本埠诸案最新最备，且间有国际私法之关系，聊借以窥各种现象之一斑，故每日全录之，积久亦苦其事多同，徒占篇幅，得公此言决定删去，其新闻之有关系者最录于地方纪闻之尾。”
(33)马鉴：《纪念蔡孑民先生》，《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105页。
(34)洙泾杞忧子：《投函》，《俄事警闻》1904年1月2日。
(35)《俄事警闻》1904年1月30日。
(36)《争存会变更议案·蒋维乔君提议》，《警钟日报》1904年4月7日。
(37)《争存会之宗旨》，《警钟日报》1904年3月15日。
(38)参见王学庄：《俄事警闻》，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页。桑兵也引用了王学庄对《俄事警闻》的论述，并认为“这正是中等社会通过拒俄运动进行自我教育和教育下等社会的体现”。见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
(39)《告留学生》，《俄事警闻》1904年1月14日。
(40)《东京留学界大恐慌》，《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0日。
(41)《中国人无恒德》，《俄事警闻》1904年1月26日。
(42)《中国留学生之压制》，《俄事警闻》1904年2月18日。
(43)《告前日拒俄会会员》，《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7日。
(44)《告中国教育会》，《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2日。
(45)步洲：《论今日各党派》，《俄事警闻》1904年1月27日。
(46)《俄事警闻》的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警钟日报》。如看到“独至如平日自号为志士，为革命党……观彼等对于此时国家危亡之前途，一若功成身退，漠不关心，颇有国家自亡而我自存之气概。”（《新年以来人事之现象》，《警钟日报》1904年2月27日），称新党“只顾着眼前开通民智做报著书，弄得东不成西不就，一点成效没有，一点把握没有”。（《中国人的近视（三）：新党的近视》，《警钟日报》1904年3月6日）攻击一般社会“自日军胜俄，而倚赖异族之根性益以滋长”时，引以为例的是学生和商人，同时批评“其自命为上流社会者，亦以捐集微款，恤彼伤兵，为今日无上之政策”。（《争存会之宗旨》，《警钟日报》1904年3月15日）；所谓“上流社会”“恤彼伤兵”，见1904年3月3日《警钟日报》所载《救济东三省同胞》：“自日俄开战，旅居上海明达之士，耻政府之中立，认贼为友，噤不敢发，知攘俄之无望，又见日之大和魂，奋不顾身，以击磨牙砺爪之黑熊，于是遂有救恤日本军士之举，此慈善诸会所由起也。”矛头亦指向新式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
(47)洙泾杞忧子：《投函》，《俄事警闻》1904年1月2日。
(48)《告农》，《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2日。
(49)《告工》，《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7日。
(50)《告小工》，《俄事警闻》1904年1月10日。
(51)王学庄：《俄事警闻》，《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第162-164页。
(52)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8页。
(53)陈轩裔：《投函》，《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6日。
(54)蔡邦藩、郑麟：《投函》，《俄事警闻》1904年1月14日。
(55)《俄事警闻之尾声》，《俄事警闻》1904年2月15日。
(56)《〈警钟〉发刊之旨趣》，《警钟日报》1904年2月26日。
(57)《争存会之宗旨》，《警钟日报》1904年3月15日。
(58)《〈警钟〉发刊之旨趣》，《警钟日报》1904年2月26日。
(59)壮游《国民新灵魂》：“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之人，而使之翕受，终不可得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这里的“平民”主要指的是“僧、道、医、卜、江湖杂技之流，三合、哥老、白莲、会党之杰”。（《江苏》第5期，1903年8月23日）《民族主义之教育》指出：“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而“支那之劳动社会、军人社会，大半出于秘密社会之间，而以军人社会、劳动社会与秘密社会相为援引，则自成不可拔之根据。故担任下等社会革命教育者，不可不联络三种社会构成其统一之机构，而增进其活动之形势”。（《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可见，作者眼中的“下等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与“秘密社会”相重合。
(60)《告江浙福建人》，《俄事警闻》1904年1月12日。
(61)《中国民族思想之进步》，《警钟日报》1904年3月18日。
(62)服膺子：《追想义和团》，《警钟日报》1904年5月10日。
(63)《论应募者》，《俄事警闻》1904年2月4日。
(64)《告盐枭》，《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6日。
(65)《论盐枭之可用》，《俄事警闻》1904年1月21日。
(66)《论维新诸君宜握工商实权》，《俄事警闻》1903年1月22日。
(67)《论应募者》，《俄事警闻》1904年2月4日。
(68)《论维新诸君宜握工商实权》，《俄事警闻》1903年1月22日。
(69)《论应募者》，《俄事警闻》1904年2月4日。
(70)参见刘昊：《〈警钟日报〉与“马贼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71)《俄人利用马贼》，《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3日。
(72)《中国也有好兵的》，《俄事警闻》1904年2月22日。
(73)《救中国者马贼也会匪也》，《俄事警闻》1904年2月15日。
(74)《东三省最近消息》，《俄事警闻》1904年2月24日。
(75)《马贼之自由》，《警钟日报》1904年2月26日。
(76)《论北方民心之转机》，《警钟日报》1904年3月12日。
(77)《中国民族思想之进步》，《警钟日报》1904年3月18日。
(78)《果有阿圭拿度乎？》，《警钟日报》1904年5月18日。阿圭拿度为英布战争期间德兰士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
(79)《抗俄铁血会之组织》，《大陆报》第2年第4号，1904年6月3日。
(80)丁开嶂后来于1906年入同盟会。1907年立北振武社作为铁血会本部，即北方革命秘密机关。参见丁开嶂：《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81)《红胡子成军》，《警钟日报》1904年8月2日。
(82)关于东北马贼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可参见曲晓璠：《东北会党与辛亥革命》，《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1期。
(83)渡边龙策：《马贼》（日本中公新书，1984年第30版）连载于《黑河学刊》2001年第1期至2002年第4期，题为《马贼——日本侵华战争侧面史》（赵红莲译，赵连泰校）。这段引文出自第2章《登上历史舞台的谋略马贼——日俄战争前后》，载《黑河学刊》2001年第4期。
(84)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