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与正史在史实上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史论文,资治通鉴论文,史实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7)02-0094-(07)
《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是司马光以历代正史为主要数据、参考其他史著而撰成的名著，尤其是三国之前更是以正史为主。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问题在于，采择正史数据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要对原始史料进行取舍、加工或改编，再加上流传致讹等原因，就使《通鉴》与正史产生不少差异。这些差异涉及面极广，不是一二篇文章所能写完的，因此本文拟从《通鉴》在时间、地点、官职、人名、数量等方面的差异作一概述。
一、时间差异
在时间上，司马光比较尊重正史的记载，特别是在很多重要的史事，如帝王即位、封爵、重要战争等，几乎都与正史相同。但也不是每一件重大史事的时间记载都与正史相同。笔者比勘数书、时间不同者亦有数十条之多。①大致说来，时间差异有同年月不同日、同年不同月和年份差异三大类。
1.同年月不同日
《通鉴》记载一些史事，与正史在具体时间上有差异。
其一是记载不同而《通鉴》为误者。如吴琅邪王孙休至曲阿的具体日期与正史有不同。《三国志》记载为：“（太平三年，即魏甘露三年）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叩头曰：‘事久变生，天下喁喁，愿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进及布塞亭”②，《通鉴》记载此事发生于“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有老公遮王叩头曰：‘事久变生， 天下喁喁。’是日，进及布塞亭”。[1]（卷七十七甘露三年[8.4]）十月壬戌朔，戊寅为十七，无戊午，《通鉴》无考异，此可能是偶尔笔误。③类似的戊午与戊寅之差异，还有《通鉴》卷七十六正元二年[1.2]：“（正月）戊午，师率中外诸军以讨俭、钦”，戊午为戊寅之误。④
其二是记载不同，可能是形近传抄而误者。《通鉴》卷六十一兴平二年[5]载：“夏，四月，甲子，立贵人琅邪伏氏为皇后；以后父侍中完为执金吾。”这段史料有两个出处：一是《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夏四月甲午，立贵人伏氏为皇后”；另一段是《后汉书》卷十下《伏皇后传》：“兴平二年，立为皇后，完迁执金吾。”四月无甲子，甲午为二十三日。⑤子与午形近，可能是传抄而误。
其三是据其他史料确定时间。如魏文帝禅代日，《三国志》载为延康元年“冬，十一月……庚午，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延康为黄初，大敕”。[2]（卷二《文帝纪》），而《通鉴》载为十月“辛未，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岳渎，改元，大赦”。⑥十月癸卯朔，庚午为二十八，辛未为二十九，前后相差一天，《通鉴》有考异，从《献帝传》记载。⑦
2.同年不同月
同年不同月的情况比上述同年月不同日更为常见，而且大多难以判断正误。
第一类是形近而导致的差异。《通鉴》载黄初四年魏吴交战：“二月……会天大疫，帝悉召诸军还”[1]（卷七十黄初四年[3.3]），《三国志》卷二《文帝纪》则系于三月。《通鉴》亦无考异。⑧《通鉴》卷七十黄初五年[1]载“春，二月，帝自许昌还洛阳”，而《三国志》卷二《文帝纪》则记为“三月，行自许昌还洛阳宫”。既无裴注亦无考异。⑨类似记载还有一些，如“正月”与“二月”、“二月”与“三月”、“十一月”与“十二月”的差异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三国志》成书虽远远早于《通鉴》，然由于没有其他旁证数据，我们仍难判断孰是孰非。因为此类差异完全可能是传抄中的形近之讹。
第二类虽不是形近之讹，但无法判断其正误。如《通鉴》嘉平五年正月载“诏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⑩一条，而《三国志》则明确系于八月。(11)“正月”与“八月”恐难作为形近而讹，《通鉴》无考异，笔者也无其他可靠数据来印证，故只得存疑了。又，《三国志》卷四十八《三嗣主传》载“天纪元年夏，夏口督孙慎出江夏、汝南，烧略居民”，而《通鉴》系于咸宁三年（即天纪元年）十二月，称“冬，十二月，吴夏口督孙慎入江夏、汝南，略千余家而去。”(12)《三国志》无裴注，《通鉴》无考异，同样无法断定其正误。
第三类大致可断定是《通鉴》之误。《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载：“后十四年夏，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此处的“后”字当为衍字，因为前面记有“十一年”之事，“十四年”即延熙十四年，费祎屯汉寿是该年冬天，无明确月份。而《通鉴》卷七十五嘉平三年[15]则将他还成都、屯汉寿时间都定为十二月，显然是错误的。(13)
由此可见，《通鉴》在月份上与正史存在的差异，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因为这里问题确实比较大。
3.年份差异
年份差异也有不少例证，既有难以判断正误者，亦有《通鉴》失误者。
无法判断正误者，如赵衢等人杀马超妻子之事，《通鉴》称建安十八年“九月，阜与叙进兵，入卤城，昂、奉据祁山，以讨超。超闻之，大怒，赵衢因谲说超，使自出击之。超出，衢与梁宽闭冀城门，尽杀超妻子”(14)，《三国志》则为建安十九年正月。(15)《通鉴》无考异，《三国志》无裴注，故难以判断正误。又如姜维上表后主请以张翼、廖化督诸军护阳安关口及阴平桥头事，《通鉴》系于景元三年年末[1]（卷七十八景元三年[5.3]），而《姜维传》载系于景耀六年(16)，前后相差一年。(17)《通鉴》大约是根据《三国志·钟会传》“景元三年冬，以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的记载来确定时间的，但毕竟钟会都督关中时间并不一定是姜维上表时间，因为两者之间应该有个时间差。因此，既不能断定景元三年与景耀六年孰是孰非，也不能确定姜维上表时间是否在景元三年冬。
《通鉴》记载失误者有数条，如《通鉴》记载蒋琬卒年为正始六年“冬，十一月”(18)，董允卒年为同年十二月(19)，而《三国志·后主传》则称：“（延熙九年）冬十一月，大司马蒋琬卒”[2]（卷三十三《后主传》）；《董允传》载“（延熙）九年，卒”。[2]（卷三十九《董允传》）魏正始六年为公元245年，蜀延熙九年为公元246年，两者相差一年。若无其他数据印证，大致可视作《通鉴》之误。
如果说上面一例还不足以说明司马光记时有失误，那么下面再举例证之：
初，仪为先主尚书，琬为尚书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祎密表其言。十三年，废仪为民，徙汉嘉郡。[2]（卷四十《杨仪传》）
《通鉴》系于建兴十三年[1]（卷七十三青龙三年[3]），仅删削上条史料中“十三年”这一时间。建兴十三年即青龙三年。但细读《三国志》原文，可知“祎密表其言”应该在建兴十三年之前。显然，司马光删削了“十三年”，将前后发生在不同年份的事件混淆在一起了。由此，笔者以为，凡《通鉴》与正史有年份差异者，必须严加考证，谨慎处理。
二、地名差异
从陈寿著《三国志》到司马光撰成《通鉴》，经过近八百年时间，虽然司马光非常忠实于原著，但在时代变迁过程中，由于郡县划分、地理沿革以及地名变易，或是文字变化、传抄讹误，或是司马光采纳其他典籍数据、乃至他个人失误等原因，使《通鉴》在地名上与正史也产生了不少差异。
首先讨论地名形近字异问题。形近字异出现原因十分复杂，既可能是文字本身发展的结果、所据著述的不同，当然也可能是传抄之讹。实际上，若进一步细分地名差异，可区分为音同字异、字异义同与字异义异三大类。
首先讨论音同字异。《通鉴》卷六十六建安十五年[6.1]：“初，苍梧士燮为交趾太守”，《三国志·士燮传》称“交址太守”。“交趾”与“交址”音同形异，实为同一地名。其实，《三国志》两者并用，如卷六十五《楼玄传》载“（孙）据到交址，病死”，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西戎传》则称“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后汉书》与《三国志》相同，也两者并用。《通鉴》则统一为交趾。实际上，在《通鉴》中这类例证很多，如“番阳”与“鄱阳”、“丹阳”与“丹杨”、“合淝”与“合肥”、“敦煌”与“炖煌”、“牂柯”与“牂牁”、“钟提”与“钟题”、“江油”与“江由”等等。
其次是字异义同。蜀亡后，司马师宴请刘禅，却正教刘禅避害之语在《三国志》与《通鉴》中是不一样的：一为“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2]（卷三十三《后主传》引《汉晋春秋》），一为“先人坟墓，远在岷、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1]（卷七十八咸熙元年[7.3]）实际上，“陇蜀”与“岷蜀”字形虽然相异，而实际并无不同，都指代蜀国旧地而已。还有“骆口”与“骆谷”(20)、“潞河”与“潞水”(21)等，其实都指同一地址。
再次，字异义异。这又可分为细微差异与重大差异两类。先看下例：
备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以无礼，斩之；勒兵径至关头，并其兵，进据涪城。[1]（卷六十六建安十七年[12.2]）
先主径至关中，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引兵与忠、膺等进到涪，据其城。[2]（卷三十二《先主传》）
显然，“关中”与“关头”虽同指一“关”，但具体地点仍有细微差异。
当然，也有形近而讹。如《通鉴》卷六十一兴平二年[12.3]载：“时彭城相薛礼、下邳相丹阳笮融依繇为盟主，礼据秣陵城，融屯县南，策皆击破之。又破繇别将于梅陵，转攻湖孰、江乘，皆下之，进击繇于曲阿”，而《三国志》引《江表传》则载“攻破繇别将于海陵”。[2]（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引《江表传》）“梅陵”与“海陵”形近而讹。
至于有较重大差异者，大致总有一对一错，然时间久远，虽有一部分可判断正误，也有不少已经难以判断谁是谁非了。如：
五月，吴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众号十万；又遣陆逊、诸葛瑾将万余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入淮，向广陵、淮阴。[1]（卷七十二青龙二年[7.1]）
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2]（卷四十七《吴主传》）
淮阳郡为汉高祖置，和帝时改为陈国。淮阴亦为汉置，两地并非同一地点，然无法判断其记载正误。又如：
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孙策西击黄祖，登诱严白虎余党，图为后害。[1]（卷六十三建安五年[2.1]）
庆陵太守陈登治射阳，登即瑀之从兄子也。[2]（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引《江表传》）
“广陵”与“庆陵”字异，两者虽然在字形上极为相似，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地方，当时没有“庆陵太守”一职(22)，因此是《三国志》误。
邓艾之妻及孙被迁徙的地址，《通鉴》与正史也存在不同。司马光记载卫瓘斩邓艾父子于绵竹西后，“邓艾余子在洛阳者悉伏诛。徙其妻及孙于西城”(23)，《三国志》却是“余子在洛阳者悉诛，徙艾妻子及孙于西域”。[2]（卷二十八《邓艾传》）西城与西域，相差十万八千里，此可能是由于形近之误。(24)又，《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载嘉平五年“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至洛门，维粮尽退还”，而《通鉴》则说：“及祎死，维得行其志，乃将数万人出石营，围狄道”[1]（卷七十六嘉平五年[7]），所包围的地点差异是十分明显的。(25)
实际上，有些地名的文字异同是不同版本造成的(26)，如《三国志》卷十九《曹植传》称曹植黄初二年时“改封鄄城侯”，《通鉴》则说“安乡侯植改封甄城侯”[1]（卷六十九黄初二年[13]），胡三省注：“蜀本作‘鄄城’，当从之。”显然，早在宋末元初，胡三省所见蜀本便用“鄄城侯”，与今本《三国志》无异。(27)应该强调的是，鄄城侯是正确的，曹植《社颂·序》中写道：“余前封鄄城侯，转雍丘，皆遇荒土”[3](P427)，这便是明证。
在地名差异中，除了字形差异外，还有方位差异。如《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瓒遣子求救于黑山贼，复欲自将突骑直出，傍西南山，拥黑山之众，陆梁冀州，横断绍后”，而《通鉴》作“傍西山”。(28)
在方位差异例证中，有实指与泛指的差异。如：《三国志》载诸葛亮章武五年，率军北进，“遂行，屯于沔阳”[2]（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通鉴》称“遂行，屯于沔北阳平石马”。[1]（卷七十太和元年[3.1]）从文字上看，“沔阳”与“沔北阳平石马”有相当差异，实际上“沔阳”是泛指，“沔北阳平石马”却是实指具体地点。裴松之注引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胡三省注《通鉴》则引《水经注》：“沔水径白马戍南，谓之白马城，一名阳平关。又有白马山，山石似马，望之逼真。”显然，沔北阳平石马只是沔阳的更具体地点而已，字形虽异，而具体地址并无二致。其他如“辽东”与“辽水”(29)、“洮上”与“洮西”(30)都类似。
《通鉴》与正史的地名差异问题相当复杂，应引起我们高度注意。
三、官职差异
这里从史实角度来分析《通鉴》与正史记载官职的差异。(31)
司马光改正了不少正史记载失误。如《通鉴》载嘉平三年孙权病笃，“乃召恪于武昌。恪将行，上大将军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时咸谓之失言”[1]（卷陈事十五嘉平三年[12.3]），而《三国志》则载为：“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2]（卷六十四《诸葛恪传》）云云，据《吕岱传》：“孙亮即位，拜大司马。”显然是《三国志》失误。
司马光也取《三国志》正文记载来纠正裴注所引著述的错误。如《三国志·潘浚传》引《江表传》载：“时浚姨兄零陵蒋琬为蜀大将军，或有闲浚于武陵太守卫旌者，云浚遣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旌以启权，权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旍表以示于浚，而召旌还，免官。”而《通鉴》中记载为：“浚姨兄蒋琬为诸葛亮长史，武陵太守卫旍奏浚遣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吴主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旍表以示浚，而召旍还，免官。”[1]（卷七十二太和五年[1]）据《蒋琬传》：蒋琬于建兴八年为长史，至“亮卒，以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上述史事发生在太和五年，即蜀建兴九年，时蒋琬当为长史，因此《江表传》误而《通鉴》为正。此外，太和六年魏明帝遣田豫、王雄并攻辽东的记载中，两书对于田豫的官职记载也有差异，《通鉴》记载：“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之”[1]（卷七十二太和六年[9.1]）此条史料原出《三国志》卷十四《蒋济传》引《战略》：“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仅改平州刺史为汝南太守，考《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传》载其为汝南太守，笔者以为《通鉴》记载正确。
当然，由于史料缺乏，也有一些官职差异确难判断正误了。如黄初二年，孙权遣赵咨使魏一事，《三国志》与《通鉴》记载并不相同。一为“遣都尉赵咨使魏”[2]（卷四十七《吴主传》），一为“吴主遣中大夫南阳赵咨入谢”(32)，由于没有有力的旁证，现在无法判断其正误了。《通鉴》还有一些例证，这里就不再讨论了。
四、人名差异
《通鉴》与正史在人名上差异的资料有30余条，大致说来，有纠正正史失误者，有无法判断正误者，也有《通鉴》失误者。现略述如下。
《通鉴》纠正正史失误。如《三国志》中记载：“张鲁遣将杨帛诱峻，求共守城”[2]（卷四十一《霍峻传》），《通鉴》纠正为“杨昂”(33)，“昂”与“帛”形近而误。其实，《三国志》杨帛仅一见，而杨昂三见，为张鲁部下。显然，这是纠正《三国志》之误。《三国志·孙坚传》载曹操“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2]（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通鉴》“章”作“彰”。[1]（卷六十二建安三年[6.1]）《三国志》此段史料可能传抄之误，因为《三国志》卷十九便有《曹彰传》。
另外一部分人名差异，至今已无法判断正误了。如齐王曹芳曾“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谥曰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2]（卷四《三少帝纪》），《通鉴》作：“诏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1]（卷七十六嘉平五年[2]），然数据太缺乏，无法判断其正误。(34)又如《刘馥传》记载：“后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2]（卷十五《刘馥传》），《通鉴》作“李术”[1]（卷六十三建安五年[8]），亦无法判断正误。
当然，有一部分人名差异大致可判断是《通鉴》之误。如《三国志·吴主传》引《汉晋春秋》载正始二年春吴人将伐魏，“零陵太守殷礼言于权曰”云云，《通鉴》作“殷札”，胡三省注：“‘殷札’一作‘殷礼’。”[1]（卷七十四正始二年[1.1]）然《三国志》殷礼数见，《通鉴》仅一见，恐为误。如果说这还不足说明问题，那么再补充一例：
司徒赵温、太常王伟、卫尉周忠、司隶荣邵皆为催所嫌，欲杀之。诩谓催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催乃止。(35)
司马光采纳这段史料，文字稍加改易：“司徒赵温、太常王绛、卫尉周忠、司隶校尉管合为催所遮，欲杀之，贾诩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乃止。”[1]（卷六十一兴平二年[11.6]）这里，司马光把“司隶荣邵”改为“司隶校尉管合”，荣邵在《三国志》及《后汉书》均有记载(36)，而管合在《通鉴》中仅一见。因此，应以“荣邵”为正。人名差异的例证还有不少，在此不多作讨论。
五、数量差异
历史记载中自然有很多数字，这些数字对今天研究者来说极为重要。司马光在撰写《通鉴》过程中，对正史的一些数字也予以极大的关注，尽可能地保存它们。当然，从现存保存下来的《通鉴》与《后汉书》《三国志》进行比勘，确实还存在着不少差异。大致区分为两类：一是形近而异，二是错漏衍文。
首先讨论形近而异问题。《三国志》引《江表传》载：“（何）定为子求少府李勖女，不许。定挟忿谮勖于皓，皓尺口诛之，焚其尸。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2]（卷四十八《三嗣主传》引《江表传》），《通鉴》则为“数十匹”。(37)这“数十匹”与“数千匹”相差百倍，虽然可以肯定“十”、“千”两字是形近而讹，然难以判断谁对谁错。(38)类似者还有不少，如夏侯渊追韩遂至略阳城，两军相距里数也有不同记载，《通鉴》称“韩遂在显亲，渊欲袭取之，遂走。渊追至略阳城，去遂三十余里，诸将欲攻之，或言当攻兴国氐”[1]（卷六十七建安十九年[1.2]），《三国志》则为“去遂二十余里”。[2]（卷九《夏侯渊传》）至于《通鉴》载孙权屠皖城所记的“徙其部曲二万余人”[1]（卷六十三建安五年[9.7]），在《三国志》中则为“三万余人”。(39)实际上，目前这类形近而异的数量差异，由于没有更多过硬数据印证，都很难判断其正误。
错漏衍文也是导致数量差异的原因之一。《三国志》记赤壁大战之时，周瑜“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2]（卷五十四《周瑜传》）而司马光则记载为“乃取蒙冲斗舰十艘”[1]（卷六十五建安十三年[13.9]），“十”前缺一“数”字。(40)类似还有《通鉴》卷六十四建安九年[5.2]载韩忠一段话：“我辽东在沧海之东，拥兵百余万，又有扶余、濊貊之用”，而《三国志》作“拥兵百万”(41)，《通鉴》多一“余”字。诚然，这里虽不能断定究竟是漏字还是衍字，但其差异是确实存在的。
在这些差异中，一部分可以判断正误，另一部分同样无法断定其正误。
能断定正误者，如《通鉴》卷七十太和元年 [1.2]：“昔文皇帝尝密论贼形势，言洞浦杀万人，得船千数”，《三国志·刘放传》引《资别传》称：“昔文皇帝尝密论贼形势，言洞浦杀万人，得船千万。”《三国志》“得船千万”显然是误。(42)又如赤壁之战周瑜所率吴军人数，《三国志·周瑜传》明确说：“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而《通鉴》则记载道：“瑜请得精兵数万人。”(43)据《周瑜传》引《江表传》载孙权之言：“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卷三十二《先主传》引《江表传》亦称三万人，因此，笔者以为司马光改为“数万人”不确。
无法判断其正误者，如曹爽发兵攻关中事，《三国志》载：“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44)，而司马光则记为：“三月，爽西至长安，发卒十余万人，与玄自骆谷入汉中。”[1]（《卷七十四正始五年[2.1]）没有更多史料予以资证，这里数量差异是无法判明对错。
上述从几个方面例举了《通鉴》与正史之间的差异，笔者以为，产生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既有司马光改正正史错误之处，也有《通鉴》疏漏失误之处，当然，也存在传抄之误。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湮灭，有相当一部分差异至今已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了。因此，无论在引用正史数据，还是引用《通鉴》数据之时，都有必要加以仔细甄别，以防以讹传讹。
收稿日期：2006-09-20
注释：
①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对《通鉴》纪年问题做了不少论述，其中涉及三国部分（194年～ 279年）的疑误共62条。本论文主要从史源角度讨论问题，并非专门考证《通鉴》纪年之误，因此，凡不涉及史源问题的时间错误均不作论述。至于吴玉贵已有考证者，笔者将会注明，而该书未予考证或笔者以为考证有误者，也会一一注明。
②《三国志》卷四十八《三嗣主传》。为便于研讨，笔者将《三国志》裴注也视为正史内容。
③《资治通鉴疑年录》第55页，吴玉贵可能从形近致误角度考虑，“疑‘戊午’为‘戊子’之误”，其实有误，因为《三国志》十分明确记为“戊寅”。
④《资治通鉴疑年录》第53页已有考证。《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载“正月乙丑，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戊寅，大将军司马景王征之”，乙丑为正月十二，戊寅为二十五，戊午则为初五。
⑤《资治通鉴疑年录》第44页据《献帝纪》定为甲午，正确。然从史源上，除此本纪外，尚有《伏皇后传》。
⑥《通鉴》卷六十九黄初元年[17.2]。《资治通鉴疑年录》未载此条。
⑦卢弼《三国志集解》据《魏受禅碑》以证“冬十一月”为“十月”之误，即位之日为“辛未”。参见《三国志集解》72页，中华书局 1982年。司马光虽未引证《魏受禅碑》，但仍确定为“十月辛未”。
⑧吴玉贵未载此条。卢弼《三国志集解》引《宋书》证“三月”大疫，死者万数。未知孰是。
⑨吴玉贵未载此条。
⑩《通鉴》卷七十六嘉平五年[2]。同卷上一条胡注称循当作修。
(11)《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吴玉贵未载此条。
(12)《通鉴》卷八十咸宁三年[9]。吴玉贵未载此条。
(13)按照司马光处理时间的方式，一般难以确定具体时间者，会系于“某月”“某年”之后，表示此事发生在“某月”“某年”。因此，此段前有“十二月”，后有“是岁”，司马光将费祎还成都、屯汉寿作为十二月之事来记载的，显然是错误的。当然，此段亦有可能前佚一“冬”字。如果是佚“冬”字，那么屯汉寿是正确了，但费祎还成都时间仍是错误。
(14)《通鉴》卷六十六建安十八年[10.6]。吴玉贵未载此条。
(15)《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十九年春正月……南安赵衢、汉阳尹奉等讨超，枭其妻子，超奔汉中。”
(16)《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吴玉贵未载此条。
(17)蜀景耀六年八月改元炎兴，因此《三国志》称景耀六年仍有问题，正确记载应为炎兴元年。
(18)《通鉴》卷七十四正始六年[8]。吴玉贵未载此条。
(19)《通鉴》卷七十四正始六年[10]。吴玉贵未载此条。
(20)《通鉴》卷七十四正始五年[2.1]：“三月，爽西至长安，发卒十余万人，与玄自骆口入汉中”，与《三国志》卷九《曹爽传》：“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
(21)《通鉴》卷六十四建安十年[3]：“秋，八月，操讨犊等，斩之；乃渡潞水救犷平，乌桓走出塞”，《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秋八月，公征之，斩犊等，乃渡潞河救犷平，乌丸奔走出塞。”
(22)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如周双林《〈三国志〉勘误三则》中指出：“此处庆陵太守颇可疑，《后汉书·郡国志》载射阳为广陵郡属县，翻检《三国志集解》可明‘庆陵’为‘广陵’之误。”载《文史杂志》1996年第4期。
(23)《通鉴》卷七十八咸熙元年[1.7]。胡三省注：“西城县属魏兴郡。”据袁山松《后汉书》卷二“郡国志”：“建安二十年，复置汉宁郡。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此西城县或西城郡在四川。魏兴郡今陕西安康县西北。
(24)《通鉴》所载“西城”为正，《三国志》误。
(25)南安即南安郡，今甘肃陇西县一带。董亭在甘肃天水东南。狄道是县，汉置，属陇西郡。
(26)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录入许多版本差异情况。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亦有不少篇幅讨论版本差异问题。由于笔者无法掌握更多版本，因此只能从胡三省注中找出个别例证来说明存在这一现象，仅粗略点明为止。
(27)中华书局点校本《通鉴》用“甄城侯”便不会引起读者误解，因为已暗示有“鄄城侯”。
(28)《通鉴》卷六十二建安三年[7]。不知是《通鉴》漏“南”字还是另有所据。
(29)《通鉴》卷七十四景初二年[1.1]：“渊弃城豫走，上计也；据辽东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三国志》卷三《明帝纪》引《晋纪》：“渊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为成禽耳。”胡三省注称辽东当作辽水。
(30)《通鉴》卷七十七甘露三年[1.3]。《三国志》卷二十七《王基传》。
(31)《三国志》等正史一般载历史人物去世，用其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或致仕前的官职，而《通鉴》则以最后官职加谥号，两者虽有差异，但实质并无不同。另外，由于作者不同，对历史人物官职有不同称呼，如曹操未为帝，《三国志》却称为“太祖”，刘备称帝，却称为“先主”，而《通鉴》则直接地称为“操”“曹操”“刘备”“备”等。这实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故此不作详述。
(32)《通鉴》卷六十九黄初二年[21.2]。《昭明文选》卷五十三陆士衡《辩亡论上》李贤注引《吴志》亦称“都尉”。
(33)《通鉴》卷六十七建安十九年[5.9]。《通鉴》共三见。《后汉书》一见，为李催部将。
(34)《通鉴》卷七十五嘉平三年[12.4]与《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引《志林》又同样出现“降人郭循”与“降人郭修”的差异，但不是齐王追封之人。
(35)《三国志》卷十《贾诩传》引《献帝纪》。《后汉书》卷一百十六《百官志三》引蔡质《汉仪》、《献帝起注》均有荣邵之名。
(36)各一见。《后汉书》卷一百十六《百官三》载建安四年荣邵为尚书左仆射。
(37)《通鉴》卷七十九泰始六年[3.3]。卢弼《三国志集解》未指出其差异，仅说多一“缣”字。
(38)以理推之，数十匹更合理，但毕竟无法证实。
(39)《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引《江表传》。吴金华《〈三国志〉丛考》第125页亦指出这一问题。
(40)卢弼《三国志集解》已发现其差异。参见第1011页。
(41)《三国志》卷二十六《牵招传》。卢弼《三国志集解》未指出其差异。
(42)卢弼《三国志集解》引赵一清语：“千疑作十”，亦不确。
(43)《通鉴》卷六十五建安十三年[13.5]。卢弼《三国志集解》未指出其差异。
(44)《三国志》卷九《曹爽传》。卢弼《三国志集解》未指出其差异。
标签：三国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三国志集解论文; 三国志论文; 司马光论文; 后汉书论文; 江表传论文; 姜维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