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机制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崛起贯穿20世纪国际政治的发展历程，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世纪之交，往往是各国尤其是大国调整或确定国际战略之际，中国同样面临着国际战略的选择。20世纪的国际社会越来越趋向制度化、秩序化，其基本表现就是国际机制作用的增强。国际机制是影响中国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
一、国际机制与国际战略选择模式
所谓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是指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由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注：Stephen D.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1982,p.186.）。20世纪以来，国际机制的作用范围扩展到全球，涉及领域日益广泛，参与国际社会的程度更加深入，行动能力大大增强，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国际机制自身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度也大大提高。国际机制因此成为国际战略选择必须虑及的重要因素。
（一）关于国际机制作用的基本判定
国际机制的形成与主要大国的利益和战略需求密切相关。由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国际机制的建立颇为困难。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国际机制往往反映了主要大国的需要，其他许多国家对此充满戒心，主要大国（尤其霸权国）往往利用超强的国家实力将国际机制强行建立并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和遵守。
现有全球性国际机制多是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这验证了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的观点，即国际机制的创立与主导国（乃至霸权国）的积极鼓励密切相关（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32-38;Robert Crawford,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p.53.）。这些国际机制主要包括：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构成的国际经济机制；由联合国安理会决策机制、联合国维和机制、国际裁军机制等构成的国际安全和政治机制，并辅以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地区性安全和政治机制等。随着军事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下降和政治经济关系的不断融合，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功能及其活动范围也呈现扩大的态势。例如，联合国机制就由政治、经济、人权、环境保护等多个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构成，是当前范围最广泛的一般性国际机制体系（注：关于联合国机制的分析，参见拙文《联合国机制浅析》，《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3期，第44-51页。）。
国际机制一旦建立，就成为相对独立的变量，成为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影响着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所有国家。基欧汉认为，在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国际政治经济中，国际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n Interdependence Work?",Foreign Policy,Spring 1998,pp.82-96;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63;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Nye Jr.,"Globalization:What's New?What's Not?"Foreign Policy,Spring,2000.）。按照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理论，国际机制的信息功能非常重要，国际机制可以向其成员提供可靠的信息，从而减少达成协议的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指导原则，致力于发展规范，促成国际合作（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p.90-101;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pp.116-117.）。秦亚青指出，国际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权威性、制约性和关联性。其一，国际机制是在无政府状态下或制度和权力分散状态下国际社会成员认可或达成的规则，代表了某个领域的行为准则，对参与国际社会的国家是有影响力的。其二，国际机制通过建立国际行为准则，规范和制约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在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时候，必须将国际机制考虑在内，在国际行为准则约束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其三，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行为体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国际机制不断延展，并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种国际机制网络体系。国际机制的关联效应使其能够奖励遵守国际机制的行为，惩罚违反国际机制的行为，从而确立国家的国际机制活动空间（注：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281页；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自由制度主义》，《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40-47页。）。当然，这种惩罚功能是双重意义上的：一方面，国际机制本身有相关的惩罚性规定；另一方面，违背机制规范不仅损害了双方获益的一系列安排，也破坏了违反者的名声，从而损害了它未来制定协议的能力（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126.）。这样，国际机制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国际活动环境，而且引导国家在国际机制的框架内定义国家利益，从而对国家的国际战略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国际机制的影响作用是潜在的，而非强制意义上的。
在考察国际机制的有效性时，我们必须了解国际机制的局限性。所谓国际机制的局限性，是指国际机制作用发挥所受到的限制，它表现在国际机制自身缺陷和外在制约两个方面。从国际机制自身的缺陷来看，国际机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机制的本义是权衡，即在各种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因此，妥协性是国际机制本身固有的属性。这种妥协性足以损伤国际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影响国际机制作用的发挥；其二，现存国际机制源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文化观念，与西方利益有着天然的联系。西方国家长期垄断着国际关系的主导权和国际机制的制定权（注：Robert Crawford,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pp.4-6,1.）。其三，就其本性而言，国际机制的发展是渐变而非突变（注：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L-ondon,Macmillan Company,1927,pp.248-249.），国际机制的发展滞后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将是国际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制约因素。其四，国际机制并非是促成国际合作与建立国际秩序的充分条件。国际机制建立的前提是活跃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国家具有必须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但国家之间具有共同利益并不一定合作，即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国家之间合作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注：Andreas Hasenclever et al.,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31.）。从国际机制的外在制约来看，国际机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当前的国际关系仍未超越“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时代”的根本特征，国家对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的追求仍然超过对绝对收益(absolute gains)的考虑，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力争维护和追求的核心内容（注：Robert Powell,"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David A.B-aldwin (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209-233.）。肯尼思·沃尔兹指出，“在所得如何分配上，国家并不问我们都有所得吗？而是问谁所得更多”（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s,Addison-Wesley,1979,p.105.）。其二，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国际机制倾向于独立发挥作用，但无法摆脱大国的制约。大国拥有国际关系的控制权，占据着国际机制确立和运行的主导权，与国际机制独立发挥作用的欲求相斥，必然影响国际机制独立作用的发挥。国际机制成为大国间讨价还价的工具，甚或牺牲品。其三，美国在国际机制的建立、诠释和修改方面拥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权力，成为影响国际机制作用发挥的最大因素。美国一贯重视在国际上制定有形和无形的行为规则和制度，力图操纵现有国际组织，按照美国的利益建立、控制、修改国际机制。冷战后，美国力图主导国际机制的执行、修改或组建，以实现单极霸权的图谋，从而对国际机制的效用形成强大冲击。
现有国际机制是在巨大的霸权阴影下、在两极格局的国际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必然带有时代的特征（注：Robert Crawford,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pp.4-6,1.）。由于国际机制主要是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必然反映它们的利益取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举起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旗帜，其目的就是打破美欧在全球性国际机制中的垄断局面，改变自己在国际机制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力图在平等、民主的基础上重新构筑国际机制体系。随着苏东巨变和冷战的终结，国际机制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固有缺陷也进一步显现，重新构建国际机制似乎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有必要说明的是，冷战的终结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分野，国际机制的建立基础发生了本质变化，伴随着美国利用国际机制建立单极霸权，国际机制的不合理性更为凸现和强化。如何对待现有的国际机制成为每一个大国进行战略选择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二）国际机制与国际战略的选择模式
在对待国际机制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战略选择模式。笔者首先从理论角度论述各种可能的选择模式，为分析中国的战略选择模式提供理论参照。
以是否参与国际机制为标准，我们可以发现有两大类国家：一类是国际机制的参与国；另一类则是国际机制的非参与国。
由于国际机制的建立和维持主要取决于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国际机制的参与国分为主导国与非主导国。其中，主导国由霸权国和一般主导国组成。霸权国是“有能力确保管理国际关系的核心原则、并愿意这样做的国家”（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p.234.）。按照该定义，霸权国的标志就是该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实力；而且有将自己的力量转化为对国际事务、国际体系和其他国际行为体进行干预乃至控制的意愿和能力。霸权国建立管理和控制国际事务、国际体系的各种国际机制，并威胁、利诱其他国家参加，从而建立起自己的霸权体系。由于国际机制是政府间同意建立的规则明确的制度，霸权国建立国际机制必须得到其他主导大国的配合与合作。非主导国分为两类：一类是搭便车者(fr-ee-rider)，另一类是其他非主导参与国。所谓“搭便车者”，即以减少自身的某些行动自由、让渡某些国家权力为代价，获得大国以及国际机制的庇护，在避免承担有关责任的情况下分享国际机制的积极成果，二战之后的日本就是典型的搭便车者。其他非主导参与国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消极参与国，另一类是积极参与国。消极参与国接受国际机制，承担与自身能力相符的责任和义务，但其参与具有被动反应的特征；积极参与国正视国际机制作用的现实，并承认国际机制的一般规定，但认识到国际机制的不合理性，其行动并不限于被动的追随，而有从内部改造现有国际机制的强烈意向。
根据国家对国际机制的认识程度，国际机制的非参与国分为自觉型非参与国和不自觉型非参与国，这是由国际机制发展的阶段性和各国不同的发展程度造成的。例如，国际机制是由欧洲扩展到全球的，其间有的国家不自觉地充当了非参与国，另一类国家则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参与国际机制，从而充当着自觉型的非参与国。其中，根据国家不参与国际机制的意图，自觉型非参与国可分为两类：挑战国和其他国家。所谓“挑战国”，即自觉置身国际机制之外、漠视甚至意图推翻现有的国际机制、另外建立国际机制的国家，这类国家往往与霸权国发生直接冲突。此外，根据国家自身的意愿，自觉型非参与国还可分为自愿型非参与国和被迫型非参与国。所谓被迫型非参与国，是指该类国家并非自愿置身国际机制之外，而是外力强迫所致，现在的伊拉克基本属于这种类型。
二、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历程与启示
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隔绝，不自觉地充当着国际机制的非参与国。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机制，从此开始了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曲折历程。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明显表现出两个特征：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从“局外者”向“局内者”的转变。由于这两种特征相互交叉、相辅相成，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角色也几经变换。
中国在历史上就是大国。中国科技曾领世界风气千余年之先，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世纪初期仍雄居世界之冠（注：1750年，中国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份额为32.8%；1800年为33.3%；1830年仍保持着29.8%。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中国拥有自成体系的悠久文明，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帝国体系。中国所设计的儒家社会政治秩序体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格局。这种天下一统的格局构成所谓的华夷秩序和朝贡制度，“完成了同心圆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这种机制体系把中国文化看做规范现实存在的惟一法则，华夏中心、四方夷狄。
传统的中国固步自封，缺乏扩张意识。相形之下，摆脱中世纪束缚的欧洲迅速崛起，并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凭借武力将中国强行纳入国际机制体系。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一统格局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即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由于被强迫纳入国际机制，中国长期遭受列强的欺凌。几经挣扎，几经失败。往昔的辉煌与现实的屈辱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中国对待国际机制的心态：时而强烈期望全面参与国际机制，时而期望回复到闭关自守。这种摇摆心态曾长期影响着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
进入20世纪，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注：参见资中筠《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第7-29页。）。随着国际机制由区域扩展到全球——以国际联盟建立为标志，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意愿日益增加。1916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但是，在构建未来国际机制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无权参与战后的国际机制安排，其自身利益也无法得到维护，中国第一次亲身体验了国际机制的实质。
加入国际联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步骤。日本于1931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国一度对国联的争端解决机制寄予厚望。中国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它主持正义，根据盟约制裁侵略。国联虽然派出调查团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但偏袒日本，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导致国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失败。中国试图搭国联之便车，但再一次被迫吞下国际机制酿造的苦酒（注：刘杰：《秩序重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页；李铁城：《联合国五十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3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承担了在远东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任务，为打败法西斯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作为主要大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创立，并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其大国地位在联合国机制中得到肯定。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者，参与国际机制的建立并体味了实力在国际机制中的意义。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拒绝承认，支持盘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继续窃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席位，新中国被排除在国际机制之外。中国领导人在权衡之后做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正式成为国际机制的局外者和挑战国。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力量呈现大分化、大改组：中苏盟友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资本主义阵营则呈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趋势；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中国改变了“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要求“两条线作战”，甚至“四面出击”，进一步挑战霸权及其主导的国际机制。
进入70年代，在苏联霸权成为中国主要威胁的背景下，中国再一次调整国际战略，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中国随之也淡化了挑战者的角色。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是中国重新参与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赢得了更广阔的国际空间。但是，“中国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怀疑并没有立即消除”（注：赵全胜：《解读中国外交政策》，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05页。），仍然摇摆于国际机制局外者与局内者之间。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逐渐加快融入国际机制的步伐。中国终于放弃了局外者的身份，成为大多数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参与者，“在全球问题上打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印记”（注：Harry Harding,Chi-na and Northeastern Asia,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1988,p.12.）。中国已经放弃了挑战者的角色。但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情况的制约，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步伐还有些摇摆，在全面对外开放初期依稀存留着消极参与者的影子。
冷战的终结导致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际机制也随之体现出新的时代特点。中国抓住历史机遇，积极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越发体现出国际机制积极参与者的特征。江忆恩指出，1996年中国参与各种类型（全球和地区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是美国的70%、印度的80%、世界平均值的180%。就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来说，中国参加了总共37个组织中的30个，美国参加了其中的33个，中国的参与程度是美国的90%。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近于零，到90年代中期，该数量上升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数字（注：江忆恩(Alastair lain Johnston)：《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4-10页。）。1996年迄今，中国先后签署或批准了《联合国海洋公约》、《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付出艰巨的努力。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基本认可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机制，近乎是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
我们以中国复关和入世为例说明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心路历程”。中国1947年取得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缔约方地位长期空缺。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政府开始考虑恢复这一地位，并采取逐步接触的策略。自80年代初期始，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关贸总协定的某些活动，增加了对多边贸易机制的了解和认识，为复关谈判做了必要的准备。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要求，开始了复关谈判，1987-1992年间接受对中国贸易机制的审议，并自1992年底开始了市场准入阶段的谈判。与复关谈判平行的是，中国参加了1986-1994年的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并作为全面参与方签署了《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由于西方索价过高，中国未能实现复关。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取代关贸总协定。中国对入世继续持积极态度，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与包括主要西方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国达成了协议，并有望在近期完成谈判（注：张向晨：《发展中国家与WTO的政治经济关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186页。）。尽管世贸组织是由西方主导的，其基本机制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入世将给中国经济、贸易带来压力与挑战；但是，世贸组织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意义的多边贸易机制，入世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决策。概言之，入世对中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认识到入世的重要意义，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了巨大让步，为顺利完成入世谈判奠定了基础。这些表明，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历程是逐步深化的，态度积极而不乏建设性。
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历程曲曲折折。从历史进程看，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在融入国际社会还是闭关自守之间几经摇摆，但没有停止参与国际机制的步伐。国际机制不仅体现着主导国的利益需求，也体现着其他国家一般性的美好愿望，选择置身国际机制之外甚至成为挑战国并非明智的抉择。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充当挑战国的经历证明，采取只斗争而不合作的战略是得不偿失的。国际格局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外交战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国际机制的挑战国。同样，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搭便车战略也不可行：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绝对不会选择让渡国家主权的战略，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为中国这样的大国提供“便车”。此外，中国选择消极参与的方式也是困难的。首先，现有国际机制大多反映了西方主导国家的利益需求，其本身存在着局限和缺陷，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利益有着严重制约，中国应该正视这些机制安排仍将长期存在的事实，但同时必须致力于使这些机制安排趋向合理性和民主化；其次，国际机制的制定者多是既得利益者，不会让中国自动享有机制权益，必然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利益安排之外；再次，冷战结束后，重新安排国际机制已是大势所趋，而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机制决策的可能，选择消极参与的战略岂不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最后，中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经历证明，消极参与并不真正符合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历史实践证明，积极参与是中国惟一可行的国际战略。
三、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
世纪之交往往是大国确立国际战略的时机。面对冷战终结以来的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处变不惊，逐步树立起大国形象，为新世纪的世界大国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冷战的终结是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国际机制的作用更为凸显。为力争在新世纪中占据有利的国际地位，各主要大国纷纷制定跨世纪战略，其中强化国际机制的作用是各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利用国际机制成为确立中国战略选择所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
（一）冷战后国际机制的作用空间
冷战的终结标志着国际关系转型时期的到来。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日新月异，全球化进程驶上快车道，一个多层次、全方位、多元化的国际关系体系架构即将出现。在这个转型时期，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让位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注：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New York,Addison Wesley,2000,Chapter 2,pp.20-32.），跨国问题、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议题，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正在加强，并得到应有的重视。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加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观念深入人心。国际关系的主旋律由国际冲突转向国际合作，零和(zero-sum)博弈模式正在减少，双赢式(win-win)的原则越来越成为主流。国际机制成为调节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杠杆，并日益成为经常性的行为规范。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建立和发挥作用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内在需求。而且，在构建国际机制的过程中，国家利益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理性因素的作用有所上升，相互依赖的国际现实使得追求相对平等和理性的国际机制体系成为一种比较现实的期望。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长期存在的国际政治关系集团化现象呈现消蚀的态势，大国之间一超多强的局势也似乎成为事实（注：Samuel 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Vol.78,No.2,March/ April 1999,pp.35-49.）。这种态势为推动国际社会的多极化、民主化提供了良机，为国际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国际机制必须得到参与国的一致同意，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国际机制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一般追求，从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国际机制主要是主导大国利益协调的结果，主要反映了主导国家的利益。基欧汉指出，世界上许多重要的国际机制都存在着“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n Interdependence Work?",pp.82-96.）。冷战之后，国际机制的不合理性因美国的单极霸权战略而强化。当然，在指出国际机制缺陷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存在种种不足，国际机制仍在协调国际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国际机制的缺陷是必须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势必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
（二）中国的国际战略设计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在对待国际机制未来发展的问题上，有以下几种战略选择：其一，作为主导国参与国际机制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使之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其二，被动地参加国际机制，承担国际机制的职责并享受其权益；其三，积极参与国际机制，承担相应的义务，享受相应的权益；对国际机制持建设性的改革态度，促使现有国际机制趋向民主化、合理化；积极参与新国际机制的制定，适时参与主导，使之体现本国的意愿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需求。
在中国的战略选择上，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
其一，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及参与国际机制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角色；冷战的结束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有利的机遇。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要求和能力都在增加，1997年宣布“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更是一个明确的战略宣示。多年来，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步骤是稳健而相对积极的，经历了一个随着国内发展及需要而逐步深化的过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其二，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态度。国际社会普遍倾向于把中国看做重要的世界大国，尤其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认为中国未来肯定会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但是，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是充满疑虑的，“中国威胁论”曾是西方对中国的主流看法之一，其实质是把中国看做现有国际机制的最大挑战者（注：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o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in Foreign Affairs,Vol.76,No.2,March/ April 1997,pp.18-32;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o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97.）。然而，不少有识之士认为，“由于中国的国际角色日益增强，将它融入国际社会并给予它合法的权益，使它参与维持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紧迫的意义。”（注：Dork Barnett,et al.,Developinga Peaceful,Stabl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A 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Report,July 1996,p.24.）针对中国威胁论，基辛格指出，中国即使在主观上想威胁别国，实际上也做不到，因为中国关心的是自己的经济增长和领土安全，所以中国威胁论是可笑的想法（注：基辛格：《西方与中共对峙，应记取一战殷鉴》，1999年9月15日台湾《中国时报》。）。世纪之交，将中国看做建设性的大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主要大国表示期望看到中国全面参与国际机制（注：Henry Kissinger,"The Stakes With China",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31,1996;Robert Ross,"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Foreign Af-fairs,Vol.76,No.2,March/April 1997,pp.33-44.）。美国认为，积极全面地与逐渐壮大的中国进行交往，满足其成为强国地位的心理需求，并带领其遵守国际强权的游戏规则，使其认识到维持现状最为有利，这是美国亚太战略成功的关键（注：参见张亚中、孙国祥《美国的中国政策》，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85-186页；杨永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之理论分析》，《美欧季刊》第12卷第3期，第35-71页。）。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指出，“我们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全面而完全具有建设性(full and fully constructive)的参与者。”（注：Madeleine K.Albright,"The Test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Vol.77,No.6,Nov./Dec.1998,p.57.）美国期望将中国网在美国所设定的国际新秩序与国际机制体系内，以便用它倡导的国际机制约束中国，实现美国在中国和亚洲的长远目标（注：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289页。）。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保证中国发展成为全球大国时它能起建设性作用，成为融入国际机制并承诺遵守国际法所规定的行为的国家”（注：Winston Lord and Joseph Nye,"Engagement with China Will Aid R-egional Security",Transcript on October 11,USIA Wireless File,October 13,1995,p.2.），这可以视为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诠释。
其三，国际机制的发展趋势。尽管现有国际机制主要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但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基本上“成为全球性的规则和机制”。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注：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第38页。）。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现有国际机制经过完善成为全球性规则体系的可能性增加了。
以上因素以及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的战略选择只能是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机制；参与国际机制的修改和完善过程，促使国际机制更为合理、合法、民主、兼顾效率与公平；参与新国际机制的制定，主动促成积极性国际机制的建设；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决策；适时承担一个主导国的角色。这个战略选择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角色：在当前充当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国；争取在未来的适当时机充当一般主导国。需要说明的是，争取一般主导国的地位将是中国发展的未来趋势，其目的是更好地发挥“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推动世界民主化、多极化的进程，而不是放弃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外交准则，甚或追逐一己私利。
宏伟战略目标的达成需要精心的战略设计，包括战略目标、战略原则、战略步骤等的谋划。具体地讲，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战略设计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战略目标：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核心目标是：创造和平、民主的国际环境，促进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创造条件，同时促进国际机制趋向民主化、合理化。具体地讲，全面而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使得现有国际机制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谋划创造适宜的国际空间；在国际机制体系内寻找共同利益，以打破“中国威胁”谬论，澄清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误解，稳定外部世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预期，消除对中国发展的担忧，防止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共同遏制中国的发展；促使中国外交更加积极和具有建设性，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思想的魅力和建设性建议，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多地承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更美好未来的责任；在国际机制体系内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统一，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振兴；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完善和发展，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依归，对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多元化进程做出贡献。
2.战略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反霸维和的外交战略原则；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更好地体现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战略思路；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长远目标和当前目标结合起来，只要从长远看有利于中国民主、富强、繁荣、统一，我们可以暂时放弃眼前的非核心利益。
3.战略步骤：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刚刚开始，对与国际接轨的完整含义、在什么程度上与国际接轨最符合国家利益、接轨过程中如何平衡发展与安全、主权的关系等问题上认识远未明确，对国际机制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因此，积极而全面地参与国际机制，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立即加入所有国际机制，我们不能超越自身能力介入国际社会中的所有机制性事务。在行动上，我们应积极而不失稳健，根据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需要选择何时、在何种程度上参与某国际机制，参与该国际机制的方式，以及在该国际机制中承担的角色。长期以来，中国“现存国际秩序不公正、需要实质性改变的观点受到西方的怀疑”（注：Harry Har-ding (ed.),China's Foreign Reiations in the 1980s,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p.218-219.），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目标也必定受到西方的怀疑与制约，我们要有耐心和策略。现有国际机制维护的是发起者的利益，这必然涉及如何在机制体系内据理力争，使之为我所用，并寻求机会从内部改造国际机制的问题。从我国的实情出发，我们“应该放弃过分重视关系而缺乏利益导向的外交策略”（注：王缉思：《被动忍让不是办法》，1999年9月3日《环球时报》。），首先着眼于国家利益的维护，并承担起国际社会赋予的责任，适时承担主导国角色。中国应争取参与所有全球性国际机制，做名副其实的“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立足亚洲，在亚洲特别是东亚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进一步扩大国际活动空间，追求国际领导地位，成为参与国际机制建立、完善和发展的主导国，联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遏制霸权主义的恶性膨胀，促进国际社会的机制化、民主化进程，为21世纪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四、简短的结论
世纪之交，国际社会的竞争由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争转向国际机制之争，国际机制安排进入重新调整时期。新的机制安排将决定各国在21世纪世界中的角色与行动空间。
进入冷战后时代，中国建设性的大国地位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鼓励，1998年12月美国发表的《新世纪的国际安全战略》指出，“中国稳定、开放、繁荣、尊重国际准则、承担建设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的责任，显然是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的。亚洲和平与繁荣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的一员的作用。”（注：转引自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机制安排，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从国际责任考虑，中国都应该有所作为，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设计、完善和发展，使之具有“中国因素”，为21世纪的中国谋得有利的国际地位，为国际机制的民主化、合理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世纪之交，国际社会第一次给中国提供了平等参与国际机制决策的机遇，中国也第一次有了担当国际机制积极参与者乃至主导国的实力和意愿。中国的战略选择及谋划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前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战略将促进世界民主化、多元化的进程，并有助于中华民族振兴夙愿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