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对正面战场问题的表现——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6)02-0056-12
在近代以来中国反抗侵略的历史上，抗日战争绵延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是战线最长、时间最久、抵抗最为顽强、战绩最为辉煌的战场。但是，由于政治、军事、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复杂原因，正面战场也暴露出一些令人痛心的弊端与问题。抗战文学在正面表现正面战场的同时，对其阴暗面亦有犀利的揭露与深刻的剖析。
一、军纪废弛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正式名称为“国民革命军”。其名始于1925年8月18日，7月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所辖各地方军队名目取消，统一名为“国民革命军”。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与南北统一，国民革命军编制不断扩大。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先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而正面战场的作战则由国民党所属部队承担。
正面战场部队构成复杂，有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所统辖的中央军，也有战时从各地紧急调遣的杂牌军，还有临时编入战斗部队的警察、保安部队等。各种部队军事素质与军纪情况差别较大。一般情况下，中央军军纪较好，但战时减员严重，补充兵员训练滞后，军纪难免出现瑕疵；有的部队虽非黄埔嫡系，但将领治军严格，军纪良好。有些地方部队，虽然已经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但并未完成向现代军队的转型，仍然保留着不少旧军队习气。史筠报告文学《护士的一日》里就透露，有的部队赌博成风，曾有两个军人在赌博时为了几分钱，拔出手枪，对射双亡。琅珰《我们在宝山抗战中》描述说，由军阀时代的老○军改编的○○师数百人，是一群夜郎自大的枪杆万能者，以为仅凭着点“剿匪经验”就可以战无不胜。到宝山前线驻防后，既不侦察敌情，熟悉环境，也不去联络友军，而是头一炮就派人到公安局去怒目横睁，粗话满口，耍威风，要房子。
军纪问题不仅表现在军队下层，而且涉及军队上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上层的腐败与下层军纪的混乱有着密切的关联。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1938年1月11日于开封召开的第一、五战区高级军官会议上总结“挫败原因”时，指出军队的12个缺点，其中“军纪荡然为第一大罪恶”[1]。蒋介石并非泛泛而谈，锋芒主要指向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韩复榘本来就因为强索民捐、侵吞公款、强卖鸦片，无论在军中还是在民间均名声不佳。华北战局紧要关头，他又屡屡抗命，不战而退，连失黄河天险与济南等战略要地，并且公然违反军事委员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准离开本战区”的命令，将第三集团军的军需辎重及私人财物由津浦线经陇海线转至平汉路，进入第一战区防地，停于漯河，准备全军退至该地[2]。将帅如此昏聩，其所属部队难免弊端丛生。吴组缃小说《铁闷子》写到，守军军纪败坏，抵御无力，节节败退，唐官屯、青州、沧州相继失守。本省军袖手作壁上观，不肯接受司令长官总部的调度，且传闻他们胁逼驻设桑园的总部后撤，声言若不后撤，唯有以炮轰对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逃兵着便装混上了铁闷子车，被发现后，在他身上搜出了金手镯、金耳环、金戒指、钞票，枪早已丢掉，只留下一把刺刀。经审讯，他在抢劫中还犯有强奸、杀人的罪恶。孽果在逃兵身上，而孽种可溯至韩复榘之流那里。
韩复榘被国民政府以军法判处极刑，全军为之震慑。可是，就在爱国将士在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同时，仍然有少数军官私欲膨胀，营私舞弊，上行下效，积重难返。罗平《忆东战场》披露，伤员十几天没有换药，吃饭也得不到保障，而军用车装得满满的是并非军用品的桌椅、梳妆台之类。阿垅作品透露，淞沪会战中，某连一些作战勇敢的士兵后来竟然当了逃兵，因为连长与代理连长的排长卷款潜逃，动摇了军心。司马文森的中篇小说《南线》(1940年在《国民公论》杂志连载，1942年4月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改题为《转形》)，就揭露了军队内部的腐败现象：南海岸线守军在军长的“榜样”感召下，“大规模的私运从极度的秘密变成半公开的了，军用卡车一天天的损坏下去，而上级军官的腰围却一天比一天的大起来。从前只有一个老婆的，现在起码也要有两三个，而且非女学生不要，从前是骑马或者只能跑腿的，现在也改坐流线型的汽车。就连勤务员手上也开始有了金戒指出现。”驻守南海前哨，却不想如何应敌，而是贪图享乐，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如此军队，怎能禁得起如狼似虎的敌军的进攻。“当敌人已进了城，……士兵们正在甜睡中，长官还有许多逗留在他的情妇家里的。当他们听见枪声，喊杀声，刚来得及爬起身，已有大半被围困且缴去武装，仓皇突围而出的也是残缺不全，不是仅带着枪没带刺刀的，便是只穿裤子没穿上衣，情形是那样的叫人哭笑不得的。”战事发展到第二天清早，城市已丢了两个，师部还不知道。当他们得知情况，想指挥自己的部队作战，却发生了参谋找不到参谋长，参谋长又找不到师长等一系列混乱现象。作家痛感这种由腐败导致军纪废弛现象的危害性，笔锋流露出义愤与期待，作品后半部分描述战区司令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整肃军纪，抓紧练兵，借以提高战斗力。一反一正的描写，既是抗战时期军队转型的写实，又是人民心声的传递。
战争是对部队军纪的严峻考验。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前有凶恶的敌人，后有泰山压顶的军令，身边的战友都在拼死战斗，此时即使是胆怯的士兵也能变得浑身是胆、英勇无畏；然而，一旦发生整体性的溃退，军纪则难以保障。吴奚如中篇小说《汾河上》描写太原失守后山西战场上溃散的士兵像洪水一样流了过来：“他们不分师旅团营连，不分昼和夜，流着，似乎永远也流不尽的。他们塞满了公路，彼此肩挨着肩，脚接着脚，泥土足足被掀起两丈高，远远望去，像一条雾的长城。在这泥土的雾里，骡马的鼻子响着，人咳嗽着。这时候，他们的生命也不值半文钱了。常常为了一点很不值得的小事，彼此就恶毒地口角起来，甚至用刺刀跟炸弹互击。在这人命如此不值半文钱的时候，那些武器弹药更是不算一回事儿了——到处都扔的是。”大概是太原失守后部队的败退，给予时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的吴奚如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他在小说《夜的洪流》里再次写到败退下来的正面战场部队：“这无数的，至少有十万人的夜的洪流，已经泛滥在大地上有一星期之久，他们曾经盲目地毁坏了所遇到的人民的一切——房屋、仓库、牲畜、妻女……然而，他们这一大群国民党士兵，又确确实实是民族的战士，捍卫国土的英雄。在他们的手上，在他们的脸上，还凝结着殷红的杀敌的血滴。”自然，把这些士兵称为“国民党士兵”是可以质疑的，因为普通士兵未必同党派发生直接的关系，他们在战场上是为国家与民族而战斗，代表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非党派利益。也许因为吴奚如本身的共产党人身份，他才赋予普通士兵以党派色彩。这一点姑且不论，他的作品的确道出了军纪败坏者的历史复杂性。
军纪问题是正面战场一个严重而复杂的问题。有的部队曾经在战略防御阶段立下战功，赢得人民的尊重，可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却因频频扰民或消极避战而落得骂名，个别军、师甚至受到取消番号的严厉处分；有的将领虽有过失，但罪不当死，却被当作替罪羔羊，冤死刑场；有的将领贻误战机，导致我军重大损失，本该严惩，却因盘根错节的关系与金银财宝的打点，竟然逍遥法外，甚至换了个地方，照样当官。
军队腐败对人民的侵害是间接的，而一旦发生溃乱，部队建制被打散，士兵失去组织与指挥，军纪极易出现滑坡，本来作为防洪的堤坝就会裹进泛滥成灾的洪水，加剧洪灾的危害，平素军纪基础本来就薄弱的部队尤甚，此时对人民的侵害就是直接的了。后者深为政府所痛心，为民众所不齿。淞沪会战中担任排长的阿垅，在受伤以后思念战友时，就曾说，他不担心战友不勇敢，而是担心一旦溃退，失去部队约束，过去军阀部队掠夺百姓的习性会死灰复燃。路翎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里，具体描述了溃败的散兵进行变态的破坏，抢劫民财、强奸妇女、杀戮村民，严肃执行军纪的团长下令枪毙了一个抢劫老妇的士兵，竟然被报复射杀。这种疯狂，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然而，人性在战争的熔炉中经历着酷烈的冶炼，有永劫不复的道德沉沦，也有回头是岸的良知皈依。《铁闷子》里那个本该交付军法处严惩的逃兵，经军中文化人斡旋，暂留车上，得到人道的待遇。他终于良心复萌，当敌机轰炸时，他押司机卸下两节中弹的车厢，将铁闷子开出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可是，他自己却被爆炸的弹片夺去了生命，以最后辉煌的一瞬赎清了罪恶，洗刷去他给军纪涂抹的污点。《财主底儿女们》里的溃兵，清除了冥顽不灵、罪大恶极的石华贵之后，也重新回到了部队，奔赴新的战场。
二、军阀作风
抗日战争给中国军队提供了展示爱国情怀与英雄风采的历史舞台，也使军队中残存的军阀作风暴露出来。
派系林立，相互之间缺少应有的协同，不顾全局，只图保存自己部队的实力，这是新式军队里军阀作风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困扰各战区长官部直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严重问题，正面战场的一些失利便与此密切相关。前述津浦路作战中韩复榘不战而退，失去济南与黄河天险即是典型的一例。再如，武汉会战前期，马当失守后，正在田家镇要塞视察的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用电话直接命令驻彭泽的第167师薛蔚英师长，沿彭泽至太白湖之路火速驰援香山。可是，薛蔚英为保存本师实力，舍大路而走崎岖小路，贻误战机，后来被查办枪决。对韩复榘、薛蔚英之类，抗战文学并未回避，而是予以客观反映与强烈鞭挞。有的作品在题目上就标示出来，如陶菊隐《韩复榘盖棺论定》(收《新语林》，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10月)等。
乘人之危，将战斗中被打散的友军缴械，扣留在自己麾下、不许归还建制者，也大有人在。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就描述了这样一个事件：第四连战士抑制不住地发起冲锋，连长林青史制止不住，只好顺应情势，奋勇出击，结果与营部失去联系。营长决定如果第四连七时不归队，就宣布林青史的死刑。这次战斗中，第四连战死与失踪27人，其中三个排长全都牺牲，全连剩下87人，稍后遇到另一队25名溃兵，一道行动。归队途中，林青史连抓住战机，伏击一股至少有一个营的敌人。敌军七个步兵野战排、一个附属的通讯分队，除了一小部分逃脱以外，大部被林青史连歼灭。他们又急行军，从侧翼进攻正在与友军战斗中的敌人。当战斗结束以后，林青史带着残存的队伍找到正面作战的36团团部，团长说这一仗打得好极了，可是对于整个阵线来说可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掩护撤退。林青史请求帮助他们三日的粮食，但一点也没有得到。36团撤退前，迫使林青史的队伍立即缴械。理由是“你们的来历不明”。林青史连自然不肯，于是36团的弟兄们开枪了，他们用了五个连的雄厚的兵力，来参与这个富于娱乐性的战斗。林青史出于自卫，决定给他们来一个逆袭，但他的只有五十几人的队伍太疲劳了，“于是像一簇灿烂辉煌的篝火的熄灭，英勇的第四连就在这个阴黧的晚上宣告完全解体了，而可惜的是，他们不失败于日本军猛烈的炮火下，却消灭于自己的友军的手里。”
林青史死里逃生，他从行进的队伍里发现了熟人的声音，是同一团里的三营的特务长，从他那里得知，营长已经对上峰呈报了林的“罪状”。为了保持林青史的宝贵的战斗历史，为了保持抗日的有生力量，三营特务长劝林青史对那严峻的军法实行逃遁。但是，林青史为了成全自己的人格，他决不逃遁，坚决地回到营部，在营长面前告了罪。可是，营长不容他将功赎过，而是一见面就立即把他枪决了。林青史没有战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也侥幸逃脱了友军的火并，但是，这位战功赫赫的英雄最后却倒在了顶头上司的枪口下，这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
悲剧的根源在于独断专行、刻板僵硬的军阀作风，在沾染上了这种军阀气的上峰那里，自己的权威高于一切，即使自己的决定与命令出现了错误，或者战况发生了变化，命令已不适宜，下级也要绝对服从，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毫不顾惜。这种军阀作风同风云变幻的战争实际格格不入，与中华民族讲究变通的传统智慧背道而驰。《易·系辞下》即有：“变通者，趣时者也。”《孙子兵法》里也说：“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指向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道者胜：此军争之法也。”遗憾的是军阀气冲昏了一些上级军官的头脑，使之忘却了“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道者胜”的“军争之法”，做出了错误的处置。作家通过文学来揭露与抗议这种荒谬现象，如秋江报告文学《南口迂回线上》，写某连长因敌军炮火过猛，牺牲太大，向后稍稍移动，即被师长下令枪毙，结果整个机枪连全军覆没。再如东平《友军的营长》：国民党所属某部受到敌人的突袭，敌军的企图是要在岸边消灭这支中国军队，或者把他们逼进烟波浩渺的长荡湖里，让湖水吞没他们。营长原想据守岸边的一个祠堂，与包抄过来的敌人死战。当侦察兵向他报告找到五只大木船的一瞬间，他拔出了手枪对着侦察兵，斥责说：“怎么？你找到了五只大木船？你准备逃吗？……哼，你这个怕死的东西！”在经历了片刻的静肃之后，营长并没有扣动手枪的扳机，“他突然想到没有理由可以枪杀这个侦察兵，他应该率领他的部下利用那五只大木船立即渡河，而不应该在这祠堂里作孤注一掷的无意义的死守。”于是，营长率领剩下的两个连以上的部队渡河，安然地突破了强大敌人的包围圈，保存了有生力量。但是，他这时意识到自己的危险，率部惶急地尽速开到新四军的司令部，请求新四军司令官给他以援救。新四军司令官肯定他的灵活机智。可是，营长却说自己的死日到了，因为在他们的军队里面，到这天为止，还找不出这样解释胜利的“观点”，而是只存在着一味专横暴戾的无情的军纪、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定律——生是犯罪的，只有死才得到鼓励和褒奖。这种以无数的“死”字拼成的连坐法“军纪”，就是战略、战术。他希望新四军的司令官收留他，但新四军的司令官劝阻他，认为他是一时的神经过敏，事实也许还不至于那样严重。新四军的司令官为那可敬的浙江籍营长给友军的总指挥部拍电报，报告这个营长的战斗遭遇，指出胜利的意义所在，希望这个电报会造成一种热烈的、幸运的空气来环护他，使他获救。然而得到的却是可悲的回应，认为“该营长守土失责，有辱我军人人格，应立即把他解回来执行军纪”。营长把部队带了回去，次日，即被执行了枪毙。守土有责固然是军人的本分，只要是有利于全局，固守乃至死守都是理所应当，即便是在阵地上流尽最后一滴血，作为军人也是死而无憾，重于泰山。抗战文学中，有大量作品歌颂这样为国捐躯的英雄。然而，如果不是出于战略的要求，而是仅仅为了一种“军人人格”，在敌我悬殊、战则必败、守则必失、而退则可以保存有生力量、待机光复的情况下，去死守，岂不等于“守死”、葬送我军有生力量？东平的《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就表现出对那种刻板的“与阵地共存亡”命令的质疑。团长在电话里说：“我希望你深切地了解，这是你立功成名的时候，你必须深明大义，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连长表示自己是一个军人，已经以身许给战斗。他带领连队坚守阵地，在战壕里躲避炮火时，对“与阵地共存亡”反思起来：“‘与阵地共存亡’。我很冷静，我刻刻的防备着，恐怕会上这句话的当。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错误，中国军队的将官最喜欢说这句话，我本来很了解这句话的神圣的意义，但我还是恐怕自己会受这句话的愚弄，人的‘存’和‘亡’，在这里都不成问题，而对于阵地的据守，却是超越了人的‘存’‘亡’的又一回事。”“我这时候的心境是悲苦的，我哀切地盼望在敌人的无敌的炮火之下，我们的弟兄还能留存了五分之一的人数，而我自己，第七连的灵魂，必须还是活的，我必须亲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都鲜丽的画景：我们中华民国的勇士，如何从毁坏不堪的壕沟里跃出，如何在阵地的前面去迎接敌人的鲜丽的画景。”
东平亲身参加过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与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1938年春参加新四军。他对变化莫测、危机四伏的战场有切身体验，对国共两党所属部队的战略战术与军纪都有体验、观察与思考，对国民党军队里上峰以上压下、说一不二、动辄毙人的专制作风有着痛切的感受与强烈的憎恶，抗战前在十九路军时，他曾因为擅自解散翁照垣师长“训话”的群众大会，触怒长官，险些被枪毙。因而，他能够在作品中做出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对军阀作风表示出强烈的愤懑。还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就曾经写过一篇表现这种观察、感受与情绪的小说《中校副官》(收《长夏城之战》，上海一般书店1937年6月版)。小说里，退却到滦河以西的中国守军，竟然向正在滦河以东的沙滩上漫布着而进行撤退的友军射击，制止他们的接近，掩护一连工兵在滦河桥上施放地雷，爆破桥梁，以使凶猛的日军在追袭的途中受阻，减少本部的损失，而未及撤退回来的友军，无论多少，则任其牺牲。正派耿直、忧国忧民的中校副官，去军部求见军长，建议不要撤退，而应固守阵地，支援在卢龙城坚持抗战的友军。军长以所谓“战略”的名义来作消极撤退的挡箭牌，中校副官不能自已地斥责他平日所尊敬的军长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放弃国家的领土与军人的责任，结果却被军长开枪打死。不能渡河而遗留在卢龙城的中国军，经过一夜的残酷的挣扎，终于击退了日军。眼前的危机化解，枪杀了中校副官的军长，此时却在给上峰的电报中，又说起了“抱战死不屈之决心，不使丧失一寸一尺之土地”的空话与假话来。令人痛心的是，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这类现象并未绝迹，所以，东平又写了不少同类题材的作品。
对部队里的军阀作风予以揭露与鞭挞的不止东平一位作家，其他作家也多有表现。吴奚如短篇小说《萧连长》描述到，由于新兵高度疲惫且缺乏经验，标高1580公尺的我军前进阵地，被敌人占领。扼守K岭正面阵地的王营长向团长报告，以为萧连长临阵脱逃，团长命令马上派人抓回萧连长，把前进阵地夺回来。军情在团长、旅长、师长的电话网中逐级上报，到了保卫K岭的最高指挥官那里，情况却变成了：那个临阵脱逃的萧连长，已经抓住并且枪毙了。殊不知，此时，萧连长率领部下拼死夺回了前进阵地。情况又逐级上报，可是，到了师长那里，师长踌躇了一下，回复旅长说：“只有根据已经向上面呈报在案的事实，枪毙他！”旅长向师长求情，许他将功赎罪，或者离开这里。师长则坚持说：“这怎末行！……我们既然对上面谎报了一次，若再来一次，将来……被发觉了……岂不是要叫我们的脑袋搬家吗？……”师长要旅长对萧连长在本旅就地枪决，安慰萧连长“可算得既‘成功’，又‘成仁’了”，将来给其家属加厚地发一笔抚恤金。旅长在要执行师长命令的前一瞬间，最终决定让萧连长化装逃走，回乡当老百姓。萧连长则表示要改名换姓，当个新兵，重返战场。作者1956年10月补记道：“真正的萧连长是被处死了的。但作者在当时发表作品时，为了不给日本帝国主义拿去作不利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宣传，所以在结尾处留给了他一条生路。这是不得已的虚构，现在应该把这真实情况标出。然而，我倒真希望这个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无名英雄萧连长却从此复活了！”[3] 作家战时(1939年)的描写与战后的补记，反映出抗战期间正面战场部队军阀作风的严重性与荒谬性。
三、指挥失误
如果说军纪废弛与军阀作风多半是给正面战场带来局部性损失的话，那么，各级指挥机关尤其是最高统帅部的指挥失误则会造成全局性的损失。早在1935年，蒋介石就曾阐述过对日战争的指导方针：“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① 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制定了“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4] 而后，蒋介石又多次强调要以持久战、消耗战应对日军的速战速决战略，拖垮敌人，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应该说，这一战略方针是符合中日力量对比的正确决策。但是，在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有些战役的实际部署与战术措施却同这一战略方针相抵牾，看重阵地战而忽略运动战，强调硬碰硬的固守，而轻视灵活机动的攻势。我军本来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尤其缺乏重武器，加之不重视工事修筑，不啻于雪上加霜。华北战场一般仅挖一条堑壕，缺乏侧防掩体和纵深阵地，亦无掩蔽工事和伪装。以这样的阵地防御，面对日军飞机、重炮、坦克、骑兵与步兵协同作战的立体攻势，难免伤亡惨重。抗战前期许多作品在歌颂我军将士爱国情怀与牺牲精神的同时，都反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血战居庸关》说南口这样的军事要地，29军竟然没有修筑像样的防御工事，有的只是1926年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时的战迹而已。陈敷报告文学《永定河失守前后》分析我军失守的指挥方面的原因：防御仅有一线阵地，而且既无预备队，也没有增援部队。《汾河上》里，八路军战士听完两位从娘子关退下来的士兵述说战况之后，就慨然地发起了议论：“哼，这怎么能指导战争？……为什么不争取主动，硬要死守在阵地上挨打呢？为什么不在敌人的运动中打击敌人，偏让敌人去发挥新式兵器的威力呢？”
阿垅长篇小说《南京》里，少尉排长关小陶认为，淞沪会战我方“付出了太多的、不必要的高代价，挨打主义，反消耗了自己，一个可怕的数目，六十万人！这样牺牲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我们大家不是都有眼的么。怎样呢？它使杭州湾空虚，它使国防线轻易的放弃，虽然那里有经营了三年的钢骨水泥的永久工事，比慌慌忙忙动起手来的上海不知道坚固多少倍，但是那里我们却没有一个兵把守，没有在那里支持过一天；像抛弃一个栗子壳子一样，从苏州到福山的工事我们完全没有用过，本来是预备在这一线决战的。它使敌人飞一样逼近了我们的首都，今天我们才在这里用汽油、火柴、黄色火药动作起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小说人物的批评与事实略有出入，譬如消耗了60万兵力的说法就不甚准确。实际上，淞沪会战我方投入兵力70余万人，伤亡约25万人。虽然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但其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淞沪会战给日本陆、海、空军以重创，消灭日军4万余人，粉碎了日本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也回击了“抗战必亡论”，显示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民族意志，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刮目相看，并且为工厂向后方迁移争取了时间，给长期抗战打下了工业基础。然而，关小陶排长的批评也的确刺中了淞沪会战我方的痛处。中国大本营为了支撑上海战场，将杭州湾守备部队调往上海浦东，造成战线的重大缺漏，致使敌人钻了个空子，在杭州湾登陆，迅速向上海逼近。统帅部曾寄希望于九国公约会议的同情与支持，在淞沪战场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仍以凭借弱势武器的血肉之躯同拥有强势武器的敌军硬拼消耗。待到我军即将陷入敌军合围之时，才匆匆下达了颇多模糊之处的撤退令。此时，撤退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且命令下达的手段极其落后，导致撤退陷入混乱，让追击的敌人有机可乘，造成了我军本来可以避免的重大伤亡。由于淞沪战场撤退的慌乱，未能有效地利用吴福线等既成国防工事，阻挡住敌人的进攻势头，导致南京会战仓促展开。正如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二部第一章所写：“秋末，中国军退出上海，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没有能够得到任何一个立脚点，开始了江南平原上的大溃败。”
国防线没有发挥它的威力就落入敌人手中，关排长对这一点的批评尤为痛彻。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意识到中日之战势不可免，陆续做了一些防御侵略的战备工作。其中包括修筑锡澄线(无锡至江阴)、吴福线(苏州至福山)、乍嘉线(乍浦至嘉兴)、淞沪、南京等国防工事，筹划江阴附近的长江封锁工程等。锡澄线、吴福线永久性工事设施，从我军现有装备和可能投入兵力的实际情况设计，有轻重机枪掩体、观察哨、通讯枢纽、指挥所等，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射击孔、展望孔、出入口都有钢板门窗，并有密封防毒设备，一旦战事发生，只需挖掘交通壕将掩蔽部连贯起来，即可形成整体防御。但是，这一设计在实施过程中并未完全得到落实，除原有国防永久工事外，步兵掩体、指挥所、瞭望所、交通壕、障碍物、阵地交通路等多未完工。淞沪会战开始后，统帅部多次责成第三战区派部队构筑野战工事，将阵地连结起来，但由于指挥系统紊乱、令出多门、互相推诿，加以部队刚刚到达即被调至淞沪前线，所以工事并未最后完成。而且，既未派留守部队，也没有向导人员与工事位置图，而是把钥匙交给当地保长掌管，战事一紧，保长便逃难走了。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部队奉命进驻既设阵地，可是没有工事位置图，很难在短时间内准确地找到为保守军事秘密而用土覆盖的阵地位置，即使找到工事，因为没有钥匙，要想打开使用，也颇费周折，耽误了占领阵地及部署部队组织防御的时间。结果，吴福线、锡澄线很快就被突破，接着，江阴要塞也失守。路翎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一个年轻“经纪人”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指挥失度导致工事建设欠缺的情况。杨连副抱怨“做了又拆，拆了又做，才一个星期……”敌人已经在龙角嘴登陆，要塞尚未发挥作用，况且也未造成，便匆忙撤退。运输班长来报告，“我们的车子给第四连开去装弟兄去了，我们这里这三百发炮弹没办法运。”金主任的指示是：“他开你的，你就开别人的，先一步是一步”。三百发炮弹想法运走了，可是八吨钢条却没法转运，炮座来不及炸完，将为敌人所用……金主任批评“中国军队太黑暗”。言辞虽有愤激的情绪色彩，但的确击中了要害。
《南京》具体描写了国防工事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悲剧：“一件麻烦的事是，国防工事的图表不在了。这些工事，每一个有一张蓝晒纸印的图，说明着它的种类和番号，它的位置，它的邻接工事的关系，测定了它的前地要点和距离，记载着它的射界的大小。这样，就无法知道重机关枪掩体到底有多少，指挥部到底在什么地方，只有在丘陵上和原野里跑来跑去，去寻觅，去向人询问。但这些国防工事，有的给崩土掩埋着，有的给乱草深盖着，往往走在它前面的人还不知道。并且，这些国防工事，每一个有一副特制的锁和钥匙，上面刻着‘M’‘K’‘B’‘F’的字样和号码，假使失去钥匙，入口的钢门就无法可开，而锁又是那样坚固，仿佛原是一整块的钢铁，假使锁着，用十字镐也打不开，徒然震得手痛和出汗。这锁和钥匙，平日由监护工事的部队负责保管，交接的时候是一件也不允许失少的。但是现在这些锁和钥匙大部分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有的钢门虚掩着，甚至开得大大的，这却解决了眼前的困难，而那些锁着的，人只有望着它叹气。这个钢骨、水泥的宝贝！”
南京保卫战固然打得十分英勇而且惨烈，但南京之战在战略部署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现代战争的角度来看，在海、陆、空立体包围形势与飞机与坦克、重炮等重型武器的火力之下，南京已无险可据；从当时我军的实力来看，淞沪会战伤亡很大，退却匆促，未及补充与休整，一时抽调不出足够的力量参战。所以，统帅部最初讨论南京防守问题时，多数人主张在南京避免进行决战，只是做象征性的抵抗，然后立即主动撤出，以保存实力，长期抗战。但后来，军委会训练总监唐生智认为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中山先生陵寝所在地，若放弃南京，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再者，为了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与后方部队的集中，应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力主固守。这个意见得到蒋介石的认可，遂决定“短期固守”，预期守一至两个月。12月7日，日军向南京外围第一线防御阵地全面进攻，12日即突破中华门，13日南京沦陷，抵御时间不到一周。战况紧急关头，蒋介石对是撤是守彷徨不定，11日中午指示南京守军相机撤退，12日又希望多守几日。12日下午南京卫戍司令部下达撤退令。然而，此时已错过撤退时机，而且书面命令与口头指示发生矛盾，军队逐渐失去控制，大多没有按照撤退令规定的时间、路线行动，纷纷拥向只留一个门洞(为御敌而堵塞了两个门洞)的挹江门。挹江门与江边守卫部队未能及时接到撤退令，还按照此前的命令阻止撤退，造成自相射杀的悲剧。此前，为坚定背水一战的意志，多数船舶已被调走，大部分官兵无船可乘，只好凭借门板等过江，结果江水汹涌，加之敌人轰炸扫射，不少官兵殉难于长江之中，其中包括宪兵副司令萧山令将军。未能撤出的数万名官兵与20余万平民共30万人惨遭日军疯狂屠杀。②
就伦理意义而言，南京保卫战是一场悲壮之战。而从战略战术上来看，南京保卫战是一场与“持久消耗战”总战略相背离的失败之战：虽然致敌伤亡约7200人，但我军15万人，损失竟达2/3，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我军在守城战斗中牺牲的只有1万人左右，而约有9万官兵是在混乱至极的撤退与突围中阵亡，或被迫留在南京而被残杀。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并未起到阻遏日军进攻势头的作用，也没有赢得预期的国际声誉。南京保卫战中的英烈，值得中华民族无限敬仰与永远怀念；而对于战役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统帅部后来有所反省，官兵与民众议论纷纷，文学也有真实的反映与深入的思考。
《七月》第3集第5期刊出“南京溃败时的一断片”——倪受乾《我怎样退出南京的——记排长武××的谈话》，文中一方面表现了官兵英勇杀敌的壮举——排长杀敌41人，上士杀敌37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指挥失误、撤退混乱的实况，团长带着卫士先走、丢下士兵不管等，“最可痛恨的是在这毫无计划的撤退中，损失了无算的财产(军火和给养)，成万的未发一弹的弟兄们都成了瓮中物”。
《财主底儿女们》第二部描写了由于指挥失策，南京撤退出现了可怕的混乱。先是城门堵死或者封锁，难民无法出城，最危急的时候，挹江门开放，难民们仍然无法出城，因为城门太小，而难民“像可怕的水流，永远在箱笼，车辆和尸体的礁石上冲击。在礁石四围形成可怕的漩涡，卷去倒下的不幸者，倒下去的人，是像堕入深渊一般，从平面上永远消失。情形渐渐更可怕起来了，加入了散兵们，他们徒然地用手榴弹和刺刀开辟道路。而在军队宣布撤退的时候，情形就更可怖了。那些疯狂的兵，是用他们底武器攻击人群，在血底河流尸体底山丘上面咆哮，那些辆剩余的战车，是从人们底身体上颠簸着驰了过去……染着血的战车底行为是惹起了一种可怕的静默的愤怒；在负伤的人们底呻吟声上面，统治着这种愤怒。于是一颗手榴弹从城墙上面掷了下来，准确地落到战车里面。在一声沉闷的爆炸之后，弹烟冒了出来，这辆染着血的战车便停止了。”“江边的情形，是和城内的情形同样可怕。为争夺仅有的船只，军队互相开火。各处有枪声，近处有炮声，显然敌人底攻击是迫近了。绝望了的难民们和兵士们在抱着木柱或木板往江里跳，有的妇女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江水显得特别汹涌，江上的小舟、木板，和时出时没的无数的头颅，在灰白而沉没的天空下，给予了凄惨可怕的印象。……一只负载过多的囤船，因为人们继续从江里向上爬，并且互相恶斗的缘故，覆没了……”
撤退无序的景况在《南京》第八章，有着同样真实而更为细腻的描写：中山北路从汽车两侧到行人道上填塞着人流，军队、老百姓、炮车、骡马密集得像玉蜀黍。走不动，一个士兵朝天开枪。挹江门的三个城门只开着半个，其余给沙包填塞起来。守城部队拒绝让人通过，一枪一枪的向天空射击。人群中充满了詈骂和吵嚷。“但是，人们终于向城外冲出，前面的跌倒了，后面的马上踏过去。守城部队向溃乱的人群，机关枪扫来扫去。溃乱的人群里也开了枪，城上城下到处都是枪声，秩序更混乱，更拥挤。人倒下去，后面的脚马上踏住了鼻子，涌出的血向咽喉倒灌，另一只脚又踏到眼上来……倒下去，倒下去，在脚下秋虫一样呻吟，在人堆里嚎哭。人们拼命要冲出去，冲出去……”“‘上面命令我们退的！’‘上面命令一律不许通过！’人倒下去，人冲出去……很快，那半开着的城门给死人和半活的人填塞起来，愈积愈厚。”“三辆轻战车开足马力冲突着，把前面的人波浪一样冲开，把一些人压倒，在人身上轧过去，履带被染红，糜烂的血肉像雨后的泥浆一样飞溅。被激怒的兵叫骂着，向它射击，但它已疾驶而去，在前面人铺的道路上颠簸着。城门差不多有十公尺高，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小孔，走在人身的斜坡上要弯着腰才能通过。”田永新排长脚滑到一个洞坑里去，后面一群慌乱的脚就踏上来，又有人绊倒，被踩踏过去，士兵想救排长，无法走近，愤怒之下投出手榴弹。排长救不出，徒然增加新的死亡。……
阿垅是一位既有实战体验、又有战略眼光的军官，他在《南京》“后记”中指出，南京之战“有防御的可能性，却没有防御的优越性”。最好在外围进行，但是由于淞沪会战收尾的失措，这一企图受到了限制。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实行“太平天国的打法”——死守城墙，已经是一个失策；迟疑和动摇比处置错误更不祥。退却有利，退却就不是怯懦和无能；退却假使能够把握着适当的时机，有整个的计划，集中兵力，攻击一点，等敌人麻醉在胜利的满足中和后续部队没有到达的时候突围而出，至少不会有那样惨重的损失，通过这样的退却可能走向胜利。然而，南京保卫战却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留下了血淋淋的教训。“尾声”里那位力挽狂澜的将军，就对南京保卫战漏洞百出的指挥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打仗哪有这样的打法，退却哪有这样的退却法。十几万大军全走挹江门，没有退却部署，没有船只。”
通过纪实性的艺术描写来表现血淋淋的教训，阿垅倍感沉重，一则他感动于将士的英勇抗敌与悲壮牺牲，二则痛心于失败的灾难性后果，三则担心有人利用他的作品为“抗战必败”的“失败主义”做文章。他唯恐人们对他产生误解，对抗战失去信心，所以，在作品里刻画最高统帅决心抗战到底的剪影，讴歌官兵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最后描写将军指挥两万“铁军”沿江南铁路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并且一举歼灭占领芜湖的敌军，克复了芜湖。这一光明的尾巴，固然反衬出南京保卫战最高指挥者的无能，作者大概也是想借此来缓解一点悲壮氛围的压抑，给人们以对中国军队的信赖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他在“后记”里强调说，“南京的一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从南京的失陷开始，一方面又从南京的失陷完结了。而徐州的一战，使中国在军事上从溃败和混乱的泥潭里振作起来；武汉的一战，使中国收获了有利于持久战的、宝贵的稳定；豫南、鄂北的一战，和最近洞庭湖畔的争夺，胜利的晨光已经开始熹微的、照着中国的军旗了。”
作为作家，他所要表达的意绪应该内涵于作品之中，可是，也许是由于南京之战本身与抗战形势的复杂性，阿垅在《南京》的正文之外，写下了长长的“后记”，对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加以透彻的分析，对自己描写南京保卫战失利的动机反复申说。他说，“第一，历史是一个真实。”“涂脂抹粉不但是笨拙，并且是罪恶。真实并没有什么毒，为什么非改变不可呢？”“第二，在事后说谴责的话，那是卑劣的。而在事后说英雄的话，同样并不漂亮，并且是无益的。既不是教堂中的谴责，又不是阿Q相的讥讽，目的是什么呢？是暴露么？——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作为暴露吧，假使这暴露的侧面给我们的是经验，是教训。经验是血肉所升华的，教训是错误所沉淀的。怕触到失败的原因，就没有经验，怕触到错误的事实，就没有教训了，虽然经验和教训是客观的存在着，如同那满垅金黄的秋稻丰饶而成熟的存在着。金沙也是客观的存在着的，苹果也是丰饶而成熟的存在着的，前者要人从泥沙中去淘取，后者要人从树枝上去采摘。不淘取，宝贵的金冠不会在人间出现；不采摘，香甜、红艳的果实会自己腐烂。而失败的原因和错误的事实，那也是历史的存在着的，铁一样的。让我们勇敢的承认这失败的原因和错误的事实吧！因为这等于勇敢的把经验和教训接过手来。过去是已经过去了，我们只有把握现在和未来，用经验和教训帮助我们把握现在和未来。但是，假如本书真有什么可以诅咒之处，无论是由于人的视觉的可怜，还是由于我自己的笔力的不幸，我都负责，让一切不洁全归于我吧！而抗战，它和神光一样，是那样神圣，那样崇高，那样光辉，那样不朽啊！”泣血之作《南京》，以其战争体验的真切、英雄讴歌的悲壮、问题揭露的犀利之深刻内涵，写实与诗情、题材与语调水乳交融之艺术表现，赢得了文学界的认可，1939年荣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长篇小说征文一等奖。
经受了南京保卫战等挫折之后，统帅部痛定思痛，反省教训，在后来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远征军第二次赴缅作战、广西反击战等战役中，调整战略战术，取得了足以雪耻的战绩。然而，政府当局未能将其标举的“抗战建国”的民主精神完全落到实处，害怕来自文坛代表社会舆论的批评。《南京》中的“暴露”与批评使得应该承担责任的政府感到十分棘手，不准出版，1940年作者做了一次修改，仍然未能达到官方的要求。领导抗战虽然提升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阴影并未完全消失，有些根本性的缺陷使得政府对待文化建设像战场指挥一样出现了失误。③
四、政略滞后
战争并非仅仅是前线作战，前线与后方、作战与后勤、战略与政略、军队与民众密切相关，战争不仅是对军队素质的严酷检验，而且是对政府与民众的严峻考验。正面战场的一些问题暴露了国民政府政略的滞后或错误。
兵源的充足与否、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国民革命军的兵源绝大多数来自农民。中央嫡系部队军官多为军校毕业，部队训练较为系统，军事素质较高，加上配备新式武器，战斗力较强。有些地方部队将领训练抓得紧，且有过战争的历练，也不乏能征善战之师。但一般地方部队，战前驻扎偏远地区，训练不足，武器既少且陈旧落伍，平时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耀武扬威，而一旦开上抗日战场，面对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日军，单兵作战能力明显处于弱势。全面抗战打响之后，我军伤亡严重，一次淞沪会战就损失25万人。中国没有预备役制度，兵源短缺，主要是去农村征兵。农村征兵至少有两大问题：一是基层吏治弊端丛生，有钱有势家庭的子弟想方设法逃避入伍，而贫苦农民子弟则要被送上前方。二是农民文化水平低下，许多人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加上战况紧急，不待训练，即投入战斗。这两个问题严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沙汀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了抗战时期兵源主要输送地四川乡间围绕着征兵展开的一场喜剧。如此产生的兵源难免会有对社会不公的怨言，怨艾情绪势必会影响到战斗意志。草明小说《梁五底烦恼》就披露出穷人靠顶替富家子弟当兵来赚取金钱、到了部队后再想方设法跑回来的现象。《南京》里也批评说，后政“给地方上的蛀虫们弄坏了，没有宣传，没有对被征人家属的优待和慰问，只有敲诈和恫吓，只有穷人被征兵，哪怕你是独子或者有隐疾。这样，这些新弟兄不但不会打仗，而且常常找机会开小差。”
有些部队上层腐败，战前虚报编制，吃空饷。开战以后，中央按照各部队呈报的人数来估计战斗力，部署战役，随时抽调部队。平时吃空饷的部队只好紧急补充兵员，匆匆开上前线，有的训练不到一个月，有的甚至一天也没训练过，恐怕连枪也不知道怎样放。这种部队军事素质如此，其战斗力可想而知。聂绀弩《记一个朋友的谈话》[5]，就通过留守武汉的某师秘书披露了这种情况。即使是精锐部队，没有吃空饷的弊端，但随着战争的推进，不断补充的新兵多数是训练严重不足的农民，只能是在战场上从残酷的死亡中学习。《南京》写道：新入伍的弟兄，“装子弹分解动作不知道是七动还是七十动；瞄准时左眼闭不拢，要人用手指按住，手指一离开就弹簧一样立刻张开；投掷手榴弹时，往往没有拉火绳就掷了出去，甚至连保险盖都没有打开。”在新兵教育训练的三个月期间，“他们仅仅完成了操场教练，没有射击教练，没有战斗教练，也没有土工作业。”敌机飞来，他们不是刺猬一样蜷缩在战壕里，就是看庙会一样暴露在阵地上。华北战场与淞沪战场题材的作品也都写过，新兵向敌人阵地进攻时，不是低姿寻机前进，而是直着腰杆冲锋，这样，就造成了不少无谓的牺牲。军事素质不高带来很多问题，包括不能利用缴获的新式武器。譬如小方报告文学《血战居庸关》就写到，我军以一排人的生命代价缴获了6辆坦克，但是没有人能驾驶，也没有那样大的炸弹或地雷将它毁掉，结果在我军阵地放了两天，终归又被敌人用新坦克拖了回去。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新兵训练有所加强，但由于农民兵源多，文化基础薄弱，适应战争的能力仍然是个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对华军援逐渐加大，其中包括许多新式武器装备。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为了快速提高军队素质，充分发挥新式武器装备的作用，1944年国民政府大力号召知识青年入伍，组建了一支由8万余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军，其中一部分补入中国远征军，在第二次赴缅作战中表现出色。
战地救护与后勤供应是保障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环节。可是，正面战场战地救护与后勤保障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长江《卢沟桥畔》写道，“许多人都喊着要到前线，然而真到前线，叫你感觉痛苦的事情才多。所以东北青年刘琪君到长辛店一看自杀了。……固然，我们也不赞成他那样自杀的行为，因为本来救国是一种艰难事，我们牺牲要有实际的收获，然而前线现象能令一个爱国青年自杀，太不是寻常的事情了。”接着，作品在正面表现29军官兵英勇抗敌事迹的同时，也揭示出战场上的问题：“这样忠勇的官兵，我们对于他们的待遇怎样呢？他们以他们的血肉，保卫了北方交通咽喉，他们诚然本于他们的职责，然而他们在敌人精利的炮火之下，死的死，伤的伤了，我们从未见过卢沟桥战场上有过担架兵，看护队，医官，野战医院等任何国内战争时皆所必有的设备！死的死了，死了，我们任他们英勇而牺牲的躯体暴露在原野中！伤的伤了，伤了，我们没有救济工作，流血不能止，有毒不能消！如果战况稍平，全赖我们未死未伤的战士配合当地民众作些救护工作。此等人既非有专门救护知识，又非有救护器具。我们看到许多受伤官兵被人扶着从卢沟桥走五六里路，到长辛店，其已完全不能行动之重伤，则用乡间之杆绳等物，将其不合理的抬上，有些本来尚不十分厉害的伤兵，经如此抬到长辛店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最觉得对不起为国伤亡将士的，是卢沟桥后方的长辛店，还没有半点战场医院设备，全赖平汉铁路长辛店医院的医师们自动慷慨出来做救护工作，否则他们更加痛苦了。”此外，后方交通运输、电信通信等，也不曾做应有的布置，紧急时刻全由战地民众承担。日军有完备的铁道、汽车等交通工具，而我军则全靠地方的毛驴大车等支撑。日军兴师动众，范围甚广，其后方近有丰台、天津、沈阳，远则为朝鲜、日本本土；而我军之后方则为宛平县第六区，“且此区区之一区亦非有组织有计划者”。军队所需之粮、盐、燃料、运输工具，修工事、救护伤员所需之人力，都要问之地方。作品结尾处，作者在充分肯定民众为国牺牲之精神的同时，追问“为什么国家对外抗战要令宛平县第六区独当接应前方之责？”卢沟桥之战是在日军一再挑衅下爆发的，国民政府虽然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已有心理准备与一定的战略准备，事变爆发后即紧急部署，密令中央军4个师北上增援；但同时，仍奢望中日直接交涉或通过他国斡旋干涉以“和平解决”。“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即是这种政略的体现。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华野心缺乏足够的估计，战略准备偏重于京(南京)沪地区，而全国性的战争准备与战地部署则远远不足，所以才出现了长江所描述的卢沟桥战场后勤保障严重滞后的现象。
如果说战场形势十分恶劣的溃败之战，有时无法顾及伤员尚可理解的话，那么一般情况下，尤其是打了胜仗，却不及时救护伤员，则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台儿庄作战歼敌7000余人，是我军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巨大胜利。但是，在英烈事迹可歌可泣的另一面，也有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伤痛又悲哀的现象。王西彦在报告文学《被毁灭了的台儿庄》里写道：“想想那些断臂残腿的伤兵吧，他们受着‘荣誉的伤’(——我在伤兵医院听到过妇女慰劳队对伤兵们这样唱)，却如同被遗弃了一般的，任意地把他们搬到一个角落里(——我在台儿庄南站那残破的站房里看到很多受伤战士，在哭嚎、在咒诅，为了所受的冷淡与虐待！)仿佛他们已经流了血了，他们已经成为多余的了！”萧雨报告文学《在冷雨下面》，也反映伤兵向后方转移途中受到冷遇。淞沪战场上，我方战地救护跟不上，有时没有医务人员为伤员包扎，担架队也寥寥无几，很多重伤官兵丢在战场，沿途流落，自生自灭，“伤无人抬，死无人埋”的怨声不绝于耳。时任少尉排长的阿垅面部、牙齿受伤后，即处于无人救护的地步，不得已而脱离了第一线。于逢《溃退》写到，广东战场，某团少校医务主任为了克扣属下担架排的薪饷，向上级诬蔑担架排排长，企图把他赶走，以便浑水摸鱼。任由一个病兵死掉在茅厕里，管也不管；许多病兵问他拿药，他说没有，却把药卖给老百姓，为自己捞钱。医务主任了解军队中的习气——溃败时，服装漂亮、挂着武装带的军官，时常成为散兵射击的对象，因为在军官身上多少有点可以拿走的东西——他预先化装为一个士兵，待到战事紧张，下属便找不见这个兜里揣着部下薪饷的少校主任了。琅珰《我们在宝山抗战中》写到，警察没有专门的医疗保障，在前线受伤的警察抬进县立医院时，院长和医生却统统跑掉。轻伤者自己走上三十多里，搭上在大场救伤的车子，重伤者，毫无办法地死去不少。作者愤怒地写道：“你想，国家平常拿很多的钱，成立这种救苦救难的医务机关，的确他们也以菩萨自居，但在这样空前的民族抗战里，菩萨们不在此时救苦救难，广结善缘，却驾起祥云，缥缈无踪了！真可恨！这伙缺乏私德和公德的冷血动物，我们实无以名之，名之曰双料汉奸。”宝山县立医院医护人员的弃职而逃，固然表现出国民性的弱点，但背后则存在着政府管理的严重缺陷。
政略与战略息息相关。阎海萍在华北战地随军采访两个月，完成报告文学《北线归来》，其中写到不少真实而动人的战况，也有对战事经验教训的分析。作者认为，自卢沟桥事变到7月29日29军撤出平津，虽然29军忠勇将士有伤亡，但“不过是一部分将士的激于义愤而已”。29军在冀察驻扎三四年之久，在任何地带都没有作下一点工事，就连卢沟桥事变后，军部所在的南苑也没有掘一条散兵沟或防空壕。截止7月20日，29军仍然保持驻防状态，既未集中，也没有展开。所以，平津的失陷，既不是战术的失败，也不是战略的错误，完全是政治的失败。作者还批评最高当局对游击战争重视不够。敌人武器优良，军需充分，军队训练有素，希望速战速决；而我方则武器落后，工业落后，军需不足，军队训练不够，不能不打持久战。日军凭借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企图两三个月内攻占若干重要城市，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而中国则应在“持久消耗战略”的总方针下，节节防守，坚强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力；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作者引陈诚语)。淞沪会战开战时我军攻势迟滞一天，撤退又错过最佳时机，造成严重的混乱，都是政略不当所致，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题材作品对此多有涉及。
1944年，日军为实施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投入50余万兵力，历时10个月，击退了中国第一、九、四战区及第三、六、七战区大量军队，占领了豫、湘、桂大片国土，摧毁了衡阳、零陵、柳州、南宁等7个中、美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中国损失军队50余万，损失的武器装备可用以装备40个师，大片国土沦陷，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损失如此惨重，原因相当复杂，譬如：中日军事实力对比；我军作战部署上，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致使中原战场兵力薄弱；各战区配合不力，没有很好地协同作战；部分军队畏葸怯战、有的不战而退，如广西全县守军在日军到达之前就放弃坚固工事而去，贵州独山、广西柳州守军稍加抵抗就匆匆撤退；还有政略方面的原因，1943年反法西斯盟国转入战略反攻后，日本在南太平洋战场开始出现颓相，中国最高当局一则以为日军一时没有余力在中国发动大的攻势，有麻痹思想，二则希望反法西斯盟国在南太平洋取得更快的进展，以保存中国的实力；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把豫中会战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将帅不和、军政不和、军民不和、官兵不和，“四不和”多与政略有关。豫、湘、桂会战我方损失巨大，因而，人民群众在对侵略者表示极端仇恨之余，对我军的弃守与溃败表现出强烈的不解与怨愤，文学作品对豫、湘、桂会战中存在的政略、战略与军纪等问题，亦多有反映与批评。如黄药眠18000行长诗《桂林底撤退》与黄宁婴2000余行长诗《溃退》，有较为全面的表现。朱荫龙《续独秀峰题壁诗》30首中也有一首以桂林沦陷之事讥讽白崇禧：“西南廿载厌闻兵，白起犹传善战名。小智偏工萁豆迫，大言徒使鬼神惊。无谋制敌空焦土，有意全师却退营。逃帅不诛逃卒死，从来功罪见分明。”黄炎培《黔山血》记载日军占独山，进逼贵州，国军闻风而逃的经过，诗人控诉道：“斯时文武官何在？未闻寇至先气馁。人人明哲藏身待，斯时百万兵何为？”
抗日战争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全民动员必不可少。国民政府在动员民众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对最后取得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民众教育工作存在着不少漏洞。譬如，《南京》写到，敌军欲攻中华门，苦于雨花台有中国守军，就派便衣队混进城外农村中。村子里忽然发现一些陌生脸相的人，穿着碍眼的、不合身的服装，农民却毫无警惕。这些人惊恐地呼叫“日本兵来了”，农民便立刻骚动起来，纷乱地绕过雨花台，抄近路向城里跑，一直跑到中华门。毫无战争知识的愚昧的农民，无意中给阴险的敌人带了路，加速了南京的失守和包括农民自身在内的30万军民跌入灾难深渊的步履。
1938年，发生两起政略严重失当的事件：一是6月9日黄河花园口决堤。经蒋介石批准，第一战区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决堤固然致敌损失千人以上，暂时迟滞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进程，但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至少50万人死于非命，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上千万人受灾。从战术来说，“以水代兵”古已有之，但就战略而言，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只不过延迟了日军进攻武汉几个月的进程，只能说是得不偿失；就政略而言，更是绝大的错误。抗战，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人民，而花园口决堤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与深远的后患，国民政府与新中国政府为了恢复黄泛区生态环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9年蒋介石败走台湾，黄河花园口决堤恐怕也是病根之一。当时，国民政府不敢承认系我方所为，通过各种方式大造舆论，归罪于日军的飞机轰炸。所以，抗战文学中不可能就此对最高当局提出批评，有的倒是对“日本轰炸黄河大堤”的控诉，用以激发抗日救亡热情。但是，描写黄河决堤灾难的作品，蕴涵着对灾难制造者的无比愤懑，这在后人看来，未始不构成对当局不点名的抨击。
另一事件是11月12日长沙大火。据说，蒋介石于1938年11月下达“长沙如沦陷，务将全城焚毁”的焦土抗战密令。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指示要距长沙70余公里的汨罗江防线被突破后方可焚城，且动手焚城之前务必先发空袭警报，再发紧急警报。1938年11月11日夜岳阳失守，当时汨罗江防线还控制在我军手里，距离岳阳130余公里的长沙还未到间不容发之际。可是，12日深夜，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此前已接受放火任务的长沙警备团不待搞清情况，也未按要求发放两次警报，便开始四处点火。长沙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大火足足烧了两天两夜，烧毁了大半个长沙城，政府机关、新闻出版机构、银行、学校、医院多数被毁，190余万石米化为灰烬，湘绣等文化财宝几乎毁尽，火海中丧生者政府公布3000余人，后来史家估计约2万余人。大火之后，舆论一片谴责之声。张治中受到处分，长沙警备司令丰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被处决。长沙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副对联：“四大政策一把火，三颗人头千古冤”，横批是“张皇失措”，讥讽当局所谓“焦土抗战”的失策。长沙大火后第五天，田汉与洪深等回长沙从事善后救灾工作，目睹惨状，田汉写下《重访劫后长沙》，其中有：“市烬无灯添夜黑，野烧飞焰破天蓝。衔枚荷重人千百，整瓦完垣户二三。”焚城之后的惨状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批评当局处置失当之意自在不言之中。
抗战时期，当局有许多政略失当的举措，在文学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如杨刚报告文学《浙赣战役中的敌情》，在指出敌军走向虚竭的同时，也评析了我方暴露出来的问题，属于军事范畴的有独立作战能力较弱，地图与通讯联络较差等，属于政略范畴的则有民众动员不够，汉奸清除不力等。葛一虹《怀念王礼锡先生——兼记作家战地访问团》告诉人们，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中条山作战，打退了敌人的6次进攻。“这里的士气很旺盛，地形是极有利于防御的，然而最重要的，中条山的能够屹立不动，卫将军说得好，是‘人和第一’！这对于‘摩擦’，真是一个何等严厉的讽刺。可是，随着时局的推移，大约在一九四〇年春，这位力主‘人和’，团结作战，拥有不少战功的将军竟然被撤职了。”[6] 卫立煌被撤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职并非偶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当局几次掀起排除异党浪潮，防范、遏止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及其影响扩大。葛一虹文章对当局的摩擦政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总的来说，抗战文学在正面表现正面战场的同时，对正面战场存在的问题也给予直逼真实的揭露与深刻剀切的分析。作品中虽然有时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激愤的情绪，但揭露与批评是缘于对国家与民族的挚爱、对我军恨铁不成钢的焦虑，是希望问题能够得到尽快解决，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正如田汉《前线巡历》所引罗卓英将军之语，“战争是一种‘淘汰’，只要我们能毅然改正战争所暴露的缺点，若干地区的丧失殆无关大局”。的确，在代表了人民心声的文学与其他舆论形式的一道推动下，国民政府对政略、战略、战术与军纪等不断加以调整与整顿，使正面战场局势从阴郁走向明朗，与敌后战场协同作战，共同努力，夺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有些根本性的缺陷，则讳疾忌医，积重难返，结果导致了内战的发生，直至国民党败走台湾。
注释：
①吴相湘《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议》，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2页。
②参照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文闻编《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
③1955年阿垅受到胡风冤案的牵连，被捕入狱，1967年病逝狱中，1980年始得平反。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南京》初稿初版，更名为《南京血祭》；200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第2版印行时，除了保留绿原所作《序言》(1987年8月12日原序，2005年7月7日校订)之外，加入“外三篇”：《在雨中走着》、《闸北打了起来》、《斜交遭遇战》，编者《出版前言》、何满子《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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