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权力文化——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权力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论文,权力论文,新世纪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孟繁华先生曾经反复论述过乡土中国的“超稳定文化结构”，而权力欲望就是其重要构成之一。对权力的书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母题，因为它是“政治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即使当乡村文化遭遇了现代文化之后，因家族制度和等级观念培育的“权力意志”并没有妥协和再造，尽管这种具有“超稳定”意义的文化也处在不断被建构和重构之中，在不同的时代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本质上却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就在反复地书写着这种“权力文化”，而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令人关注。乡土作家在对权力的书写中，不仅反映干群关系的对立以及权力之恶，也不单指向干部的道德，同时还揭示乡村政治体制的弊端，并且从权力文化层面，对官本位文化进行批判，期待建立现代化的民主法制的政治体制。其中体现的责任意识、历史意识尤其值得注意。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权力的书写是多方位的，它让我们看到在乡土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权力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如何伸向乡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人物的命运，影响着人物的生命进程的。
首先是对权力的争夺。在大量的乡土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权力争夺战的描写，这样的战争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也惊心动魄，杀机暗伏。李洱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就演绎了一场这样的乡村戏剧。女村长繁花面临村支书的选举，为了选举成功，她慰问同盟、策划阴谋、请客拉票、做各种亲民表演，同时，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尤其是“一票否决”的计划生育问题上，她必须不出任何差错。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击败竞争对手，以保证自己在选举中胜出。但最后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对手的圈套，竞选最终落败。小说中的繁花，已经不是传统中那种具有母性特征的女性，而是一个被彻底政治化、世俗化的女性，权力欲望在她身上被演绎得触目惊心。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同样描写了乡村权力的争夺大战，詹石磴在任楚王庄村主任期间，几乎把权力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楚王庄“他想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暖暖意识到，如果不把詹石磴选下去，自己就不会有安稳的日子。于是暖暖以拉选票的方式扳倒了詹石磴，让自己的爱人旷开田坐上了村主任的宝座。胡学文的中篇小说《一棵树的生长方式》也写了两个家族之间为了掌握政权(同时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或改变家族的历史命运)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从解放初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斗争，结果是原本掌权的一家(孙家)被受欺压的一家(姚家)彻底击垮，他们的地位由此而翻了个个。这个故事的背后，蕴涵着十分强烈的社会历史主题，震颤着时代的音符，也潜隐着复杂的人性内涵，留给人久远的思考。阎连科的众多作品都可以看作是有关乡村权力书写的文本，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两程故里》到上世纪90年代的“瑶沟系列”和“耙耧系列”以至新世纪以来的《坚硬如水》、《受活》等等。作家为什么热衷于对乡村权力的书写，也许他本人的说法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中国的乡村政治完全被生活化，乡村生活完全被政治化了……二者根本无法分开。”“政治永远和生存境遇紧密结合。”①正是为了改变生存境遇，所以常常演出一幕幕权力争夺的大戏。《瑶沟人的梦》中，“连科”所在的六队为了改变“朝”中无人的不利局面，争取到大队秘书的位置，小队长和连科不惜为支书家下崽的母猪守夜，六叔毅然将女儿嫁给支书的瘸腿侄儿，全队人宁可过年不吃饺子也要将四百斤返销粮孝敬公社书记，但最后秘书的位置却被他人占去。全小队参与的一场权力争夺变得荒诞而毫无意义。人们为什么会热衷于权力，当然是利益，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的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②
其次是权力下的恶。新世纪众多的乡土小说书写了乡村权力的拥有者作威作福、横行乡里的事实，在这类作品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梁生宝、萧长春式的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也没有社会主义文学所描绘的那种亲如鱼水的干群关系。那些直接与农民相联系的乡、村两级干部，常常成为权力之恶的代表。毕飞宇的《玉米》中，大队书记王连方为所欲为，和村里几乎所有稍有姿色的女人发生关系，原因就在他手中的权力，一旦失去了权力，他便连自己的女儿也保护不了。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中，三妹的公公用儿子的死亡补助款烧木炭，第一窑没事，第二窑刚点火时，支书派人来给他的窑里丢了三枚雷管，然后说他家开地下工厂，没收他家的房子，把他全家赶到村里一间四面透风的锯木场里。李辉的中篇小说《杂货铺》中，朱贵老汉因为得罪了村支书赵书田，竟被他逼得没有立足之地，他的小屋被推倒，老两口也被逼离婚。而且赵书田给朱贵老汉的五个儿子说好，他们的娘现今已享受五保户待遇，钱粮由村里供应，在五个儿子家轮流住，但有一条，不允许接待朱贵老汉。对权力的滥用已经到了不顾人伦亲情的地步。权力之恶的极端表现便是对他人生命的剥夺，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中，一个乡村女性因为一件小事被关进了乡政府，最后竟不明不白地死在了那里。而死者的丈夫和公公在权力的威胁和利益的诱惑下竟然三缄其口。一个乡间小人物吴响想调查死亡的真相(因为这件事多少与他有所牵连)，却遇到重重困难。于是命案依然高悬。罗伟章《万物生长》中，村长王尧在一次冲突中将向遇春一槌打死，为了掩盖真相，还有意设计了一个撞船事故的场面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曹征路的《豆选事件》中，村长方国栋、副乡长方国梁依靠手里的权力，卖地聚财，欺男霸女，美丽善良的菊子在他们的淫威下牺牲了自己的清白，也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她只能以自杀来洗刷自己的屈辱。她的死像一道锐利的闪电，划过灰暗的现实，让权力下的恶彻底显现。
再次是普通民众对权力的敬畏与屈服。正如孟繁华先生所说，“权力在乡村中国至今仍是最高价值”，③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一方面常常承受权力的压迫，心里在诅咒着当权者，但对权力本身，他们又敬畏、惧怕以至屈服，并渴望沾权力的光。阎连科的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中，李屠户家的客房里因为县委书记住过，生意竟旺盛起来，房费也涨了。镇长开车撞死了人，竟然有许多村民竞相争取为镇长去顶罪，而争取到这一荣誉的根宝被村民羡慕着，他们听说根宝要去做镇长的恩人了，都慌忙过来道喜。可结局却是，镇长轧死人的那家父母通情达理，压根没有怪镇长，也不去告镇长，人家还不要镇长陪啥钱，只要镇长答应把死者的弟弟认作干儿就完了。也许这篇小说更让人想到的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但普通民众对权力的趋之若鹜却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只有拥有了权力背景，他们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豆选事件》中，菊子的丈夫继仁子，本来一直希望通过豆选彻底改换村委会，但内心的惧怕与担忧又使他不敢挺身而出，甚至在看到方家兄弟难以扳倒时主动向他们表明自己的态度。失去男人的尊严使他心情郁闷不平，而现实的利益又使他自宽自解。
权力如一只看不见的手，伸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与所有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越是欠发达的地方，权力的能量越是强大。这便是乡村的现实。我们看到乡村文化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乡村的权力文化却一如既往难有本质的改变。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权力的书写不只是一种客观的展示，作家对书写对象的选择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情感态度。其中蕴涵着强烈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指向乡村政治体制的，因为体制的弊端是权力之恶滋生的温床。
首先是对乡村干部选拔、考核制度的批判。在目前的乡村政治体制下，干部的选拔任用完全掌握在上级的手中，上级决定着干部的命运，而上级又不是按照科学、民主、公正的评价监督程序进行操作，往往是凭主观好恶、情感态度。在此情况下，干部为了保住官位或提升，只有迎合上级。让上级满意，而不是让老百姓满意成了他们为官的准则。这就出现了许多干部违心办事以至造成损失的现象。余同友的中篇小说《科学笔记》中，县领导要把全县建成全国有名的板栗之乡，于是村里便按照乡上的要求，将村后山的大片灌木林砍掉来种植板栗。但后山的黏性土并不适宜种板栗，结果，所种的板栗林光长树而不开花也不结果。其实热爱科学的“大哥”早就阻止过这件事，但乡、村两级干部没有人听他的。他们只知道按上级的意图办事。当“大哥”四处反映这件事时，他受到了无端的迫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权力运行的潜规则。那些因为村民利益而得罪了上级的干部，就随时有可能“下课”，因为他们的去留并不由村民说了算。胡学文《逆水而行》中的村长霍品，因为拒绝让乡长吴石的小舅子承包建校工程，立即受到了报复，黄村建校的工程款被改放到了另外的村子(因为那个村子答应让乡长小舅子承包工程)，而霍品自己也被“拿掉了，没有什么程序，吴石一句话霍品就成了老百姓。二十年的村长，霍品以为自己坐稳了，可吴石舌头一卷，他就摔下来，简单至极”。在一个缺乏民主法制的社会里，掌权者的话就是法律，而且立竿见影。这样的现实只能为腐败现象提供温床，这也迫使一些下级官员成了上级官员的“爪牙”或“帮凶”。
这种体制的弊端还体现在干部考核的标准上。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而且屡禁不止。因为官员的升迁需要“政绩”，为了所谓看得见的政绩，有些人便不择手段。这其中最让人怀疑的就是“唯经济论”，不看你做了多少具体的工作，也不看你在群众中的影响如何，只问你经济指标的完成与否。阎连科的《受活》中，副县长柳鹰雀竟然想出了一个从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在家乡建列宁纪念堂，通过门票收入致富的办法。为了筹措“购列款”，他让全村的残疾人组建一个“绝术团”巡回演出。这个似乎荒诞不经的故事，却让我们看到了残酷的本质真实。《柳乡长》中柳乡长的做法更不啻饮鸩止渴，为了提高农民收入，他将全乡男女全部赶到城里，让他们通过男人做贼、女人卖身的方式致富。经济第一的考核提拔标准，让这些基层官员无视现实情景，也不顾任何道德观念，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但这样的做法就能使中国的乡村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吗？结果恐怕只会适得其反。
其次是对乡村民主选举弊端的批判。本来，进行民主选举，让村民自己推选他们的当家人，这是一件让人称快的事情，也是乡村民主的体现。然而在现实中，民主选举往往流于形式，甚至成为闹剧。比如前述《逆水而行》中，乡长可以随意撤掉村长的职；而有些选举，上级事先就已经内定了名单，如叶广芩《对你大爷有意见》中的选举；更有屡见不鲜的贿选，如曹征路的《豆选事件》、荆永明的《老家》、高菊蕊的《生长的月亮》都写到了这种现实，金钱世界的交换原则在乡村大行其道，只能让人无端感慨。你很难想象，那些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而最终获胜的当权者，会成为农民利益的保护者。也许一些人在当时采取非法手段有不得已的苦衷，尽管不合法但在特定情形下却有其合理的一面，例如《湖光山色》中暖暖通过拉选票的方式让旷开田当选村长就是如此。但也正是这种一开始就缺乏真正公正和民主的选举，为日后埋下了不良的种子。当选后的旷开田果然变成了又一个无法无天的乡村恶霸，甚至比他的前任詹石磴走得更远。
传统的“礼治”的乡土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法治”还得靠人来执行，靠权力来支持。那么，建立科学有效、民主文明的权力体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很难从个人的道德素质方面去要求那些权力的掌握者，只能从体制上去约束他们。人们耳熟能详的话：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却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事实上前文所举的例子中，繁花、霍品也都是乡村中有能力的干部，霍品还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物，也是一个对村民葆有护犊之情的村长。他之所以与乡长吴石斗智斗勇，敢于“逆水而行”，“违背乡里的大政方针”，拖着不在承包合同上签字，就是因为他能够为村民的利益着想。但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他可以随时被“拿掉”。同样他自己也沾了不少“村长”的光，他“当村长多年，好处没少占”，小到吃吃喝喝、从不交电费，大到情色生活乃至女儿的工作安置，都与他的村长身份密切相关，是一个“跺跺脚，黄村的地皮也跟着颤”的角色。所以如何预防权力腐败，关键是要建立权力民主机制，而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学者曾指出：“我们在‘形式制度’内引入了不少‘现代’形式：我们有‘村民自治委员会’(简称村委会，或村委)，在理论上赋予了全体村民广泛的自我管理权力。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赋予村民以广泛参政、议政、管理乡村公共事务的权力。然而，在其他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压力下选择了‘现代化之路’的一切不发达国家内，引入一项‘现代制度’是一个开端，而要培育起该‘现代制度’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文化’是一项远为艰难的任务。”④的确如此，造成当下权力关系不正常的诸多因素中，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心理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不破除这种官本位文化心理，要想培养起使“现代制度”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众多的乡土文学作品对官本位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中体现着作家强烈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作为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文化和社会现象，官本位文化至今仍顽强地存在着。它不仅存在于官场，更积淀于民间。这种文化，在思想意识上以官为主、以权为纲，官尊民卑，官贵民贱；在体制上以官的本位立场为出发点和归宿，其利益向官倾斜；在行为上敬官、畏官、奔官。⑤在众多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官本位文化的无所不在和深入人心。
老那的中篇小说《牛事》、吴克敬的《状元羊》、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季栋梁的《郑元你好福气》等都反映了这种官本位文化的弊端。在《牛事》中，一个普通而又老实的农民吴水才的牛被偷了，在万般无奈之下，他找了从村民小组长、村支书到镇派出所所长、镇长等诸多干部，但都无人理睬。不料他找牛的事被市委陈书记知道了，于是县、乡、村三级干部都忙了起来，围着吴水才转，而吴水才竟然钻了牛角尖，不肯接受其他补偿条件，只坚持要自己的牛，因而“牛事”发展成为“牛”事。一个可悲而又可怜的小人物，为何就突然“牛”起来了，使县里、镇里、村里的干部都为他说尽好话？其实，很清楚，吴水才的“牛事”之所以变成了“牛”事，并非“牛”在吴水才，而是“牛”在陈书记。因为市委书记亲自批了条，要求一定要把牛找回来，所以下面的干部才不得不高度重视。县委张书记说：“既然陈书记说了，丢牛是天大的事，我们就得帮吴水才把牛找回来。”林主任同样说：“这件事不光是市委陈书记重视，县委张书记也非常重视，所以，我要再强调一下，我们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牛，一定要贯彻市委、县委领导的指示精神，把牛找回来。”事情再明白不过，在各级干部的心里，找牛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么重要，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上级领导发了话。这篇小说，把现实生活中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体制、官本位行为表现得入木三分。随着故事向高潮发展，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牛事”呢？《状元羊》中蒋县长是省里派下来的科技副县长，来坡头村抓点，推广由他引进的良种布尔羊，但他费心费力向人推广，却没有人敢养。最后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半截人(侏儒)冯来财养成功了，他的羊被评为全县的状元羊。在这个过程中，蒋县长费了许多心思，乡上的书记、乡长、乡干部以及村长，因为县长的重视，都对冯来财另眼相看。但当冯来财因为孩子摔伤，不得不将羊卖掉，家里又一贫如洗之后，已升为代县长的蒋县长再也不肯见他，乡上的侯书记如愿调到了城里。而在坡头村，“村长的脸是冷的，比过去曾经有过的冷还冷”。从这里我们看到，县、乡、村干部都是从自己的本位立场出发，他们并非真正关心农民利益。“执政为民”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还有些奢侈，“官本位”才是根本。
这种官本位文化的弊端不仅体现在为官者漠视民众利益，造成对民众心理的严重伤害，更表现在这种权力文化对人性的深度戕害。在大量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被权力扭曲的畸形人物，这里不仅有为官者，还有普通民众。人性的扭曲与沉沦让我们倍感沉重，也深感现代化的任重道远。李佩甫长篇小说《羊的门》中的呼天成，并非我们常见的腐败的乡村干部，也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他甚至是一个克己修身、以身作则的形象。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一手缔造了呼家堡的生活方式，这个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更像一个土皇帝，他呼风唤雨，在呼家堡建立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他从年轻时就有一个“伟大的念头”：“我就是他们的主，我要当好这个主。”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他摧毁他人的自尊，从精神上将人变成奴隶，他以革命的名义将个人消融在集体中，终于建立起自己的“王国”。而他也在这一王国中体验到了权力带来的无上荣光，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满足。李佩甫的另一部作品《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这个吃百家奶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后来却以对亲情的伤害换取自己的升迁，连婚姻也变成了他权力之路上的筹码。“在李治国那里，只要与权力之路发生冲突的所有东西包括亲情、婚姻、良心，都可以毫不顾惜的移开或舍弃，唯有权力才是其生命中的最爱”。⑥阎连科《受活》中的柳鹰雀不仅在敬仰堂里共和国十大元帅像之外添上了自己的像，想象性地自己提前任命自己“柳鹰雀刚过三十八岁升迁地区副专员”，甚至在“列宁纪念堂”列宁的水晶棺下为自己也准备了一副同样的棺材，镶上“柳鹰雀同志永垂不朽”的金字，梦想着与领袖一起接受人们的敬仰。而面对老百姓的跪拜，“柳县长脸上挂着默然安详的笑，受活的泪水就终于从脸上落到脚地了”。对权力的崇拜以至于将人性扭曲到了这种地步，让我们不能不痛心而又惊心。
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不仅表现在当权者身上，同时也表现在普通民众身上，他们对权力的顶礼膜拜和诚惶诚恐，都让人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凉。那些长期处于权力压迫之下的人，一旦拥有了权力，哪怕是极小的权力，也会把这一点权力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鬼子的《大年夜》中的莫高粱因为一点临时帮忙管理市场的小权力，就要马上将它化为实际利益，甚至不惜逼死人命。他在弱小者面前表现出的蛮横霸道，使他毫无人性的一面暴露无遗。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为了争夺村长大权，赵刺猬、赖和尚、卫东、卫彪、秦文正、赵互助不断挑起村民互斗，“一年之后，村里死五人，伤一百零三人，赖和尚下台”，“五年之后，群众闹事，死二人，伤五十五人，秦文正下台”，普通村民对权力的热衷以及表现出的对生命的冷漠，让人触目惊心。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民众对权力的膜拜、屈服、迎合，助长了当权者的气焰，也更坚定了他们巩固自己权力的决心。许多时候，权力的权威是建立在服从者存在的前提下的。杨争光的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中的北存，在掌权的时候，可以逼村里的任何女人就范，甚至到了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地步，而当他权力不在的时候，他的这种享受也就不再了。阎连科的《天宫图》中路六命的老婆被村长霸占，他还要在外面为村长守夜，并为这一龌龊的行为掩饰。在权力的挤压下，人性已经猥琐至极。正如有研究者所说：“无论是权力者还是无权者，一旦匍匐于权力欲望之下，则权力的冰冷圭臬势必扫落人性的温存，把记忆中曾经的‘故乡’沦为荒野。”⑦
“权力专制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它直接剥夺了什么，更在于它按自己的需要塑造了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权术的世界观。在千百年来物质被剥削、精神被阉割的黑暗里，处于底层的人民早已学会放弃抗争，从被阉割的果实变成孕育官僚政治和腐败的种子，从把个人尊严、价值、财富、权益完全寄之于权势的恩典，到对权力的倾力崇拜与追逐。关于权力的神话已经成为了他们今生来世唯一的光源”。⑧当权力欲望已经成了乡村民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无权者，都处在权力这张巨网的笼罩之下，一幕幕似曾相识又不断反复的乡村悲喜剧也就难以避免。如何使这样的戏剧不再重演呢？建构科学、民主的政治体制，并逐步改造官本位文化在人们心理的深重影响，使广大农民真正树立起现代公民的意识，恐怕是必走之路。而在这方面，乡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曲折而漫长。
注释：
①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③孟繁华《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变迁——“农村题材”转向“新乡土文学”之后》，《文艺研究》，2009年第10期。
④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⑤莫岳云《革除官本位文化 构建党建文化》，《湖湘论坛》，2012年第5期。
⑥⑦刘保亮《权力镜像中的人性迷失——论当代河洛作家的权力书写》，《当代文坛》，2011年第4期。
⑧夏文仙、沈乾芳《权力结构中的乡村政治生态——夏天敏乡土小说解读》，《文艺评论》，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