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环境变化与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化与论文,政治论文,环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冷战终结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期间，中、日、美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需要曾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纽带，随着苏联解体和美苏对立两极格局的瓦解，这种共同的战略需要不复存在，中日也由于失去了这个纽带，两国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方向。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曾陷入迷途，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展开了中美两国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的辩论，这又影响到在对华关系上往往要看美国眼色行事的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
冷战终结也使日本国内的政治条件发生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各国放弃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一些事件，导致日本国内持有社会主义理念的左翼力量进一步陷入“信仰危机”并趋于衰退，右翼势力趁机加强，社会思潮日趋保守化，国民政治运动几乎趋于沉寂。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持续了38年的保守党与革新党（即自民党与社会党）对立的所谓“1955体制”终于在1993年分崩离析。
日本左翼力量的衰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本对华友好力量的削弱，与之对照，右翼势力的增强则推动了不希望看到中日友好、不肯承认侵略战争历史的政治势力和舆论势力的上升。随着自民党经过分裂、重组并恢复其“一党独大”地位，随着残存的革新政党对保守政府的制衡作用被严重削弱，日本国内政治日趋右倾化，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与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日益失去平衡。
冷战终结还导致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和调整，特别是作为冷战时代产物的美日军事同盟在冷战结束后反而不断加强。一些分析家认为，东亚地区的冷战格局并未因为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世界冷战结构瓦解而消失，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摩擦有时反而表现得更加激烈。②
二 美国全球战略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便对付和牵制另一个对其霸权地位“威胁”较大的一国。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经济力量迅速膨胀而变得傲慢的日本一度被美国视为威胁（这可以看做是二战后美国“扶日反苏”战略的副产品），“日本威胁论”在美国曾盛行一时。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而美国经济却保持了长期繁荣。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使美国感到日本不仅不是对手或“威胁”，恰恰是对付别的“威胁”的得力盟友。
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威胁”往往是一种主观上的需要。因为有了“威胁”，就可以争取、利用和动员大小盟国和非盟国来帮助美国共同对付这个“威胁”。美国的实力很强，但战线拉得太长，也不免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需要更多地借用盟国的经济、技术和军事资源。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第二科技大国，又在亚太地区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美国不仅需要利用日本来保持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而且也需要利用日本的经济力和科技力来支撑美国的强大，来为其全球战略提供帮助。
为了使日本国民支持其政府加强对美结盟政策，美国先是利用了朝鲜核问题，借以保持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特别是借以唤起日本国民的危机感，为美军继续驻留日、韩等东亚国家制造理由。可以说，美国对日本国民的心态了解得十分透彻，把握得相当准确。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与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美国又利用所谓“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军事威胁论”，促使日本从统治者到国民都越来越接受“日本需要保护”、“只有美国能够保护日本”的观念。正如日本评论家增田俊男所分析的那样，“为了动员日本舆论，美国的策略就是使日本陷入危机，煽动大众舆论。当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感到自己面临危机时，舆论就会转向支持加强日本防卫体制的方向”。为此，他惊呼：“没有比美国更擅长战略的国家了。”
为了使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有意适度地激发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抱负，而美国对日本的“提拔”正符合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普通国家”目标的需要，使亟盼成为“普通国家”的日本感到“正中下怀”，获得了有恃无恐、傲视周边的政治资本，何况“与最强大者为伍”本来就是日本传统的外交战略。于是，美日相互借力的格局日趋形成，美日同盟出现了“军事一体化”和“目标全球化”的势头。
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对日本既“提拔”又控制：“提拔日本”是为了提高日本的“战略利用价值”，“控制日本”则意味着美国对日本的“提拔”必然是“有限度的”。美日同盟关系是美国既需要日本提供合作，又需要对日本加以牵制的关系。日本只能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日同盟框架之内行事，美国并没有放弃捆住这个不能令其放心的盟友的意图。由此可见，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最终障碍其实在美国。
三 中国崛起和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按照现价汇率计算，198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3015亿美元，到2004年达到1.65万亿美元，尽管人均GDP只有1272美元，仍居世界第112位，但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6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连续28年保持了7.8 ％的增长率，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实属罕见。现在，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中国“崛起”成了世界各国人士纷纷议论的话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尚未明显感受到中国迅速发展的压力。1989年在中国发生了“六四”风波，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日本也加入了制裁国的行列，冻结了对华日元贷款。然而，1991年日本率先恢复了对华日元贷款，当时任日本通产大臣的桥本龙太郎成为“六四”风波后发达国家中第一位访华的部长级官员。可以说，直到1998年前后，日本仍然重视对华关系，并想在中美之间发挥“中间人”的作用（那时，中美因为“人权”等问题斗争激烈）。
但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持续繁荣发展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之间的鲜明反差（例如，1992年中国GDP仅为日本的1/10，而到了2005年，中国GDP上升到约为日本的1/3），逐渐使日本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冲击和不适。这种冲击和不适应该说是“全方位”的，而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
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心理反应既有类似西方现实主义学派的思想因素，又有日本独有的心理因素：其一是日本人的危机感特别强，对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过度的担心。其二是日本社会固有的森严的等级观念，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在看待国际关系问题时也如同在审视国内的问题，也是从等级制的视角出发的。”日本缺乏平等地与他国相处的心理准备，当中国经济远远落在日本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可以向一个在其眼里是“等而下之”的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但是，当中国发展起来了，日本就感到不适应了。 其三是日本的“周边心态”，因为在历史上中国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担心由于中国的崛起，日本将在东亚地区再次被“边缘化”。
为了阻止中国在“国际等级结构”中超越日本，小泉政府比其所有前任更愿意接受一种对美从属的不平等的地位，将“追随美国的战略”置于最优先位置，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处处服从美国的意志。在中日关系中，小泉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强调所谓民族“自尊”，而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却不得不讳言“民族自尊”。随着中日政治关系从冷却到“冰冻”，随着两国之间的战略猜疑、政治不信任的日益加深，小泉政府无条件地接受了美国对其提出的再军备要求，接受了以“将来哪一天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为前提的美日“联防”体制，致使日本在事实上落到了“被美国占领”的状态。美国驻军日本恰恰成为日本在战败60年的今天依然不能“摆脱战败国阴影”的主要标志和最大原因。总而言之，对中国走向强大的担忧成为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纽带。
日本对中国发展的猜疑和警戒心理日益增强，并将中国作为头号竞争对手和战略防范对象，希望借助美国来平衡和抑制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对小泉政府来说，借力美国实现“普通国家”目标、应对中国的发展，才是日美同盟更现实、更重要的目标，为此，小泉政府不惜充当美国牵制中国战略的“马前卒”。与此同时，日本右翼政治家鼓吹“中国威胁论”也成为激发起有强烈危机感的日本国民的情绪，争取更多国民支持其修改那部“定（当初制定）也美国、改（现在要日本修改）也美国”的和平宪法、支持其采取鹰派外交政策的手段。近年来，小泉政府的现实政策与中日中间的历史问题交错叠加，导致中日两国“政冷”长期化。
四 美国对中日交恶的复杂心情
从本质上说，布什政府既担心中国的崛起，也担心一个将要崛起的中国与一个已经在经济上崛起的日本接近，因为中日两个大国相互走近并加强合作，难免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对于布什政府来说，让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互相“掐架”是维持自己领导地位的最有效办法。美国深知日本国内存在一股强烈的“厌美”、“反美”情绪，中日摩擦引起的日本国内“厌中”情绪上升，正有利于转移日本国民在很多问题上对美国的不满和反感。因此，布什政权不会坐视和容忍中日之间出现所谓“政热经热”，不会容忍中日携手推进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地区合作，布什政府希望看到的中日关系是一种不即不离、不断摩擦的关系，但未必希望看到中日发生冲突。
在布什政府看来，中日关系交恶有一条底线，即中日关系恶化不能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一方面要确保美日、美中关系好于中日关系，从而使美国在战略上处于最佳位置；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中日关系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样既影响亚太地区的稳定，损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又将削弱作为美国同盟国的日本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力。归根结底，维持中日“斗而不破”的局面最符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在外交政策上，美国对中国和日本采取“两点论”，既需要日本与之结盟，也需要中国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和跨国威胁方面同美国合作。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美国的（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如果中国不挑战美国，美国有什么理由要同中国发生冲突呢？何况“核威慑在今天仍然有效”，“如果因为大国走向冲突或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全球经济彻底崩溃，就会造成经济层面的‘相互确保的毁灭’”。
总之，美国在对中日两国采取既要日本又不放弃中国的“两点论”，意味着美国要从中日双方都赚取到战略、战术利益。与美国的策略对照，小泉政府却对美中两国采取“一点论”，事事都向美国“表忠”，而对周边外交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甚至认为“只要搞好同美国的关系，同中、韩等其他国家的关系自然能搞好”。
五 中日交恶的最大受害者是当事者双方本身
日本国内围绕是“对美一边倒”，还是“首先重视对美关系的同时也重视对亚洲国家特别是对华关系”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随着最近日本政局的变化，对小泉政府推行的对美“一边倒”政策的批评变得强烈起来，而当前日本国内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的不同意见之争，实质上正是这场“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
对于美国来说，一个“亲美入亚”的日本较之一个“亲美脱亚”的日本更加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因为一个“入亚”的日本较之一个“脱亚”的日本更能发挥美国所期待的同盟国对亚洲的外交影响力，而一个企图利用极端“亲美”的姿态来迷惑美国以实现民族主义野心的日本反而会使美国感到警惕。
从日本方面来看，在政治方面，“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加深并不符合日本的长期利益。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亚太重要国家，必然需要建立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在安全方面，日本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果认为美国加强驻日美军基地的功能，会使日本的防卫得到加强，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军不是为了守护日本免遭军事危机而驻留日本的。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认为有必要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和支配而驻军日本”。针对近年来日本外交的失误，有的日本学者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就是：“能批判自己的那种大气和自我反省力也是一种国力。”
从中国方面来说，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目标，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无意与美国分庭抗议，无意与美日同盟形成战略对抗，无意与美国及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无意将美国“赶出亚洲”。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已经汲取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悲剧的历史经验，不走它们血腥的、不成功的、挑战既有强权的老路，而是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同时，“中国不是苏联：它不寻求扩散反美意识形态，不像苏联那样在全球反对‘民主’计划、反对资本主义或颠覆国际体系”。中国为了谋求自身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广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并没有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意图，即使中国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绝非意味着、也绝无可能重返20世纪50年代“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面对美、日等国对中国即将崛起的长远影响的猜疑，中国完全可以做到“以事实说话”，通过和平发展与致力于实现“和谐世界”的外交实践，取得“增信释疑”的效果。
近年来，由于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两国政治关系日趋恶化，在本来可以合作的问题上无法实现合作，在本来可以避免摩擦的问题上无法避免摩擦。双方将对方置之度外的面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努力，形成了相互对峙的态势，两国关系日益被相互的政治冷淡、不信任和战略疑虑所主导，双方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对彼此的政策和行为不断做出最坏解读。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中日双方必须在困难的状况下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良方，如果听任中日关系继续下滑，对两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发展和稳定是非常不利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
事实证明，中日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的精神力量可能转化为巨大的建设性的物质力量；反之，两国之间的相互猜疑和误解的思想隔膜则可能转化为巨大的破坏性的物质力量。当前，中日两国急需防止相互间的安全猜忌、战略误判和政治不信任成为支配两国关系的“主旋律”，防止政治交恶影响两国的经济交流，努力缓解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的情绪化倾向。
总之，中日两国应该依据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时代的现实来定位两国的战略关系，防止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发展起来的“双赢”关系陷入“双输”境地。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日政治交恶的最大受害者是当事者双方本身。如果中日双方继续听任两国政治关系冰冻状态趋于长期化，中国和日本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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