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族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儒家思想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古至今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为什么历经二千多年各民族虽有分裂有战争，然而最终还是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民族问题不是很突出，中国历代当政者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民族政策？这的确是一个饶有趣味和很有意义的问题。当然，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巩固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说来就是我们今天学术界正在深入探讨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问题。不过，历史上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及其指导下的民族政策，也应是其中原因之一。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观及民族政策有它的独特性，其中有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
一
根据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国过去几千年当政者处理民族关系和执行的民族政策，追根溯源，还是扎根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民族观的沃土中，而萌芽形成于先秦时代。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的夏朝，首先在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各部落、部落联盟发展成国家，而今日汉族的前身华夏族（或称“夏族”、“华族”、“诸夏”等）也就随即形成。华夏族得名，即因夏朝而来。据《尔雅·释语》，“夏，大也”。〔1〕《尚书正义》释“华夏”一词说：“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2〕在夏国王畿周围还存在着许多与夏族亲疏不同，或有一定臣属关系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称为“方国”。经过夏国几百年的统治，邻近一些国家人民皆融入华夏族之中，使华夏族不断壮大。兴起于黄河下游的、最后灭亡夏朝的“商人”即其中之一。
从商朝的建立至西周的灭亡，前后约一千六百多年，其间华夏族以融入商人、周人及四周各族而更为壮大。在西周末或稍后的春秋时，华夏族与其他民族的分别也逐渐严格，形成了华夏与四个方位民族的所谓“五方之民”（即“五大民族集团”）的概念。《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五方之民，言语不能，嗜欲不同”。〔3〕此时，华夏与四方之民的关系日益密切。公元前771年， 西周王朝即为西戎犬戎等所灭，迫使周平王东迁洛邑。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春秋（东周）时代。
春秋时，戎狄“妄侵”华夏，夷夏之别更为严格。于是华夏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如齐国的管仲等，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4〕也就是说，他把四夷视为豺狼，认为他们贪得无厌；诸夏族皆亲近之人，相互不可遗弃。此外，还有的提出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5〕，“德以柔中国（华夏）， 刑以感四夷”〔6〕等观点。这种对华夏族以外的四夷极端歧视的思想， 是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各诸候国之间政治斗争激烈的形势相关的；并且与华夏政治家提出的“尊王攘夷”的口号相一致。它代表了当时华夏思想家、政治家的民族观，即他们对民族的认识，只承认华夏族，而视四夷为禽兽，主张大肆挞伐。这一思想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当民族矛盾尖锐时，当政者往往会以此为理论依据，对戎狄的反抗进行武力镇压。然而，这一思想并非中国历史上民族观之主流。
到春秋末战国初，“尊王攘夷”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孔子为首的儒家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虽然也认为“夷夏有别”，主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7〕赞扬管仲“攘夷”的行动，说“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8〕但是，以孔氏为首的儒家从“仁”的观点出发， 不把四夷视为禽兽，而是认为华夏与戎狄只有尊卑之分，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9〕就包含了这层意思。叔向所说“诸侯亲之， 戎狄怀之”，〔10〕更是正确地表达了儒家对“四夷”偏重于“怀”（怀柔）的主导思想。
战国时，儒家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孟子等人，鉴于当时夷狄多融入华夏的现实，对四夷的看法又进了一步。他曾大胆提出：舜和周文王，一是“东夷之人也”，一为“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11〕《吕氏春秋·功名当染》亦说：“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厚之”。可见，战国时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政治家更多地消除了对夷狄的鄙视，不再视之为未开化，主张用华夏的“德”去包容夷狄。这一思想成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四夷”“怀柔”的思想基础，影响极为深远。
至汉代，汉武帝提出要“德泽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12〕即要广徕“四夷”，教通四海。西汉刘安撰《淮南子》一书中，更是表现出夷夏一圈的进步思想。如《俶贞训》里说：“……是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齐俗训》说：“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施发，箕踞反言，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五胡十六国时，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并建立政权，其首领大多汉化较深，并以华夏正统自居，前秦氐族苻坚即是典型的代表。他认为夷狄是“非礼义之邦”，应以“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13〕隋文帝结束了南北的分裂割据，统一全国，他对“夷狄”的看法是：“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溥天之下，皆曰朕臣，虽复荒遐，未识风教，朕之抚育，俱以仁孝为本。”〔14〕隋炀帝也有同样的思想，他曾说：“今四海即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15〕隋末思想家王通（文中子），则以是否行“王道”（仁政）来臧否历代帝王，提出“天命不于常，惟归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怀之”。〔16〕唐之太宗则更进一步，他曾公开宣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7〕
唐代以后，历代帝王和政治家们大都沿袭了前代对“四夷”怀柔的思想和政策。如明太祖一再申明：“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18〕“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19〕明成祖甚至宣称：“华夷本一家”，〔20〕反对视夷狄为禽兽，认为“人性之兽，蛮夷与中国无异”。〔21〕到清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清朝满族统治阶级提出“满汉一家”的口号。雍正帝甚至发表宏论说：“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22〕民国以降，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五族共和”，应是这一民族思想进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总结。
正是基于这种较为进步的对民族的认识，以及华夏、戎狄不断同化、融合的现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区分民族的标准上，有独特的见解。他们并没有以华夏、戎狄在语言、习俗、体质等方面的差异，来区分民族；而是以“文化”（礼仪）作为标准来区分夷夏。《论语·八佾》中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即是说，夷狄尚有君，而诸夏反而僭乱，无上下之分。〔23〕孔子甚至“欲居九夷”。〔24〕可见，孔子认为夷狄并非事事不如华夏。清代学者康有为在《论语注》中释以上两句时，说“故夷狄而有德，则中国也；中国而无德，则夷狄也。”此话可以说，深得儒家关于民族思想之精要。又《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释《春秋》之意，将春秋之世分为三：“所传闻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之世”，“若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当太平所见之世时，夷狄与华夏若一，是以夷狄接受华夏文化为前提的。唐代韩愈《原道》中对《春秋》的议论，说得更为透彻。他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以是否行仁义、知礼义来区分民族；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则为华夏，血统等因素可以不论。
这一区别民族的标准和思想，一直延续下来。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研究了北朝的历史文化后，得出结论说：“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曰为汉人，胡化之人即曰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25〕
更有唐大中年间进士陈黯撰《华心》一篇，其因大食（今阿拉伯）李彦升进士及第，而发出感慨：“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响；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26〕前述韩愈《原道》、康有为之《论语注》等，也均表达了儒家对于区分民族标准的观点。而历代封建政治家们采取的以“德”（仁义、礼义）去化育“四夷”，用夏变夷，羁縻怀柔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也即建立在这一区分民族标准的理论之上。
二
先秦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如何处理华夏与戎狄的关系上，提出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内诸夏而外夷狄”等思想。于是，就有了理想的民族布局模式的出现，那就是所谓的“服事制”。最早记载服事制的是《尚书·益稷》，内提出“弼成五服”之说，《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先秦典籍也都提到五服或九服。服，即服事天子也。然而，对服事制阐述得最清楚、完整的，还是在《国语·周语上》中祭公谋父谏穆王时所说的一段话：“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按此，以华夏族的周天子京畿为中心，四周为各华夏诸侯国，再外即是“要服”的蛮夷和“荒服”的戎狄。要服者必须向天子朝贡，荒服者要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如有不贡、不王，则先“修名”、“修德”，即要名尊卑，动之以“德”；若再不贡不王，则将“修刑”，动用“刑罚之辟”、“攻伐之兵”了。服事制既是华夏儒家政治思想，也是他们处理民族关系的理想模式。
这一民族布局的思想模式，对后世影响更为巨大。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往往会抬出这个“先王之制”作理论根据，将“四夷”排斥在外，要他们朝贡臣属。更重要的是，“服事制”中已孕育了以后历代统治者采取“怀柔”和“惩伐”两手制服“四夷”为方针的民族政策。
然而，服事制不过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它与现实毕竟有很大的距离。因为“四夷”与华夏的居地并非严格按理想的模式布局；且“四夷”因各种原因而大量内徙，与华夏族杂居错处；更因各族统治者为开疆拓土，要加强和扩大对其他各族的统治；故服事制的模式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于是，早在战国时，儒家针对华夷交错、融合的现实，又提出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孟子对这一思想有清楚的表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27〕即是说，他主张用华夏族的文化（礼仪等）去同化戎狄，使之变为华夏，反对用夷狄文化去变华夏为戎狄。这也就是上述历代政治家们所主张的用“德”去化育“四夷”。
儒家“用夏变夷”的思想，其实也是与他们对民族的认识和区分民族标准的看法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华夷的主要分别在于文化的分野，也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差距，只要用华夏文化去“变”夷狄，就可以使之成为华夏。历代开明的君主和政治家就是以此作为政治理想之一。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以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一般说来，历代当政者的“用夏变夷”之策，多带有强迫同化的性质。如将入徙或征服的戎狄纳入其地方行政体制的郡县之内，使之成为“编户齐民”；采取一系列统一的政令法律、文教等措施，去同化“夷狄”等。如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灭东突厥后，朝议如何安置十万突厥降户， 原王通弟子、中书令温彦博即主张迁之于河南（河套南），“教以礼法，职以耕农”。〔28〕宋元丰七年（1084年）立于今甘肃岷县一通题为《广仁禅院碑》的碑石，内不仅提到“传曰用夏变夷，信哉其言乎”，而且总结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用夏变夷之策，内云：“恭惟圣主之服远也，不以羁縻恍忽之道待其人，必全以中国法教驭之。故强之并弱，大之凌小，则有甲兵、刑罚以威之；擅山泽，专障管，则或赋或禄以易之；鸟兽惊骇，则文告期会以束之；闲田沃壤，则置兵募士以耕之；书劳告勤，则金帛爵命以宠之；争讼不决，则置吏案法以平之，知佛而不知戒，则塔庙尊严以示之；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必世而后仁，尽在于是矣。”〔29〕
然而，历史上也有一些帝王不主张以华夏文化去同化“四夷”。如隋炀帝对降附的东突厥启民可汗要求“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的回答，是“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断发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30〕此真可谓开明之策。
事实上，无论历代当政者是否采取强迫同化政策，夷夏之间的杂居错处，频繁交往，政治上的统属关系，经济、文化之交流等，往往形成入居内地的“四夷”自然地或自愿地接受华夏先进的文化。历史上进入内地建立政权的民族，如十六国时建诸燕国的慕容部鲜卑，南北朝时建北魏的拓跋部鲜卑，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建立清朝的满族等，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
由上可知，中国儒家传统的民族观，在对民族的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立的观点：即视“夷狄”为禽兽和将“夷狄”兼容并包，内中华而外“夷狄”和用夏变夷。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又是统一的辩证的，因时间、地点和形势的不同，分别为历代儒家政治家、思想家所采用，有时甚至是交替使用。
一般说来，当国内处于分裂割据或民族矛盾尖锐之时，当政者往往偏重于视“夷狄”为禽兽的观点，强调“戎狄荒服”，“夷不乱华”，主张对他们刑之以威，加以排斥或武力镇压。如西晋初，由于“四夷”大量内迁，民族矛盾逐渐尖锐，晋江阴令江统撰《徙戎论》，呼吁迁内徙各族于边境原居地，以符古代“地在要荒”之义，并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31〕就是号称开明君主的唐太宗，在与薛延陀和亲问题上，出尔反尔，其内心仍然认为：“夷狄人岂知恩义？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谓养兽自噬也。”〔32〕可见，他之所以最后找藉口拒绝和亲，完全是对薛延陀逐渐强大的畏惧，与他宣言的爱“四夷”“如一”，有很大的距离。
然而，当国内处于统一或民族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为政者则更多的是采用儒家兼容并包和用夏变夷之策，怀柔羁縻“四夷”。历代名君贤相莫不奉此为圭臬，并以之作为品评、臧否帝王、贤臣的标准之一。因此，这种观点和与之相应之民族政策，成为历史上中国民族观和民族政策的主流。
正是以上述儒家民族观为理论基础，二千多年来，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关系中，统治民族（无论是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执行的民族政策的核心，就是怀柔和羁縻。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中国历代民族政策时，大都喜欢用“武功”与“文德”并用或“怀柔”与“武力”并重这一类的提法来概括某一时期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这一结论自然是不错的。但是，这种政策或方式，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所有被统治的各族人民都是一贯采用的。他们对于“造反”的人民，无论是汉族或其他的少数民族，都是用武力镇压和利诱招抚的两手；其武力镇压时的野蛮屠杀、惩罚和掠夺，是不分什么民族的。因此，用武功与文德并用这一类意思概括历代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儒家传统民族观指导下的民族政策），似觉空泛和笼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开明的民族政策的核心，应如上述，是怀柔和羁縻；它不仅贯穿在统治者与被统治民族友好相处或矛盾缓和的时期，而且也贯彻于统治者用武力镇压被统治民族的反抗，或者与周边各族发生各种性质的战争过程之中。而衡量统治民族采用的怀柔或羁縻的各种政策是否开明、进步，那就是看这些政策是否有利于减轻被统治民族的负担，促进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是否推进了各族社会的进步，有助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巩固等等。
关于历代当政者怀柔羁縻“四夷”的措施，也是逐渐发展和完善的。当政者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居地的远近，亲疏关系，而采取不同的办法。诸如敕封“四夷”各级首领，定期准允“四夷”朝贡、朝见，给“四夷”以大量赏赐，与“四夷”“和亲”，让“四夷”子弟入侍、宿卫、质子、入太学等，来安抚、怀柔被统治各族。又以郡县、道、属国、护军、都护、羁縻府州、土司等一套地方行政制度，来管理被统治各族，使他们不同程度地享有自治的权利。当政者往往还用高于朝贡各族数倍价值的物品（一般是丝帛）还赠与朝贡者；用赏赐、敕封、布施、协饷等方式去笼络“四夷”，在客观上有利于“四夷”的经济发展。
但是，一旦被统治的“四夷”起来反抗时，或者当政者为了开拓疆土，则当政者也会毫不迟疑地进行武力镇压或征服。然而在镇压、征服后，立即采用安抚、怀柔之策，以达到安抚“四夷”，使之逐渐变为华夏的目的。因此，中国儒家传统的民族观及其指导下的民族政策的基本核心，就是怀柔和羁縻。
上述儒家传统的民族观，可以说左右了中国二千余年，历代统治者均以此为理论根据，制定和执行其民族政策。它的核心是以兼容并包戎狄，用夏变夷为依据，怀柔羁縻各族（四夷）。这与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政治观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儒家传统的民族观对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对各民族的凝聚，均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其成功的一面。这也就是中国二千余年来，虽几经反复，至今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屹立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由于这一思想和政策本身，仍然是建立在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各族统治阶级往往联合起来共同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各地方官吏、将帅又多暴虐无道，加剧了民族矛盾。因此，历史上中国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仍然层出不穷，也可以说是不可避免。从这一方面看，儒家的民族观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有其失败的一面。
注释：
〔1〕《尔雅注疏》卷1。
〔2〕《尚书正义》卷12。
〔3〕《礼记正义》卷12。
〔4〕《左传》闵公元年。
〔5〕《左传》成公四年。
〔6〕《国语·周语》。
〔7〕《左传》定公十年。
〔8〕《论语·宪问》。
〔9〕《论语·颜渊》子夏语。
〔10〕《国语·晋语》。
〔11〕《孟子·离娄下》。
〔12〕《汉书·董仲舒传》。
〔13〕《晋书·苻坚载记上》。
〔14〕《隋书·吐谷浑传》。
〔15〕《隋书·突厥传》。
〔16〕《中说·王道篇》。
〔17〕《资治通鉴》卷198唐贞观二十一年条。
〔18〕《明史·贵州土司传》。
〔19〕《明太祖实录》卷53。
〔20〕《明太宗实录》卷264。
〔21〕《明太宗实录》卷126。
〔22〕《大义觉迷录》，载《清史资料》第4集。
〔23〕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24〕《论语·子罕》。
〔2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6〕《全唐文》卷767，陈黯《华心》。
〔27〕《孟子·滕文公上》。
〔28〕《新唐书·突厥传》。
〔29〕张雍：《陇右金石录》卷3。
〔30〕《隋书·突厥传》。
〔31〕《晋书·江统传》。
〔32〕《通典》卷199《薛延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