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流为文士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横家从秦汉以后便日渐衰微，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更一蹶不振。作为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学派，“纵横”终于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然而纵横之气却不绝如缕，代有新变。纵横家流变于后世，主要派分为三支，即分别流为谋士、侠士、文士。探寻其流变的趋向、轨迹、形式和特点，足以发人深思。本文所论，着重在“纵横”流为文士一脉。
“纵横”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撇开其表示地理方位的意义不谈，在政治、历史的意义上，它特指战国时代诸侯争雄的斗争态势和外交敌与关系；在学术的意义上，它被用作先秦诸子中的一个学派名称；该学派所奉行的游说权谋之术也用它来命名；在文学的意义上，它又被用作某类文体或文风的标志。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卷三中就曾指出：
纵横者，词说之总名也。苏秦合六国为纵，张仪为秦散六国为横，同术而异用，所以为战国事也。既无战国，则无纵横矣。而其学具存，则以兵法权谋所参互，而抵掌谈说所取资也。是以苏、张诸家，可互见于兵书（原注：《七略》以苏秦、蒯通入兵书。），而邹阳、严（按：即庄安，避东汉明帝讳改称严安）、徐（按：即徐乐）诸家，又为后世词命之祖也。章氏“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叙》）。以上叙列纵横家之书的一段论述，便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的同时，涉及“纵横”内涵的若干方面。章氏在这里着重强调了“纵横”是“词说之总名”，并肯定邹阳、严安、徐乐等纵横家之文“为后世词命之祖”，实则揭示了“纵横”流变的一大趋向，堪称明见卓识。
近代学者刘师培更从纵横家“必工文词”的自身特点着眼，阐发了纵横在后世的流变，指出“工文之士，学术或近于纵横”。他在《文章学史序》中谈到《汉志》著录“纵横”十二家，今皆莫存，“其所存者，惟《鬼谷子》一书”，接着据《鬼谷子》发论道：
试究其指归，或以捭阖、转丸为名，或以摩意、揣情为说，非惟应变之良谋，抑亦修辞之要指。虽抵
、飞钳，说邻险谲，然立说之意，首重论文。故苏秦、张仪得其绪论，并为纵横之雄；而战国之文，犹得古代行人之遗意（按：原注：如《战国策》所载是也。）。西汉初兴，若蒯通、邹阳、主父偃之伦，咸习纵横之术，虽遗文莫考，然列传所载文笔，犹可想见其大凡。此纵横家必工文词之证也。盖周、秦以前，应对最繁，而简牍亦具；汉、魏以后，应对较省，而简牍益增。故工文之士，学术或近于纵横（按：原注：如房玄龄深识机宜，马周长于机变，魏征少学纵横，然房长于书檄，马长于敷奏，魏长于谏议。）；奉使之臣，词翰见珍于绝域。然应对简牍之词，莫不导源于周末，则纵横之学，亦周末文体之一大派矣。不仅如此，刘师培还认为，词赋诗歌，也出于行人之官，为纵横家所独擅。他在《论文杂记》中指出：
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故《汉志》叙纵横家，引“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之文，以为大戒，诚以出使四方，必当有得于诗教。则诗赋之学，实惟纵横家所独擅矣。把纵横家说成是后世诗文词赋之祖，并断定诗赋之学为“纵横家所独擅”，未必尽当。但明确指出纵横之学同时也是周末文体之一大派，其慷慨聘词、纵横奔肆的文风自成一家，影响后世文人至为深远，则是把握了“纵横”自身的突出特点，注意到纵横家衰歇之后流变于文坛的实际情况，以发展和变化的观点作出的切实论断。
纵横家化为文士，是纵横流变的主要趋向之一。但其变化随时代的推移而演进，并非突变，而是渐变，并且是有迹可寻的。汉初，纵横渐衰，其时仍多纵横游说之士，如严忌、邹阳、枚乘等人，同时也兼擅文词，既称纵横家，又是文士，可谓一身而二任焉。因为在汉初诸侯王中，颇有倾心于养士而致意于文术者，如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故纵横游说之士得用于当时。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八篇《藩国之文术》中指出：“惟吴、梁、淮南三国之客，较富文词，梁客之上者，多来自吴，甚有纵横家余韵；聚淮南者，则大抵浮辩方术之士也。”又说：“盖吴蓄深谋，偏好策士，故文辩之士，亦常有纵横家遗风，词令文章，并长辟阖，犹战国游士之说也。”值得注意的是，《汉志》在“诗赋略”的“屈原赋之属”中，著录《庄夫子（即严忌）赋》二十四篇（按：今仅存《哀时命》一篇。），《枚乘赋》九篇（按：今存《七发》、《柳赋》、《梁王兔园赋》三篇）；而在“诸子略”的“纵横家”中著录《邹阳》七篇。邹阳赋未见著录，而“纵横家”中亦不录严忌、枚乘。可见在汉代，邹阳是以权略见称，而严忌、枚乘则以文才著名。而邹阳之文，慷慨聘词，脍炙人口；严忌、枚乘亦为纵横游说之徒。刘师培在《文说》中便指出：“苏、张之词，下开《七发》。”可见在汉初，纵横家化为文士的流变已初见端倪了。
至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纵横走向衰落。作为学派意义上的纵横家在政坛上消歇了，但其辩丽横肆、纵横驰骋的文风却被文士继承发扬，在文坛上大放异彩。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便是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发愤而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其记事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既是一部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雄视百代的文学杰作，故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司马迁之文气势磅礴，雄奇壮丽；如长江大河，浩浩奔腾，历来受到人们的激赏和推崇。明人茅坤说：
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江大川，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文也。（《史记抄·读史记法》）如果说这样的评论主要及于现象，偏于感性认识，那么南宋朱熹的见解则比较能揭示实质，他说：
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也指出：
若夫史迁之作，排奡雄奇，书为记事，文则骋词；而枚乘、司马相如，咸以词赋垂名，然恢廓声势，开拓宦
，殆纵横之流欤！他们所谓“战国文气象”，所谓“纵横之流”，其实就指的是以《战国策》所载纵横辞说为代表的辩丽横肆的文风。司马迁文有纵横辞说之风并不奇怪，考《史记》采《战国策》九十余事（据姚宽《战国策后序》说），大段大段的纵横游说之辞被录入《史记》的有关篇章，此其中固然有司马迁的妙手剪裁和匠心经营，但不少是原封不动的移置。这些纵横家言融入《史记》文中，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好似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风格和谐，如出一手。这说明，司马迁文确实有战国纵横之风。司马迁著《史记》，深受《战国策》一书的影响，前人多有论及。南宋耿延禧在《战国策括苍刊本序》中明确指出，《战国策》为“先秦古书”，“其叙事之备，太史公取以著《史记》，而文辞高古，子长实取法焉”。既然取法于《战国策》，就难免要染上一些纵横家的气息。所以汉成帝时，东平思王刘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对成帝问，便直斥“《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见《汉书·宣元六王传》）。看来，司马迁之于纵横家，还不只是取法其文辞而已。
此后文士，或习纵横之术，或法纵横之文者，代不乏人。其中驰骋文坛、成就不凡的名家，可举唐之陈子昂、李白，宋之苏洵、苏轼父子为代表。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他“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陈子昂《赠严仓曹乞推命禄》），胸怀经世之志，渴望报国有时。他生当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其政治生涯则大致与武周政权相始终。随着武则天由垂拱居摄到代唐称帝，建立武周政权，他也由麟台正字转右卫胄曹参军，升右拾遗。但武则天虽然欣赏他的文才，称赞他“地籍英灵，文称
晔”（卢藏用《陈氏别传》），却并不重视他的政治才干。其政见又往往与武氏相抵牾，且言多切直，故为武氏所不容。他的理想在黑暗的现实中屡屡碰壁，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和失落感。所谓“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迎。负剑空叹息，苍茫登古城”（陈子昂《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已》），便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反映。在统治者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迫害下，陈子昂终于理想破灭，毅然与武周政权决裂，返乡归隐，“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陈子昂《卧疾家园》）。然而他终究没能逃脱武氏统治集团的残酷迫害，竟被武氏爪牙陷害下狱，折磨而死。
陈子昂少时曾研习纵横术，并以鬼谷子自负，在《感遇》其十一中写道：
吾爱鬼谷子，青溪无垢氛。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七雄方龙斗，天下乱无君。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舒之弥宇宙，卷之不盈分。岂图山不寿，空与麋鹿群！
此诗当作于唐睿宗文明元年（684）陈子昂举进士前， 即唐高宗永淳二年（683），他隐居家乡求仙学道之时。 诗人借咏鬼谷子而抒已志，刻画了一位胸怀经世韬略，一心养晦待时，不慕浮荣，自有抱负的隐士形象。这无疑是诗人的自我写照。陈子昂对鬼谷子的歌颂，是跟他“少学纵横术”相一致的。应该指出，陈子昂的思想较为驳杂，“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卢藏用《陈氏别传》）；儒、墨、道、阴阳、纵横，各家思想兼收并蓄。随着岁月的推移，经历现实的磨难，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晚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诣”（同上），便是思想变化的体现。然而可以肯定，陈子昂在出仕之前，慨然立志，思欲报国，倾心王霸大略，研习纵横之术，在其早期思想中，纵横家的特征较为突出。但其出仕之后，始终未得重用，雄才莫展，壮志难酬，报国之计付诸东流；既然“纵横策已弃”，也就不得不“寂寞道为家”了。这样看来，陈子昂没能以纵横术驰骋于政坛，大展其宏图，却将一股勃郁的纵横气贯注于诗文，高蹈于唐初文坛，“为海内文宗”（《新唐书·陈子昂传》），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成为唐代诗文革新的先驱者，在文学史上功不可没。
诗坛巨星李白，早年生活于蜀中，隐居读书，任侠学道，与陈子昂颇有相似之处。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广学博收，思想甚为驳杂。不仅有儒家、佛教思想的影响，有道教及道家思想的深刻烙印，而且有鲜明的纵横家思想色彩。他“性倜傥，好纵横术”（刘全白《李君碣记》），还曾向当时以纵横家著称的赵蕤“从学岁余”。杨天惠《彰明逸事》说：
（李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李白从学岁余。李白有《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一诗，诗中有“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损，衰疾乃绵剧”之句，与陈子昂《卧疾家园》诗中所谓“世上无名子，人间岁月赊。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卧疾谁能问？闲居空物华”相比较，无论诗人的心态，还是诗中的感慨，均极相似。李白诗中还有“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之句，表达了他对赵蕤的怀念之情。
赵蕤何许人也？据《四川通志》载：
赵蕤，盐亭人，隐于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岩，博考六经诸家同异，著《长短经》十卷，明王霸大略。……李白尝造其庐访焉。赵蕤《长短经序》自谓其写作意图道：
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纶通变者，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七著录“《长短经》九卷”，并指出：
刘向序《战国策》，称或题曰《长短》。此书辨析事势，其源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固不悖于儒者，其文格亦颇近荀卿（按：指汉荀悦）《申鉴》、刘劭《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由上可见，赵蕤通于时变，深研王霸之道，主张因时制变，经世致用。其学杂取各家，不纯为纵横；《长短经》一书，也不完全是纵横家言。但他显然有纵横家的遗风，《长短经》也带有鲜明的纵横家书的色彩。李白之喜好纵横术，洋溢纵横气，是跟他与赵蕤的过从不无关系的。
赵翼《瓯北诗话》说：“青莲本学纵横术，以功名自许。”李白确实自视甚高，他以不世之才自居，渴望建功立业，胸怀凌云志，“雄心日千里”（李白《赠张相镐》其二），期望如“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然而黑暗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的理想，“功业莫从就”，报国路不通。他只得将满腔怨愤寄之于诗歌，创作出光焰万丈的不朽诗作，以政坛上的失意换来了诗坛上的辉煌。李白的诗歌，豪放飘逸，其中激荡着慷慨雄奇的纵横气。所以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断言：“太白之诗，超然飞腾，不愧仙才，是为纵横家之诗。”
至宋代，文士中被认为学本纵横者，有著名的苏洵、苏轼父子。苏氏为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陈子昂、李白一样出自蜀中。值得一提的是，据苏洵《族谱后录上篇》，战国纵横家苏秦、苏代、苏厉为周代司寇苏忿生之苗裔，亦为后世苏氏家族之祖先。照此说来，苏氏与纵横家尚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前人多指称苏氏之学出于纵横，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上》说：
苏氏之学，出于纵横，其所长者，揣摩世务，切实近于有用；而所凭以发挥者，乃策论也。这里所谓“苏氏”，指的是苏轼。章学诚还在《校雠通义·宗刘》中说：
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洵之兵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见于文字，旨无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在章学诚看来，纵横家与兵法权谋实相参互，故他将苏洵、苏轼父子分列为兵家、纵横家，其实是相通的。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主要从文章的风格着眼，判苏轼之文为“纵横家之文”他说：
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运捭阖之词，往复舒卷，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属词比事，翻空易奇（按：原注：子瞻之文，说理多未确，惟工于博辩，层出不穷，皆能自圆其说。于苏、张之学殆有得也。），纵横家之文也。章炳麟在《国故论衡·论式》中则对苏氏父子立论本纵横颇有微词。他说：
若乃苏轼父子，同佞人之笺笺者。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儒言不胜，而取给于气矜，游
怒特，蹂稼践蔬，卒之数篇之中，自为错牾，古之人无有也。苏氏父子的文章，特别是论说之文，深受《战国策》影响，颇有纵横之风，前人对此早有论及。如宋人邵博说：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之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邵氏闻见后录》卷第十四）明人陆深说：
余喜读苏氏书，侧闻先儒悉谓苏实原于《战国策》。（《战国策谭棷》附录）其实，就苏轼而言，纵横家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风上；其思想则是杂取各家，而以儒、释、道三家的影响最为突出。真正可称为学杂纵横者乃是苏洵。
苏洵毫不掩饰自己对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的赞赏之情，公然宣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谏论上》）他盛赞游说之士的“机智勇辩”，并奉战国纵横之说为楷模，总结出“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为纵横之说大唱赞歌。不仅如此，他还在《利者义之和论》中大胆言“利”，宣称义与利实不可分，甚至“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明确主张“义利、利义相为用”。这样的义利观，与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说格格不入，倒是与公开宣扬“争利”的战国纵横家心气相通。这说明，苏洵对于纵横家，不只是“取其术”，也是“取其心”的。如此为纵横家张目的惊世骇俗之论，在以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的封建时代，无异于“畔经离道”之言。难怪当时即受到王安石的非议，断然指斥“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邵氏闻见后录》卷第十四）。后世文人如茅坤、方苞等也曾明白指出苏洵之学杂出战国诸子，为文自《战国策》得之。事实上，苏洵学杂纵横，文章亦具纵横之风。其文纵横驰骋，气势磅礴，恣肆酣畅，雄辩滔滔，在在活现战国策士之辞的风神。欧阳修称其文“辞辩宏伟”（《荐布衣苏洵状》），曾巩赞其文“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老苏先生哀词》），张方平夸其文“如大川之滔滔”（《文安先生墓表》）；都充分肯定了苏洵之文的这一突出特点。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唐宋时期富于纵横特征的著名文士陈子昂、赵蕤、李白及苏洵、苏轼父子均出蜀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战国之时，“三晋多权变之士”；而唐宋时期，蜀中文士多师法纵横。其实早在西汉已开其端，那时出自蜀中的文士就颇有纵横之风了。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已明确指出，司马相如以词赋垂名，其骋词铺陈，恢廊声势，“殆纵横之流欤”；扬雄继作，亦有此风，“如《羽猎赋》、《河东赋》出于纵横家者也”。此外，赋家王褒，当时即有“辩士”之称，其作《圣主得贤臣颂》、《洞箫赋》等，颇得纵横说辞之遗泽。蜀中文士，何以偏爱纵横？这一现象，发人深思。
笔者认为，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着眼，联系纵横之学的特征加以探讨，当可从中得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汉书·地理志》说：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
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同“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班固在这里除一般介绍了巴蜀之地的地理沿革、自然条件及物产、风俗、民情而外，着重强调了汉初文翁治蜀，兴学倡教，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促进了巴蜀文明的进步；并且特别指出了司马相如“以文辞显于世”，对于后来蜀中文士所起的导向和表率作用。可以认为，后世蜀中文士辈出，的确是与文翁兴学的教化之功和司马相如这一榜样的激励作用分不开的。
但这还不足以说明蜀中文士何以特慕纵横。笔者认为，巴蜀地处西南一隅，远离中原，甚为偏僻；又山阻水隔，交通不便，“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故非常闭塞。人们世代生活在四面环山的盆地之中，少与外界交往，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人们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精神状态，形成了可称为“盆地文明”的种种特征。苏洵曾在《上张文定公书》中，以一个蜀中布衣的身分，向新任地方大员益州知州的张方平指陈蜀境的政治、经济、地理、民情特点。他说：
夫蜀之境，壤狭而民夥，虽号富庶，然亦贫匮者众矣。是以一挠之，则不堪命者十数年，故其人多怨而易动。他在《上府倅吴职方书》中，也曾对受命倅益的吴照邻论说本乡本土的地理形势、政治利害和民情风俗。书中说道：
洵窃谓蜀之土，墙万山，堑大江，膏田百同，蟠乎其中。故天下之地，险固沃美无如蜀者。……人性骄侈，耀宝贿，盛纨锦。赀蓄未能百金，而炫诸外已若古程、卓（按：指程郑、卓氏，俱为汉初临邛大富）辈……西南民性与东北尤异，怯不能守，嗜利而好荡。这些特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盆地文明”的征象。然而封闭的状态固然容易生成狭隘、浅薄、浮躁、偏颇、自负、骄侈、虚荣、浮夸等意识特征和行为特征，而作为远离王化的“西僻之乡”，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封闭环境，又使得正统的儒家文化难以长驱直入而以“独尊”的地位控制人们的思想。人们受传统思想的约束较少，个性相对张扬，思想较为解放，因而敢于蔑视传统和权威，乐于兼收并蓄各家思想。纵横学术得以在蜀中流传，并受到文士们的青睐，不能不说主要是因为具有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
蜀中文士身居偏僻之地，自负不羁之才，胸怀远大抱负，渴望建功立业。一方面极欲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弃贫贱而自谋富贵；另一方面是希望“奋其智能”，大展“王佐才”，成为“帝王师”，“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所以他们特别致力于讲习“王霸大略”，“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以期有用于世，“济苍生”而“安社稷”。在诸家学术中，纵横家最讲究游说权谋之术，最注重发挥个人的智慧，其重计、重利、重时，重自我的思想倾向，恰好符合他们的心态；而游说权谋之术的实用性，又恰好为他们所看重。正如《史记·日者列传》记司马季主之言曰：“（谈士辩人）虑事定计，饰先王之成功，语其败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夸严，莫大于此矣。然欲强国成功，尽忠于上，非此不立。”因此，那些养晦待时、学以致用的蜀中文士，当其为“出而用世”学本事、打基础、作准备的时候，仰慕当年腾说而致富贵的纵横家，研习游说权谋的纵横术，便是非常自然的了。
可是历史仿佛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他们原本想用纵横术大展宏图，辅弼帝王，立下丰功伟业，辉耀政坛，留芳青史；结果却仕途不通，壮志难酬，倒是纵横驰骋于文坛，留下了不少辉煌的杰作，在文学史上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