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运用财税政策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税论文,稳定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确保我国今年GDP增长率达到8%及未来经济能够稳定增长，既是全国的经济目标，更是政治任务，压力之大是最近几年无法相比的。近年来，货币政策一直是我国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所使用的有效政策手段，但自宏观经济实现软着陆以来，货币政策在防止经济增长继续下滑方面的效果与宏观调控初期迅速遏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加剧的成效相比，就很不理想。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四次降息和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两年多，但我国经济综合景气并未随之而上升，增长速度仍在继续下滑，且出现加速的征兆。据统计，今年1—3月份，全国完成工业增加值442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2%， 增长幅度比上年同期回落2.8个百分点。一季度工业产品产销率为93.78%，也比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对此，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过分依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实践进行反思，除货币政策外，我们认为财税政策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启动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对刺激我国经济增长应该有所作为。
一、我国经济出现了准“凯恩斯陷阱”现象， 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
我国目前的经济现象与宏观经济学中的一种极端的理论状态极为相似，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准“凯恩斯陷阱”。所谓“凯恩斯陷阱”就是在IS—LM模型中，出现LM曲线为水平线的情况，其含义是当利率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时，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已成为无限大，这时人们不管有多少货币都只想保持在手中，这样，央行就难以实现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的政策目标。我国目前准“凯恩斯陷阱”具体表现如下：
1.M1和M2背离，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 货币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出现偏差。
货币乘数理论告诉我们，货币供给乘数等于现金与储蓄之比加1 除以现金与储蓄之比加存款准备金率，用公式表达即：
m2
α（乘数）＝M2／Mb＝───────────
C（现金）+R（准备金）
而R＝r（准备金率）×D（储蓄总额）即r＝R／D
C＝c（现金储蓄率）×D（储蓄总额）即C＝C／D
则α＝M2／（c+r）D C+D＝α（C+R）
C+D C+D
cD+D
c+1
α＝───＝────＝─────＝───
C+R
（c+r）D
（c+r）Dc+r
当c不变时，如存款准备金率（r）下降，则乘数扩大，当r 不变时，则乘数随c的变化而变化。上述公式的另一表达式可写成：
c+1c+1+r－r c+r1－r
1－r
α＝───＝──────＝───+───＝1+───
c+r
c+r c+rc+r
c+r
从此公式中可知，若c增大则货币乘数减少，c减少则反之，由此可以推论，若在实践中宏观经济政策从紧或货币供给收缩，利率提高时货币乘数增大，反之则减少。上述方程中，c对乘数变化有重点作用。因c＝C／D， LM曲线方程为M／P＝（KY－hR）， 现金需求与利率呈负相关，可以推论，若c在利率变动时波动大， 则表明利率对居民投资需求有显著约束作用，即LM曲线中h值大，由于LM曲线可表达为R＝－M／hP +K／h·Y，可知，当h无穷大时，LM为一水平线。
由此，若要证明我国存在准“凯恩斯陷阱”，关键看我国是否存在M2／Mb在利率变动时出现显著变动，若乘数随利率变动面变动则属正常情况，若利率变动而乘数变动较小或不变动则属凯恩斯陷阱的极端情况。1993—1997年，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主要问题是M1增幅较低，而M2增幅较高（因M1与Mb间仅差R，故可以M1代替Mb），1997年以来， 利率转为下降后，M2增长率有显著下降，M1增长率则在上升，乘数变动不大。实践证明，我国确实存在有类似“凯恩斯陷阱”现象。
2.利率下降，货币供给增加后，固定资产投资未增加， 经济增长率自1993年起连续5年下降，今年仍将继续下滑。
这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逐年放慢，就是利率大幅下调后，也未见明显增长，去年仅增长12.3%，今年只计划增长10%，今年一季度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10.2%，增幅回落7.9 个百分点，投资对生产的拉动减缓。由于投资增长慢，我国经济增长率连续5 年下降，今年仍将继续下滑。199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13.4%，1997年为8.8%，今年将为8%。1993—1996年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应该是货币紧缩政策的结果，经济理论上完全可以解释。但去年和今年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是在四次降息背景下出现的，可见这种结果与货币政策的预期并不吻合，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
3.货币供给增加后，居民消费需求未明显增长， 通货膨胀率由高通胀转为通货紧缩。
在货币供给增加后，社会零售商品总额未有明显增长，且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力度明显不够，导致物价持续下跌，生产下降，经济衰退，失业上升。据估计，我国目前实际失业率已达到5—8%，给社会稳定构成压力。近几年，通货膨胀率由1994年的21.7%、1995年的14.8%降到1996年的6.1%，去年降到1.7，今年1—2月份则为－1.7%，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对经济增长也具有危害性。
二、美国、日本、 香港实践表明在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情况下可以启动财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1.启动财税政策的理论背景。
所谓财税政策就是政府变动税收和支出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凯恩斯陷阱”理论告诉我们，在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政府用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的财税政策来增加总需求，效果则较大，因为此时政府实行扩张性财税政策发行出售公债，并不会使利率上升，从而对企业投资不产生“挤出效应”。这就是说，存在“凯恩斯陷阱”时，即使IS曲线不垂直而向右倾斜，政府实行财税政策也会十分有效。
财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之所以能有效，是因为无论增加政府支出、转移支付、还是税收的变动，都对国民收入的变动具有倍增作用。税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税率变动对总收入的影响；二是税收绝对量变动对总收入的影响。因此，税收作为政策工具，既可通过改变税率也通过变动税收总量来实现。财税政策乘数效果用公式表达是：
dy
1
──＝────────────
dg 1－β（1－t）+dk／n
上式中β表示边际消费倾向，t代表税收函数中的边际税率，d代表投资需求函数I＝e－dr中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k和h分别代表货币需求函数中货币需求对收入和利率的敏感程度。当β、t、d、k既定时，h越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越敏感，LM线越平缓，财税政策乘数就越大，即财税政策效果越大，如果h→∞，LM曲线成一水平线， 财政政策效果就极大。这个公式分析的结果与“凯恩斯陷阱”理论的结论完全吻合。
2.在货币政策失效时， 选择财税扩张政策的主张已在许多地方付诸实践。
本世纪30年代前，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奉行并实践斯密“看不见的手”学说，政府对经济实行不干预的自由主义。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中，政府转而通过货币和财税政策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1936年凯恩斯《通论》出版则为之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从罗斯福就任总统实施“新政”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历界总统的经济史就成了如何通过实施货币和财税政策调节经济的历史，当经济过热时，就会采取抽紧银根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增长缓慢时，财税扩张政策被采用，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大幅减税，以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有的时候，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则协调使用。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香港经济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受到较大冲击，经济增长逐月下降，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预计今年GDP增长将会在去年5.2%的基础上下降到3.5%，失业率将上升到3.5%以上。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为缓解民困，加强信心，提高竞争力，重现香港经济能力，香港特区首份财政预算案中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实施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的财税政策。1997—1998年度特区政府开支预算为1980亿港元，1998—1999年度政府开支会达到2330亿元，增长17.6%，这些开支，大多用于公共支出，如用来开办教育及培训、开发综援金或提供健康护理服务等，有些开支，例如用于建造工程或改善市场管理，则有助提供建造业职位，促进商业活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除增加政府开支外，则实行减税政策，重点是个人税收和行业税收减让， 减税规模在1998 —1999年度达到173亿港元，占上年度财政盈余的2.2%，当然，一些专业人士认为这个规模偏小，减税范围和规模应该更大。
80年代，日本经济过热，但到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了。从1991—1995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0.6%，1996年增长率达到3.6%，但很快又下滑，1997年出现负增长，今年日本增长率预计为0.23%，同时，日本利率水平几乎为零，如此低的利率水平，出现经济停滞，属于典型的“凯恩斯陷阱”情形。在经济状况如此恶化且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经合组织督促日本政府实施一揽子改革计划，其立足点应是永久减税或增加公共投资以提高经济效率，这样成功的可能性才会加大。为使日本经济稳步发展，4月9日，桥本首相推出恢复经济的综合经济政策，即较大规模地实施减轻国民负担，刺激个人消费的减税政策。政府将投入10万亿日元（约750亿美元）的财政资金刺激经济复苏，其中4万亿日元（约300亿美元）用于削减所得税和居民税，4月10日，桥本又表示，将再增加1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
无论美国、日本还是香港特区，在货币政策失效情况下，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和大幅减税的办法是启动财税政策的具体表现。我国经济背景、结构等尽管与它们不同，不能照搬别人的做法，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国出现的经济问题会有些共性，因此，它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对我们有些方向性的启发。
3.我国目前启动财税政策已具备条件。
一是客观实际即改变准“凯恩斯陷阱”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国自1994年财税改革以来，工商税收收入每年增加近1000亿，财力大大增强，税收减免权也逐渐集中，税制简化、财税政策对经济反应的灵敏度也在逐步提高；第三，大大突破了所有制改革禁区，人们思想第三次大解放，社会思想基础牢固；第四，新一届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班子，有能力解决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难题。
三、启动财税政策 实施我国“新政”
根据我国目前经济现状和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启动财税政策，实施我国“新政”。日本、 香港是盈余财政而我国至今仍有500余亿元的财政赤字。我国税制结构与其他国家也不一样，因此，我国的“新政”不应与日本、香港一样，以大幅减税为主要内容，而应坚持一增一减，减略大于增的原则，通过进行结构调整解决我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新政”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1.统一税法，集中税权，强化税收征管。
要使经济对财税政策反应灵敏，也就是说要使财税政策对经济有较强的调控能力，必需存在两个前提，一是税权要集中，二是税收执法刚性要强，税款要应收尽收。如果税权分散，各地自行立法，大量减免税收、缓缴税款和豁免欠税，这样，再通过减税的政策刺激经济效果就较弱，因为这项政策的效果已经提前透支。另外，如果执法刚性弱化，全社会偷漏税现象严重，实际税负较轻，欠税规模过大，这样，减税政策效果也不明显，因此，建议税权既所有税收立法权、税收减免权一定要集中到中央，要进一步提高中央税、共享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和地位，如交通、建筑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都可变成共享税，以减少因税种划分过细而引起国、地税机关存在不必要的摩擦及税款的流失。另外，要进一步强化税务机关的职责，提高税收执法能力，切实依法征税，做到应收尽收，严厉打击偷漏税款，积极清理欠税。这样，一方面能提高中央税权权威，另一方面能增加税收。
2.实施费税改革，提高税收调控经济能力。
除上述原因外，我国目前经济对财税政策反应灵敏度不高即财税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限的另一原因就是“费”占GDP 和财政收入的比重过大，削弱了税收的调控能力。据统计，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和规范的财政收入比例约为3∶2，以1996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10.9 %推算，游离于预算外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6.35%。这种分散的财力分配格局直接后果就是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削弱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能力。而且，收费的蔓延及其规模的膨胀，又对税收制度运行构成困难，一是有些收费会冲击税基，二是收费作为预算外收入不受约束，各级领导对收费积极性就会越来越高，从而越权减免税款，鼓励企业欠漏税款，最终降低税收的约束力和强制作用。因此，费改税既紧迫且意义重大。但是，由于“费改税”实质是利益重新分配，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政府收入几乎没有收费，税收是其收入的基本来源，收费在地方政府收入中才有一定地位，因此，“费税”改革应遵循从上而下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则和程序，先将中央各部门的收费项目改为税收，再逐渐规范地方收费以及在规范的基础中将有些收费项目改为税收，这样，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也能增加税收总量及在财政收入和GDP中的比重，提高税收调控经济的能力。
3.开征社会保障税，实现社会公平。
除上述两条途径外，我国目前增加税收收入的第三条有效途径就是开征条件已经成熟而且很有必要的新税种。在下岗职工增长速度大于新的就业机会增长速度而现有财力又无法承包所有下岗职工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是我国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直接关系到全社会的稳定。筹集一定资金建立社会失业、医疗、保障制度，开征社会保障税，一方面有利于解决目前保险覆盖面窄，保费过低、管理混乱等问题，为我国建立一个强有力、规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开征社会保障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能起到“安全阀”和“减震器”作用，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办社会，从而为国营企业转制扫清障碍。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熨平收入差距，减少社会波动，促进改革平稳发展。开征社会保障税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保障金的使用，除了发放失业救济医疗保险金外，可以利用这部分保险金额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开支，实施以工代赈工程，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4.豁免“放小企业”旧欠税款，促进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既是我国目前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国企改革的过程是“小企业”将由国有制向股份、股份合作或非公有制转变的过程，转制时间愈长，则意味着产权交易成本愈高，资源闲置会越严重，失业人员会积聚得越多。因此，尽量缩短国企“放小”的过程，对于有效利用资源创造就业机会降低交易成本会大有裨益。在这方面，税收也会有所作为。一般的“放小”企业由于原来经营不善，普遍存在欠税现象，有些企业欠税规模还较大，在产权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过多关注的是企业资产，很少将所欠税款纳入产权范畴，卖方对欠税又无权许诺或处理。因此，欠税有时就成为双方达成交易的障碍。根据“三年时间”解决国企问题的总方针，我们认为政府可以采取豁免或优惠“放小”企业的税收政策以缩短产权交易时间，尽快完成转制任务。表面上看，豁免欠税在短时期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但实质不然，因为原企业如果不通过转制搞活，欠税无法上交，国家税款只是纸上富贵，而且资源也会一直闲置并有面临流失的危险。如果通过豁免搞活企业，反而增加了新的税源，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长远来看，对于涵养税源增加税收大有帮助。操作上当然可以有各种做法，如对豁免税收的企业，可要求其安排一定数量的下岗员工，对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可以给予缓缴欠税的照顾等等。
5.给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如果说上条措施旨在解决利用闲置资产创造存量就业机会的话，那么，通过给予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优惠，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则可以创造更多的增量就业机会。不断采用高新技术，实行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力量。一方面，采用高新技术可以加速产业转换，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创造广阔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还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有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被西方增长经济理论所论证，而且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一点。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调整企业结构的要求，而且非常有潜力。为了促进我国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对这一风险较大的领域提供税收支持很有必要也很有成效。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与其力度较大的税收支持是分不开的。深圳市已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两年免征所得税，八年减半征收所得税，对现有高新技术企业，在原有所得税优惠外，再增加两年减半征收所得税，而且高新技术企业增值税地方部分从1998年起3 年内将由财政返还50%等许多重大措施。国家科委对深圳的做法已给予充分肯定，因此，建议中央对全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制定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创造更多的增量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
6.再度提高出口退税率，刺激外贸出口需求。
去年我国经济实现8.8%的增长， 外贸出口需求的推动作用明显，其贡献率在3个百分点以上。今年我国要确保8%的增长速度，外贸出口的贡献依然十分重要，如果外贸出口下降幅度较大的话，对经济增长构成的压力很大。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尽管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5%，其中出口402.4亿元，仍然增长13.2%，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已明显回落。深圳市一季度外贸出口总额实现58.69 亿美元，比去年末回落3.9个百分点，且呈明显的逐月下降趋势。 由此看来，我国今年外贸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为了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下，提高出口产品退税率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方面中央已实施两大措施即恢复了外资项目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设备和技术免征关税和出口环节增值税政策，约减少进口税收100亿元； 同时提高了纺织品出口退税率2 个百分点，约相当增加出口退税45亿元。我们认为，这两项政策的力度还不够，对所有出口产品都应考虑提高出口退税率，特别是机电产品，部分产品甚至可以实行100%的退税。同时，退税的程序要简化，退税的速度要快，做到应退尽退而且要快退，这样从根本上提高外贸企业的竞争力，刺激出口需求。
当然，我们在强调上述财税政策作用的同时，并不排斥和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而且希望我国在加强宏观调控时，尽量做到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灵活使用，提高两项政策的合力，为我国经济尽快复苏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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