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理论及中国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经验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贸易开放度反映了一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但是中国贸易开放度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国内理论界一直没有形成共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学者对如何度量贸易开放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度量方法。因此，本文首先回顾了近年来国外有关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方法以及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开放度的测算、贸易开放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经验检验。
一、文献回顾
（一）关于贸易开放度度量的文献概况
最早的贸易开放度度量是从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的，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表示贸易开放度。由于这种度量方法简单、直观，所以一直为研究者广泛采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用外贸依存度来度量贸易开放度的局限性，因为一国外贸依存度受到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国内消费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贸易依存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贸易开放度的变动。Edwards(1998)指出，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扭曲严重，但仍然可能有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不能真实地反映贸易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对如何合理度量贸易开放度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总的看来，国外关于贸易开放度度量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由于外贸依存度并不能真实反映贸易政策，因此一些研究者根据贸易扭曲程度，选取一些与贸易政策相关的指标来避免上述问题，此类方法可统称为指标体系法。2.模型构建法。这种方法首先选取一定的指标，然后运用回归计量方法测算其理论预测值，最终通过比较选取指标实际值与理论预测值的差异来度量贸易开放度。
国外有关指标体系法的研究又可分为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类。道拉斯(Dollars,1992)的方法是单一指标法的典型例子。道拉斯法是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来体现贸易开放度，假设美国市场价格为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价格，其计算方程式为：
(1)
其中
分别代表特定的i国和美国国内可贸易商品价格，E[i]代表该国货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显然，当一国"Dollars"值较高时，则表示该国贸易开放度较低，反之亦然。一些研究者使用与贸易限制有关的变量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使用较多的变量有平均关税率、贸易数量限制(QRs)、集成关税率(CTR)等。但是，Anderson和Neary(1994)指出，只有当关税是贸易保护的惟一形式时，贸易开放指数才可以用平均关税率来度量。还有一些研究者采用外汇市场的黑市交易费用来替代外贸扭曲程度(Levine and Renelt,1992)。在单一指标法的基础上，一些研究者综合运用多种指标考察一国贸易开放度，Sachs和Warner(1995)就是综合指标法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采用“二进制”的做法，综合运用5类指标将国家分为开放或不开放两种类型，其选取的指标包括一国的平均关税率、进口非关税率、是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黑市交易费用(BMP)以及主要外贸企业中是否有国家垄断企业。Edwards(1998)将已有的9种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加以综合形成了一种度量方法，从本质上讲，Edwards方法并没有创新之处，但经验研究表明Edwards度量方法的准确性比以往任何方法都有显著提高。
在指标体系法基础上，一些研究者通过建立回归方程来构造贸易开放度指标。Leamer(1988)使用包含9个要素的Hecksher-Ohlin模型，对53个国家在三位数分类标准(SITC)的183种商品估计净贸易流量和贸易强度，然后利用贸易强度的预测值和实际值之差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Harrison(1996)采用萨默斯－赫斯特数据，用消费品相对价格对城市化指数、土地禀赋及人口等变量回归得到的残差值衡量价格扭曲指数，较高的回归残差值意味着较严重的价格扭曲程度。Patrick等(1998)运用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方、人口、人均GDP的平方做回归，并以此对贸易依存度进行修正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数。Stewart(1999)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提出以该国与其他所有贸易往来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为基础计算开放度的方法。Stewart方法以贸易实际流量与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贸易流动预测值之比作为贸易强度(trade intensity)，以计算出来的贸易强度来代替贸易开放度。
综合来看，各类贸易开放度代理指标存在着共同弊端，即难以准确刻画贸易开放度代理指标与真实的贸易开放度之间变动的必然联系。如道拉斯方法简单地把价格偏差看做是贸易政策作用的结果，但实际上像运输成本、货币及汇率政策等对商品价格都有影响，因此很难断定价格偏差的波动到底是贸易开放度变化的结果，还是其他影响贸易商品价格的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因此，尽管关于贸易开放度指标衡量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度量方法，但是大部分的指标都有其局限性，所以许多研究者在经验分析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往往同时采用两个或多个贸易开放度指标以进行比较。
（二）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概况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主要来源于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krugman and Helpman,1985)、促进资本形成(Rodrik,1988)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kruger,1985)等。以Romer(1986)、Lucas(1988)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贸易开放度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Barro和Sala-I-Martin(1995)认为，开放国家有更强的吸收先进国家技术进步的能力。Grossman和Helpman(1991)运用Lucas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发现贸易的开展促进了国内资源在物质生产部门和知识产品生产部门之间的要素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他们的结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已有知识存量，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要高于发达国家。
在理论方面尽管对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在经验研究方面学者发现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是关于贸易开放指标的度量。不同的度量方法、不同的贸易开放指标会产生不同的结论，研究者还没有发现完全反映贸易政策的贸易开放度的满意指标，同时样本空间选取的不同也导致了结论的不同。Edwards(1992)采用Leamer(1988)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方法，得到了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Stiglitz(1998)发现以对外贸易比重、价格扭曲指数以及平均关税水平表示的贸易开放度与人均收入增长具有很强的联系。Lee(1993)发现，以其构造的自由贸易开放度(FREEEOP)为基础构建的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运用五类二进制代理指标，Sachs和Warner(1995)推导出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自由化能够发挥其后发优势，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Harrison(1996)采用7种度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Harrison运用不同时期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当采用5年平均数据时，7种贸易开放度指标中有3种与增长有积极的联系；而使用年度数据时，7种指标中有6种统计意义显著。Wacziarg(1998)采用3种指标：平均进口关税率、平均非关税率(NTB)以及Sachs-warner指数的线性组合来反映贸易政策的开放度。Wacziarg使用了57个国家5年平均数据，发现贸易开放度主要通过带动投资促进增长，其影响超过各类因素影响总效应的60%。Edwards(1998)使用9种度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数分析贸易开放度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得出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加快了生产率增长的结论。Francisco等(1999)分别运用Dollars(1992)、Ben-David(1993)、Sachs和Warner(1995)、Edwards(1998)提出的贸易开放度的构造方法，结果发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联系。
二、中国贸易开放度的测算
结合近年来国外关于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的新进展，本文对中国贸易开放度进行了实际测算。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本文综合运用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建法，同时选取了多种指标来度量中国贸易开放度。已有的研究在测算贸易开放度时多选取截面数据(cross-sections)，本文为了考察中国贸易开放度随时间的波动情况，选取1978-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测算。在指标选取时，一方面考虑度量指标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考虑指标数据是否可获得。本文最后在实际测算时选取了5种度量指标。除了特别说明之外，数据选取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本文所选取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如下：
1.贸易依存度(TI)。TI由中国历年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计算而得。
2.实际关税率(TR)。由于名义关税率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关税水平，因此本文在度量中国关税水平时选取实际关税率。有学者指出虽然中国名义关税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偏高，但实际上以关税收入反映的关税水平远低于其他国家。实际关税率计算如下：
TR[,t]=TREVENUE[,t]/IMPORT[,t]
(2)
其中，TREVENUE[,t]、IMPORT[,t]分别表示第t年的关税收入、进口额。
3.黑市交易费用(BMP)。黑市交易费用衡量了一国汇率的扭曲程度，等于外汇市场黑市汇率超过官方汇率的比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宏观经济数据集。
4.道拉斯(Dollars)指数，度量了中国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用DISTORTION表示。由于可贸易商品价格在实际计算时难以获得，因此本文参考Dollars(1992)提出的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替代可贸易商品价格来测算。首先构造相对价格指数(RPL):RPL=P/(EP[,us])。由于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从1985年才开始有统计数据，在具体测算时本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替代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其中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选自世界银行的宏观经济数据集。然后，以RPL为被解释变量，人均GDP和人均GDP的平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构造RPL的预测值，记为
。最后，以实际RPL值与预测值的比值来衡量DISTORTION。
表1 5种贸易开放度指标计算结果
5.修正的贸易依存度，用ADJTI表示(adjusted TI)。为了反映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对贸易开放度的影响，本文采用Patrick等(1998)提出的模型对贸易依存度TI进行了修正：
以上5种贸易开放度指标的计算结果见表1。
三、贸易开放度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
（一）相关分折
采用pearson相关检验法，进行两类相关分析。
表2 相关分析结果
①DISTORTION简写为DIST。
第一类相关分析是检验5种贸易开放度指标各自之间的相关程度。从表2可以看出，TI、ADJTI、TR这3种贸易开放度指标的相关性很强，其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937、-0.875、-0.83，同时BMP、DISTORTION两种指标与其他贸易开放度指标的相关性很弱，均在50%以下。因此，以相关结果作为依据，可以将这5种贸易开放度指标分为独立的三大类：第一，TI、ADJTI、TR都是与进出口额、关税水平有关的指标，因此这3种指标表现出了较高的相关性。TR与TI、ADJTI的相关系数为负，说明较高的关税水平（衡量了贸易政策自由度）对出口增长起到阻碍作用。第二，BMP衡量了中国外汇市场的扭曲程度。第三，DISTORTION衡量了中国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
第二类相关分析是分别检验三大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联系。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1.TI、ADJTI、TR与GDP的相关性。从表2可以看出，这3种指标与GDP的相关程度都较高，分别为0.897、0.848、-0.798，说明与贸易量、关税水平相关的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经济增长联系较为密切。
2.BMP与GDP的相关性，系数为-0.319，说明外汇市场扭曲和经济增长联系较弱。
3.DISTORTION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009，表明贸易商品价格的差异与经济增长几乎没有直接联系。
由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贸易流量、关税水平表示的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而以外汇市场扭曲、贸易商品价格差异表示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并没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联系。但是，相关分析只是表明了各类贸易开放度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联系，而不能完全刻画出贸易开放度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本文以下部分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进一步研究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回归分析
增长理论(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表明，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的源泉：一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由于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因素提高了要素使用效率，带来了更高的要素生产率，从而使得相同的要素数量投入能够得到更大的产出。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主要是后者，即开放度的提高能够改善一国宏观经济政策质量，引进、模仿和吸收贸易往来国的先进技术等，使得贸易开放度通过影响本国要素使用效率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假设要素投入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力以及人力资本，改进的C-D生产函数为：
其中L[,t]、K[,t]、H[,t]分别表示第t年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投入量，A[,t]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即要素使用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上式分别同时取对数，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A为常数项，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在实际计算时，劳动力以全社会年底从业人数表示，人力资本遵循Barro和Lee(1993)的做法，用平均每万人在校中学生人数来衡量，物质资本存量的计算我们遵循了贺菊煌(1992)的计算方法，对1978-2000年期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行了推算。对(3.1)式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1)（见表3），回归方程、系数的统计意义均显著。回归结果(1)表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较好地解释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
假设贸易开放度通过改变各类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A而影响经济增长，且两者之间存在指数关系：
其中OPEN为贸易开放度，C衡量了贸易开放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将(3.2)式代入(3)式，并在方程两边同取对数，得到新的回归模型：
依次用 TI、ADJTI、TR、BMP、DISTORTION代替(3.3)式的贸易开放度变量OPEN，分别得到回归结果(2)、(3)、(4)、(5)、(6)。
表3 回归结果
说明：回归分析所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样本数据为1978-2000年。括号内数值为各变量的t检验值，***、**、*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回归结果表明以下几点：
1.有3种贸易开放度指标(TI、TR、BMP)的回归系数符号满足预期。从回归系数的符号来看，贸易依存度(TI)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黑市交易费用(BMP)、实际关税率(TR)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
2.有两种贸易开放度指标(ADJTI、DISTORTI0N)的回归系数符号不符合我们的预期。一般认为，进出口总额在一国GDP中所占份额越大，表明该国经济开放度越高，越有可能利用外部资源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但回归结果(3)中的ADJTI系数为-0.0035，说明修正后的贸易开放度越高，反而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这表明本文前面用GDP、市场规模(POPULATION)来修正贸易开放度并没有准确刻画中国贸易开放度变动的轨迹，即中国贸易开放度可能主要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回归结果(6)中DISTORTION回归系数为0.0063，说明中国可贸易商品价格与开放经济商品价格的偏离程度大，反而可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与一般经济规律不相符。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DISTORTION的指标构成问题。道拉斯提出用美国商品价格来代替开放经济商品价格，但本文经验结果表明并不能单单用美国商品价格来代替开放经济价格。因为美国国内市场本身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扭曲，对此一个可能的修正是用多个开放国家的价格进行加权得到综合价格指数。其次，本文相关分析已经表明DISTORTION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很低。这说明价格偏离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因此回归系数无法准确表示两者之间的波动情况。
3.从各种指标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来看，只有TI、DISTORTION两项的t统计值分别通过了1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其他3种指标回归系数的统计意义均不显著。DISTORTION一项虽然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根据前述分析，这一价格偏离指标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必然关系，因此也不能准确反映中国贸易开放度的变化。
由上述分析可知，尽管一些研究认为外贸依存度(TI)无法真实度量一国经济开放水平，但是本文研究结果证实外贸依存度仍是衡量中国贸易依存度的较好指标。比较回归结果(1)、(2)可知，回归模型(1)实质上是把要素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全部归结到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因此回归结果(1)中K、L、H的回归系数都大于(2)式。模型(2)用贸易开放度(TI)反映要素生产效率的变化，正的回归系数表明贸易开放度通过提高要素使用效率而最终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四、动态分析：贸易开放冲击反应模型
（一）模型的建立
为了刻画贸易开放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本文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建立一个有关经济增长对贸易开放度的冲击反应模型。作为结构式方程的简化形式，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为分析系统中随机扰动项对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一个ρ阶向量自回归模型VAR(ρ)一般形式为：
其中，y[,t]表示t时期的(n×1)向量(y[,1t],y[,2t],…,y[,nt])，Φ[,i]为(n×n)自回归系数矩阵，扰动项向量ε[,t]是白噪声的向量推广形式。
如果y[,t]满足协方差平稳条件，则从(4)式可以推导出向量移动平均模型(VMA)：
(4.1)式中系数矩阵Ψ[,s]的第i行、第j列元素为
，视为s的函数，称为脉冲响应函数(Hamilton,1994)。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在扰动项ε[,t]上加一个标准差冲击，对于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及扰动项对某一变量的冲击影响，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所有变量。我们仍以前述增长理论为基础来构造包括经济增长、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以及贸易开放度5个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但此处本文对变量进行了一些处理：考虑到贸易开放度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上，本文选取了经济增长率指标，用Y1表示；相应选用了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三类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分别用K1、L1、H1表示。根据前部分研究结果，冲击反应模型中中国贸易开放度选用外贸依存度TI表示。
（二）冲击反应检验结果及分析
由于冲击反应模型的检验结果严格依赖于随机扰动项满足白噪声序列向量这一假设前提，因此我们首先对模型的时间序列平稳性进行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时间序列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满足原假设条件。
脉冲响应函数检验结果如下图，其中图1、2、3、4分别描述了投资、劳动力、人力资本以及贸易开放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作用。
1.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新古典增长理论指出，由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趋于递减，因此导致了一国经济不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快速增长，并且各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着收敛现象。与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技术进步为给定外生变量的做法不同，新增长理论指出，如果内生技术进步阻止了要素投入边际报酬递减这一趋势，那么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有可能的，因此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本文经验结果为这两种增长理论同时提供了经验性证明。图1和图2显示，中国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确实存在收益递减趋势。新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具有多种表述方式，以Lucas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模型就是其中之一。由图3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具有长期效应。与要素投入不同，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体现在一个较长时段，而且其冲击效应具有向上的递增趋势，从而带来经济的长期增长。
2.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作用。图4表明两点结果：(1)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作用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开放初期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逐渐起正面冲击效应，之后这一作用又呈递减趋势。这说明在考察对外开放度、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必须做出时段区别。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由于在冲击反应模型中我们选取贸易依存度来衡量贸易开放度，因此这一结果的出现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一些特征有关。首先，中国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这种“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因素的影响，导致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波动性；其次，外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增长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东道国政府引资政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因此这一结果实际上也反映了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作用的波动趋势。(2)由图可见，现阶段贸易开放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作用还不是很明显，说明进出口贸易、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有限。
3.各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比较。比较图1、2、3、4，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了关键作用。运用方差分解法(variance decomposition)，通过求解扰动项对向量自回归模型预测均方误差的贡献度，可得到各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作用。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刻画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轨迹”：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的作用；现阶段贸易开放还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其影响效应存在递增趋势。然而，正如冲击反应模型表明的那样，要素投入具有边际报酬递减趋势。以资本为例，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投融资体制，单纯的资本数量扩张虽然在中国经济发展初期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当资本收益出现持续下降甚至恶化时，投资的盲目扩张、资本形成过快又直接导致了“粗放型”经济增长。这也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率在近年来的连续下降，如张军(2002)通过分析发现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与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表4 各类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比较
说明：表中省略了Y1自身扰动项的方差分解结果。
4.为了检验冲击反应模型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分别采用其他四种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ADJTI、TR、BMP、DISTORTION来代替VAR系统中的OPEN变量进行检验，得到两点共同结论：(1)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具有显著的波动性。(2)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率在长期中具有递减趋势。
五、结论
本文分别用外贸依存度、价格差异、实际关税率以及外汇市场扭曲等5种指标测算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开放度，并分析了各种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结论如下：
首先，用不同的指标来度量贸易开放度，会导致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经验结果的不一致。而且，从变量回归系数符号和系数统计显著性来看，尽管对用外贸依存度来度量贸易开放度存在较大的争议，但中国贸易开放度的时序测算结果表明，现阶段外贸依存度较好地刻画了中国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其次，贸易开放（以外贸依存度衡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时间波动性，说明在考察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作用时有必要进行具体的时段区分，同时与要素投入相比，现阶段中国贸易开放还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最后，本文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同时要素投入又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趋势，这部分解释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现象。因此，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对外开放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今后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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