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统”观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文统论文,观论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整个古代文学思想史看，宋代无疑是我国古代文统相对独立、发展和健全的关键时期。 文统的独立和健全，不仅影响了赵宋一代文学现象及其文学理论，更重要的是它使古人的文 学史观实现了从质文代变向文体正变的转变，很大程度上规范着此后文学的发展，其影响是 相当深远的。考察有宋一代文学发展的轨迹，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宋初到 欧阳修主盟文坛，是文统脱离道统相对独立的时期；苏轼及苏门中人登上文坛后，“文统” 不断健全，是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宋室南渡，“文统”相对独立，“文统”内部矛盾如体性 观、派别意识等不断出现，是文统发展的第三阶段。下面即分别述之。
文统的独立
宋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重道的一面，柳开、石介等人一登上文坛，即对沿袭晚唐诗风 的“西昆”诸人深致不满，为儒学复兴不遗余力。以得韩愈真传者自居的柳开，本着文以传 道或载道的思想，表达他的文学思想：“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注：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见《河东先生集》卷五，四库全书本。）
明显表示出重 道轻文。以复兴道学为己任的石介，力矫“西昆”之弊，于文独标“三代”、“两汉”和“ 钜唐”，将千古文章归于孟轲、扬雄、董仲舒、司马相如、贾谊、韩愈、柳宗元七人。将石 介此言与晚唐皮日休对照，不难看出晚唐时期皮氏严文道之别，而此时却又被石介混为一团 了，虽然他不忽视司马相如、贾谊之功，但其着眼点却是“道”。对韩文的肯定，也全在其 “道济天下之溺”这一点上。石介还专门写有一篇《尊韩》的文章，把韩愈卫道之文说成是 ：“自诸子以来，未有也。呜乎至矣！”（注：石介：《尊韩》，见《徂徕集》卷七，四库全书本。）
推崇可谓备至。与之类似的还有另一道学中人穆 修，其说见于《唐柳先生文集后序》中。凡此种种，都可充分显示出宋初文坛的崇道气息。
但是，从中唐古文运动开始，文道之别就渐次分明，赵宋立国之后，随着道学的不断发达 ，道学家越来越重道轻文，排斥甚至否定文的作用。“北宋五子”本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 极、为万世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宏志，重读先秦儒学经典，舍传求经，进行儒学新构。 他们以儒学正统者自居，孔孟之外，皆被排除出纯儒之列，故而，他们对“文”极端轻视甚 至漠视，文学观完全淹没于其道学观中。主张“文以害道”的程颐，即从“道学”纯粹的角 度表现出对韩愈的不满，认为应该先有德然后才有言，韩愈则学倒了，进而，他对包括韩愈 在内的所有唐人，都无好评，认为都不足以辅翼圣教，只不过是“学之末”（注：程颐：《答朱长文书》，见《二程全书》。）
，对整个唐代 文学进行全面否定，敦促后学以圣贤事业为念。其重“道”斥文之心，可以想见。
在“道统”论者排斥“文”的同时，一部分“文行之士”从另一方面看问题，他们承认道 的重要性，但并不否定文的作用，取文道兼崇的态度。从宋初到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主 盟文坛这段时间，在与道学家进行文道之争的时候，司马光等人在崇道的同时并不排斥文， 其思想上表现出谋求文道统一的倾向。在此风潮之下，复兴儒学之士当然最受推崇和关注。 《答李观书》中，李觏对孟轲直到当时的王禹偁、孙丁等人，都进行了品评，先秦孟轲、 荀子最受他推重，汉代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则被视为杰出的文章家，唐代“文起八代之衰 ，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和立志“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也受重视。宋代文人中，欧阳修 最受称道。跟李觏一样，宋祁在《新唐书·韩愈传赞》中也曾盛赞韩愈掀起复古之风，虽没 有完全忽视韩文，但对他的历史定位，却全在突出其复兴儒学之功上。受此风影响，对当代 文宗的论定，也基本上以得道与否为立论的基础。韩琦在《祭少师欧阳公永叔文》和《欧阳 少师墓志铭》两篇文章里，都从振兴儒道的角度落笔，盛赞欧阳修：“自唐之衰，文弱无气 ，降及五代，愈极颓弊，惟公振之，坐还醇粹，复古之功，有时莫二。”（注：韩琦：《祭少师欧阳公永叔文》，见《韩魏公集》卷九，正谊堂全书本。）
对欧阳修的认识 ，正基于他使宋代文学“坐还醇粹”，即上承“子长、退之”的复兴儒道而来，所以“复古 之功，有时莫二”，以欧氏配司马迁、韩愈，为千古以来复兴儒道的第三人，评价可谓高矣 。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欧阳修生活的时代正是道学家排斥文最厉害、文道之别已相当明显的 时期。在道学家以道排文的同时，文行之士们纷纷注意起“文”别于“道”的特性，努力寻 找文道相沟通之处。以天下文宗自任的欧阳修跟石介争辩的焦点，就是要不要“文”的问题 。欧阳修承认有德者必有言，但是他对诗文的文学特性也持肯定态度，不放弃舒徐委备的文 章之美的追求，而石介则认为虚文无用，有道为内核，无须“虚文”。
真理愈辩愈明，争辩的结果是文道之别更显突出。作为辅教大师的契嵩，在谈到文学时， 即严分“人文”、“言文”，把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学内核视为“人文”，而以章句文字为“ 言文”，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人文资言文发挥，而言文藉人文为其根本”，以儒家之道 为文之内核，但同时并不忽视“言文”。并说：“欧阳氏之文，言文耳。”（注：契嵩：《文说》，见《镡津文集》卷八，四部丛刊本。）重道（“人文 ”）轻文（“言文”）之意甚明。《品论》中，他对荀子、扬雄、司马迁、班固、贾谊、董仲 舒、司马相如直到韩愈、柳宗元、李习之等这些被宋初诸人列为传道者的文章进行逐个品评 ，或“尽善而未尽美”，或“义寡而词繁，词人之文也”，或为“文之杰也”，或为“文之 豪也”，或在“文词之间者也”（注： 契嵩：《品论》，《镡津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虽然在“人文”这个总的前提下，这些“文”都处于第 二位，但从他这些具体评论中却不难发现，契嵩基本上是就其文风立论，可见其立论虽有一 个“道”根，但讲的却全是“言文”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再如司马光，严“文”、“辞”之 别，《答孔司户文仲书》一文中，他将辞赋以至杨、墨诸子皆列入古“辞”一类，别于古之 所谓“文”，严别“文”“辞”，虽然是重“文”（载道之文）轻“辞”（不载道之辞），走的 仍是重道轻文的老路，但他能把并不“载道”的诸子散文纳入“辞”中，为后人认识这些“ 辞”的审美特征提供了前提。还有王安石也是严别“文”、“辞”的，而且他还对“文”从 两个方面进行阐发，认为文道二者是并驾齐驱的：“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 不必巧且华。”（注：王安石：《上人书》，见《王文公文集》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页。）
虽然他的言论并没有触及“道”这个“文”之根本，但对“巧且华”的“ 文”的重视，显然更重了一些。
从欧阳修、石介的各执己见，到毕仲游指出文道两离的渐成风气，可以看出当时文道之争 已相当激烈，文道之别已十分突出。虽然司马光、王安石等人的言辞都多少表现出重道轻文 的倾向，但是，毕竟文辞之别，为“辞”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于是诸子之文和带有藻饰之风 的屈骚汉赋也就相应地获得承认。刘攽在《公是集序》中，即跟司马光一样，指出诸子之 文及屈骚得以流传于后，并不在于其是否传道，而是因为自古以来的“贵文”传统，强调“ 文”的审美功能而不是其载道与否。
文统的健全
前修及时贤们的这种思想，在苏轼那里有了更为清晰的表述。虽然苏轼对儒学之道也有颇 深的造诣，但“蜀学”毕竟跟“洛学”有很大的区别，苏氏父子身上那种先秦策士的风习， 跟洛中的纯儒大不相同。因此，苏氏父子兄弟释经，多具对先秦儒学“解构”的作用。与此 同时，横溢的才华见诸笔端，又使天下文风为之一改，使得天下文士皆与斯文，“忽焉若潦 水之归壑”（注：苏轼：《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见《苏轼文集》卷六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 979页。）
，成为事实上的天下文宗。在苏轼的身上，“文”的分量显得较司马光、欧阳 修等人更重一些，而“道”则相对较淡，特别是他以“蜀学”代表人物的身份与作为“洛学 ”代表人物的程氏兄弟进行争辩，使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为明显。更不必说苏轼自己也 是以承欧阳修之后为“文”的继承者自居，甚至还为未能寻得合适的继承人而感慨。
不过，苏轼于文道之间略有轩轾，但他对“文”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太过于注意，因此其为 文多任意而发，随手走笔，“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 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注：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第1418页。）
，破体为文，特别是他寄胸臆于“小词”，客观上起到了推 尊词体的作用，在当时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苏轼的影响，“苏门”中人如“四学士”、 “ 六君子”等，虽然没有悖“道”之论，但其用力用功之处已集中于“文”，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他们自己也基本上是以文士自居的。跟其师不同，“四学士”们已经很少因为文道关 系 与道学家有什么不愉快了。
就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相互依存一样，文士另创“文统”，不与“道统”纠缠不清，道 学家们自然也是乐得清静，无意为文道关系多费口舌——在这样的格局下，“文统”终于相 对独立了。毕仲游在《文议》中，便指出了“世之谓文者，不系于德；谓德者，不系于文” 的分文别道现象。进而，汪藻提出了“文自成为一家”（注：汪藻：《鲍吏部集序》，见《浮溪集》卷十七，四库全书本。）
之说，实际上是想在文学范围内清 理出一个有别于道统的“文统”来。在《鲍吏部集序》中，汪藻把文道的分离，划分为四个 阶段：第一阶段，“理至而文则随之”，文道未判，以六经为代表；第二阶段，《左传》、 《离骚》“稍与经分”；第三阶段，汉代重经术的董仲舒等人与重文章的司马迁等人，已经 到了“已不能合而为一”的地步；第四阶段，汉代以后，荡而不返，“流别而为六七，靡靡 然入于流连光景之文哉”！比较汪藻此言跟司马光等北宋诸人的意见，可以看出汪藻的进步 之处在于，他立论的基点已经从道转向了文，且指出了道文相斥的事实，他慨叹“学者用意 太过，文章之气日衰”，却并不因“庶几其复古矣”而高兴。
与文道分离观相呼应，文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强调。洪迈在《容斋随笔》的“文章小伎”条 中，从《易》出发，以孔圣、曾、孟立论，对这一“小伎”作了全面而充分的肯定。虽然仍 本着文以载道的旧前提，但洪迈已不再追究文如何载道了，转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作为载 道之具的“文”的重要性上，而且，在他那里，“道”也被理解得更加宽泛，不再仅仅是儒 家之道，而且还包含老庄、释氏之“道”。如此彼消此长式地理解文这个“小伎”，流露的 就全然为重文之意了。虽然洪迈并没有将其文学史观全面展开，但他能注意到庄、列及佛经 的价值，就已经为不同文风的形成找到了原因，某种程度上，还为不同文体的出现，留下了 进一步的解释权。
“文统”的相对独立，也就意味着“文统”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文被看重的同时， 文的审美特性也被看重，于是宋人的文学史观出现了由重“理”向崇“美”的转变。以文人 自 居的张耒，就不再从崇道溯文的模式去看“文”，而是从文之“美”的角度着眼，对《左传 》、《离骚》进行重新审视，表现出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尊重。对司马迁、韩愈，即是从其文 章方面去看的。他认为司马迁的文章疏荡明白，简朴而驰骋；韩愈之文，放逸超卓，不可收 揽。于宋兴之后，张耒最重欧阳修：“而庐陵欧阳公始为古文，近揆两汉，远追三代，而出 于孟轲、韩愈之间，以立一家之言。”（注：张耒：《上曾子固龙图书》，见《张耒集》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5页。）
）这样，张耒就清理出一条由左氏、离骚、司马迁 、韩愈到欧阳修的文学发展史的脉络。表面上看，它跟宋初重道者所论继承“道统”的脉络 没有太大的差别，只多了左丘明，少了扬雄、王通等人，但是，其表面近似的背后，却有着 本质的差异，因为张耒所“喜”者为文之“美”而非其内蕴之“道”。这就说明，当初司 马光、王安石所持贬文的态度已被张耒扬弃。在这样的基础上，宋人终于建构起较为健全的 “ 文统”思想了。
文统的分化
随着“文统”的健全，宋代还出现了分“统”论文的思想。
首先，史统从“文统”中分离。随着史统分离，司马迁等人被视为别“宗”。王十朋《问 策》谓：“秉中笔者众矣，司马迁为之宗；自班（固）、范（晔）而下，虽人自为家，其大概则 沿袭《史记》之旧”。将司马迁树为“史统”之宗，不再列入到承继先秦儒学孔孟之道的范 围之内，而班、范等人，源自司马迁“史统”，也不再跟“文统”相干了。邵博也曾说：“ 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注：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四，四库全书本。）
将不同的文风归于不同的来源，也显示 出经史分统之意。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从他褒韩贬柳的态度中，也不难看出以经为正而以 史为变的意思。
其次，骈散分统。破体为文，本是宋人所长，但是，随着本体意识的加强，诸体之文各成 统系，宋人也有了与散文相对应的单独的骈文史，陆游在《入蜀记》中就曾表述过其骈文史 观，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骈文与古文此消彼长的过程，但重视古文的陆游在行文之中即于倡为 古文的欧阳修与倡为骈文的杨（筠）、刘（亿）之间略有轩轾，不仅可以看出他对不同文体特性 的尊重，更有以古文为正而以骈文为变的意思。刘克庄也曾在《平湖集序》里，分析骈文（ 韵文）与古文的不同功用；在《徐先辈集序》中，则清晰地阐述了其骈文史观：“世谓堆故 事、参骈语起于唐，不知自西京邹、扬辈已然，至唐尤甚尔。及韩、柳出，而后天下知有古 文，然韩、柳能变文字之体制，而不能变科举之程度。”（注：刘克庄：《徐先辈集》，见《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六。）
立论的前提也是以韩柳古文为 先秦儒经之裔，而以骈文为变文之体。
再次，诗文分统。对照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中所述，可以发现，欧阳修的诗学史观 跟前面所引述的古文史观，有着很大的差别。他所理解的诗统，没有司马迁、扬雄等人，却 多了苏（武）李（陵）、曹（操）刘（桢），于汉代以后，犹能取“宋齐”两朝。于唐代，也不单取 韩柳，而是以陈（子昂）、沈、宋、王（维）、李、杜为诗统的承继者。这些差别足以说明，欧 阳修已心存分诗文为二统的意思了。随着江西诗学的发展，到晚宋江湖派登上诗坛时，诗歌 的体性特征更趋明显，严羽即认为不可以用“健”字来评诗。《竹溪诗》、《跋方俊甫小稿 》里，由于更加遵守诗的体性，刘克庄以“本色”为由，直接将韩柳倒置，跻柳于韩之上：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注：刘克庄：《竹溪诗》，《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四。）
其所谓“本色” ，当然也就是指诗之体性特色了。虽然在尊韩之声不绝于耳的宋代，显得有些特别，但却正 好说明刘克庄那个时代，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诗体意识。虽然刘克庄还没有说出诗高于古文 的话，但到宋元之交，刘将孙等人却将他这层意思直接表述了出来，认为诗乃文之精者，一 切文皆出于诗，虽有失偏颇，而且立论时也基本上就韵文言之而不及古文，但这种意识多少 让人感觉到有正变的意思，至少在古诗和近体之间是有所区分的。其中至为显著的例子如张 戒《岁寒堂诗话》分五“等”论诗（注：张戒《岁寒堂诗话》中有“国朝诸人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 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的话，并依次论述近不如古之意，可见其以往古 为正，而以来今为变之意。）
，南宋时朱熹三等论诗（注：朱熹《答巩仲至第四书》（四部丛刊本《朱文公全集》卷六十四）中即有：“古今之诗 ，凡有三变……”等话，并具体指出如何由近返古，其三等论诗已明显含有正变之意了。
），直到严羽提出“辞理 兴象”四者为标准，正式以汉魏古诗、南朝、李唐及“本朝”诗为四等。由此可见，在诗文 分统之后，与前人相较，宋人对诗是“言志”还是“缘情”等传统议题，已热情大减，相反 ，他们更重因“体”论诗，从诗之体性方面对诗进行正变区分。
最后，是最为典型的诗词分统。北宋时期，基本上持词乃诗之变的诗词一统词史观，以词 为古诗之苗裔，黄庭坚、王灼、黄裳等人虽然具体论述小异，但其词史观基本上都是这个调 子。周必大甚至从词句之短上古已有之为由，认为在虞舜之时，词体即已萌芽，颇能体现宋 人推尊词体的良苦用心。但是，词那种“要妙宜修”的体性特征和莺歌燕吭的娱乐功能，毕 竟跟传统意义上的“言志”之诗有很大差别，因此，随着词体的发达，其脱离诗统的离心力 也就不断增加，同为苏门中人的陈师道即有“本色”的要求，对词之体性特征别具会心。李 之仪在《跋吴思道小词》中也另成词统。李氏的跋文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他提出词以“ 《花间集》所载为宗”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在《诗经》之外，另创了《花间》“词宗”，从 而为“词统”立下第一块基石。其次，他注意到词的体性特征与诗有别。他认为长短句的词 “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这就从体性上将诗与词区别开来了。再次，他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词史观。从其论述中不难发现，他将词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唐末以前以 诗句加和声的阶段；唐末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的阶段；柳耆卿铺叙展衍韵终不胜的阶 段 ；张子野矫拂而振起之的刻意追逐阶段。如此清理词的发展历程，界定词的体性特征，基本 上为“词为艳科”定了基调。南渡女词人李清照在《词论》中，进一步提出“词别是一家 ”的说法，从声情格律等理论方面支持了李之仪的观点。从词统由诗统中分离出来的过程， 我们不难看出，两宋之交，词统的独立已有了相当的理论基础，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包含 着正变之意。当王灼等人以词续乐府之统时，那么苏轼（张子野为先声）那种“高处出神入天 ，平处尚临镜笔春，不顾侪辈”的抒怀之作，以及由此开创的“豪放派”词风，就理所当然 地成为词之正宗，为词之正，而《花间》、柳永等词风则只能为变了。一旦李之仪之论成立 ，那么，《花间》词风即成正宗，而苏词及其词风追随者们之作，就只能是变调了。所 以说，宋代词坛豪放、婉约之争的文学现象，反映的却是诗词分统之后词坛正变之争的实质 。
分体成统，也就表明每一种文体的“统”内，都有了“正统”与“非正统”的区别，这也 就意味着宋人有了不同文体各自的正变观。这是宋人“文统”观深化的表现，也是宋人文统 观对其文学史观最显著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为宋人文学史观从前此的质文代变向着文体正变 方向的转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观上，这是一次巨大的转型，其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除此 之外，宋代文统的健全，还使得文统内部的矛盾不断上升，并以文体论和文派论的形式表现 出来。宋人的破体为文、推尊词体以及后来的辨文别体，宋代文人以地域、性情等为基础形 成林立的诗派，彼此诟病，相互争辩，都可以说是文统健全后其内部矛盾不断冲突的表现。 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余 论
“文统”的健全和发达，使宋人的文学史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只是时不时会有“回流” 的情况，无论是在文行之士还是理学家方面，都可找到代表性的人物。不过，总体上讲，文 道分统已成大势所趋，这种发展大势，甚至使理学家们的文学史观也发生了某种变化。二程 之后的朱熹，重道轻文，以文人为耻，为其文学史观打下了理学家的底子。但是他并不忽视 “文”的存在及其价值，而主张将二者分离开来，不以文乱道，也不以道衡文。这无疑是受 “文统”独立思想的影响了。
由于有了文道分统的思想，因此，朱熹能较为客观地认识各种文体的产生和发展，从而构 成其“文统”观。如对当时新兴的文学样式词（长短句），朱子持其源于乐府的观点：“古乐 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 子便是。”（注：《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33页。）
虽然有推尊词体之意，但所论全为词之体性的来源。再如，他并不排斥以《 文选》为代表的六朝文学。《朱子语类》中记有他主张并学六朝、李杜以完善诗学的言论， 而且，他对《文选》还特别看重：“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 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注：《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26、3302页。）
将“六朝”诗作为“好底”与唐代李杜之 作相媲美，反对“峣崎”之风，注重的也是文风文体的问题。最可注意的是，朱子在讨论 文运与世运的关系时，看到的不是治世之音的安乐和美，也不是亡乱之音的繁乱哀思，而是 刚好相反：“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 ，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注：《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02页。）
）这样的观点，彻底打破了质文代变文学史观那种文运关乎世 运的旧说，表明他对文章之学独特质性的认同，最主要的，它表明宋人的文学史观与前人相 比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受当时文坛辨体之风的影响，朱子对诗体也有较深刻的认识。集中体现其诗学史观的，是 他那篇《诗集传序》。跟一般理学家重雅颂而轻国风不同，朱熹从风雅颂三诗的不同起源， 找出了它们各自正变的原因。这种正本清源的功夫，可以说是其勇于格物的重大成果。体现 出来的仍是他受“文统”影响的文学史观。以此为基础，朱子还对诗之体性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探讨，认为古人作诗，体自不同，雅自有雅体，风自有风体，体与体之间不可混乱，谈不 上雅降为风，只从体上认识《诗经》中风雅之别，而不带褒贬色彩。在那篇《答巩仲至》的 文章里，他更将自古诗歌的发展，概括为三等：“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 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 一等。”（注：朱熹：《答巩仲至》，见《朱文公全集》卷六十四，四部丛刊本。）
在朱熹所列第一等诗中，皆为传道之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并不只及《诗 经》，而是包括《书》、《传》所记虞夏以来韵语以及《楚辞》、《文选》、“汉魏古词” 甚至郭璞、陶渊明等人的作品，取径是较为宽泛的，作为道学家，诚属不易。
朱子之后，作为宋末理学殿军人物之一的魏了翁，其文学史观就又显得要通达些了。对于 本朝文学，他也并不如真德秀那样以濂洛诸先生为宋文的代表，而跟文学家们一样以欧、苏 等人为宋代文学的代表。虽然也是因文观人，以德为先，但是，他明确表示苏轼乃“辞章之 宗”，肯定其作为文人的地位，不废文章之学，态度较前期理学家缓和多了。
总而言之，“文统”的相对独立，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它把一切文学 现象都纳入到一个有机的系统之中进行审视和考察，犹如一个独立的操作平台，对文学现象 进行归类和定位，刺激文学创作自觉性的同时，也加强了文学思想的理性自觉。作为文学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文统”的健全，宋人的文学史观也表现出理性的自觉，那就是宋 人的文学史观不再表现出执意复古或锐意创新的偏执，以及彼此更替或交织而给人的随意性 或不确定性，而显得理性化，较前人更加全面且更具理论色彩，也更能揭示文学的本质。而 且，文统的健全，文统内部矛盾的不断显现，使得宋人及以后各朝的文人，更多地将关注的 重心放到了诸如文体、文派、文法等“文”的特性上，这无疑对揭示古代文学的本质特性起 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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