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与社会变迁(1936—195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话论文,弹词论文,上海市论文,研究会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3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4)04－0045－06 苏州评弹在发展过程中有着众多组织，从光裕社到润余社、普余社，再到后来的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几乎可以说：一部苏州评弹史就是一部评弹行会、组织、团体的发展史。在众多评弹组织中，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虽只存在了15年，但它的章程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行会组织架构具有参考价值，条款中对会员利益的保障、同道的救济、说书艺术的规范等显示了评弹组织的某些自治功能。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评弹在上海的繁荣以及遭遇的困难，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窥见社会的变迁。 一、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的建立 据周良先生考证，已知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为“光裕公所”，大约建于清嘉、道年间，咸丰之前。[1]光裕社规定：“凡吾社员不能收授女徒及拼档女档；非本社社员在吴县区域内说书概不搭台。”[2]对此两项严规，光裕社的解释是：不准男女同道并非摧残女权，无非是为了防微杜渐，免得有淫亵之嫌，为了个人的洁身自好，也为了团体的悠久美誉，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光裕社创办裕才小学所需经费为本社会员所交，才得以维持，而非社员不需要承担此项责任，故而为了保护同道利益，不得已而为之。[2]如此冠冕堂皇的解释并不能服众，于是而有其他说书团体的兴起与抗衡。 首先是1910年前后成立于上海的润余社，该社社员大部分是从光裕社中退出的中年艺人以及部分被光裕社称为“外道”的非光裕社成员。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谢少泉触犯了光裕社“不准男女拼档”的规定，被处以“出革三年”的处分，出革期内，谢少泉只能在外地演出，无奈只好前往上海奏艺。谢少泉到沪后遇外道凌云祥等人，经过交往，话也投机，在上海的艺人们决定组织起来，取名“申江润余社”(后称“润余社”)，誓与光裕社对立。但是润余社从创立起就颇为波折：申请登记备案一直未得批准，直到北伐时才在陈其美手里办妥；光裕社在上海的势力仍然很大，润余社的基本场地较少。①其次是1935年成立于苏州的“普余社”，该社社员原为光裕社员，后因妻女拼档演出触犯光裕社规。普余社成立之初，“曾一度遭当地光裕社之反对，借口男女双档攸关风化，且为该社社章所不许，特联名呈请党政机关，予以取缔；当时普余社未甘示弱，即以际此训政时代，提高女权，法令彰彰，一切封建观念，早不存在，彼此皆以艺糊口，不限男女，岂得犹以此资为口实，起而抗辩，幸告胜诉”。光裕、润余社无奈，“只有一个消极办法，凡普余社所做之场子……该二社拒绝参加。”[3]普余社风靡一时，却不能持久。②抛开光裕社、润余社、普余社的恩怨不谈，单单从组织的多元壮大也可看出评弹的勃兴。 鉴于润余社、普余社的先后成立，光裕社为扩充在上海的势力、实力，经在沪社员联名呈请当局，要求成立“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于1936年1月5日在上海文庙民众教育馆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有黄兆麟、蒋一飞、汪云峰、许继祥、夏荷生、蒋如庭、朱介生、魏钰卿、严雪亭、周玉泉、蒋月泉等85人。经过投票选举，黄兆麟任主席，魏钰卿、李百泉、蒋一飞、蒋如庭等为常务委员，朱耀庭、朱介生等为候补委员，夏荷生、吴均安、韩士良等为监察委员，薛筱卿为候补监察。一年后，上海评话弹词研究会假座西藏路东方饭店二楼礼厅召开第二届大会，会议从上午10时开到下午1时，主要议题是讨论通过对“任职委员之慰劳和议罚，及从速制发会员证、证章等事项，并进行改选”。会议选举黄兆麟继续任主席，韩士良、蒋一飞、蒋如庭、夏荷生、朱介生、唐再良等任执行委员，赵稼秋、唐逢春等为候补执委，薛筱卿、李汉臣、朱耀庭等为监察委员，许继祥为候补监察。③至40年代，研究会势力扩充，润余社、同义社、宽余社并入，会员超过二百人(一说五六百人)。[4]215 上海档案馆现存的《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会章》④为我们解读研究会的运作提供了可能，从中可以看出研究会的架构及这种架构为研究会长期稳定发展所提供的保证。 会员是研究会的基础，研究会对会员有着明确的条文。研究会规定：“凡品行端正无恶劣嗜好合于法律规定而为评话弹词之从业员，不分性别，经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填具入会志愿书，由理事会审查合格通过者，均得为本会会员。”对会员提高准入门槛，“品行”与“合于法律”是首要的。从中还可以看出，研究会是允许男女同道的，这是不同于光裕社的做法。研究会同时对于会员资格要交付理事会审查。此外，研究会还规定了会员的种类：“素有师承艺术精湛早已开业者给以基本会员证。尚在受训期间经业师保证介绍入会者给以预备会员证。”通过这样的方法区别对待不同的会员。还有会员权利及其义务，会员“对本会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但预备会员有选举权，无被选举权)。享受本会举办各项事业之利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会员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被选举人还应是“年龄在二十岁以上者。对于本会富有实际贡献者。任事忠勤富有服务精神者。对本会富有认识与经验者”。同时要担有“恪守法纪，服从会章业规及议决案；维护本会举办各项事业之成功；缴纳会费；担任本会委办事件”的义务。“会员有违背第九条规定或其他妨碍会誉之行动时，得由监理事会议决，按其情节轻重予以相当处分，其处分方法另订之。凡会员因故除名出会外，如有自动脱离会籍者，须缮具充分理由书，经理事会通过，会员大会追认，方可出会，并须追回证章证书。尚欠缴会费，应全部缴清。如有余缴概不发还。”通过这样的淘汰机制，对会员加以约束，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会员的行为，于会员自身、研究会发展、社会稳定都或多或少有所裨益。 严密的组织架构是研究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研究会规定每年由理事会召集会员大会一次，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可经由在沪三分之一以上会员的请求，召开临时会员大会。会员大会的职权主要包括：决定会务进行方案、接受理监事会之报告、修订会章业规、审核预算决算、选举理监事、解决关于本会会务上一切之重要问题。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的理事会由理事11人、候补理事3人组成，理事会成员互推常务理事5人，常务理事互推理事长1人主持会务。理事会具有召集会员大会、执行会员大会之议决案、对外代表本会、编制本会预算决算、负责一切会务、接受会员之合法建议等职权。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会由监事5人、候补监事2人组成，监事会成员互推常务监事1人，主持执行监事会的职权。监事会主要负责稽核本会之财政、考核本会职员工作勤怠、检举不良会员等事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理、监事会的成员任期均为1年，连选之后方可连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长期连任的可能。为了研究会的正常运转，特设总务科负责文书、事务、交际、宣传、保管等股；组织科负责设计、登记、调查、咨询等股；财务科负责会计、出纳、计核等股；研究科负责训练、编著、指导等股；福利科负责介绍、救济、医药、丧葬等股。每科设主任1人，由理事互推，同时视事务的繁简在会员中聘请干事助理或雇员。研究会会章规定，所有理事、监事及干事均为名誉职，“惟必要时得核实支给公费”。为了保证财务绝对公开，会章规定：本会经济收支除会计年度总报告外，按月列表公布以昭大信。这就从制度层面杜绝了贪腐流弊。 可以说，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是在评弹的中心地由苏州进入上海后成立的一个大型组织，它的成员基本囊括了沪上名家响档，它也是评弹在上海繁荣发展的见证。研究会一经产生，就有着相当严格的准入制度、选举制度、日常规则，并且做到分工明确、权责清晰，因而能够促进评弹的发展，也才能在稳定的环境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二、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的功能 1945年的《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会章》规定：“本会以评话弹词辅助社教、改善风化及联络情感、互相扶持并研究书艺为宗旨。”据此宗旨，研究会的会务有“谋同道各项书词之研究改良、谋会员子弟之普及教育、举办福利救济事业、发展会员业务及其保障、会员间或会员与非会员间争议事项之调解、同道受业与执业上指导事项、接受党政机关及游艺协会之委办事项、其他有益于会员之各项事务”。总体而言，研究会在保障会员利益、救济同道、规范说书艺术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保障会员利益 擅说《珍珠塔》的魏含英(1911—1991)1947年中秋节起接受苏州七家书场的聘请，前往献艺。不料开书的第一天，魏含英从寓所乘包车到书场的时候，刚出巷口就被人掷粪一罐，弄得浑身肮脏不堪，魏与车夫跳下后紧紧迫捉，无果，只得回寓所更换衣服后再行登台弹唱。魏含英在苏本无仇家，无端遭此“劫难”，便向各书场老板及警方报告，请求保障才能安心说书。谁料第五天的时候，魏含英又接到一封恐吓信要他立刻离开苏州，否则还会有危险。魏氏遇此事件，心有余悸，且有寒热，只得告假回沪休养。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得知此事后，随即向魏含英表示慰问，并致函苏州评话弹词研究会，要求严查此事，弄清究竟是何人向魏含英掷粪和写恐吓信，究竟事出何因；要求当地警局缉凶；要求当地书场联合悬赏捉拿掷粪人。接到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信函后，苏州评话弹词研究会立即开展调查。没过几日，苏州方面打长途电话到魏含英的上海寓所，要魏氏前往苏州辨认嫌疑犯，经辨认嫌疑犯并非真凶。后来为了使艺人有所保障，“苏沪评话弹词研究会将用全力对付，不容施用卑劣手段的书场存在，否则应聘到苏的说书人将视为畏途了”[5]。 研究会除了为会员提供人身方面的保障外，还有书场业务的保障。过去评弹艺人竞争激烈，为弦索生涯计，往往联合起来，如三十个档、四十个档、七煞档等。后来有“加入球队和不加入球队的派别；仿佛政治上的右派，又仿佛如文人的桐城派，鸳鸯蝴蝶派。他们入球队的是很有噱头的一派，不入球队的是硬干的一派”[6]。“男女说书艺人，向有派别，除分光裕、润余，及普余三社外，光裕社以社员众多，且有练习足球之光裕体育会组织，乃有加入球队之球队派，及不加入体育会之非球队对峙。”[7]上海评弹界成立了光裕体育会，会长为蒋如庭先生，薛筱卿先生也是发起人之一。在光裕体育会中设有光裕足球队，薛筱卿为领队。每逢星期日上午，薛筱卿便带领队员在巨鹿路东华球场练球。有一次与沪剧界足球队进行友谊比赛，杨振言、蒋月泉、邢瑞庭为前锋，后卫是薛筱卿与其徒陈文卿，杨振雄是守门员。杨振言回顾当时的比赛场景：“筱卿先生身上穿着秋衣，结实的身材，圆兜兜紫棠色的面孔，站立在阳光下球门前，真似一头勇猛无比的雄狮。当对方进攻时，他往来奔跑，抢救截球，奋不顾身，后卫固若金汤，为球队的得胜立下了汗马功劳。有谁想得到在书坛上文质彬彬演唱《珍珠塔》的说书先生，竟是绿茵场上健步如飞的一员足球运动健将。”[8]通过这样的体育运动，一来锻炼了体魄；二来同道可以在这一组织内相互切磋技艺，共同提高；三来可以形成团体，成员互为奥援，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第三点的意义是最大的。 (二)救济同道 1948年12月，“本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为筹劝救济贫苦同道遗孤，购备白米捐款。除于14日全日假合作电台义务播音外，并于本星期日(19日)假座新仙林书场，举行义务大会书，共有八响档，阵容极为精彩”[9]。经过宣传，参加19日新仙林义务会书的有十档节目，“女弹词家钱醉仙与陈继良、唐骏麒也是十档之一，合说《彭公案》中的《三盗九龙杯》一段，说来精彩百出，极受台下欢迎”[10]。参加会书的男女说书人均出足风头，“赵稼秋喻此十档人物‘好有一比’地比作十样菜肴，如爬牙齿杨仁麟与嘴角有痣之黄静芬拼双档登台称为排翅(音如爬痣)。彼与朱小祥及范雪君拼三合档说《啼笑因缘》，逼唱大鼓则如萝卜火腿汤，雪君比火腿，彼与小祥如提去鲜味之萝卜，堪发一噱。雪君以限于时间，仅唱《知心客》《小放牛》二个曲，不及连唱大鼓。”[11]不光艺人们出足风头，场方也积极参与。“沧州书场闻讯，愿于下星期日出租场址，俾诸说书人再举行义唱一次，嘉惠已故说书人之孤儿寡妇。”[11]新仙林义务大会书取得极好的效果，事后结算票款达六万金圆。除以原来每客票价三元抽取娱乐营业税上缴财政局及新仙林应得票款外，还结余四万余元。此次会书还得到苏州方面的鼎力支持，吴剑秋携带苏州道中的二万余元前来办理救济事宜。因此共有六万余元可供救济。经过研究会的讨论决定，每一贫苦同道的遗孤分白米五斗、一百金圆。不仅如此，此次会书还带动了其他机构、场方筹款积极性，“若干慈善机关，将利用说书人举行义务会书，筹募捐款，日期约在国历元旦，假座沧州日场，票价分对号每位一百元、普通五十元两种，阵容迄犹未定”[12]。 随着时局的发展，时间到了1949年，许多评弹艺人为了避战争影响，纷纷从外地来沪。外道来沪，有较好书场地盘的人并不多，“说《玉蜻蜒》之俞筱云、筱霞昆仲，隶东方日场，系其徒吴剑秋、朱惠珍夫妇情让。说《三国志》之汪雄飞则隶一家，以生涯衰落，仅敷往返车资，实难维持生活”[13]。其余则无书场聘请，大约有一百余人，食宿发生问题。这些同道艺人无奈只好向研究会求救，时任会长杨斌奎召集理事议决，初步拟定将过往义务播音募得的福利分送来沪避难的说书艺人。后来又在研究会开大锅饭，无书场说书的艺人可以前往就食。[11]研究会为济助避难清寒同道以存米开大锅饭，每日分日夜二餐，各开二桌，中午吃饭，晚间啜粥，菜肴极少。随后若干响档均表示要捐款维持，早场会书也将实行。[14]开大锅饭数日之后，研究会存米无多，于是先向有场子的说书人各借银币一枚，预购存粮、燃料及每日蔬菜油盐等费。随后议决5月18日假座沧州书场举行特别会书。[15]本次会书票价一律三百五十万金圆(后来改收每客四百万金圆)，并呈请财政局减免捐税。阵容计有：何芸芳、余韵霖之《双珠球》，杨振雄、唐耿良、顾宏伯之《长生殿》，李伯康之《杨乃武》，范雪君、朱小祥、赵稼秋、吴子安之《啼笑因缘》，薛筱卿、郭彬卿、周云瑞、陈希安之《珍珠塔》，俞筱云、筱霞、蒋月泉、钟月樵、吴剑秋、朱惠珍之《玉蜻蜒》，徐云志、刘天韵、谢毓菁、钱丽仙、云仙之《三笑》以及张鸿声、张鉴庭、张鉴国、潘伯英之《十美图》等八档。[16]应该说这次会书是成功的，沧州书场仅有六百五十只座位，根本无法满足热情的听众，向隅者达三四百客。[17]实际上这种救济同道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三)规范说书活动 研究会曾经议决：“不准男女弹词家在书场电台加唱流行歌曲及地方戏”[18]，“凡属本会会员，不越弹词范围、不唱歌曲等事项。”⑤“本市评话弹词研究会最近议决：实行会员隶电台播音，每档不能超过四十分钟，义务特别节目例外。各书场在献艺时间内，不准电台利用商业广告转播。男女说书人不准加唱地方戏及新歌曲。”[19]这些关于规范说书艺人的规定，执行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研究会设立这些条规可以看出，研究会的确在规范评弹艺术方面作过努力。 总而言之，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在严密的组织架构中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并进而发挥了自治组织的功能。这种保障会员利益、救济同道、规范说书艺术的行业自治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研究会与社会的相对稳定，进而促进了评弹艺术的发展。 三、从研究会到改进协会 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成立于1936年，前后相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上海解放、新中国的成立，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动都能在这一民间团体中有所反映。观察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不仅可以看出评弹在上海发展的历程，也对我们观察这一时期上海乃至中国的社会变动具有参考价值。 陈云曾指出：“要研究评弹的历史。对抗日战争前后这一段评弹的历史也要研究。不研究这段历史，就不能了解评弹发展的全过程。在这一段时期内，评弹艺术趋向商业化，庸俗、黄色的噱头泛滥……”[20]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成立后不久，就遭遇了抗日战争的爆发，随后上海沦陷，“多少房廊尽毁灭，繁华市镇化烟云。败瓦残垣到处见，平添无数难中民”。“数十万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过着很悲惨的日子，言之伤心，闻之酸鼻。”[21]身处其中的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会员无奈只得星散各地，会务暂告停顿。至于会务停顿，是否也与不愿和日本占领者合作有关，不得而知。但在全国抗战期间，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确曾为宣传抗日付出过努力。[4]215或许是因为沪上没有专门性的评弹团体，评弹艺人各自为政，不仅仅出现了陈云所认为的“评弹艺术趋向商业化，庸俗、黄色的噱头泛滥”，更缺乏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赵景深曾批评过此时的评弹，认为：“在今日全面抗战，试作各种通俗文艺的时候，弹词的确不曾充分地达到它的使命。”[22]实际上，在这孤岛环境中，即便写作抗战弹词，怕也不容易公开演唱。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虽然身处沦陷区，会务基本停顿，但研究会还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本市评话弹词研究会当局准上海市第二届防痨运动大会之请，随时宣传防痨之重要及防痨常识，各委员一致努力推动云。”⑥ 据吴琛瑜的研究，1929年国民党吴县党部通过“民众教育馆”集中一部分光裕社员进行“党义”训练，进行思想教育。因集中训练有碍生计，经交涉成立“党义训练班”，轮训社员。后因艺人的流动性很大，训练班名存实亡。1931年吴县党部命光裕社更名为“吴县光裕说书研究社”，改选领导人。这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对于民间团体的管控。[23]同样的措施在上海也进行着，从前文所述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成立的地点在文庙“民众教育馆”便可看出与苏州的相似之处。再从《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会章》中的条款来看：“本会为上海游艺协会会员，受上海特别市党部社会局之监督指导。”所谓“监督指导”，实为宏观层面的管控。抗战胜利后，一切复旧。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与其他各项游艺研究会一样，隶属于上海市重组的游艺协会之下，由党政机关命令整理。选出整理委员会，由夏荷生、赵稼秋、唐逢春、黄兆熊、姚荫梅五人组成，该五人均为弹词家，从一个侧面可见评话与弹词力量对比的悬殊。根据要求，此时的研究会应该“实行研究评话弹词设法改善，尤宜以艺技为重，切勿党同伐异把持书场地盘，务使有真才实艺之贫苦同业均得登台机会。而于书中插入警策言词，宣扬文化，启发爱国思想，更应切实注意，有厚望焉”[2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即便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从一开始建立就受到政治的左右，但这只是该会取得合法性的必要途径，丝毫不影响该会在行业内部的自治。也就是说，政府(政治)仅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进行宏观管理，具体到诸项细微工作则由研究会自行解决。 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上海解放后，新政权开始接管这座城市的一切，也包括对评弹这一民间艺术的管理。“本市评话弹词研究会诸会员，曾于四日(1949年6月4日)上午假座三和楼开会集议，如何研究评话弹词改善脚本，灌输新民主主义知识。商讨具体办法，积极进行。”[25]可以说，研究会及其成员是致力于评弹革新的。张鸿声就曾提出意见：“揽集资人民币二千万元，可邀集全中国评弹艺人，会集于上海，一面可统计全国有若干评弹人，一面则灌输以新思想，共同研讨学习三四月，至实践方面，可使评弹人每日说书时开新书一刻钟，视听书人之欢迎与否，加长新书时间，编短旧书时刻，以至于逐渐改进，终至全部开说新书。”[26]但形势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快就发展到研究会存废与否的讨论之中了。 有人发文章质疑研究会存在的必要性，“说书人说他没有团结，却明明有评话弹词研究会的存在，如果说他们有团结，却道中间各分党派，互相猜忌攻讦。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懂得真正的团结，以至于评弹艺术不会进步，永远截留在旧阶段上”。进而指出，“要说书艺术的进展发扬，必须要真正切实地组织起一个‘评弹研究会’”，“今后中国艺术将是侧重于工农，说书人必须要与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学习，因为他们是造新时代的领导者，艺术是淘汰了，说书人的初步是体验他们的生活、语言、动作，并且尚该团结学习，旧时代的评弹研究会是沉没在海底了，今后要重新建立起一个新评弹研究会，每星期至少一次的讨论会，检讨书艺及思想行为等，当指定一本说部的时候，邀集文艺界人士，共同研讨，获益必广”[27]。这显然是不希望由旧社会发展而来的民间团体继续存在，而期以“新评弹研究会”来代替之。1950年1月23日“上海市评弹公会”召开成立大会，沪上有报刊认为这是“百年来评弹会的第一大喜事”。改革继续进行，至1951年4月1日，评弹公会重组成为“评弹改进协会”⑦，会长为严雪亭。存在了十五年的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宣告终结。 总之，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从诞生之日起，始终以行业自治组织的身份维系和促进着评弹事业的发展。该会在历经国民政府宏观管控、抗日战争时期的暂停会务之后，在1949年迎来了新政权。当社会形势发生剧烈变动的时候，该会也曾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革新潮流之中去。但是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它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在此情况下“评弹改进协会”便应运而生。新的评弹协会以“改进”为名，实则就是迈进新社会、新时代进行评弹革新的代名词。当新政权还未完全确定文艺改革方针、政策、策略的时候，作为民间团体的评弹改进协会仍有存在的必要。 收稿日期：2014－02－26 注释： ①蒋宾初：《润余社成立经过》，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1960年6月，第24页。 ②省一：《听书闲话》，《弹词画报》1941年第28期，第3版。 ③《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之成立及经过》，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1960年6月，第24—32页。 ④《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会章》，上海档案馆藏，1945年11月，卷宗号：Q6－5－552－30。下文研究会会章内容皆出于此，不另注。 ⑤《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之成立及经过》，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1960年6月，第24—32页。 ⑥《三日报道》，《弹词画报》1941年第29期，第4版。 ⑦《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之成立及经过》，上海评弹团档案室藏，1960年6月，第24—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