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各民族发展之源流 开民族大一统之先声——《史记》系列大辞典《民族卷》前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民族论文,先声论文,源流论文,前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老而光辉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它是由祖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华夏族在三代及其以前，就是许多民族部落或方国的融合体。他们同源异流，各具风采，但在互相交往的过程中，通婚、联盟、渗透、融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统一的民族大家庭。春秋战国时期，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交往融合在社会巨变中迅速发展，到了秦汉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正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但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却一再宣扬“夷夏之辩”，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各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西汉大儒董仲舒还把纲常伦理学说推广到民族关系之中，主张按民族的大小分成贵贱、高下的不同等级。司马迁在当时大汉族主义形成发展的思想漩涡中，顺应历史潮流，独步史坛，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记叙了周边各民族发展之特色和源流，开各民族大一统之先声，指出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光辉前途。在五篇民族史传中，司马迁提出各少数民族均为天子臣民，都是黄帝子孙，他们的历史发展必然是走向统一。故司马迁的《史记》是超出其时代之上的，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民族百科全书，其《纪》、《表》、《书》、《传》、《世家》和《序》，无不广采博收祖国境内各民族的起源、变迁、民俗方物、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以及其优秀人物在民族往来中所起的作用，体现了司马迁的现实主义民族大一统思想和纯朴的爱国主义精神。
陕西是我们祖国远古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一代伟人司马迁的故乡。1995年，是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世界文化巨子和迎接95年司马迁国际学术会议在陕西西安市的召开，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把《史纪》研究推向更高层次，推向世界，为《史记》研究者建立较为详备的资料库。
《史记系列大辞典·民族卷》，是《史记系列大辞典》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与《史记系列大辞典》诸分卷，即《语词卷》、《人物卷》、《地理卷》、《典制卷》、《经贸卷》、《科技卷》、《神道卷》、《文化卷》、《历史事件卷》、《研究卷》等十一卷，同为胞衣姊妹篇，但它却具有自身鲜明的独特性与相对的独立性，颇有引人注目的个性，是目前已经出版的《史记》一揽子内容辞书中，唯一独自立卷的一部民族辞书。《史记·民族卷》全面、简明地收录了《史记》涉及到的所有氏族、民族历史活动内容的词条，力求能较为准确地展现出司马迁博大精深的民族思想的内涵与外延。
《民族卷》收集词条的范围与原则是本着《史记》原文，以拟定条目，并分类排列，很少自拟及臆释。条目分类为：
一、族名（包括氏族名）、国名和人名
《五帝本纪》中所出现的族名，几乎皆为氏族部落名，真正的民族共同体尚未形成。“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如此则“夏后氏”、“有扈氏”即是氏族名，又是国名。及至三代，方出现许多部落方国名，尤其西周众建诸侯国，以“屏藩”周室。与此同时，商代许多夷狄部落方国犹存。华夏、夷狄界限较为分明。司马迁看重民族实体的客观存在，广集先秦典籍及神传故事中出现的氏族、民族及其所建的古远国名，尽可能地详叙他们的历史活动，并把他们都归于同宗共祖，源自黄帝，当然不完全可靠。不但夏、商、周皆为黄帝后裔，连匈奴、吴、越、闽越，其先也出自黄帝后胤。《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而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其实，古籍记载有关三代的祖源也很不一致，说他们出自夷、羌、戎。《孟子·离娄下》说周文王是“西夷之人也”。《新语·术事篇》则说文王“生于东夷”夏禹出于“西羌”。春秋时期的楚国、秦国，时人有的称作“荆蛮”、“秦戎”，而司马迁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秦楚共祖。史公力排众说，认为自远古以来活动在祖国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大家都是黄帝的子孙，体现了他的民族大一统思想。我们在族名、国名条目的定名和释意上，基本遵循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的本意，故没有把吴、越、楚三国列入少数民族部分来收录。尽管楚君熊渠蚡冒（楚武王）都自称“我蛮夷也”。
二、民族关系及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这一部类的条目，是《民族卷》的特色所在，为其它《史记》辞书所鲜有。为了准确表述司马迁的本意，我们在拟定词条名目时，采用《史记》原文，故有些词条难免长一些。司马迁在强调大家都是黄帝的子孙，各民族的历史活动都应当交待。特别是秦汉时期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多采多姿，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往来密切，关系到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盛衰与存亡、统一与分裂。故太史公在《史记》科条中，首创民族史传─—《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写下了民族关系史的新篇章，为后世史学专著体例所沿袭。司马迁为周边少数民族立传，目的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为西汉王朝献长治久安之策，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包括周边各民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从而再次体现了他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太史公自序》说：“汉即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史东越列传》”；“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蕃，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从司马迁为作民族史传的主旨来看，他赞赏为西汉“内臣”、“外臣”的周边民族，能“葆守封禺（域）”安集边塞，以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出现了许多牵动人心的大事件，一反汉初七十年的民族安抚政策和与匈奴“和亲”的权宜策略，而对其内侵采取武力反击政策。对此司马迁作出了客观而积极的评价。他在《高祖本纪·赞》、《吕后本纪·赞》、《孝文帝本纪》、《平淮书》等纪传中，对汉初七十年内实行的民族安抚政策和对匈奴的和亲所带来的“海内殷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繁荣局面，津津乐道。但是，“和亲”政策并没有彻底消除匈奴贵族对西汉的威胁，南越、东越等割据政权也日益壮大，离心倾向日趋加大，这与西汉帝国的大一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司马迁对汉武帝击匈奴、伐大宛、讨南越、灭朝鲜、通西南夷等统一战争，是给以正面评价的。他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赞》中说：“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徵’，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穆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备文武，席卷四海，内辑忆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当然，司马迁也看到汉武帝统一战争所带来的灾难。鉴于此，我们在族名、国名条目中收录了自汉高祖至建元以来，周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降汉而受封的侯国名，以揭示民族关系即对立、又统一的复杂性及其因果由来。司马迁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建元已来侯者年表第八》，把降汉封侯的少数民族人物一一列入表中，以肯定他们维护国家统一的功绩。司马迁在为民族立传的同时，清楚地看到同源异流这一民族融合的趋向。《周本纪》：周族先公古公亶昌父的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为当地蛮夷之首领，始建吴国，周族一支与蛮夷融合。《秦本纪》：秦人先世自费昌起，“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秦人一支与西戎相融合。《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晋世家》都谈到华夷融合的史实。汉武帝时，东瓯、闽越举族迁入江、淮间，越人大部分融合于汉族中。《史记》自五帝三代以来，其记载无不注意到华夷联婚这一民族融合的重要渠道。周人与戎狄联婚史相当古远，是有不少姬姓戎狄部落的存在。综上所述，民族关系中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滋生蕴藏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大块土壤，故我们把这一部分条目的收集看作是《民族卷》的基本内容之一，以增强其特色的透明度。
三、民族风俗文化
这一部类条目主要收录少数民族奇特的服饰、婚丧、祭祀、饮食、图腾、住行、音乐舞蹈等社会风俗，它们是区别民族界限的重要标志。《夏本纪》说“鸟夷皮服”，“岛夷卉服”，“淮夷篚玄织缟”，荆蛮“其篚织絮”，西戎“织皮”。《匈奴列传》说胡人“衣其皮革、被旃裘”。《南越列传》说“瓯骆裸国”，越人“椎髻”。《朝鲜列传》说燕地（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也有“椎髻蛮夷”。《吴太伯世家》说吴越等地的蛮夷“文身断发”，“俗信鬼”。周边少数民族这种奇特的服饰，与华夏族的“冠带”形成鲜明的对比。《郦生陆贾列传》：汉高祖派陆贾出使南越，见南越王尉佗“椎髻箕倨”，批评尉佗，说“足下中国人，亲戚昆第坟墓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足见服饰行为是华夷互别的重要标志。匈奴和西域一些民族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子”的婚俗和“无封树丧服”，与华夏族早在西周初制定的礼乐制度，更是殊俗异礼而格格不入。戎狄左衽被发及其野祭，在东周时依然盛行。当周平王东迁时，有人就在伊川（今河南伊河流域）看见被发野祭的戎人。秦汉之际，匈奴秋八月野祭时，绕林木而舞，西南夷则野祭于道路。汉武帝交通西域后，西域诸民族不但服饰殊异，而且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在黄河流域向来热烈喧腾。春秋时期，东夷的音乐舞蹈对燕、齐等东方诸国的文化给予很深的影响。齐国的宫延音乐舞蹈就吸收了莱夷之乐舞。《齐太公世家》载，孔子随鲁定公与齐景公盟会于夹谷（今山东东莱芜县西南），齐人进莱乐，孔子怒斥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莱乐者，歌舞人手执“旌旄羽祓矛戟剑，拔鼓噪而至”气氛恐惧，摄人魂魄。各少数民族形形色色的风俗文化，各有千秋，独辟蹊径，这就大大丰富了《民族卷》条目内容，使其增光生辉。
四、民族经济、政治
这一部类条目，收录了各氏族、民族的土产方物，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贸易运输。司马迁在《史记》民族史传中，特别注意秦汉时期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即汉族文化在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匈奴传》载：“其奇畜则骆驼、驴、
。逐水草迁徙……因射猎禽兽为生业”，“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今单于变俗好汉物”。《西南夷列传》：“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远销南越；“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蜀布、邛（邛都夷）竹杖经蜀商而转销印度和阿富汗。诸如筰马、髦牛和
僮，亦弛名方域。《大宛列传》：“大宛在匈奴西南……有蒲陶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汉武帝得大宛马，名曰“天马”。得乌孙好马，名曰“西极”。汉武帝在离宫楼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有大鸟，卵如甕”。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善市贾，争分铢”。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西域诸国向慕中国的物质文明，皆“贪汉财物”，“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西汉王朝为适应这一中西文化交流的空前盛况，从酒泉列亭鄣直至玉门关，为过往使节、商旅提供食宿。汉武帝还独出心裁，在京师为外客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汉财物展示会，“于是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幻术表演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岁增变、其盛益兴，自此始。”西域道通以后，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瓜、胡桃等植物移殖内地。西域的良马、骆驼、各种奇禽异兽、玉石珠宝以及名贵毛织品，也源源东来。中原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以及铸铁、凿井技术也传到西域。司马迁对西汉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予以积极肯定。”《太史公自序》：“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司马迁除记述西汉王朝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外，还在《周本纪》、《夏本纪》中谈到：早在夏代，各氏族部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就已经存在。东夷的包橘、柚锡、蚌珠、美鱼；荆蛮的包茅、玑珠；西戎的皮毛、玉石，皆作为贡品，流入中原华夏族。商代，骊戎的骏马；西周时，肃慎的栝矢，犬戎的白狼、白鹿；春秋时期山戎的冬葱、戎菽；北狄的善马，这些珍禽异兽和弓箭、豆类也传入中原。如此丰富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是《民族卷》词目生产的一个重要基地。
五、民族居邑、城寨、道路
这一部类条目，仅仅收录少量与少数民族生计密切，并在民族关系史上留下永不褪色的一些居邑、道路、长城等地理名称。诸如“秦长城”、“燕长城”、“魏长城”、“赵长城”、“中山长城”、“受降城”、“狄道”、“道”、“五尺道”等等。
《民族卷》编撰过程的几点说明：
一、依据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凡列入《世家》的吴、越、楚三国，我们没有列入少数民族收集词目的范围，一律按华夏族对待。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前后说法不一。《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却说：“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楚世家》说楚君熊渠、蚡冒（楚武王）都自称“我蛮夷也”。如此，《民族卷》的条目收集范围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显得狭窄，不尽人意。
二、秦王朝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其在战国时虽亦分封王室子弟和异姓功臣为侯爵，领有食邑，但于三代之分封性质不同。西汉王朝实行郡国并行制度，有诸侯王国和侯国的封建，但亦与三代之分封有所区别。故我们在国名、族名的条目中，没有收录秦汉时期的封国名，仅仅收集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降汉而被分封的侯国名。这就避免了与《人物卷》的重复。
三、我们在条目的释意上，回避了现代色彩的渲染，没有使用“这是对少数民族的蔑称”，“阶级矛盾”、“少数民族起义”、“民族压迫”等一类字眼，尽可能地忠诚《史记》本意，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就古人的称呼云云。当然我们还吸收了近现代人研究的成果和考古上的新资料。
四、《民族卷》所涉及的氏族、民族、人名及其所建的国家，历史古老，许多乃属传说时代，即是春秋时期，秦、晋强大，迫使西戎、北狄东迁南下，进入中原和江、汉间，与当地民族迅速融合，其踪迹难以捕捉，且先秦文献各持异说。这种复杂纷云的民族关系，给《民族卷》带来很大的难度，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在词目的收集和释意上难免存在着疏漏与错误，还请读者批评校正。此卷只不过是抛砖引玉，渴望金玉之作问世，以飨读者。
《民族卷》编务工作由西藏民族学院张天锁、白自东、任树民、池万兴、陈崇凯、谢丰泰担任并审稿，并邀请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周伟洲教授为顾问，指导编篡工作，具体分工为：任树民撰写少数民族人物、族名、国名、风俗文化、居邑、城镇、道路及民族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等辞条，史工会撰写部分民族名辞条，朱凤相、孙林、张月芬分别撰写部分政治历史事件辞条。《史记》系列大辞典《民族卷》前言由任树民、白自东执笔，集体讨论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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