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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大家庭中，回回民族是一个独具特色的、逐渐形成的人类共同体。她，既非华夏古国土生土长的固有民族（如汉、苗、羌等族），又非纯粹移植到赤县神州的外来民族（如朝鲜、俄罗斯等族），亦非毗邻边疆而接壤跨界的民族（如哈萨克、傣族等），而是凭着伊斯兰文化的巨大凝聚力，将不同国度、不同语种的穆斯林凝为一体，使外来成份与局部土著居民融为一体的民族，作为一个新生的共同体，在“广袤万里的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居第三位的民族”（林松、和《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前言》，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北京版）。
回族既有坚定意识信念支配下维护固有传统的高度原则性，又有适应社会环境、权衡轻重得失的机动灵活性。因为如果没有前者，回族文化就有可能被彻底同化；如果没有后者，回族文化便难以存在和发展。正是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结合，使它能够在复杂环境中自保、自存、自壮，始终保持着自豪、自重、自卫的情感，融而不化，合而不流，沿袭和维护着独有的特色，不致被吞噬湮没，或自生自灭。它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跟各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劳动，共同开发，建设与捍卫祖国的完整统一。回族人恪守《古兰经》与圣训：“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形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归属感。他们可以在统治阶级的民族大屠杀中赴死，决不从祖国分离出去。即或清末的灭绝性的追杀，陕西回回在白彦虎领导下，不得不挥泪离开祖国，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新民族——东干族，但他们不忘母语，不舍旧俗，不同族外通婚，每年都要返回祖辈被迫离开的家园，以寻根脉，寻心灵的真正归宿。
回族的族源
中国回族是一个年轻的民族。
据说伊斯兰教刚兴起时，恰逢中国隋末唐初，为鼓动穆斯林（意为“顺从者”，即“顺从安拉旨意的人”，伊斯兰教徒的通称）寻求友谊，增进知识，穆罕默德先知发出一条有名的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充分表明了这位伊斯兰教创始人对中国古老文明的向往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先知归真后，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哈里发原意为“继承者”、“代理人”，后伊斯兰教用以指“安拉使者的代理人”）派使者完成了这一使命。从此，两国的友好往来日渐频繁。《新唐书》卷221下，列传第146《西域·大食》：“永徽二年，大食王噉密莫末腻遣使者朝贡。”同样记载又见于《旧唐书》、《册府元龟》和杜佑《通典》。陈垣先生说：“大食与中国正式通使，确自永徽二年（651）始。”
更重要的是在8世纪初， 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已向东发展到南起印度河流域，北到中亚的布哈拉、撒马尔罕一带，与葱岭以西的唐朝疆域相接，这就为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宗教家、艺术家通过丝绸之路到中国开辟了方便的道路，也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尤其在安禄山叛乱时，唐明皇曾向阿拉伯帝国请援，阿拉伯帝国曾派兵援助。以后，唐明皇答应阿拉伯帝国的援兵留住长安，允许他们与中国女子结婚。代宗宝应元年（762）， 敕建清真寺一座。另外，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归信伊斯兰教的九姓胡诸国（西域九个小王国）的使者、商人等在唐代来内地的也很多。
至宋，由于宋王朝的重视和鼓励，大批阿拉伯商人、工匠、农民、宗教职业者、小知识分子、民间艺术家等经由水路来到中国，长期定居。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和文化氛围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生存，他们既不愿舍弃祖先传承下来的伊斯兰文化品格，又不得不尽力适应汉文化的客观环境。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他们的生活中和心灵里不断地碰撞着。他们是坚强的，又是聪颖的。他们采取了既开放又保守的态度，一方面勇敢地吸收汉文化的基因，调整着自己的文化形态，一方面坚定地保持着伊斯兰文化的本质特点，即坚守伊斯兰教的信仰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基本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行为规范和审美情趣。由被称作番商的聚居区逐渐形成“政教合一”的“番坊”。在这种形势下，伊斯兰教与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密切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国伊斯兰教复杂多样的特点。随着元帝国的建立，中国与西亚、中亚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陆路交通畅通无阻，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各地区的穆斯林跟随蒙古军大量涌入中国。当时散居中国各地的穆斯林，大约近百万人。这些穆斯林多为军事、政治、工艺人才，史称色目人，其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在新的环境中，他们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一些成员融合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当然，关于回族的族源还有争议。据有的学者考证：“关于回族起源，迄今所见学说，计有以下八种：回回人说、回鹘说、突厥说、阿拉伯说、波斯说、九姓胡说、大食番客说、汉源说。”（高嵩：《回回族源考证》P15）当然这是学术问题，自然要纳入正常学术讨论。
回族文化具有很高的起点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这期间，汲取融汇了大量的汉族文化，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回族文化在不到800年的历史流程中蔚为大观。 它不像某些民族的文化历史历经千年或数千年，有着长期的自然积累过程，但是回族文化有着很高的起点。回族文化基本上是由唐、宋、元以来的传教士经商、讲学带来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双向交流渗透逐渐形成的。中国大地和汉文化是回族形成的温床和沃土。汉文化是伟大的、先进的、源远流长和强大的，它能兼容并蓄世界各种文化。一些具有不同特点的民族文化被汉文化融合了，致使持这种文化的民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回族先民也面临着这种命运。但回族先民在历史的夹缝中走了过来并繁衍不息，不能不说坚守伊斯兰文化品格是其重要原因。回族先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汉文化靠拢，在不触犯伊斯兰根本信仰和行为准则的前提下调整自己的文化形态。回族人民在对待汉文化的态度上，自然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即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的原则。儒学思想和汉族民俗在回族文化中并不鲜见，并且以儒家思想与伊斯兰教义相结合的方式，使阿拉伯、波斯的文化具有了中国的特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
在伊斯兰宗教经典的研究探讨方面注入了儒学思想，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刘智的《天文性理》等书中，都可以看出伊斯兰教义与中国儒学的结合。何汉敬在给《正教真诠》一书写的序中说：“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这种兼容并蓄的结果，首先产生了语言文字的变化。明朝以前，遍及全国的回族占据中国伊斯兰的主体，其语言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还有元初大批东迁的“西域回回”，多操突厥语。明初下令禁止胡语、胡姓、胡服、胡饰等，并不许伊斯兰各族人自相嫁娶，强迫穆斯林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从而加速了回族语言向汉语转化的过程。到了明朝中叶，操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穆斯林已广泛使用汉语，阿、波语只有从事宗教职业者传习。回族在使用汉语时夹杂使用阿、波译音词语，与将汉语中某些词语赋予回族特定意义、从而成为回族专用词的过程，都属于“移用过程”。这一些词汇，在转移到回族语言里使用时，已经在形体或意义方面发生了变化，不再存其原貌了。
在中国，有800余万人口的回族，他们使用汉语， 可是在一年四季的不同时间里，在每周五的“主麻日”（礼拜日），在吉庆贺喜、婚丧嫁娶、悼怀故人时，在隆重的节日、盛大的聚会中，每每吟诵于口或聆听于耳的《古兰经》和各种圣训都是未经汉译的阿拉伯语。尽管约有90%以上的回族群众（其中不含伊斯兰宗教职业者）并不懂得这些在发音上多少已经汉化了的外国语的意义，但是作为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辉煌巨著——《古兰经》的原始语言，那优美柔和的发音，跌宕回转的音调，起伏变化、流畅自然的旋律等等，广大回族群众是有着深刻的记忆和理解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回族的说唱等艺术。回族在选择汉语的同时，也在丰富、发展着汉语。
科学地讲，回族文化的起点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的第一次结合。在这结合之前，两大文化体系各有归属，它们是回族文化的前文化，不是回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本土文化在当时以其各自独特的风貌、丰厚的积淀、现实的价值、历史的地位，雄踞世界文化峰颠。两种高度发展的文化俱是源远流长，在这新的共同体中，它们融汇成一种民族文化，而在广阔的世界空间中，它们仍旧按照自己的逻辑各自独立地发展着。回族文化是和回族互生在一起，回族的诞生和回族文化的诞生在同时，回族的发展又和回族文化的发展同步。曾独立存在至今仍存在着的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本土文化，它们结合之后经过了极其复杂的社会性化合过程，统一成为回族文化，不再是原初的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本土文化。回族文化，作为独立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参与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一旦离开这一质的规定性，将不再是回族文化。
回族文化的一体化
宗教具有凝聚力。回族文化一体化的形成，是由于回族从诞生之日起就和伊斯兰教有着共生关系。伊斯兰教是回族得以生长的根本条件，长期以来，也是回族的重要标志。人们的思想、言论、行为道德标准，无不有着合法与非法的区别，它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这种影响在一代一代的传递中，不仅规定了回族的性格、心理、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而且形成了回族特有的价值观念。
回族人中的多数对伊斯兰教教义缺乏深入的了解，但他们却坚守“依玛尼”（信仰），具有“认主独一”的宗教观念。每日五次礼拜不脱的回族人可能是少数，但多数人（尤其在回族聚居区）都能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如开斋节的聚礼。而宗教感情则存在于更多的回族人中。特别要指出的是，宗教还以心理深层结构方式深深埋藏在人们的心中。它具有隐蔽性和稳定性甚至是超稳定性。有些人表面上不信教，但心理却信；有些人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不信教，而到了晚年却又对宗教虔诚起来；有些著名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心中也时而闪现宗教思想。这就是宗教的巨大威力和长存不灭的重要原因。这一现象在回族中更明显。
文化同一的原因，是由于清真寺遍布任何一个回族社区里，成为这一地区回族社会结构的中心。清真寺是阿拉伯文Masjid的意译。亦译“礼拜寺”，音译“麦斯吉德”。原意为“礼拜的场所”，伊斯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传授宗教知识的寺院的通称。在伊斯兰教创立初期（7 ～10世纪），一般只为周围有廊的露天大院，供祈祷之用。后建成寺院。中国的清真寺，一般为宫殿式，主要由大殿、望月楼、宣礼楼、经堂教育讲堂、浴室等组成。礼拜正殿和壁龛背向麦加，以示跪拜朝向。
清真寺是维系回族文化的主要阵地。一日五小聚，七天一大聚，三大节日、婚丧嫁娶、宗教仪式都离不开清真寺，清真寺虽是稳定于一定的空间里，但是进出清真寺的成员，却有着流动性的特点。回回民族任何一个人背井离乡、远游异地，不论什么原因，每到回族聚集区总要以清真寺为落脚之处。沐浴、礼拜以及吃住都在这里。不同地区的回族文化自然地进行着相互沟通。这在其他兄弟民族中是不多见的。
杨怀中《唐代的番客》一文中说：“伊斯兰教传入的标志是什么？是礼拜寺的修建，是宗教职业者的到来，且伊斯兰教在中国土地上不是主动向教外人宣传说教的。”确实如此，从回族形成之始，直到今天，回族的伊斯兰文化，只是在家族延续过程中一代代自然传递，清真寺门从不向外族开放，更无人走上街头向世人传道。在三大宗教中，只有伊斯兰教最缺乏自我宣扬、自我扩张、自我“美化”的机制。并未广泛传教。
回回民族因为历史的原因，空间分布极广，天南海北，95%的县里都有回族在那里生存。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回族是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小集中，大分散”的居住方式，是回族区别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所独有的特点。这种地域的差异必然带来文化的差异。比如天涯海角的三亚市羊栏镇有个回辉村，住着几百户回族，有5000余人，也可以说整个海南岛的回族都集中在这里。三亚回族来源于越南皈依伊斯兰教的占城回族，他们自称祖先是“西域人”，唐代以后，为避战患和为通商贸易来到三亚。“小集中”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等。
依照一般规律，一个民族以小集中形式被隔绝于不同的地理空间、文化环境中，面对外在极强的渗透力和融化力，加上社会群体成员间信息沟通受阻，共同文化失去了同步发展的极大的可能性，最终使一个民族七零八落地渐渐消失于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但是回回民族却在内部这样半隔绝的状态中，沿着一个走向，向前发展着自己。隔绝造成了一定的语言障碍（回族与汉族插花居住，所操语言与汉语八大方言均有联系），却未形成心理障碍。一个回回无论走到哪一处回乡，遇到任何一个回民，都会产生乡情，陌生感都会迅速地消失在诚挚的乡情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学中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恐怕是回族全民的伊斯兰的信仰，以及对信仰的最真挚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的链条，把族源复杂的回族归于一，把观念多元定于一，把居住分散合于一。回族有着强烈而不偏执、深刻而不狭隘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感情，才能在与其他民族的杂居中亲密相处，保存自己却不拒绝共处共荣；发展自己又绝不扩张渗透；决不动摇自己的信仰，也绝不千方百计去动摇他人的信仰。回族人强烈地保卫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却又独特地显示着兼容意识和通达心理作用下的与族外世界的和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回回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现实给它提供了最佳发展时机。回族文化发展很快，影响也日益扩大。但仍需从事或关心回族文化的诸多专家、学者、理论界共同努力。
伊斯兰教是回族全民信仰的宗教，是形成回回民族的重要因素。由于历史遗留原因，伊斯兰教对内有凝聚力，对外有排他性，这给非回族人士研究回族文化带来一定困难；即使是回族学者，也有一个深化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一些非回族人士，满腔热情地投入回族文化的研究，孜孜矻矻，不怕失败，不怕笑话，其志可嘉，其情可感。他们写出来的文章唯恐有误，东询西问，左改右改，甚至跑到清真寺里去问阿訇，其态度还不严肃吗？他们不会因情绪过激而失去平衡，同时因文化比较的角度也容易出新。
我们面临的已是日新月异的发展时代，科技空前大发展，人类之间的网络相互协作关系的增强，全球意识、多元化意识向着各个层面传播。面对历史的新潮流，今天回族已向世界开启了心灵之门，历史的黑闸门被许多关心回族文化的有志之士奋力肩起。可以说回族文化热的兴起并不是有闲之士的猎奇，而是回族文化人士和关心回族文化的人士对回族文化的自觉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