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班固所见《太史公书》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见论文,太史论文,班固论文,刘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汉著名学者刘向（包括刘歆）和班固都曾与司马迁《太史公书》有过密切关系。刘向于西汉成帝时领校中书秘籍，所撰《别录》，颇采摭《太史公书》。（注：《汉志》卷三十《艺文志第十·诸子略·儒家》“《晏子》八篇”下，班注：“有列传”。师古曰：“‘有列传’者，谓《太史公书》也。”此即刘向《别录》采《太史公书》，此类甚多。《汉书》（班固撰，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向卒，子歆嗣父业，“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序》。）东汉明帝时，班固著述兰台并典校秘书，所著《汉书》多取资司马迁书，又因《七略》而志《艺文》。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均著录《太史公书》。刘、班之所据乃两汉秘府藏本，当是当时所能见到的《太史公书》最佳本子。《别录》、《七略》已佚，二刘校录的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是否缺残，现存汉籍中未见有确切记载，仅于《汉书·艺文志》里略有踪迹可寻。东汉时兰台本《太史公书》“十篇缺”，班固《汉书》已有明言（详下文）。该书缺于何时，缺哪十篇，班氏则无说，遂留下一疑团。及至三国时有魏人张晏注《汉书》，（注：见颜师古《汉书·叙例》。）始举发班固所见本《太史公书》十缺篇篇名，又称“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注：张晏说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引。《史记》（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宗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又《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颜注引（笔者案：裴骃、颜师古、司马贞三家所引张晏说文字略有歧异）。云云。依张晏之说，早在西汉元、成之前，《太史公书》就缺十篇。那么二刘所见本并非完帙。张晏《史记》亡篇说在后来引起过很大争议，迄今仍未了断。历来论者多致力于考辨张晏所说《史记》十亡篇之是非，而对该书缺于何时的问题未加深论。及至近人余嘉锡著《太史公书亡篇考》，（注：载于《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80页。）本张晏说推断西汉宣帝时杨恽所宣布的《太史公书》已缺佚十篇。余氏有较详考说。
笔者对西汉刘向所见《太史公书》缺十篇之说持不同看法，又于东汉班固所见《太史公书》的情况亦略异于前修时贤之见，拟一并陈于此文。刘向、刘歆和班固所见《太史公书》完缺的情况，《汉书·艺文志》著录和班固有关注语提供了最基本的考证依据，本文缘此入手，试考其事。
一 刘向所见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
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所著录《太史公书》篇帙之完缺，可从《汉书·艺文志》中推知。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篇”。此条下，班注云：“十篇有录无书”。案《汉志》著录《太史公》为百三十篇，而班注又称十篇“无书”，实只有百二十篇，班氏所录与自注不相合，这里正表明刘、班所见本《太史公书》篇帙完、缺之不同。欲知其详，先得明确班注“有录无书”的“录”字之所指。
（一）班注“十篇有录无书”的“录”，指《别录》、《七略》著录
《汉志》班注称“有录无书”者凡两见，俱出《六艺略·春秋家》。一是“《夹氏传》十一卷”下，注“有录无书”；二是“《太史公》百三十篇”下，注“十篇有录无书”。汉晋以来注家论者于此事鲜有议论，盖以班氏两注本无可议之处。近代学者则颇有异说，分歧就出在对班注“录”字的理解上。兹举三家有代表性的意见。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三十解释班注《夹氏传》“有录无书”曰：
“有录”者，见于二刘著录。（注：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影印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本，1983年版。）
照王氏解释，班注“有录无书”的“录”，指的是二刘《别录》、《七略》著录。据此，班注《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意谓十篇“无书”者，在《别录》、《七略》中有著录。
杨树达《汉书窥管》卷三（注：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斥“王说殊误”，杨氏曰：
见于二刘著录，不得云“有录”。且班志本之刘歆《七略》，班自注云“有录无书”，亦当是《七略》原文，而云“见于二刘著录”，何可通乎？今以下文“《太史公》百三十篇有录无书”推之，当为有目录而无书耳。《太史公自序》“作《五帝本纪》”云云，即太史公之录也……
杨氏提出：（1）班注的“录”是指“目录”。 他举例有“太史公之录”（笔者案：即《太史公自序》所列的全书篇目），又刘向校书“校上序皆次于目录之后”（笔者案：即刘向在诸书叙录中所列其书目录）。杨氏所举“目录”应分两种情况：所谓“太史公之录”，是原书作者自叙中的目录；而刘向书录中“具有次第与目录”，乃校书者校定的目录。杨氏否定王氏之说，认为班注“有录”指的是原书自叙的目录。（2 ）杨氏谓班注“‘有录无书’，亦当是《七略》原文”。这是他驳王氏说的理由。
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注：载于《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页。）亦有两说：
“录”者，别录也。所谓“条其篇目，撮其旨意”者，即《太史公自序》之体，今尚有《孙卿书录》可证。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著于《七略》，载于本传（笔者案：指《汉书·司马迁传》），而张晏复胪举其篇目，其事至为明白，无可疑者。
余氏前一说与王氏《补注》略同（但王氏未说班注用二刘语），后说则与杨氏《窥管》无异。
班氏两注的“录”字指的是原书目录，还是二刘著录，乃问题之关键，可于“无书”两字推求其解。班注两言之“录”字所指相同（笔者案：诸家对此俱无异议）。但“无书”两字的含意，两注则有区别。班注《太史公》十篇“无书”，指无其篇，即缺十篇。《三国志·魏书·王朗传》附《王肃传》曰：“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注：《三国志》（陈寿撰，裴松之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王肃乃谓其时《史记》无景帝、武帝《本纪》两篇，是其证。而《夹氏传》之“无书”，显见与此有不同。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四曰：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然则录存而书亡也，有书当考。（注：《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03页。）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十四曰：
王吉能为《驺氏春秋》。《隋志》：“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此固先有其书，故二刘著录，至班氏乃绝耳。下云“夹氏未有书”，非也。按《后汉书·范升传》：“《春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传》得置博士，驺、夹并复求立。”则秘府虽亡，而私学未绝也。（注：沈钦韩《汉书疏证》，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刊本。）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等均主此说。（注：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三，史学丛书本。）王、沈诸家俱以为《夹氏传》原有书，后来亡佚。是说不确。《汉志·六艺略·春秋家》小序曰：
及其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粱》、《邹》、《夹》之传，四家中《公羊》、《谷粱》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汉志》小序本之《七略》，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据小序“夹氏未有书”，知二刘时夹氏仍以口说流行，未著竹帛。班注所谓《夹氏》“无书”，当是本来就无书，非其书后来亡佚。《夹氏》既不曾有书，是否有如余嘉锡氏所说“自叙”之类文字，不得而知。但余氏谓《夹氏传》即使无有自叙，也不能说刘向无从著录，这个意见有理。（注：吴承志《横阳札记》卷九（南林刘氏求恕齐刊本）谓“夹氏无书，向、歆何缘凭校，《录》、《略》何缘录著目”，因推断《汉志》两注皆蔡谟《汉书音义》“所辑孟康诸家语”。余嘉锡氏斥之：“意为穿凿，纰缪甚殊。”是也。见《余嘉锡论学杂著》，第4页。 ）详审《汉志·春秋家》小序“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两句，当理解为《邹氏》有书“无师”，而《夹氏》“无书”则有师，否则《夹氏》无以传世。《夹氏传》乃依《经》释义。今文《春秋经》十一卷，（注：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六艺略·春秋家》著录。）《公》、《谷》、《邹》、《夹》四传同，故刘向因以著录“《夹氏传》十一卷”；又《夹氏》有师说传，刘向得以“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序》。）所以，刘向《别录》有《夹氏传叙录》，刘歆《七略》亦有著录，当无疑义。班注《夹氏传》“有录”，指的就是二刘著录。我们又可从阮孝绪《七略》获得确证。《七录》曰：“建武中，《邹》、《夹》皆绝。”（注：《广弘明集》卷三，四部丛刊本。）《夹氏传》在东汉建武时亡绝，它纵是原有“自叙”之类文字，班固也无由见及。故班注之“有录”，非指《夹氏传》自叙之目录甚明。同理，班注《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的“录”亦非“太史公之录”（《太史公自序》之目录）。王氏《补注》释班注“有录”为“见于二刘著录”，不误。而余嘉锡氏既谓“录者，《别录》也”，又谓班注此用《七略》之语，则有所不通。
（二）班注“十篇有录无书”表明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为完帙，东汉兰台本缺十篇
班注“十篇有录无书”的“录”指《别录》、《七略》著录，那么，二刘著录的《太史公》必为百三十篇。《汉志·六艺略·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即本二刘著录之旧。
杨树达、余嘉锡二氏认定“十篇有录无书”这句话是《七略》之文。若准此说，二刘所校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缺十篇。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违刘氏著录之例。刘向校书撰诸书叙录，本有“定著”之例。凡于某书叙录所列篇数篇目，皆校定后的实际数目，是谓“定著”。考今存《别录》遗文，（注：见姚振宗《七略别录》辑本，师石山房丛刊本。下引《别录》佚文并出是本。）概无例外。如《列子书录》，先列有“天瑞第一”至“说符第八”八章篇目，次叙曰：
右新书定著八章……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
又，《管子书录》：
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今《汉志·诸子略·道家》有“《列子》八篇”，“《管子》八十六篇”。凡此皆本刘向之所定著，《别录》、《七略》之所著录。若谓刘向所校《太史公书》缺十篇，定著必百二十篇。刘氏岂能虚列所缺十篇以凑足百三十篇数，自违“定著”之例？故“十篇有录无书”非《别录》、《七略》之语明矣。兹再举《汉书》著录《史籀》一书作证。
《汉志·六艺略·小学家》有“《史籀》十五篇”。班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史籀》原书十五篇，《别录》、《七略》有著录。是书东汉建武时亡佚六篇，班固所见只有九篇。《汉志》所录“《史籀》十五篇”，仍依二刘著录。班注“建武时亡六篇”，断非用二刘语。此注换言之即“六篇有录无书”。由此可证，班注《太史公》“十篇有录无书”系班氏之语，以明其所见东汉兰台本《太史公》缺十篇，非援引《别录》、《七略》之文。
又，《别录》、《七略》唐时犹存，《隋书·经籍志》有著录。（注：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序》曰：“二刘之书同亡于唐末五代。”）《史》、《汉》注家如刘宋裴骃、唐人颜师古、司马贞等当见过二刘书。然《史记·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十篇缺有录无书”；《索隐》引“《汉书》曰：十篇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更指明该传“而十篇缺有录无书”一节“乃班氏作《传》语”。倘若《别录》、《七略》有“十篇有录无书”之语，诸家何以舍近求远，从《汉书》、《汉书音义》中转手引来，而不径引《别录》、《七略》？诸家不引二刘书（笔者案：亦无人说过二刘所著录《太史公》有缺），则二刘本无是语，自不言而喻。可以肯定地说“十篇有录无书”是班固自家语，把该注视为《别录》、《七略》原文，从而推论刘向所见西汉秘府本《太史公书》缺十篇，是缺乏充分的理由与证据的。
余嘉锡氏曾将《汉书·司马迁传》里的上下两段文字，即“而十篇缺有录无书”一段与“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一段联系起来作了以下推论：
当以“迁既死”云云遥承上文“有录无书”，详审文义，盖十篇之缺实在迁死之后，故曰“其书稍出”，明其出之未全。逮杨恽宣布其书，而此十篇竟不复传，但有录而已。今本十篇虽存，然非杨恽之所宣布，刘向、班固之所著录也。（注：载于《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0页。）
余氏此论颇有商榷之余地。这个问题涉及司马迁书藏、传两本之事，略述管识如下：
据《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死后，《太史公书》在社会上渐有流传。“惟其书重大，往往有单篇别行者。”（注：贺次君《史记书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加之汉廷于是书有禁，（注：参见《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第五十·东平思王刘宇》。）传播范围当很有限。班氏因言“稍出”，自然是“出之未全”。但传出之未全，并不等于其所从出之母本有缺，因为此时杨恽还未宣布其家藏《太史公书》。又班氏所谓“其书稍出”者系出自何本，未予说明，但杨恽家藏本并非唯一的本子。（注：桓宪《盐铁论·毁学篇》载“大夫曰”节引《太史公书》的《货殖列传》文。此“大夫”即桑弘羊。桑氏论盐铁在昭帝始元六年，其时杨恽家藏本《太史公书》未宣布，桑氏所见很可能是秘府本。）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说过，《太史公书》著成后写有两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注：《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引《报任安书》。）司马贞《索隐》曰：“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注：《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司马贞《索隐》。）甚是。正本（即“藏之名山”本）实藏于西汉秘府；（注：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曰：“所谓（杨恽）宣播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笔者案：王氏说与司马迁本人所言其书“藏之名山”不合，今不从）。《太史公行年考》载于《观堂集林》卷十一，乌程蒋氏密韵楼刊本。）副本则留在京师，后来杨恽所宣布的本子即是。姑退一步言，就算杨恽宣布的《太史公书》缺十篇，也不能据以推断“此十篇竟不复传”。因为“藏之名山（秘府）”的正本仍在，而二刘校录的正是西汉秘府所藏《太史公书》正本，非杨恽所宣布的“副在京师”本。余氏推测杨恽宣布的《太史公书》缺十篇已缺乏凭证，又进而论定此十篇绝迹于世，谓“今十篇虽存，然非杨恽之所宣布，刘向、班固之所著录”，更系失据。
现在，可以对上文作一小结：（1 ）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本之刘向《别录》、刘歆《七略》著录，二刘校录西汉秘府本书时，所见《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2）班固注“十篇有录无书”，是说明他所见东汉兰台本缺十篇。 （3）《太史公书》十篇缺佚，在刘歆《七略》撰成之后。 今推定在两汉交替之际，当无大误。
二 班固所见东汉兰台本《太史公书》缺十篇重四篇
东汉兰台本《太史公书》缺十篇，班固“十篇有录无书”一注既已说明。然《汉志·六艺略·春秋家》小计语“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下，班氏又有一注，曰“省《太史公》四篇”。省篇原因及所省篇名，班氏无说。后世治《汉志》者，大都对此事惑而不解。笔者认为，班注“省《太史公》四篇”，表明东汉兰台本是书不仅缺十篇，而且有四篇重复，下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班注“省《太史公》四篇”是删省四篇重复之文
要了解班氏省《太史公》四篇的原因，须明班注称“省”义例。
班固《汉书·艺文志》虽本《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序》。），然班氏于刘《略》亦有所损益变更，《汉志》注称“省”，称“出”、“入”者即其事。前人于此多有阐释，间或有未尽及欠妥之处。现对班氏《汉志》称“省”例试作考析：
《汉志》班注称“省”者凡五见，可分作两种类型，一是“省家”，二是“省篇”。
“省家”注有四条：（1 ）《兵书略·兵权谋家》小计语“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下，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此注末句有讹夺，原文当作“二百九十五篇重”。（注：此用刘奉世说，见《汉书补注》卷三十引。）（2）《兵书略·兵技巧家》小计语“右兵技巧十二家，百九十九篇”下，注：“省《墨子》重”。此省《墨子》一家十二篇。（注：参见《汉书补注》卷三十引陶宪曾说。）（3）《兵书略》总计语“凡兵书五十三家， 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下，注：“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此合上两注省“兵权谋家”九家二百五十九篇，“兵技巧家”一家十二篇言之。（4）全志总计语“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 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下，注：“省兵十家”（笔者案：此即《兵书略》所省十家）。以上《汉志》班注“省家”例，所省十家，注明“重”，即重复，此义甚明。清人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一“互著第三”对此有详细解释，谓班氏“省家”系“并省部次”：
然即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自班固并省部次，而后人不复知有家法，乃始以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尔。（注：章学诚《校雠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刘歆《七略》本有“别裁”、“互著”之义例，一书既见载于此，又裁篇别出复录于彼，因以发明学术源流。班固《汉志》之“省家”，就是删省《七略》原重复著录者，以存其专家各书。章氏对此有非议。且不论章氏批评是否有理，但他以“并省部次”来解释班注“省家”例，则是正确的。
“省篇”一例，即《六艺略·春秋家》小计语下，班注“省《太史公》四篇”。《太史公》一书，只见录于《六艺略·春秋家》，刘歆《七略》本无将其裁篇别出，一书而两载之事。故班氏省其四篇，诸家多称其义不明。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汉志六艺第十三”曰：
“春秋”部注“省《太史公》四篇”，其篇名既不可知。按《太史公》百三十篇，本隶“春秋”之部，岂同归一略之中犹有重复著录及裁篇别出之例耶？
孙德谦氏《汉书艺文志举例·称“省”例》曰：
惟《太史公》本为百三十篇，今“春秋家”亦以是著录，所省四篇不知是何篇名。吾不敢强为之说。（注：《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903页。）
程千帆氏《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曰：
若《太史公》四篇，孙氏不解，章氏亦莫能明。……今实无从考证矣。（注：收入程氏《闲堂文薮》，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版， 第205页。）
其实，章学诚氏已经意识到班注“省《太史公》四篇”有删省重复之义，却拘于“省家”例，以为《太史公》只见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不当有“重复著录及裁篇别出之例”，故疑而莫能明。沈钦韩亦提出所省《太史公》四篇“盖《武帝纪》之类重复者”。（注：沈钦韩《汉书疏证》，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刊本。）但沈氏此说语焉不详。
笔者认为，删省重复，当是班注称“省”之通义。问题在于，“省篇”所省重复与“省家”有异，不能用删省重复著录例硬套“省篇”。
又，班注称“出”与称“省”例相关连，两相比证，庶几可解“省篇”义例。
《汉志》班注称“出”，也有两类之分：一类是凡称“出”，必对举以“入”；一类是单称“出”。
班注称“出”、“入”对举者，实两家之书，一家为《司马法》。《兵书略·兵权谋家》小计语下，注：“出《司马法》，入‘礼’也。”一家为《蹴鞠》。《诸子略·杂家》小计语下，注：“（出《蹴鞠》），入‘兵法’。”（注：《汉志》此注仅“入兵法”三字，据陶宪曾曰班注“入兵法”上原有“出《蹴鞠》”三字，今脱（见《汉书补注》卷三十引），兹依陶说补。）此类义例较清楚：《七略》原将《司马法》录在《兵书略·兵权谋家》，将《蹴鞠》录在《诸子略·杂家》，班固以为所录非类，故《汉志》把《司马法》移入《六艺略·礼家》，把《蹴鞠》移入《兵书略·兵技巧家》。可知班注称“出”、“入”对举者，乃对《七略》作部次调整，未有增删损益。而单称“出”者，与此有别。
班注单称“出”者凡两见：（1）《六艺略·乐家》小计语下， 注：“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2）《六艺略》总计语下， 注：“出重十一篇。”以上两例情况较复杂。章氏《校雠通义》卷三“汉志六艺第十三”曰：
“乐”部旧有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班固以为重而删之。今考之《诗赋略》而不见，岂《志》文之亡逸邪？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三曰：
班自注云：“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盖以止颂琴而无与于乐，故出之也。
章、周二氏各有所见，又未尽然。依章氏说，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刘歆原录于《诗赋略·赋家》，又裁篇别录于《六艺略·乐家》，班氏以为重复著录而删之。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一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注：《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86页。）若如此，班氏乃并省部次，例当称“省”（省家），何故称“出”？依周氏说，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止颂琴而无与于乐”，《七略》录于《六艺略·乐家》，不合类例，故班氏“出”之。若如此，班氏乃调整部次，例当“出”于此（《六艺略·乐家》）而“入”于彼（《诗赋略·赋家》）（笔者案：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十四即主是说）。然则班注何以亦单称“出”？由是可知，诸家均未达班注本意。
管见以为，班注单称“出”，是“出篇”。盖《七略》原在《诗赋略·赋家》录有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笔者案：即在《汉志·诗赋略·赋家》“淮南王赋八十二篇”、“刘向赋三十三篇”内）。又裁篇别出，复录于《六艺略·乐家》。班氏以为“乐家”所录《琴颂》七篇，既系重复，又所录非类，故径自删省之。其与“省家”和“出”、“入”对举义例之别，即在此。
以上分析表明，班注单称“出”（出篇）与称“省”（省篇）例都有删省重复之义。这一解释可从第二例“出重十一篇”获得证实。
《汉志·六艺略》总计语下，注：“出重十一篇”。所出何篇虽不详，但班氏明言此十一篇“重”。考《六艺略》所出重复之篇，只有“乐家”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春秋家”省《太史公》四篇，合计正十一篇。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一曰：
“出重十一篇”者，“乐家”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注：见《闲堂文薮》，第206页。）“春秋家”省《太史公》四篇也。
姚氏此说甚是。准此，班注称“省”（省篇）与单称“出”（出篇）均为删省重复之篇也。然程千帆氏则曰：
是班氏用语，初亦率尔而书，增或云“入”，省或云“出”，胥无定谊。（注：沈氏《汉书疏证》卷二十四：“今考书中有题褚先生者（自注：《十二诸侯年表》、《建元侯者表》补《外戚》、《三王世家》及《田仁》、《滑稽》、《日者》、《龟策》等传），有无题而知有补缀者，《景》、《武》纪、《将相名臣年表》（自注：迄成帝鸿嘉年）。《礼》、《乐》、《律》志、《韦贤传》等，或是冯商所续也。”据此，则沈氏似已认为班固所省四篇为冯续《史》之文。）
笔者以为：班注于删省《琴颂》、《太史公》十一篇重复者，并称“出”，是称“省”与“出”浑言无别也。析言之，两者义例有不同。如前所述，班氏删省《琴颂》七篇，乃以其重复录又所录非类；于《太史公》四篇，却只是删省重复之篇，前者称“出”，后者称“省”，区分甚明。于此可见班氏义例严谨，实未可以“率尔而书”，“胥无定谊”论之。
从班注“省《太史公书》四篇”中，可知他所见《太史公书》出现四篇重文。这四篇既非《七略》裁篇别出重复著录，那它们是从何而来呢？
（二）班固所见《太史公书》四篇重文来自民间传本
上文所引沈钦韩氏有班氏省《太史公》四篇“盖《武帝纪》之类重复者”一说，似乎认为这四篇重复之文系后人续补之篇。（注：《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60页。）姚振宗氏《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一更指认为冯商续《太史公》四篇。姚氏曰：
案本《志》是篇“都凡”（笔者案：指《汉志·六艺略》总计语）之下注云“《太史公》四篇”，当是冯氏续书。冯氏所续，著录七篇，省四篇，盖十一篇。故班氏、韦氏并云十余篇。（注：《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第三十》（范晔撰，李贤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
《汉志·六艺略·春秋家》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颜师古注：
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商。
又，《汉书·张汤传赞》颜师古注：
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
班、韦二氏俱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而《汉志》仅录七篇，其余诸篇班氏未加说明。姚氏认为班固“省《太史公》四篇”非司马迁文，而是冯氏续《史》四篇。此说得到后来不少学者认可。笔者认为姚氏这一案断实有可议之处：
其一，司马迁《太史公书》是一部完成了的著作，该书百三十篇，二刘有录在案。冯商续《史》，其书别行，与司马迁书不相混杂，《汉志·六艺略·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又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当本《七略》所录之旧。两书书名不同，又分别著录，区分一清二楚。班氏省的是“《太史公》四篇”，非“冯商所续《太史公》”四篇，这也是明白无疑之事。
其二，冯商曾事刘向，又奉诏续《史》，当见过秘府本《太史公》全书。所续诸篇，盖接司马迁书之后，另撰史传，如范晔所谓“颇或缀集时事”，（注：《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赞》：“冯商传王尊。”又《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第二十九·赞》：“冯商称：‘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论者或据以为冯氏有《张汤传》，疑不确。《史记·酷吏列传》有张汤传在（班固《汉书》全本之）冯商续史，不当有与史公重复之传。）继踵迁书之类。冯氏所续，今可确考者《王尊传》（注：余嘉锡曰：“班固所见本，或已将冯商所补四篇合为一书，固以为是特补《太史公》，非所自续也，遂省去之。”见《余嘉锡论学杂著》，第24页。（笔者案：余氏谓冯商补《太史公》缺篇，有说无据。）即是。冯氏续书中不可能出现与司马迁《太史公书》相重复、雷同之文，否则是抄《史》，而非续《史》。姚振宗氏既谓班注“出重十一篇”中有《太史公》四篇，也就是承认班氏所省四篇为《太史公书》中重复之篇，却又说此四篇是“冯氏续书”，前后说相矛盾，难以自圆。
其三，若冯商所续《太史公》确有“十余篇”，刘歆理应从实著录，何以《七略》只录七篇？若班固所见《太史公》确混入冯商续书四篇，（注：有关西汉时期《太史公书》在民间流传的情况，可参见陈直氏《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一文。载于《司马迁与〈史记〉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则应当把这四篇回归“冯商所续《太史公》”，何以班氏径自删省之，而于冯书下不置一辞？
其四，冯商“受诏续《太史公》”，班、韦皆曰“十余篇”，确切篇数无以考详。姚氏以《汉志》著录七篇，加之班氏所省四篇，得十一篇，则将“十余篇”坐实为十一篇，别无所据。
以上四条，可证姚氏谓班固所省《太史公》四篇是冯商续书，无足据信。笔者认为，姚说之误，是把如淳所引“班固《目录》”的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与《汉志》著录的“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并非一事。班固《目录》所言“十余篇”，乃冯商奉诏续《史》篇数，也就是拟续篇数，不等于实际完成篇数。冯氏完成的篇数就是《汉志》著录的七篇。刘歆《七略》可以作证。《汉志》颜注：
《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病死。
刘歆言冯商“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云云，即是班氏所说“奉诏续《太史公》十余篇”事。可知“十余篇”系钦定续篇数。刘歆又曰“未卒，病死”。可知冯商未能完成“十余篇”就病死。他只完成七篇，《七略》从实著录，《汉志》仍之。刘歆与冯商是同时人，《七略》记有冯商死，成书必在冯商死后。刘歆所录所言，无可怀疑。《七略》这条重要材料姚氏未曾留意，可谓千虑一失。
班固所省《太公史》四篇非冯商或其他好事之徒续《史》之文既明，这四篇重复之文的来路就只有一种可能，即来自民间传抄本。
前文已经谈到《太史公书》完成后写有正、副两本。正本“藏之书府”，副本“在京师”，“传之其人”。西汉秘府书受朝廷严格控制，不轻易示人；副本自杨恽宣布之后在民间有了较以前更广泛的流传。西汉元、成以来在社会上流传的《太史公书》，大部分应出自杨恽所宣布的“副在京师”本。（注：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杨恽获罪诛死，杨氏家藏本下落不明，然出自“副在京师”本系统的篇卷乃在传行，不绝于世。两汉更替之际，京师祸乱不已，秘府典籍，重遭劫难，秘府藏本《太史公书》亦未能幸免。班固时所见本有缺佚，即为明证。史称：“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其时又有大批流散于民间的遗文逸典被朝廷征集上来，“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其中就有传于民间的《太史公书》，班固所见本出现四篇重文亦其证。准此，班氏时东汉兰台本《太史公书》，已非西汉刘向、歆所见秘本之旧，它当是以西汉秘府本为主，羼有民间传抄本若干篇卷，也就是所谓“藏之名山”本与“副在京师”本相混合的本子，共得百二十四篇。经班固校定为百二十篇，比二刘著录本少十篇，因注曰：“十篇有录无书”；又有四篇重复，班氏删省之，特加注曰：“省《太史公》四篇。”《汉志》的这两条注文是班固校定东汉兰台本《太史公书》真实情况的说明。这是本文考证得出的第二个结论。
刘向、刘歆所见西汉秘府藏本《太史公书》为百三十篇完帙，至班固时，东汉兰台本已是缺十篇，重复四篇。时隔仅七十余载，该书就有如此大的变化。而班固所见本《太史公书》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传之后世。据笔者考察，三国魏时张晏所见本就与班固所见本有异；而东晋末徐广撰《史记音义》、刘宋裴骃撰《史记集解》所据本，又与张晏所见本有所不同。那么，张晏胪举班固所见《太史公书》“十篇缺”的根据是什么？班固所说的东汉兰台本缺佚之十篇是否已不复存世等等，都有重新考核的必要。这些问题已超过本文讨论的范围，容作另文论之。
（本文曾发表于台湾《大陆杂志》1995年11月第91卷第5期）
收稿日期：199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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