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出口和经济增长——基于拉美国家实证数据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实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政策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关心的焦点问题。英国经济学家斯密最早提出了“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思想,在此之后李嘉图、索洛等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模型中也都把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的“新增长理论”也对贸易开放的增长效应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描述。在这个框架下,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后来在其很有影响的著作中论证了开放可以通过几种渠道促进经济增长。
对贸易自由化的批评和怀疑主要来源于普雷维什(Prebisch,1950)和辛格(Singer,1950)的思想。他们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进行工业化,在贸易开放的情况下,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的不断下降会加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开展工业化时,有必要对其幼稚的制造业进行短期或是中期保护。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集中在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上,而进口主要是附加值高的制造品,这会加深发展中国家的依附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弹性比较低,初级产品的需求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开放条件下的贸易条件会持续恶化。
普雷维什的思想在拉丁美洲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的秘书长,他的思想影响了大部分拉美国家的政策。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拉美国家采取的是以贸易保护思想为基础的进口替代政策。在此期间,也有一些学者对贸易体制进行了研究,指出更开放和外向的经济体比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经济体更富有成效。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变其限制性的贸易政策,在对外贸易中采取开放措施。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没有能够成为主流观点。直到石油危机及后来的债务危机之后,自由贸易的思想和政策才逐渐被拉美国家接受。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拉美国家带来很高的通货膨胀,此时对进口替代政策的批评日益高涨。1982年,拉美国家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许多国家陷入困境。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拉美国家应该实施包括减少贸易壁垒和贸易自由化在内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战略(Balassa,Bueno,et al,1986),甚至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也开始转变他们的观点,进而支持外向型发展政策。这些观点的基础是政府从经济活动中退出,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它们构成了政策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华盛顿共识”由10点宏观政策建议组成,其基本观点包括外向型经济发展、市场自由化、稳定发展和经济自由化等(Williamson,1990)。这些政策建议和当时世界银行对拉美国家结构性调整的核心要求是一致的(World Bank,1991)。尽管对于这些政策建议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它们实际上构成了拉美地区1980年代之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基础。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等国相继实施了“结构性调整计划”(也叫做“新自由主义改革”),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在1990年代初加入了改革的行列,到1990年代中期,拉美大部分国家都实施了这一改革(Bulmer-Thomas,1996)。
b:按1995年固定价格计算的GDP;c:1980年数据按1990年固定价格计算;d:1985年数据按1990年固定价格计算。
拉美地区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从实施以来一直受到争议。萨克斯(Sachs,1987)认为贸易自由化不一定构成成功的外向型战略的必要条件。泰勒(Taylor,1991)更是指出,开放贸易和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国家不会带来明显好处,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可能是更恰当的。从实践看,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还没有对拉美国家产生预想的效果。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非常缓慢,这也使得很多学者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措施。我们选取1960-1995年拉美国家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拉美地区的出口、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考察拉美贸易政策的效果。本文的思路和结构如下:首先通过实证数据对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效果进行一个简短的考察,然后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和分析,详细探讨拉美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最后是结论和建议。
二、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效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核心是,放开对外贸易、金融体系和劳动市场以及全面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通过市场有效配置资源来恢复经济效率,进而提高长期增长的潜力。从实施的效果看,“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富有成效,通货膨胀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三位数水平降低到了96年的18%(表1)。出口增长率从1950-1980年的负值提高到了1990年代后的超过10%的水平,并且1990年代之后的出口额几乎是实施进口替代时期的4倍(World Bank,1990)。但是也有不容忽视的负面现象,突出表现在:GDP增长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在5%及以下的水平(进口替代时期拉美地区平均GDP增长率为6%,巴西达到8.8%的水平),就业增长缓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缺乏活力①,拉美地区贫富差距的悬殊也使该地区持续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均等的地区(Bulmer-Thomas,1996)。
此外,在“新自由主义改革”进程中拉美地区还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经济增长极不稳定以及不同国家的GDP增长不均衡。197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很快,但在1980年代,拉美国家相继陷入了“债务危机”,经济增长从高峰突然陷入低谷。事隔10多年,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未完全稳定下来,在1990年代又发生了“金融危机”,这些事件说明该地区的经济体系非常脆弱,经济增长非常不稳定。许多学者指出这说明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受资本移动的影响很大,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使得拉美国家经济体系很难应对外来冲击(Ocampo,1999)。另一方面,从国别来看,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很不平衡。Stalling and Perez(2000)对拉美9个国家进行考察发现存在两类国家。一类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和秘鲁,在1990-1997年的改革后阶段的经济增长快于1950-1980年的进口替代阶段;而另一类国家,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牙买加和墨西哥,在进口替代阶段的经济增长率为6.1%,而1990-1997年只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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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自由主义改革”促进了拉美国家的出口增长,但是GDP增长处于不稳定和低迷状态。本文将通过建立计量模型重点探讨拉美国家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模型设计和特征描述
对外贸易和增长的关系的研究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贸易政策改革实践进行的全面细致的多国研究;二是利用大量跨国截面数据,对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计量研究。本文的研究属于后一种,其代表性的早期文献有Michaely(1977),Balassa(1978),Feder(1983)等。Feder在他的文章中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框架建立了一个模型。对31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分析。在Feder的文章发表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围绕着几个方向进一步扩展了Feder的模型。其中的焦点问题有,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外向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一样?世界经济形势是否对出口、对发展中带来的好处产生影响?比如,Helleiner(1986)在其研究中指出,只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出口才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作用。Singer和Gray(1988)指出在世界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对较弱,而在世界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这两者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本文的模型考虑以上问题,对Feder(1983)的模型加入Dummy变量进行扩展和修改,对拉美国家1960-1995年间数据分阶段进行多重回归,以期得出拉美地区出口、劳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选择1960-1995年的数据,一方面是因为1995-2000年的数据缺损比较严重,另一方面是,1995年之后有两大不寻常的外部事件对该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即1997-1998年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0年后开始的高昂的石油价格,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采用其它方法和模型对该阶段另文进行分析。
我们采用ECLAC的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的历年数据用计量软件进行分析。修正后的模型是:
GDP=a(L)+b(I)+c(Xg)*(X/GDP)+V
其中:GDP为GDP年增长率;L为劳动力的年增长率;I为投资的年增长率;Xg为出口的年增长率;X/GDP为出口占GDP的比例;V为Dummy变量。
模型选取的Dummy变量有3类:(1)出口产品结构:制成品(X1),石油(X2)和第一产业产品(X3,主要是农矿产品);(2)区位: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R1),安第斯山脉地区(R2),南美洲(R3);(3)经济体规模:大型(S1),中型(S2)和小型(S3)。论证的总体步骤是:首先将拉美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量分析,然后以Dummy变量特征分组进行分析,最后对单个国家进行分析。在根据Dummy变量进行分组讨论时,我们根据1960-1995年拉美地区面临的不同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把研究时间阶段分成四段:1960-1973,1974-1982,1983-1990,1991-1995(见表2)。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具有代表性,Dummy变量的引入也分为两步:先把Dummy变量单个加入到模型中进行分析,最后再把所有Dummy变量全部加入到模型中进行分析。
四、计量分析结果
1.拉美国家作为整体的计量结果
把拉美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量分析,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劳动(L)和投资(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相关系数的显著性程度在1%的水平上;出口(X)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统计显著性。模型的总体显著性程度F很高,为98.118,但是拟合度R2为27%,这说明该模型在27%的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见表3)。
表4显示了同样的结果,L和I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相关性。R1地区(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在1960-1995年间经济增长的统计显著性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在此期间,美国的国内市场需求非常旺盛,而因其地理位置的优势,R1地区大量商品出口到美国;②1984年开始实施的“加勒比海地区启动方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对美国的出口。表4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拉美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要快于60年代。60、70年代正是许多拉美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时候,有些国家,如墨西哥、巴西,经济增长达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欧美各大银行的利率很低,致使一些国家大量举债,这一现象在70年代表现尤为显著,举债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债务的积累过重最后导致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
2.对拉美国家进行分群后的计量结果
(1)以经济规模分组的结果
表5显示L在1960-1973年间和1974-1982年间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投资(I)在所有阶段的统计显著程度都在1%的水平上;除了1991-1995年间,出口(X)在其它阶段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较高统计显著性。在1960-1973年间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有利的时候,大经济体显示出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在1991-1995年的特征是国际经济形势不太稳定,拉美的大部分地区都开始了结构性调整,此期间拉美所有经济规模的国家都表现出统计显著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型的总体显著性程度较高,拟合度低于34%。
(2)以出口产品结构分组的结果
表6显示出的L、I和X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表5类似。L在1960-1973年间和1974-1982年间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I在所有阶段的统计显著程度都在1%的水平上;除了1991-1995年间,出口(X)在其它阶段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我们也注意到,以石油和初级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两类国家在此期间经济增长显著。同样,统计结果显示模型总体显著性程度较高,拟合度低于34%。
(3)以区位分组的结果
表7同样显示出L、I和X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I在所有阶段的统计显著程度都在1%的水平上;除了1991-1995年,L和X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统计显著程度都在1%的水平。从地区来看,R3地区(南美洲和巴西)在1960-1973年显示出显著的经济增长;而且,该地区和R2(安第斯山脉地区)在1991-1995年同样出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这一地区在该阶段出现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南共市的成立。南共市(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的成立及其成立前的推动性活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活力。
(4)考虑所有Dummy变量的结果
与前面的计量结果相似,表8同样表明:I在所有阶段的统计显著程度都在1%的水平上;除了1991-1995年,L和X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有较高统计显著性。R1地区和R2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其区位在1983-1990年表现出了统计显著上的相关性。这一时期正是这两个地区的许多国家开始结构性调整和促进自由贸易的时期,1984年开始实施的“加勒比海地区启动方案”(该方案也涉及到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也可能对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影响。
3.单个国家的计量结果
本节我们运用模型对单个拉美国家做计量分析以便得出每个国家自身的特性。在表9中我们没有进行分组,也没有加入Dummy变量,其中我们看到,除了智利、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I和经济增长都有显著关系。萨尔瓦多、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墨西哥,L有1%水平的统计显著性。巴西、哥伦比亚和圭亚那,L对于经济增长也是很重要的,5%的统计显著水平。在出口上,只有墨西哥和萨尔瓦多的出口对经济增长有统计显著性。模型能在较大程度上解释巴西、多米尼加、墨西哥和巴拿马的经济增长,拟合度分别是64%,64%和77%。
当我们分年度对单个国家进行考察时(表10),我们发现L和I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出口和经济增长有5%显著水平的相关性。表10还表明,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并没有统计显著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我们的模型能在较大程度上解释巴西(76%),墨西哥(80%),多米尼加共和国(75%)的经济增长。在国别上明显看到的是,萨尔瓦多、圭亚那和尼加拉瓜,经历了持续的经济衰退。在1980年代这些国家政变频繁,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衰退可能主要和其政局不稳定有关。
五、简要的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拉美地区出口对经济增长是否有重要影响。除了在根据Dummy变量分组讨论时,我们发现出口与经济增长在特定的时间段有显著关系外,把拉美作为整体和对单个国家进行考察,未发现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相关关系。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拉美地区全面进行结构调整,大力促进出口和强化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1990-1995年,没有任何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当然,我们的分析截止到1995年,也许贸易开放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在1995年之后得以显现,这还有待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另一个明显结论是,在整个时间跨度区间,投资和劳动对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相关关系。
区位和出口产品结构在一定的时间区间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和相应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有重大关系。模型能较好地解释拉美国家,如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墨西哥等国的经济增长。对拉美地区进行整体和分组进行分析时模型的拟合度较低,说明还有除了模型所使用变量之外的对经济增长有说服力的因素没有考虑在模型中。
注释:
①1990-1998年,拉美3个大经济体(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以及中等经济规模国家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为0.8%,而1950-1980年为1.0%(Hofman,Economic Growth and Performance in Latin America.Santiago.Chile.ECLAC,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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