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赋权与发展：’95世妇会以来中国妇女教育研究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妇女论文,世妇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1-0059-08
平等参与教育是女性基本权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改善妇女生活状况、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为妇女发展赋权的重要途径。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妇女教育问题应成为国家或地区发展政策的中心议题之一，一系列国际性公约也都明确地将妇女教育与基本人权、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并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地将“通过向女孩和妇女提供基本教育、终身教育、识字和培训及初级保健，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持续的经济增长”作为妇女教育的新目标。此后很长时间内，摆在各国政府面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把对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承诺变成实际行动。
’95世妇会以来，妇女教育研究的成果不少，从研究目的和类型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从理论上论证妇女教育的意义、性质与功能，研究妇女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另一类是对妇女教育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进行分析，揭示影响妇女教育发展的政策环境等因素；还有一类是基于问题和案例的研究，形成具有应用和推广价值的妇女教育实践形式。无论哪一类研究，都与妇女教育的发展状况与现实密切联系，然而，又不能仅仅是对妇女教育状况和现实的描述与说明。由于妇女教育本身(包括对象、内容、方式、结果、内涵等)的性质复杂，影响妇女教育发展的因素多元(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等)，任何不关注现实的研究和只停留在现实上的研究都可能是单向度的、简单化的、甚至是一厢情愿的。例如，我们在充分肯定妇女教育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受到普遍重视、国际社会在法律、政策及舆论上所做各种努力的同时，必须看到妇女教育发展的现实并不那么令人满意，而且这种不满意的现实并不会在短期内彻底改观。据2005年的一项统计显示，目前世界上仍然有1.3亿小学适龄儿童未入学，其中5800万是女童；世界文盲人口的2/3是女性；目前在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的128个国家中，有76个国家未达到2005年应该达到的“消除小学、中学阶段的性别不平等”的目标。[1] (P4)
十多年一路走来，使妇女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更加清楚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必须将批判性的分析视角与建设性的研究态度有机结合在一起，认识到人类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将是一个“艰难而持久的历程”，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基础。因此，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实现小学、中学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的期限是2005年，比其他目标提前10年。联合国开发署《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上的“性别平等并不仅仅是性别自身的目标，而且是实现其他所有目标的核心。”[2] (P85)从这样的视角和高度看待妇女教育及其研究、思考教育上的性别问题，是’95世妇会之后及新世纪之初，我们特别要指出的变化。
一、’95世妇会以来中国女性教育事业取得的进展
1.法律政策和制度保障
为了实现《行动纲领》提出的中国妇女教育的规划目标，促进妇女教育的健康开展，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在法律、制度和经费等方面给予了充分保障。
首先，在法律保障方面，中国主要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实施意见、《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女童教育的十条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通过这些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一步保障了男女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各级各类妇女教育顺利进行。
在制度保障方面，中国特别针对男女性别之间、地区之间等存在的差异，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措施来促进女性教育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明确了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教育发展的目标、方针和政策措施，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政府成立了由国务院总理任组长的国家科技和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通过了《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支持下，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两基攻坚计划”和“211工程”等大型教育发展项目的实施，有力促进了各级教育的发展。2004年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达1393.62亿元，是1995年的2倍。近年来，国家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设立中小学助学金，并由政府拨款实行免书本费、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重点扶持中西部农村地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就学。[3]
为切实保障妇女的受教育权，政府还采取了许多特殊措施：如在正规教育中，国家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女性入学率、在学率和升学率，努力消除两性在接受教育机会上的差距。针对部分边远、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就学存在的实际困难，采取办女童班、办女校、实现免费上学等办法，努力消除女性接受学校教育的障碍。另外，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非正规教育、扫盲教育，把妇女扫盲与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相结合，与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结合，与普及法律知识，维护自身权益结合在一起，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提高全社会对性别和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目前正在实施的教育及社会扶贫项目中都增加了社会发展(包括性别公平)的视角；所有这些政策与措施都有效地提高了中国妇女教育的发展水平与程度。
2.女性教育事业取得的成就
在基础教育领域，男女童教育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据教育部门统计，1995年，小学女童的入学率是98.20％，与男童相差0.7个百分点。2004年小学女童的净入学率已经达到98.97％，与男童入学率的差距缩小到了0.04个百分点，与男童相比大体持平。1995年中国普通初中在校生女生比例占到45.6％，2003年这个比例增加到47.4％，提高了1.8个百分点；而初中女生的辍学率也从1995年的3.39％下降到2004年的2.19％，下降了1.2个百分点。普通高中在校生中女生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40％上升到2003年的45.1％，提高了5.1个百分点。[4] 在高等教育领域，1995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中女生的比例为35.4％，到200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4.5％。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女生所占比例也从1995年的21％和14％增长到2003年的39.9％和29.2％。
近年来，女性在中等专业学校的比重逐年增加，已超过总人数的50％。到2003年底，全国已建立了1600多所女子中等职业学校和3所女子职业大学，开设了60多个适合妇女的专业。这些院校以及各地的妇女活动中心在促进妇女的终身教育与培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政府十分重视对女科技人员的培养，改善其工作和生活条件，鼓励和扶持她们进行科学研究。2002年，两院院士共1263人，其中女院士78人，占院士总数的6.2％。女院士们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及机械与运载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化工冶金与材料学、能源与矿业学、土木水利与建筑学、医药卫生学等学科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5]
统计数字表明，’95世妇会以来，中国15岁以上女性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幅快于男性，女性文盲率下降幅度也大于男性，男女受教育水平的差异进一步缩小。1995年，中国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1年(男性为7.8年)，男女差异为1.7年。至2003年，中国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7.4年(男性为8.4年)，男女差异减少到了1年。[6]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在发展教育、推动性别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得到世界广泛认可。“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从2000年起每年发布《世界母亲状况》(The State of the World' s Mothers)报告，对世界妇女、女童的生存及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并运用“母亲指数”(mother' s index)进行国家排名。在2005年《世界母亲状况报告》中进行排名的110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三十位。[1] (P40)其位次超过同年中国在“人类发展指数”(HDI)和“性别发展指数”(GDI)中的排名。① 以发布《全球竞争力排名》而著称的“世界经济论坛”(WEF,The World Economy Forum)，2005年首次发布《妇女赋权：测量全球性别鸿沟》(Women' s Empowerment:Measuring the Global Gender Gap)，依据5项指标(经济参与、经济机会、政治权力、教育水平、健康与福利)对世界58个国家的性别平等情况进行排名。中国的综合排名为第三十三名，在参加排名的亚洲国家中位置最高。其中分项排名为：经济参与第九，经济机会第二十三，政治权力第四十，教育水平第四十六，健康与福利第三十六。[7] (P14)由于各国际组织使用的评价指标不同，上述排名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性别平等情况，但是，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之后，运用可测量的定量性指标，作为反映、评价和改进不同国家性别平等状况的重要研究和政策分析工具，越来越多地被使用。我们要重视国际的这种趋势变化。
二、’95世妇会以来关于女性教育研究的成果
近十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妇女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关妇女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在不断丰富。研究者不仅从多种角度论证和探讨妇女教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且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视角分析中国妇女教育问题，探讨“女性主义”在中国教育领域的本土化问题。
1.妇女教育的意义与重要性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尽管妇女教育权益在法律和制度方面进一步得到保障，但是妇女教育仍然面临诸多困境，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加强妇女教育的意义与重要性。这一时期，研究者对妇女教育合理性的论证除了政治层面的人权、社会公正等方面的意义外，还运用更实证的方法，探讨妇女教育与经济增长、人类进步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如《2005世界母亲状况》报告援引研究证明：妇女教育每增长1％会带来GDP平均增长0.37％的结果。[1] (P1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钱民辉的研究也发现，女性教育资源与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女性教育资源与出生率呈现出反比关系，而与人口的质量则呈现出一种正比的关系，并总结出中国区域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的生育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四种循环模式，指出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的最有效措施是教育女童，提高女性教育水平。[8] 另有研究者从女性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女性教育程度与女性就业、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庄平等对山东省城镇女职工的教育状况与其就业的相关性调查发现，妇女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其就业层次与收入水平的高低；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延缓劳动力就业，控制劳动力供给的数量，而且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在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识方面，文化程度较高的妇女对社会性别隔离和性别歧视的现状体会更深切。[9]
2.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女性教育研究的结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传入，教育界学者开始将西方女性主义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如徐辉对西方教育理论中的女性主义思潮的评析，[10] 黄钟敬从课程中的性别问题出发，探讨女性主义对主流课程文化的批判，[11] 杨昌勇等则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教育研究常用的方法及其方法论特征。[12]
在将女性主义理论和概念引入到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同时，研究者认识到不同国家关注和发展女性教育的原因和动力有所不同，开始思考“女性主义”在中国教育领域的本土化问题。如谭再琼指出“对‘女性主义教育’的关注，其价值不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清晰地对它进行定义，或是它是否能成为国内教育研究中使用的语言范式、理论体系，而在于它所带有的极大的批判性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空间，在于它促使我们思考‘女性主义教育’能否在中国践行以及中国的女性教育该如何发展”。[13] 由此，她进一步考察了传统文化、政府行为和国家意识形态对中国妇女教育的影响，从而提出社会性别教育是女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各个年龄阶段的社会性别教育提出具体的建议。胡莉芳则在考察中国女性教育和女性主义教育研究发展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女性主义教育研究必须摆脱女性主义和教育学两张皮的状况，寻找使二者相结合的理论生长点。她认为女童教育问题，尤其是农村的女童教育问题将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教育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14]
总之，’95世妇会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及其理论已经越来越为中国学界所接受，也为妇女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尽管研究者开始了将西方女性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尝试，但是，目前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很多理论探讨仅限于介绍国外理论，还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关于教育性别公平的理论系统。因此，中国本土的妇女教育理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3.女性教育实践问题的研究
学者和社会各界对妇女教育实践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女性高等教育、女童教育和基础教育中的性别公平问题以及妇女成人教育等三个层面。
(1)高等教育中的女性参与
关于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研究虽然一直是妇女研究、特别是妇女教育研究的议题之一，但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更引人关注的是与全民教育密切相关的女童教育、女性参与基础教育的研究。因此，2004年6月召开的“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北京+10’非政府论坛”会议在“妇女教育与培训”组列专题讨论妇女高等教育的问题。一些代表指出：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对妇女教育的关注更多集中在初等教育。发展妇女初等教育虽然重要，但还不足以达到满足女童与妇女全面发展和幸福的需要。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妇女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会议认为，尽管已取得一些进步，但高等教育中的性别歧视与不平等依然存在。例如，男生很少选性别敏感性课程，女生也未被鼓励突破性别刻板，学习非传统性课程。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东亚地区的高校中，有关性别研究的课程开设太少，已经开设的性别研究课程多为理论探讨，仅为少数精英型学生学习，缺少对草根族、对发展中国家实际存在的性别问题的关注。会议建议：新世纪妇女发展战略上要将重点从基础教育移向高等教育；教育必须成为可持续发展项目的组成部分，以提高妇女的就业率、提高妇女在公共机构及领域的参与率、减少童工及改善妇女的文化素质；应设立专门的性别研究的教职与课程，包括妇女人权法、性别政治与妇女领导力。这些课程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设计，特别要考虑吸引更多的男生参加；性教育与性别问题必须纳入具有性别敏感度的课程体系。
中国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中的女性教育研究主要包括：高等教育中女性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女大学生、女教师的研究以及高等学校中性别教育的研究等方面。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数和专业选择的范围也相应有所扩大。然而，女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并不是反映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地位改善的惟一指标。目前一些女大学生已超过大学生总数半数以上的国家越来越关注高等教育中深层次的性别问题，如课程与教学中所表现出的性别意识与态度、不同专业的性别分布、性别教育的参与群体等问题的分析。与国外这种研究潮流相呼应，中国一些学者也开始研究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隐性性别歧视(偏见)”的存在。例如郑新蓉用问卷、访谈等方法调查了不同学科(哲学、数学)男女大学生在学术能力上的性别差异问题。她的研究发现：当代女大学生的发展与其专业选择，即所学学科的学科性质、学科性别环境是分不开的；目前哲学领域仍然是非常男性化的、独特的学科，学哲学的女大学生在这种性别环境中，不同程度的对从事哲学研究信心不足、学科认同感较弱。而对数学能力的研究表明，学数学的女大学生则比较自信；学数学的男女大学生普遍认为数学学科能力方面不存在绝对的性别差异；相当一部分同学认为改革教育，可以提高女大学生的数学能力。[15] [16]
关于女大学生心理素质的研究成果表明：女大学生往往是个矛盾体，低社会期望和自我价值困惑，双重社会评价(又要工作，又要家庭)和女大学生性别角色冲突，自身素质与成才矛盾(如成就动机水平低，自觉参与意识、自信心、创造性思维差等)使得她们的心理承受着很大压力，而女性人才资源的崛起和市场经济价值极大化法则构成了对女性能力素质的挑战，这就把女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影响女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因素有传统文化、自我封闭、学校缺乏性别教育等。因此，增强社会大环境对女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正面影响力，增强学校教育的力度和女生的自我教育才能有效地改善她们的心理素质。[17] 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和有关资料，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将当代女大学生的人生心理倾向在10个维度上作了大致的定位，指出，这些倾向是由生物线索、社会线索、文化线索、教育线索等形成的“合力”所决定的特点，绝非优点或缺点。因此，需要尊重两性各自的特点，按照双性化教育模式对男女大学生进行性别教育，即在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促进两性和谐互补。[18]
关于高校女教师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从数量性指标来看，高校女教师的队伍不断壮大，且趋于年轻化、高学历化，究其原因在于，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女性人数增多，男教师转职从事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工作，教师工作性质总体上的稳定性和时间安排上的灵活性等。[19]
学者们指出，对高等院校中女教师所占数量的分析无疑是表明其参与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参与”主要指女教师在大学中承担责任、分享权利和主动地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的过程。对女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参与问题，应关注三个方面：(1)形式上的参与。指女教师所占的数量及她们的职称、职位和收入状况。(2)影响参与的因素。有来自社会大环境、高等教育小环境、家庭及女性自身生理、心理方面的影响。(3)参与意识与观念。主要是社会性别观念，还包括理想抱负、对大学工作的满意度、自我评价以及对工作和家庭关系的处理方式等。[18]
女教师在高校环境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权利问题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女性教师在教学中，显示出较强的教学能力，相对稳定的教学心理，与学生间更加融洽的交流关系等优势。但是女教师在学校中的科研成果，却明显少于男性教师。其原因并不全是由于女性教师的学术水平或者能力比男性教师低，而是女性教师在现行高校的竞争环境和体制中尚处于不利境地，女性面临的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更大，但并未得到必要的承认和补偿，学校及社会对于女性教师的评价标准有失偏颇，高校性别环境中存在不公正的因素，导致女性教师在晋升、申请科研项目上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20]
对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大多数观点认为，在可见的时间内，女性将继续处于劣势，专业取向仍偏向女性就业容易的，职称层次的变化也不会太大。在这些方面要取得进一步的成效，必须强化政治法律制度的保障，提高社会总体文化水平，推进女性自身教育水平的提高。[21]
(2)女童教育和基础教育中的社会性别公平问题研究
根据联合国儿基会的界定，女童包括18岁以下的所有女性，女童教育是对这一年龄段所有女性进行的基础教育。
关于女童教育的研究是一个世界性话题。2005年《世界母亲状况》报告的主题是“女童教育的力量与前景”(Power and Promise of Girl' s Education)。报告希望“通过聚焦女童教育，确保所有儿童拥有更健康、更美好的前景”。报告的前言指出，从过去一代人那里我们得到的最大收获是意识到：“如果让女孩子留在学校，就是帮助她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向，进而改变她未来家庭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1] (前言)
多年来，女童教育一直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十年来，中国关于女童教育研究的一些新成果表现在：
——女童的失辍学原因分析。除了过去大家已经谈到的经济、文化传统等原因外，有作者从发展模式上探究原因：贫困地区女童教育的发展多依靠外力与项目的支持，资金保障与各级领导的重视相结合，使个别地区和项目实验点出现了女童教育快速发展的景象。但这种“外援型”发展模式的致命弱点，在于发展难以持久，一旦资金用完，项目结束，项目人员撤离，一切又返回到原起点。[22] 有的学者从女童自身的主体价值和需要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如何激发女童自身对教育的需求、激发与女童接触密切的女童的父母、家庭、社区等相关群体对女童教育的支持，形成“内源型”女童教育模式是女童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3]
——新的女童教育模式。对女童失辍学问题研究的深入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教育的认识，建立适应本地区需要、经济实用的女童教育模式成为关注的重点。在培养目标和形式上，不能简单按照全国普遍采用的基础教育的步调走，应结合生活技能教育、职业教育，着眼点在通过教育来提高女童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还有一些参与项目研究的人员结合本地实践探讨了行之有效的女童教育模式。
——大龄女童与非正规教育。近年来，研究者们日益认识到，12-18岁大龄女童的失学和辍学是女童教育问题中的重要部分。由于缺乏教育和教育程度低下，导致大龄女童生活和文化的双重贫困。大龄女童过早成为家中的劳动力以及不再为正规学校所接纳的现实使研究者认识到，非正规教育常常是解决贫困地区大龄女童受教育的有效途径。但是在现实中却难以开展。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成效越来越显著，大龄女童、特别是大龄失辍学女童的教育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对这部分大龄女童的再教育，将成为今后10年女童教育关注的重点。[22] 近年来，由妇联和教育系统联合开展的对大龄女童的教育培训项目越来越多，充分证明了这种发展态势。如何从政策上、理论上对大龄女童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进行更深入研究也成为教育研究的新课题。
随着女童教育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教育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教学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等隐性问题。2000年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全国十几所重点高校和教育研究机构共同进行的“对幼儿园、中小学及成人扫盲教材的性别分析研究”，通过对现行中小学课本和教学资料的系统分析，对教材中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进行了系统描述和分析。[24] 相关研究还包括：目前我们的学校教育是应该提倡学校教育的“非性别化”以追求完全的平等，还是提倡“双性化”模式？学校教育、教学中如何处理传统女性角色与现代角色的冲突以及平衡问题？单一性别学校或课堂是否应该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如何尽量减少性别歧视因素，以培养未来具有性别公平意识的公民？青春期性教育与性别意识教育如何进行等。
(3)女性成人教育
女性成人教育按教育对象群体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农村女性成人教育和城市女性成人教育。根据不同目的，女性继续教育可以分为：生存性继续教育和发展性继续教育。
关于农村妇女教育讨论最多的是扫盲教育和生育健康教育问题等。多年来农村妇女一直是扫盲教育中的重点和难点，待扫盲人口基数大，扫盲师资队伍建设跟不上，扫盲课程脱离生活实际等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重要问题。其中，有研究显示，扫盲教材是扫盲教育的关键环节，但其建设却严重滞后，表现在教材数量严重不足，教育内容与女性实际生活和生产相脱节，缺乏针对性、实用性、速成性以及趣味性等。教育方式也显得呆板和僵化，难以激发农村女性学习的兴趣。[25]
生育健康教育离妇女的生活实际更近，不但可为贫困地区妇女提供难得的学习机会，而且可以通过教育妇女正确对待自己的健康，摆脱旧观念束缚开始，使其产生改变贫困的动力；并通过直接教育妇女，有效地影响全家，促进健康进步的家庭生活，为彻底脱贫奠定基础。然而，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农村，无论是在制度体系，还是实施渠道、资源保证上、都缺乏对这一块的安排。农村低文化层妇女的教育问题是中国教育发展中最薄弱的部分。期待目前正在实施的新农村建设计划能关注这一问题。
城市中的女性群体教育问题研究大体包括：下岗女工再教育问题、女性职业教育、女性自我发展的继续教育问题等。由于身处知识经济社会中，社会对于人的素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对于女性而言，更是面临严峻的社会考验，如何通过教育提高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已经成为她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城市女性成人教育是继续教育的组成部分，根据教育目的可以分为：生存性继续教育和发展性继续教育。从实践方面看，大量失业、下岗、转岗女性急需专门的技术教育；受过基础教育仍在岗的女性急需扩充和加强技术教育；知识女性需要更新技术教育。另外，知识经济所带来的高度文明使社会更加注重对人本价值的关怀，这意味着对妇女的职业继续教育也要考虑女性的需要和特点，还要综合考虑妇女长远发展的可能性。所以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的研究更加关注实践层面的变化，并在理论上揭示这种变化的基础和机理，有助于引导和支持实践层面探索的继续和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随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推动和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十年来中国妇女教育研究在理论基础、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都有较大突破，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随着社会性别概念逐步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认可，它也成为妇女教育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研究者已经能够运用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剖析中国教育中的性别问题，丰富了妇女教育的理论研究。其次，妇女教育研究的领域也从女童教育和女性高等教育等问题逐步拓展到非正规教育、农村妇女的生育健康教育、继续教育等。研究领域的深入，表现为从宏观理论到微观层面的研究(教材问题、教师性别构成、教学与性别差异等)，而且研究的过程中渗透了教育改革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于女童教育的研究，研究对象从小学女童到大龄女童的研究；同时性别教育基于一种公平和共同发展的理念，也将男性学生纳入到研究视野中来。强调在现行教育体制中，如果没有男女学生共同和谐的发展，就无法真正实现性别公平的教育。第三，女性教育研究的方法也更加多样化和科学化。女性教育研究不仅仅只研究教育，常常要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因而在研究中，研究者比较注意借鉴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如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具体应用问卷调查、数据统计等量化研究方法和访谈、田野研究、追踪调查等质性研究方法，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多学科知识背景的介入，使得女性教育研究视野更开阔、分析更深刻、结论更具说服力。第四，研究成果的宣传和推广更关注实效性。女性教育研究的现实动力和所期待的结果就是为女性受教育提供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帮助。将研究与推动社会意识的改变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呼唤社会关注女性教育问题也就成为女性教育研究成果推广的一项重要任务。与妇联、大众传播媒体以及各级政府的密切、广泛合作使得研究成果可以较快传播、推广，更大范围地传播我们的研究理念，激发社会对于女性教育的关注。第五，中国女性教育研究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和合作性。这包括国家政府和社会自发的支持，以及来自于国际合作研究中得到的帮助。它们都是中国近年来女性教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但是，从文献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妇女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对于性别公平教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引入西方女性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还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关于教育性别公平的理论系统。此外，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差异”概念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提倡结合种族、阶级和家庭背景等差异研究不同妇女群体的教育经历，而中国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例如，妇女教育的城乡差别仅仅体现在一些统计数据中，并没有成为研究关注的主题，也没有研究分析城乡差异与女性教育发展水平差异之间的关系。其次，已有的研究比较重视基础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中的性别问题，而对于中等教育阶段的性别问题关注较少。此外，对于如何培养教师的社会性别意识，如何处理学习中男女学生的差异，避免在教学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和偏见，在研究中也涉及较少。
联合国女童教育创新行动(UNGEI)在2005年推出的报告中提出“性别平等”是“艰难的历程”(No easy journey)”，需要“雄心勃勃的目标，实实在在的行动(ambitious goals,pragmatic action)”。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报告——《妇女赋权：测量全球性别鸿沟》则明确表示“性别平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个体的权力、责任和机会不再取决于人生而获得的性别差异。换言之，在这一阶段，生为男人和女人的人都能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潜力”。而目前“世界上尚不存在真正性别平等的模式，从世界范围来看，从事性别研究的人都承认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性别平等”。[7] (P1，16)
因此，我们需要以充足的信心、充沛的精力、充分的智慧，争取将性别平等这一艰难的历程继续下去。
注释：
①2005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在世界排名第八十五位，“性别发展指数”(GDI,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排名第六十四位。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p224、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