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态文明：生态形成的科学、伦理和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伦理论文,走向论文,政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籍奥地利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在其著作《走向天堂之路》(Paths to Paradise)第一章的开头写道：
危机时代也是大自由的时代。我们的世界解体了，社会在瓦解，我们终身的希望和价值在崩溃。未来不再是过去趋势的延续，当前发展的意义令人困惑；历史的意义悬而未决。因为旧秩序已经闭幕，却没有其他秩序在舞台侧面等候上场。我们必须临时为未来做准备，而以前则从没有这样做。人们再也不能以现实主义的名义来谴责那些主张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的人。相反，现在的现实主义意味着承认这些观点：“工业主义”已经达到再不能前进的阶段，被其自己制造的障碍所封锁……我们避免危机的方向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一问题依赖于政治的、技术的和文化的选择——我们现在必须做出这些选择。①
这是在1983年写的，当时正处于此前的一次经济危机之中，人类刚开始认识到，全球经济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没有人注意到高兹的宣言。人们随后采取的方式是加强对自然的剥削，农场主和工人被对利润的追求所驱使，几乎没有注意到生态的限制。同时，东欧的指令经济破产了，人们完全不再相信它能够作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替代选项。在使一些人富裕到荒谬程度的同时，这种利润驱动的经济增长使大量的人穷困潦倒，给我们带来了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经济危机，也把我们带到了生态灾难的悬崖边上。这种情况使得高兹对全新思想的呼吁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切合实际。我们应当把当前的经济危机看作是为人类设计新路线的机会。
应对这次的生态危机需要做出的变化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把所需要的变化称为创造一种新文明也不算太夸张。对生态文明的呼吁，最初是叶谦吉1984年在前苏联，然后是1987年在中国，接着是1999年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在美国，正如他们呼吁的那样，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生态文明”。②在这一方面，世界应当跟随中国的领导。生态文明的理念是中国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倡议的，并进入了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的报告，被采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③
然而，我们首先有必要弄清我们所面临的处境的严重性。最严重的问题是全球变暖，虽然这绝不是唯一的问题。所有问题之中这一问题最大，这一问题提出的挑战使得几乎所有其他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和互相联系凸现出来。而妨害解决这一问题的障碍也说明了人们在采取有效行动以应对其他生态问题中遇到困难的原因。《新科学家》最近的一个版本试图描绘全球气温升高4℃后地球会是什么样子。从地图上看，大多数当前人类居住的地区，包括中国、美国、非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几乎所有地方在内，将会成为不适于人类居住的沙漠，或者因洪水、干旱或极端天气而不适于人类居住。但如果世界能热到那种程度，它又为什么会就此止步？将会有许多正反馈回路开始运动起来，以至于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反思5500万年前的始新世生态崩溃所发生的事情之后，得出结论说，事态会变得糟得多。他提出，如果我们不能应对这一危机，在本世纪末将会只剩下200万人居住在北极附近，他的观点使人们震惊。在提出这种观点时，拉夫洛克声称自己是乐观主义者，而且许多科学家赞同他。如此之多的人们怎样才能幸免于这样的灾难导致的社会解体和暴力呢？我们似乎要面对因生态破坏导致的文明崩溃，这种文明崩溃在过去已经发生过多次，在那些次文明崩溃中，幸存者在人类仍然可以居住的少数几个地方，以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社区形式，在粗劣的文化下生活。如果没有彻底的变革，这就是人类的命运。
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以应对这一问题。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著名气候科学家）夫妇，在给奥巴马总统夫妇的一封公开信中，把《京都议定书》中的政策描述为“没有作用而且与气候威胁不相适应”。他们继续写道：
决策圈考虑的行动和保护地球的科学要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痕……科学和政策不能分离，避免气候灾难仍有可能，但只有政策与科学表明必需的东西相一致才是可能的。④
他们主张中止和逐步淘汰那些不能俘获和贮藏二氧化碳的煤炭工厂，通过大幅度增加烟尘排放税来提高碳排放成本，他们呼吁国际合作紧急研发第四代核电站。范达娜·湿婆(Vandana Shiva)同样对当前政府政策的无力忧心忡忡，但她并不认为核电站是解决方案，她认为核电站是所有“新清洁燃料”中最为肮脏的。⑤她主张“地球民主”，呼吁各地控制食物生产、营养和土壤卫生，保卫并恢复传统的耕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她认为，这些耕作方式是可持续的。这些方式保护包括森林在内的不同生命形式，而且不会耗尽资源或者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
其他的环境学家呼吁甚至更为激进的思想，拉夫洛克呼吁像准备战争一样动员人类，除了血、汗和眼泪之外别无承诺，彻底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文明，提高和增加全球生态系统——盖亚的寿命，而不是弄脏我们自己的巢穴。在即将到来的未来，这将意味着承担巨大的任务，不仅要中止温室气体排放，而且要实施“地球工程”。他为核电的应用作了辩护，但现在认为这样并不够。我们最后的希望是掩埋农场废料生产的大量木炭，以消除空气中的碳。托马斯·普鲁格(Thomas Prugh)、罗伯特·科斯坦萨(Robert Costanza)和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大多数环境学家承诺的生活没有吸引力。他们这样说：
摆在桌面上的似乎只有两种景象。在传统的景象里，人类经济和人口不断地、有力地增长，每一个人都热切地追求最大消费的梦想。环境学家们的观点正确地否认了这种景象的可行性，但提供的是一种全世界人终生吃芹菜的生活。这样大多数人选择第一条路就很难让人惊奇了。⑥
他们关注的是提倡一种能够激励人们为公共利益工作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呼吁强有力的民主，反对权力集中在全球性公司的手中。
这些回应表明了应对生态危机的主要方向。正如人们对一位在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的科学家期望的那样，汉森相信市场操作和科技修复。他尤其关注促进这些方面的进一步研究。他是这样一种人的典型，这种人接受工业文明，并寻求以工业文明成就为基础且推广工业文明成就的答案。以物理学者开始其职业生涯的湿婆，是那种对工业文明失去信心的人的典型案例，她关注的是揭露大多数工业文明表面成就的幻象，并展示以前的社会形式的优越性，实际上，她是工业文明正在摧毁的农业文明的保卫者。拉夫洛克是“盖亚假说”的发明人，根据这种假说，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而普鲁格、科斯坦萨和戴利作为生态经济学的创始人，要更为复杂。他们同情从前的社会形式，批判工业文明，但努力去创造某种新东西。他们在全新的方向上研究并推进生态学，我们可以认为他们超越了工业文明。他们是新的生态文明的先驱。
虽然我们难以否认，工业文明产生的技术进步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并把人类统一在一种文明之中，然而，相对于所有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而言，更多更严重的问题产生了。湿婆指出，技术的现代主义形式，尤其是应用于农业的技术，已经与经济权力的集中联系在一起，把许多人排除在外，使他们穷困潦倒，而就是这种东西破坏了地方的和全球的生态系统。她无疑是正确的。在阿尔弗·霍恩堡(Alf Hornborg)的《机器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Machine)一书中，她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找到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更广泛地说，她把最近的对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现代化的推动看作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无疑也是正确的。此外，帝国主义，特别是其开始时期的资本主义形式，向来与工业文明不可分割。她在保护并复活传统印度农业形式中的行动的成功，是对现代主义者们的设想的挑战。然而，一般地反对工业文明，反对核电，完全正确吗？工业文明中的人们较之农业文明中的人们，平均寿命长的多，这就意味着某种真正的成功，正如拉夫洛克认为，以核反应堆代替燃煤发电器可以给我们必要的时间来避免灾难，即使仅仅这样做并不够。
戴利和小约翰·科布(John Cobb Jr.)一起提出了和湿婆一样的观点，他们指出，戒绝现代技术的美国安曼教派社区是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而大多数其他的农场主正走向破产。但同时，他们看到，发达经济体中的人们并不想回到纯粹耕作的、少有余粮的农场经营，而且他们欣赏后机械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生态学。他们在努力重新定义进步的含义，这种定义方式考虑到了生态，并且支持那种人们会愿意为之奋斗的、有吸引力的生活景象。在发达的民主中，人们通过他们在民主地组织起来的社区的公民身份来定义自己，这就是说，他们作为自己社区的管理者，而不是作为消费者，承担这种身份所需要的全部责任。在发达民主存在的地方，例如瑞士和瑞典，人们造成的生态破坏，较之消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所造成的生态破坏要小得多（人均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不足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1/3），并且在应对环境问题方面行动也更为一致。然而，全球变暖是一个全球问题，整个人类都牵涉进来，既是环境破坏的作恶者，也是其影响的受害者，而应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力量，给那些试图甚至是维持现存民主的人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将生态文明设想为传统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后继者，生态文明的理念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远见，这种远见足够大，能够正视生态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文明必须立足于所有过去文明的成果之上，在创造这样一个文明的过程中需要克服大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设想这样一个文明是什么样子的。
创造一种生态文明，作为农业的和工业的文明的后继者，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考察“文明”的含义。文明是一个过程名词，最初的定义是与野蛮相反，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社会秩序和教养的完成状态，其背后是强调进步主义的人的发展的启蒙精神。那些首先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苏联环境学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明的，生态文明在他们那里指的是人类进一步发展到重视我们生存的生态状况。然而，“文明”的概念还引伸出另一层意思。复数的“文明”开始被用于承认历史中社会秩序和教养形式的多样性，与形容词结合，例如“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中国”文明、“中世纪”文明、“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这种意义上，像罗伊·莫里森那样提倡生态文明（托马斯·贝里则比较含蓄）就是在要求一种较为彻底的转型。我在谈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时，主张我们需要的是这种较为显著意义上的转型，但同时，这种转型应被视为对工业文明中的和农业文明中的最好的东西的整合。那么，问题是要研究一种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而更重要的是研究一种文明转型为另一种文明的标志是什么，以及已经转型的文明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这里，形容词重叠中的困难是显然的。例如，欧洲文明可能包括希腊、罗马、中世纪和现代文明，人们认为它的特征和中国文明相反，而反过来，中国文明可能被认为包括了不同朝代的文明，更不用说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方面的文明。如果人们意识到，“文明”是一个过程名词，这样重叠的形容词就会显得不那么令人困惑。这意味着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时间持续的过程，具有的是一种叙事性特征而非某个物品的绝对特征，而且这样的过程同时存在是可能的，这些过程甚至会互相促进，但又互不相同，有着不同的动力。然而，仍然存在什么东西使得一个文明成为文明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文明”的标志是对世界本质和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深层设定，因此也就是对何为值得人们奋斗的终极目标的深层设定，这种设定充斥着包括实践和制度在内的全部文化领域，并在漫长的时期中被体现并表达这些深层设定的生命形式所复制。我们谈论欧洲文明，但仍要区分希腊、罗马、中世纪和现代文明，这样做有意义的原因在于，在欧洲文明从希腊文明到现代文明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着深层设定的某些连续性，然而，这些设定仍然存在着重要转型，这种转型影响着欧洲人思维、生活方式和组织的所有层面。谈论农业文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些文明以农业的实践和发展为基础，倾向于发展出类似的思维和组织形式，但它们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相互独立发展的，仍然有非常显著的特征。另一方面，工业文明虽然起源于现代欧洲文明，却彻底改变了世界上的所有其他文明，因为他们必须接受工业文明来保护他们抵抗欧洲帝国主义。工业文明以这种方式，把世界统一到一个文明中，它使人联想到把整个自然贬低为服务于人的工具的某种推动力，使人联想到全球市场的强加于人，虽然在工业文明中存在的重要差别反映了以前文明的影响，而且那种尚未被工业文明消融的先前生活方式的遗迹仍然存在。作为一种全球文明，生态文明只能从一种被工业文明统一起来的世界秩序中产生，但它将超越并彻底改变这种文明。它涉及到深层设定、思维方式和终极目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力度之大，正如农业文明产生时或者中国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中世纪文明和现代文明产生时所发生的那样，但是，它仍会保存这些文明或者其他文明中最优秀的东西。
何为思维方式的这些深层设定？这些设定虽然在过去的思想传统中有其根源，但却是生态科学提出并整合的思维方式。生态科学不仅是对现代科学核心设定的根本挑战，而且是对工业文明核心设定的根本挑战。接受生态学不仅涉及到科学的转型，而且涉及到科学与其他文化领域的关系的转型，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他们的制度和他们的组织，而且更严重地影响着他们对于未来、对于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的想象。所谓“现代科学”，我指的是科学自工业文明产生以来所采用的形式，这种简化论唯物主义的形式，否认人类存在的任何目的，使得感性生活无法被人理解，创造了一种肉体和心灵的二元论，分裂了科学形式并使之反对艺术和人文学科，但却继续把未来想象为完全征服自然以服务于人的目的，或者至少是服务于达尔文的生存和统治斗争中的胜利者的目的。它最有力的政治表述向来是通过经济学理论和以霍布斯机械论哲学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实现的，其终极形式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把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定义为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契约形式，把所有和自然的关系定义为工具关系。生态学的最近发展，在推进科学并因此立足于现代性的最先进成果之上的同时，不仅为克服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提供了基础，而且为克服工业文明的缺陷提供了基础。这些进展提供的基础，使人们可以理解目的论，使人们可以理解感性，它克服了肉体和心灵之间、科学和人文之间的二元论，而且，通过把人类定位为自然界中自然出现的过程的和结构的合成体，为人们理解工业和前工业文明的成果和局限性提供了基础。我认为，生态学这样做阐明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需要这种思维方式来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和个人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文化和文明的本质，并因此改变人们生活和组织自身的方式。它为人们以一种不同于那些曾经统治现代性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建构一种不同的未来景象提供了基础。这就是说，生态学阐明了一种创造生态文明所需的思维方式。
一、生态学和全球生态系统：人造生态的逻辑
罗伯特·乌兰诺维茨(Robert Ulanowicz)是理论生态学家的领军人物，他在思考生态学的混乱状态时宣称，这是因为，生态学使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现在看来是促进科学在所有领域发展必须处理的核心问题。简化论唯物主义不能解释有机的复杂性或者其产生，而生态学是能够研究这种产生的领域。他在其著作《生态学：一种上升的视角》(Ecology,The Ascendent Perspective)中写道：
生态学占据了有利的中间地带……的确，生态学很可能提供一个首选的剧场，以便在这一剧场内研究可能会对科学总体具有广泛意义的原理。如果我们不固执于把机械论视为一般原理的偏见，我们会在这种思想中看到这样的模糊概念，即生态学这一不健全的学科，在事实上可能成为科学思想中一个根本性飞跃的关键。关于生态世界中事情如何发生的新观点，可能会打破这样一种概念的僵局，这一僵局在当前阻碍了进化现象、发展生物学、生命科学的其余部分以及甚至可能是物理学方面的理解的进展。⑦
在理论生态学的最近发展中，整合进了一些要素。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是非线性热力学、等级系统理论和复杂性理论中的其他进展以及包括生态症候学在内的生物症候学，所有这些要素都需要一种过程的世界观。理论生态学的发展涉及到生命本质的新的理解方式，也涉及到对拉夫洛克的所谓地球有生命的盖亚假说的证明。这样，这些思想就为人类生态学的新发展提供了基础，把人类的特征界定为全球生态系统中的过程和结构的合成体，并为为何文明崩溃以及避免这样的崩溃需要什么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认识。
首先，并非平衡态热力学，而是与之相联系的开放系统，被置于核心地位。某些更激进的理论家认为，不仅应当把开放系统置于核心地位，而且，不是把处于平衡态的封闭、孤立系统作为标准，并以这一标准来界定开放系统，而是开放系统应当被当作标准。重视这一点意味着，不仅有必要抛弃时间可逆和把复杂组织理解为只是系统组件之间相互作用的呈现的传统设定，而且，系统“状态”的观念——这意味着在不考虑其历史的情况下一种即时状态的可定义性——必须被抛弃，相反，人们的注意力应当指向过程变量。热力学开放系统，或者按照伊利亚·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的描述是“耗散结构”，它的形成将提高可用能量（或者“放射本能”）转化为不可用能量（或者“熵”）的速率。这种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组织的。它们呈现连贯的、内因的自保持行为，能够建立一种甚至在外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的自身状态，并显示出倾向于沿着特定路向发展的特征。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涉及到某种形式的创造性因果关系，并最终导致了作为能够理解这一切的存在的我们自身的形成。
承认复杂过程的不可还原性，承认创造性形成的现实，以及承认我们是我们试图理解的世界的参与者，都要求彻底反思物质存在的真正本质及其对于解释任何事物的意义。普利高津和伊莎贝尔·施滕格斯(Isabelle Stengers)认为，这需要接受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以代替主流物理学的还原主义，无论这种物理学是原子论的形式还是统一场理论的形式。乌兰诺维茨现在正在论证一种“过程生态学”，它应当作为“生态形而上学”的基础。这就是说，宇宙的最终存在应被视为创造过程，或者持续的自我约束模式的活动，以及这种过程在动态相互作用中的结构，而不是被看作物体或者事物。科学的焦点应着眼于过程和偶然事件，而不是规律，正如乌兰诺维茨所说：“早期过程产生的规律最终将变成过程的静态的、退化的形式。”⑧
然而，平衡态热力学并非必须接受复杂性理论，复杂性理论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理论，不如说是一个统一问题：如何理解有组织的复杂性？在这一名义下提出了多种理论，有在圣达菲研究所居于支配地位的、很大程度上是还原主义的方法，它关注的是对大量组件之间相互作用的计算机模拟中产生的模式，也有与各种形式的还原主义截然相反的理论。后者对于生态学更为重要。
这些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是等级系统理论。通过这一理论，科学家们能够解释最终原因，即目的性，并能够解释目的性的新形式的产生。对于从霍华德·派蒂(Howard Pattee)的著作中获得灵感的等级系统理论家们来说，任何系统的存在都要求自我约束，而且这种自我约束是这些系统自由的基础。派蒂写道：
遗传密码对普通物质化学性质的约束使得生命形式的多样性成为可能。在下一个层面上，遗传抑制因子的额外约束使得功能性器官和多细胞个体的综合发展成为可能。我们知道，在控制的最高层次上，法律约束对于建立一个自由社会是必要的，而拼法和语法的约束是思想自由表达的前提。⑨
区分约束的等级，必须区分不同的过程等级。奥尼尔(Robert V.O'Neill)及其他人在一本关于理论生态学的主要著作中主张：“对结构划分不同等级，能够把一个复杂系统分解为组织的层面和每个层面内部的独立组件。”⑩相对较高层次的行为以较慢的速率运行，而较低层次的特征是相对较快的速率。新系统的形成要求添加以特定节奏为特征的新约束条件，这种特定节奏介于节奏较长和节奏较短的过程之间。通过约束，放射本能被捕获并进入运行，建立起储存放射本能的结构，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做功。侯美婉(Mae-Wan Ho)认为，理解有机体热力学的关键“既非能量流动，也非能量消散，而是能量流动之下的能量储存”(11)。通过这种约束产生的组织行为，其特征是多重标度的夹带循环，它对于生命捕捉、储存可用能量并有效利用能量具有核心重要性。侯美婉和乌兰诺维茨指出：
协同（组织）……依赖于如何在循环中调动被捕获的能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准有限循环中，这种循环可以被设想为动力盒；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规模，从很快的到很慢的，从全球的到最为地方性的。循环提供的动态闭合是生命绝对必需的。(12)
理解不同过程速率的过程之间的联系，使得我们可能理解目的性或者“最终原因”。另一位理论生物学家斯坦利·萨尔斯(Stanley Salthe)指出：“较高层的约束不仅有助于选择较低层轨迹，而且同时将之带进其未来。自上而下的原因是一种最终原因的形式。”(13)这可能导致系统提升其自身存在条件的倾向，而且，为达此目的，要发展功能性组件以服务于这一目的。无论考察何种规模的生态系统，它都倾向于“同流”，这就是说，在微扰之后，它倾向于回归它的发展轨迹。这种微扰从定义上说是外在于系统的。但当处于一种较高的组织层次，对非生命环境的控制已经确立，这种微扰就可以整合进入生态系统中，虽然这些微扰在较低层次是不可控制的。例如，森林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温度、湿度，甚至降雨，这些都是单个有机体不能控制的。在已经稳定下来的环境中，物种被选择是因其与其他物种的协调性，而不是因为适应物质环境，因而强化了这种控制。
由此可以联想到罗伯特·罗森(Robert Rosen)研究的新型复杂性的发展，在那里，系统的特征是多重动态过程，每一过程既是其他过程的组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但不完全是——其他过程的产物。每一过程部分地都是它自身存在的内在原因，具有自己独有的动力，而且不能完全解释为其他过程的结果，但同时又不能与其他过程分离。建模这样的复杂系统需要一种新的数学，这种数学同时考虑到不可逆变化和互相依赖，而且这样的模型不能在电脑上虚拟。在这种系统中，功能性组件成为系统的产物，同样不能离开系统，但并非仅仅是系统的结果。只有通过它们的活动才能确定它们，而且它们不能被认定为不相连的部分，也就是说，不能被认定为可以独立于这些系统独立存在的部分。例如，森林的功能性组件是那些负责捕获太阳能、回收养分和维持温度和湿度的结构。这些组件不能在物理意义上分割，试图分割将毁灭这些组件和它们作为其部分的系统。
派蒂在推出等级系统理论时，特别关注提供控制的物理原因，他认为，这种原因要求系统形成自己的模型，以影响这种控制。这就是说，他试图解释物理过程如何产生表征或信号。通过产生和翻译信号，系统不仅能够对当下处境做出反应，而且能够预知他们未来将会遭遇的处境。很快有人（萨尔斯）认识到，派蒂的思想与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更为激进的著作是一致的。皮尔士试图提出一种关于信号的一般理论以解释信号的可能性，并揭示信号的生产和翻译充斥于自然界的程度。皮尔士提出的信号的最全面定义是，信号“介于物体和解释项之间，因为相对于解释项它为物体所决定，也根据物体决定解释项，就这样，通过‘信号’的中介作用，解释项为物体所决定”(14)。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强调，这种“三相影响”并非“任何时候都可以分解为两者之间的行为”(15)。这就是说，这种影响不能分析为因果关系，并且在本质上包括某些创造性规则。解释项自身可以成为信号，产生新的解释项，而这一过程可以无限延续。这种指号过程涉及到物体通过信号限制解释项的可能性，但这种限制使得一个系统容易实施某些对其未来的控制。
当人们讨论信号或者指号过程的生产和翻译时，他们倾向于把这种生产和翻译设想为首先是和主要是“智力的”，正如在语言中，一个人说出一句话，另一个人翻译这句话。然而，解释项反过来成为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信号，它作为行为在自然界是非常正常的。不仅对于几乎所有的动物而言，而且对于大多数人类的符号语言行为而言，这都是正确的。在这些情况下，翻译只是行为的一个方面，并且行为被其他的行为者视为信号。甚至更根本地说，翻译是形态的成长，而形态的成长也成为信号，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形态的成长或者形态形成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晶胚成长为有机体，植物胚芽成长为植物，生物群体成长形成像苔藓、珊瑚或者森林这样的较大结构。DNA实际上是有机体遗传给其后裔的信号系统，给它们提供如何理解这些信号的知识，并通过这些信号，理解它们将成长于其中的环境。正是由于它们对它们的DNA的翻译，植物向下趋水生长，向上向阳生长，运用重力作为方向信号，同时对它们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做出反应，就这样它们发展出自己特有的形态。这是“植物性指号过程”。
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认为，植物性指号过程是最原始的指号过程形态。它是“动物性指号过程”或者行为的前提，“动物性指号过程”是“理性指号过程”的前提。(16)通过运用物质结构（如分子结构）的潜能对情景做出反应，植物性指号过程产生了大量不同的形态或者结构。复杂性理论家（也是建筑学理论家）克里斯多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指出：
在所有生物形态的形态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高度复杂的、有序的结构在产生中是与其环境相和谐的。可以说，自然界中有机体的大量的、广泛的共同适应的和谐，应完全归因于形态形成。(17)
亚历山大认为，通过不同过程的相互妥协，生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生命结构，这种生命结构的特征是多重标度上的互相提升的中心（对应于侯美婉和乌兰诺维茨所描述的协同系统特有的“多层次循环”或者“动力盒”）。
指号过程能够并常常包含全部三个层次：植物性的、动物性的和理性的。例如，花的生长和开放是蜜蜂的信号，这种信号在它们采蜜的活动中得到翻译，但也在蜂巢的蜂舞中得到翻译，通过蜂舞，蜜蜂告诉其他蜜蜂何处能找到花（如果花少的话）。指号过程对所有生命都具重要意义。杰斯帕·霍夫梅耶(Jesper Hoffmeyer)指出，全球生态系统的出现创造了他所谓的“指号圈”(semiosphere)。
至此我一直在讨论生态系统，谈及有机体时只是视之为生态系统的组件。有机体应当置于这一方案的何处？我们最好把有机体理解为高度整合的生态系统，也就是说，把小系统理解为“栖息地系统（或者小生境，即“ecosystem”的字面意思）”，这种系统为有机体的形成和自主活动提供条件，然后约束它们的生长或者行为，以促进所有组件的共同利益，并因此提升整个系统的生活。这就是说，有机体是系统的系统，存在互相协同关系。在多细胞有机体那里，这种情况最为显见，在多细胞有机体中，整体为个体细胞提供居所（或者更准确地说，提供细胞能够安家的环境），促进它们的生成，同时通过控制它们的环境、协调它们的活动，以使它们促进共同利益，并因此提升所有这些细胞的生活。然而，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指出，真核细胞即那种具有严格定义的细胞核的细胞，真核细胞的组件各自独立发展，然后相互之间形成共生关系，产生新的协同。如马古利斯所说，我们都是共生体，互利共生先于竞争，而且竞争常常受到约束，约束使得竞争变成一种服务于由互利共生统一起来的系统的机制。
至于更为综合的系统，有机体的特征是罗森所研究的那种形式的复杂性，在这种复杂性中，系统具有多重动力，这些动力互为组件，并生产它们自己的组件或者为它们的组件的形成提供条件。有机体还有一种明确定义的半透性的表面，把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区分开来，有机体与外部环境不断互相作用，并根据外部环境与自身的关系来定义外部环境。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Jacob von Uexküll)认为，生命有机体的行为不仅是它们的外部环境对它们的影响，因为外部环境被它们定义为它们的“周围世界”，即被解释为对它们有意义的那些环境方面，它们对这些方面的反应常常是创造性的。最近，卡莱维这样的生物记号语言学家运用皮尔士的记号语言理论来重新解释冯·于克斯屈尔的著作。
那么，生命是什么？我们最好把生命理解为生态系统，即存在共生关系的动力过程的共同体，直接地或者通过信号中介约束自身并能够互相约束，以此协调它们的行为，以促进共同利益，再生产并发展它们再生产和繁荣所需的环境条件，并因此维持它们在生命共同体中的存在。生态系统与机器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态系统的组件有其自身的自主性和意义，根据组件自身的动力对整体发挥创造性作用并改造整体，生态系统与随机组织的实体的不同之处在于，组件的创造性仍然是受到外在的或者内在的约束的，以便提升共同体成员的生活条件，并因此提升共同体的生活。生态系统是“生态形成的”，为其组件的生成、繁荣创造栖息地（或者小生境），并通过这种栖息地创造，探索新的可能性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所有生命都是由共同体的共同体组成的，这些共同体的共同体，为其自身及其组件共同体提供并扩大栖息地，在扩大彼此的栖息地并因此提升它们作为其部分的共同体生活的同时，为它们自身的繁荣、探索和创造性进入未来创造条件。
生态系统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不健康的（或者更广泛地说，可以具有完整性，也可以不具有完整性）。“健康”的特征是，总体共同体和组件共同体在多重层面上互相强化，推动它们持续、成功地运作，加强它们对新的处境和压力的适应力，加强他们对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发展的适应力以使它们的发展选择最大化。就其特征而言，健康与物种的生成有关，这种物种是由在多重标度上互相提升的中心组成的。健康的崩溃可能有多种原因，但健康崩溃的特征是，协同的丧失、过多的差异和特殊化、指号过程的退化或者崩溃以及中心之间的平衡的丧失，结果是破坏了对新的处境作出创造性反应的条件。健康崩溃的原因可能在生态系统之外产生，但也有可能是内在的，这常常表现为活力丧失的症状。内在的活力丧失常常与对组件共同体的约束的崩溃有关，如在癌症的情况下，细胞再生产产生肿瘤，肿瘤即使不毁坏重要器官，也要吸收所有的营养，使生物体的其余部分陷于饥饿。“死亡”是这种协同的最终崩溃，因此也就是有益于组件系统繁荣的栖息地的破坏。我们应当把所有的生态共同体——从单个细。胞到多细胞生物体再到地方生态系统，直到全球生态系统——都看作有生命的。这就证实了拉夫洛克的主张，即，全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盖亚。盖亚在处于逆境的情况下会丧失其协调其组件以服务于共同利益的能力，变得不健康甚至死亡。
二、从生态学到人类生态学：人类作为盖亚的一个组件
传统的达尔文进化机制是变异和生存斗争中的选择，虽然这并非完全错误，但却歪曲了变异和生存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变异包括生物体对其处境的创造性反应，生物体互相之间的反应，以及通过这种反应产生的、以新的种类和层次的合作为基础的新种类的生物体，而生存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是生物体对其环境条件或者“栖息地”的影响。在变异之间的竞争中，存活的重要性要小一些，而且大部分应当被看作是生态系统保留健康组件并“检验”新组件的方式。正统的达尔文派倾向于对此视而不见。他们也看不到目的性和创造性。新种类的生物体可以被看作是生态系统的实验。它们产生后就具有自主的动力，如果它们对其环境进行解读或者反应的方式能够提升它们的生态系统（这可能是通过限制其他生物体的过分繁殖，或者是通过改善其他生物体的条件），它们就被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包括全球生态系统或者盖亚在内，生态系统能够有效地清除损害生态系统利益的生物体。癌症肿瘤就是这种生物体的典型，由于癌症肿瘤不能响应环境的约束，破坏了它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就会或者被它们产生于其中的生物体消灭，或者是由于作为它们栖息地的生物体的毁灭而被消灭。整个种类的生物体可能以这种方式损害它们生存于其中的生态系统的利益，因而被消灭。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类看作是全球生态系统或者盖亚的一种非常复杂的实验。这一实验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包含多种多样的新的组织、合作和创造形式，从地方共同体到全球文明都有。所有这种复杂性成为可能，是通过人类特有的独特指号过程而实现的，这种指号过程要求把人类的世界建构为共享的世界，在这一共享的世界中，个人把自己看作其他人的世界的组件，使得他们在本质上更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因此较之任何其他动物更具创造性。这种指号过程的最显著表现是人类语言，人类语言推动着人类更加充分地描述世界的欲望。然而，即使语言极为重要，文化却有其他两个维度或者“方面”，它们不能还原为语言，不能还原为陈述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劳动方面，这一方面的来源是人类识别功能的能力，人类因识别功能进而识别形式，然后生产形式以服务于这些功能，这就是“工具”，即共享的、强化对世界控制的设备，包括武器、机器、房屋、道路、电子传媒等等。正是由于这一维度，人类成为自然形态生成的主要作用者。第三个方面是认识方面，在这一方面，人们能够把其他人作为其他主体来认识和理解，并通过他人把自己认识和理解为分享共同世界的自由的社会活动者。正是由于这一维度，人类能够扮演角色，形成认同，形成公正的意识，并认识到自己是具备有待认识的潜能的个体。正如罗森描述的那样，作为有活力的系统，文化的这些方面每一个都是其他方面的组件，但对于其他方面却是不可或缺的方面。虽然大多数人关注陈述方面和劳动方面，我在这里却要关注认识方面，因为这是通过陈述方面得以发展的。
上文谈到，所有自然产生的秩序都包含着新的约束，这对于包括认识方面在内的文化方面也是适用的。对其他人的正确认识，是形成对个人自身作为自由活动者的正确认识的条件，这要求照顾其他人的自由和意义，约束思想和行为。在创造具有世代相传的稳定角色关系的、复杂的制度和组织形式中，最重要的正是这种认识方面。认识方面虽然部分意义上是自主的，但依赖于陈述方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组件——故事或者叙事，并被这一方面大幅度强化。故事通过使人能够形成从事超出个人生命的长期工程的复杂合作形式，也能大幅度强化劳动方面。所有涉及到许多人的复杂活动，都是有生命的故事，人们参与这些活动，要求一遍一遍地讲述这些活动的故事。故事对于共同体和制度的发展及其生命力的保持也具有核心重要性。正是通过一遍一遍地讲述共同体和制度的故事，人们才能理解共同体和制度存在的意义，并修正共同体和制度。故事对于个人同样具有核心重要性，使个人适应一个社会建构的世界，过一种真实的生活，并修改他们继承下来的故事。作为过去故事的历史发展，具有引导人们创造未来的作用，它促生了一种追求正义的动力，以这种正义作为对个人和他人的正确认识。虽然这最初是在追求公平对待数量很小的个人——社会的“英雄”，这一度是人们通过真实的和“虚构的”历史来引导自身行为的过程，故事的讲述具有一种扩展这种认识的倾向。首先，与此相联系，把认识扩展到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然后扩展到共同体的制度，然后再扩展到其他共同体。同样，叙事强化的认识方面，具有实现一种以正义为基础的和谐社会秩序的潜能，这种社会秩序能够扩展到整个人类，然后扩展到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尤其是随着书写的发展，历史的讲述本身具有一种发展动力，要发展成为包括所有人类共同体、包括所有文明在内的宏大叙事。从赫尔德(Herder)、黑格尔和马克思到费尔南多·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和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历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著作，都说明了这一点。最后，这会导致把人类置于自然之中的历史学的形成，承认所有生命形式的价值，克莱夫·庞汀(Clive Ponting)的《绿色世界史》(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就是这种历史学的范例，另外，这种观点也促生了环保思想的发展史。
然而，人们把自己界定为与其他各种共同体相对立的共同体，也能获得某种认识。由于陈述方面和劳动方面是认识方面的组件，这种认识局限于认识方面所采取的形式。大多数农业文明产生的社会形态的特征是，某些人群统一成为精英阶级，与他们社会的其他社会成员和邻近社会的社会成员相对立。虽然精英阶级最初具有某些功能，例如防御外敌或者组织灌溉，但他们对他们出现于其中的那个共同体的作用的特征是，相对于他们征用的资源而言，他们给予共同体的回报在急剧递减。他们剥削被统治阶级，并把被统治阶级贬低为仅仅是生产豪奢物品的工具，以此来显示他们的优越性，并发展军事手段来扩张他们的帝国，攻击其他社会的统治阶级，就这样，他们变成了被统治阶级之上的寄生虫。他们所讲述的历史是精英阶级的历史，有时仅是国王一个人的历史。精英阶级已经是他们生态系统内部的癌症病灶。他们强化对农民的剥削，并通过农民强化对土地和森林的剥削，他们破坏了他们的生态系统，导致他们文明的崩溃、他们人口的崩溃，然后导致“黑暗时代”。玛雅文明走的就是这种轨迹，它在公元9世纪开始崩溃，人们对此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但走这种轨迹的还有3000多年前的铜器时代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哈拉帕、迈锡尼、米诺斯）、美洲的各种文明、西罗马帝国、公元9世纪晚期的伊斯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拜占庭文明。
工业文明依旧走上了同样的轨迹，只不过规模要大得多。工业文明从英国起源，然后首先扩展到欧洲，接着扩展到全世界，这或者是与欧洲文明有关，或者是为了应对工业文明征服的威胁，工业文明的特征是，通过化学燃料的使用、帝国主义和大规模战争，对自然的剥削高度强化。工业文明是与精英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精英阶级热衷于统治他们自己社会的成员，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热衷于统治其他的社会及其资源，热衷于生产豪奢物品和武器，其生产规模是农业文明的统治阶级不可想象的。其结果就是现代的世界体系，斯蒂芬·邦克(Stephen Bunker)对其机能这样描述：
能量从采掘经济体(18)流向生产经济体，减弱了前者的复杂性和力量，而加强了后者的复杂性和力量。现代国家的行为和特征及其复杂且昂贵的官僚制度加速了这种过程。……采掘业使得环境枯竭，当地居民依靠环境来进行自己的再生产，也依靠环境来提取供采掘性商品。……一旦跨地区生态系统的采掘性商品贸易的利润最大化逻辑被引进……采掘性商品之间的价差与采掘性劳动之间的回报差别将激化对少数资源的集中剥削，在这样的剥削速度下，这些资源的再生产和同这些资源共同进化的物种的生物链将被打断，相关的地质和水文机制将瓦解。……把这种系统联结在一起的交换关系，需要地方统治集团改造地方生产和采掘模式，以应对世界需求，但最终的崩溃将是全球性的，而非地方性的。边缘地区的持续贫困最终将破坏整个系统。(19)
结果就是大规模的生态衰退，随着经济全球化，这种生态衰退日益加速。谈到最近的世界经济发展，侯美婉和乌兰诺维茨指出：
世贸组织中的富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目的在于清除所有的贸易、金融和采购壁垒，这等于破坏系统复杂的时空结构。这必然导致对穷人，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穷人的过度剥削，这种过度剥削将削弱整个经济体系。但并不止于此。由于全球经济体系植于全球生态系统之中，对全球经济的过度剥削将驱使人们以不可持续的速度使用自然资源，以至于全球生态系统日益不能更新自身。这导致对经济体系的投入减少，以至于人们不得不采集甚至更多的自然资源，结果是最终摧毁全球经济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20)
对于精英们来说这种结果是避免了，这部分是由于他们能够剥削的国家的范围和广度，但也是由于新技术的发展扩展了剥削自然的可能性。这种文明的特征是文化进化和生态进化之间的分裂，它向来能够在发展自身的同时，通过一种简化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无视其破坏性影响。简化论科学唯物主义提供了发展大多数工业文明技术所需要的知识，而且为经济理论、达尔文学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基础，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自然界和下层社会贬低为纯粹工具被证明是正当的，而生态系统、社会和文明的破坏被合法化为经济和进化过程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这种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对正义的追求，从简化论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正义的理念是不可理解的。进步被定义为彻底把自然界和人贬低为工具，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和可以随意支配收入。
即将到来的全球生态灾难破坏了所有这一切的合法性，并且，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揭露了精英阶级编织的幻象，即，精英阶级大规模积累财富和权力，大规模进行挥霍性消费，有利于“经济增长”，因而有利于人类。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全球生态灾难是一种威胁，这证明了与简化论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与历史和科学联系在一起的）陈述方面以及与之相伴的（与具体化并扩展认识成果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方面的进步。通过超越简化论唯物主义的科学进步，使科学和人文学科重新联合起来，整个人类的宏大叙事不仅复活了，而且扩张了。人类开始懂得，人类本质上具有一种潜在的功能，这种功能就是理解生命的意义，发展和使用自身的聪明才智，通过提升全球生态系统的生命来提升人类的生命，而且，如果人类不热心于承担这种功能，人类就会面临灭绝。理解这一点，就是理解人类文化对指号圈的作用；生命指号过程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盖亚已经通过人类意识到自身以及自身的意义，意识到它所面临的问题，意识到它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当前人类文明的轨迹。同时，这一指号过程揭露了对正义的追求，也就是组件生物体正确认识到，生态系统的动力和意义是健康生态系统的不可或缺部分。人类不断加深对“其他人”的意义的理解，这个“其他人”既包括人也包括其他生物体，更广泛一些，还包括生态系统，人类根据这种理解约束自身，这种借以约束自身的认识方面的进步是地方生态系统和全球生态系统回归健康所必需的约束。整合了所有这种认识的科学，也就超越了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对立，从而能够给叙事和更抽象的思想腾出地盘，通过叙事和更为抽象的思想，人类创造自身并重新定义自身和其他事物的关系，这种科学就是生态学。
三、生态学引导人类转向：生态形成的伦理学和政治学
通过包括人类生态学在内的生态学提供的视角，我们现在能够重新审视那些应对全球生态破坏的威胁的主张。范达娜·湿婆的确有正当理由呼吁正确认识农民的当地知识和生活方式，这些农民开发了一种可持续的农业形式。总的来说，在工业文明中失去了的这种智慧，要求不浪费任何东西，回收一切东西并最小化对自然界的影响。然而，我们也有必要认识到生态学研究可能对农业的贡献，而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需要创造并保持这样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这种结构约束着人类的破坏倾向，鼓励人们去提升他们的共同体的生命，承认并支持那些希望过一种可持续的生活并提升生命质量的人。等到一种全球文明已经形成后，较为野蛮的和生态破坏较为严重的社会将会屈服于那些以更大的正义为基础的社会，这实际上是必然的。
这些较为野蛮的社会，为超越那种以无情斗争来实现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文化的和技术的手段，虽然这种技术中有许多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性，有一些却可以被用于创造一个更为和谐的社会。资源利用效率能够大幅度提高，虽然存在极限。吉姆·汉森(Jim Hansen)对核电的呼吁看起来是有疑问的。在过去，核电站曾是与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还会用完非常有限的铀235资源。然而，人们主张的某些第四代核反应堆可能是小东西，以熔盐钍反应堆或者使用铀238（只用极少量的铀235）的反应堆，为城镇或者乡村提供几个世纪的电力，它们很少产生或者不产生废料，或者产生能够很容易地运用于核武器生产的物质。然而，这种核反应堆仍然并非完全可行，克服制造钍反应堆中的工程问题需要10年时间，而能够使用铀238的反应堆仍然处于设计阶段，距离实用至少还要30年。时间太长了。
在詹姆斯·拉夫洛克考虑过的主张中，最有希望的是碳掩埋，为了正常运行，这应当以小规模单位为基础，使用相对小规模的技术，这种技术应当易于开发，把稻谷或者小麦的秸秆这样的农业废料转变为碳，然后掩埋掉。这种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虽然它能够使产出增长两倍或者甚至三倍，碳却没有肥料的功能。它增进了土壤中的生态力，产生了富含微生物的生态系统，这种微生物使得植物能够利用雨水中的养分，同时保持了水分，以此使得农作物生长时需要的肥料和水要少得多。这是一种以改善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策略，我们依赖于这种生态系统，并且在最终意义上是这种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然而，重要的是思考这种方式的“技术”方面之外的东西。从前文明的特征是破坏性剥削，为避免这种破坏性剥削，我们有必要创造一种全球文明，使人们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态共同体，并鼓励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态共同体，但也要限制他们，例如限制他们的孩子的数量并限制他们的消费。为了取代那种集中权力、役使农民和工人、把人贬低为工具、促生贪婪和提倡消费主义的社会秩序，我们有必要创建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们通过与他人合作进行创造性的工作，通过参与自己共同体的生活和管理，获得人生的实现和意义，这种社会约束社会生活以使人自由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并因此改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让市场服从共同体，把市场贬低为服务于这些共同体的工具，以便把人从市场规律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实现这一点的最有前途的途径是，发展一系列层次分明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特征是有组织的分权，较为广泛的共同体为较为地方性的共同体提供栖息地，并约束较地方性的共同体的生长和活动，防止冲突和剥削，支持并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全部潜能，以便改善他们的共同体的生活，同时使这些地方共同体能够约束较为广泛的共同体，以使这些较为广泛的共同体致力于公共利益。经济也应当以这种方式来组织。侯美婉和乌兰诺维茨主张：
通过把全球经济体系植入全球生态系统中，我们能够建设可持续的经济体系。……全球经济体系将具有包括许多国家经济体在内的复杂结构。从理想状况来说，全球经济的复杂结构应当看起来像组成生物体生命循环的许多嵌套在一起的次级循环。……反过来，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有自己的、类似于全球经济的复杂结构。如果整个全球经济是可持续的，地方经济和全球经济之间就必须保持适当的平衡，就像人们在生物体中发现的那种相互的、对称联结的关系。……此外，全球经济与全球生态系统联结在一起，而全球生态系统也有其自身的平衡。……这样两者都能继续存在。(21)
共同体可以通过致力于全部成员的公共利益而建构，这些成员所处的地域范围包括从地方到全球等多种（联合国代表全球共同体），但也可以通过致力于特定目标而建构，例如致力于理解世界及其意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或者艺术家的共同体，致力于揭露世界发生事情真相的新闻工作者的共同体，或者是致力于地方或全球正义的社会主义者共同体。地方的和国家的地域性共同体应当为人们参与这些比较专门化的共同体提供小生境，这些专门化共同体同时也会提升这些地域共同体的生活。北京共识支持联合国原有的理想，反对现在名声扫地的、试图把单一市场强加给整个世界的华盛顿共识，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我们还需要的是，支持地方共同体，尤其是支持乡村共同体，传统上，乡村共同体一直受到城市的剥削，以至于损害了它们的生态系统。
生态学以这种方式为共同体联合体的建构、保持和提升提供了思维方式。生态学家们发现，正是这种有组织的分权是健康生态系统的特征，这种分权伴有彼此互相建构的多重过程，这些过程的组织有多种规模，通过组件过程获得小生境，以创造自身并发展自己的全部潜能，并以自己的方式致力于公共利益，同时参与他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共同体的生活。我们需要一种由多重规模的共同体的共同体建构的世界文明，在这种世界文明中，人类共同体及其成员把自身看作这些生态共同体的组件和参与者，参与盖亚的生活并像怀特海所说的那样参与“走向新事物的创造性进步”(22)。一种文明应当不断教化其成员，以其实践那些启发这种文明的价值观的方式，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理解。在这方面，教育居于核心地位。生态文明需要教育其成员接受生态的世界观，以使他们能够理解他们在世界中的地位，欣赏生命的意义，在这种共同体的联合体中发挥他们的作用，认识他们的独特处境并相应地看到他们自身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鼓励他们勇敢地面对世界的问题，发展他们的全部潜能，以改善他们的家园，并因此改善他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共同体。创造这样一种文明以及与之相伴的世界秩序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失败，人类的大多数将与其缺陷以及它的许多成就一起被毁灭。这一过程将持续几千年时间，直到人类让世界恢复正常或者人类最终被消灭。希望我们第一次尝试就能成功。
注释：
①André Gorz,Paths to Paradise (London:Pluto Press,1985),p.1.
②Ye Qianji," Ways of Training Individu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Mature Socialist Conditions",Scientific Communism,2[nd] issue,Moscow,1984.
③潘岳、周季钢：《富裕人群消费、贫困人群来承受生产的污染》，《中外对话》2006年10月27日，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493。也见郇庆治：“Growth Eeonomy and Its Ecological Impacts upon China:A Red-green Perspectiv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Vol.4,No.4,October,2008,p.9.
④James and Anniek Hansen,"A Letter to Obama",29 December 2008,http://www.columbia.edu/～jeh1/mailings/20081229_DearMichelleAndBarack.pdf.
⑤Vandana Shiva,Earth Democracy:Justice,Sustainability,and Peace (Cambridge:South End Press,2005).
⑥Thomas Prugh,Robert Costanza and Herman Daly,The Local Politics of Global Sustainability (Washington:Island Press,2000),p.41.
⑦Robert Ulanowicz,Ecology:The Ascendent Perspectiv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p.6.
⑧Ulanowicz,A Third Window:Natural Life beyond Newton and Darwin (West Gonschohocken: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2009),p.164.
⑨H.Pattee,Hierarchy Theory:The Challenge of Complex Systems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1973),p.73f.
⑩R.V.O' Neill,D.L.DeAngelis,J.B.Waide and T.F.H.Allen,A Hierarchical Concept of Ecosystem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76.
(11)Mae-Wan Ho,The Rainbow and the Worm:The Physics of Organisms(Singapore:World Sientific,2008),p.81.
(12)Mae-Wan Ho and Robert Ulanowicz,"Sustainable systems as organisms?" Biosystems,82 (2005),p.43.
(13)S.N.Salthe,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Complexity and Change in Biology (Cambridge MIT Press,1993),p.270.
(14)C.S.Peirce,The Essential Peirce: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V01.2 (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p.410.
(15)C.S.Peirce,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New York Dover 1955 ),p.282.
(16)K.Kull,"An Introduction to Phytosemiotics:Semiotic Botany and Vegetative Sign Systems",Sign,System,Studies,No.28,2000,pp.326-350.
(17)Christopher Alexander,"Sustainability and Morphogenesis:The Rebirth of a Living World",The Structurist,No.47/48,2007/2008,p.12.
(18)这种经济体的主要财富来自从自然界获得的物品，而非生产出来的物品，如矿石、森林。如果更广泛一点，农作物甚至都是采掘性物品，因为农作物的主要加工过程由自然界完成，而且农作物生长所吸收的某些养分不可再生，农作物输出必然造成当地土壤养分的流失。——译者注
(19)Bunker,Underdeveloping the Amazon,p.21f.,p.47,p.253.
(20)Mae-Wan Ho and Robert Ulanowicz,"Sustainable systems as organisms?" Biosystems,82 (2005),p.47.
(21)Ibid,p.43.
(22)Alfred North 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8),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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