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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6日上海出版的《社会新闻》登出一则题为《曾今可准备反攻》的消息说：
曾今可之为鲁迅等攻击也，实至体无完肤，固无时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鲜，难于如愿耳！且知鲁迅等有左联作背景，人多手众，此呼彼应，非孤军抗战所能抵御，因亦着手拉拢，凡曾受鲁迅等侮辱者更所欢迎。近已拉得张资平，胡怀琛，张凤，龙榆生等十余人，组织一文艺漫谈会，假新时代书店为地盘，计划一专门对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①。
这则针对鲁迅而来，带有挑衅意味的消息究竟怎么回事呢？鲁迅和曾今可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本文试作梳理。
一、曾今可和他的“解放词”运动
曾今可（1901—1971），江西泰和人。据曹聚仁说，曾是“一家钱庄的小开，和周扶九家有点渊源，小伙子想在上海闯天下，拿出点钱，办个杂志，如此而已。”② 曹聚仁这里提到的“杂志”，指的就是文艺期刊《新时代月刊》。这份刊物1931年8月1日在上海创刊，曾今可自任主编，由新时代书局出版发行。创刊号上曾今可发表《随便说几句》一文，称“《新时代月刊》是一个纯文学刊物，她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不谈什么主义。”因此之故，开始时刊物也受到一批新文学作家的关注，郁达夫、巴金、沈从文、丽尼、臧克家、何其芳等，都曾在上面发表过作品。
那时，曾今可是上海滩上十分活跃的人物，他喜欢结交名流，也能讨得几个知名人物的好感，同时又爱制造点文坛新闻，偶尔也来点异想天开的举动，以引起文坛的关注，这种做法正是当时上海滩想出人头地的年青人提高知名度的惯用手法，用今天的说法就是炒作。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坛的“诗体大解放”让一个刚从美国回来，叫做胡适之的年青人爆得大名，到上世纪30年代，新式的自由体诗已经在文坛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诗体大解放”的倡导者也早已是功成名就的文化领袖，学术翘楚了。现在，从江西来到上海新进文坛的曾今可，或许从这里得到了启发，获得灵感，也梦想着一举成名的荣耀，成为胡适之第二。于是，他便邀集一批闲居上海的名流骚客，如柳亚子、林庚白、曾仲鸣、章衣萍、徐蔚南、黄天鹏、华林、徐仲年、余慕陶、张凤等搞了一次“词会”，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词的解放运动》，发表了自己关于“解放词”的“高见”，顺便也略述一下此次“词会”的“盛况”。后来，《词的解放运动》一文交给《学灯》副刊的编辑黄天鹏。那时，经过淞沪战事之后，文坛一片死寂，书业、出版界极其萧条，黄天鹏也十分希望自己所编的《学灯》能够在沉寂的上海文坛弄出一点新花样来，刺激一下文人们被战争震得近乎麻木的神经。所以，曾今可的大作《词的解放运动》很快就在1932年11月20日《学灯》上被发表出来了。
当年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就是在这家报纸上首次和读者见面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是《时事新报》造就了郭氏的声名。而今，曾今可也希望倚重《时事新报》悠久的历史，巨大的影响和极高的社会声望，成全其横空出世、声名远播的夙愿，一举成为世人瞩目的文坛新星。
然而，零敲碎打的发表作品，很难在光怪陆离、无所不有的海上文坛吸引读者的眼球，深谙此道的曾今可便别出心裁地在自办的《新时代月刊》上来一个集体亮相。
于是，1933年2月1日出版的《新时代月刊》（第4卷第1期）“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鲜出炉了。
“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刊有柳亚子、曾今可、张凤、郁达夫、余慕陶、董每勘、褚问鹃、张双红、章石承、淑芬女士等人的文章。他们围绕着词应该如何“解放”、“松绑”高谈阔论，涉及的问题有词的平仄、押韵、调名的废存与内容、意境的取舍等方方面面，他们在文中提出“填词不用古典，完全用白话入词”③，“绝对不用……比较深奥陈腐的文言”等主张④，认为当代人填词要在内容上大胆革新，要善于“利用着旧的格式装饰些新的情调”⑤，“要抓住了时代，而适应目前的环境”，“写我们今日的事，说我们今日的话”⑥，“在不粗不细之间，……唱出自己的情绪”⑦，为词找到一条新的出路。而且，他们还将“解放”了的词称之为“自由词”⑧、“活体诗”等⑨。
同时，该刊还发表了一组“词选”，编者的用意或许是想以此为进一步推动“解放词”的创作提供某种示范。
“词选”登有曾仲鸣、林庚白、柳亚子、刘大杰、王礼锡、章衣萍、曾今可等人的新词将近20首。看似一件十分庄严的文学事件，坏也就可能坏在这些示范性的作品上。
这些词作，基本上是用白话或非常浅近的文言写成，仿佛在认真地实践着不讲平仄、押韵，不用典的“解放词”主张，在内容和意境上或鼓吹“相逢作戏，我也疏狂图一醉”的及时行乐；或是面对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时局低吟“人生能几，我又春秋添一岁。休道文章，乱世何如谷稻香”的感伤⑩。林庚白、柳亚子曾经直接拿吴曙天做填词的素材，王礼锡以胡秋原夫妇之闺趣作《如梦令》，这些都使“解放词运动”显得更加妙趣横生，极大地吸引了对软文学情有独钟的市民读者。
且看林庚白、柳亚子的《嘲曙天——浪淘沙》（11）：
本是老板娘，变小姑娘。蓬松头发绿衣裳。低吟浅唱音袅袅，端的疯狂。家世旧高阳，流转钱塘，漫言徽歙是儿乡。好把情书添一束（12），看月回廊。
与这首词刊称“双璧”的是王礼锡所作《调胡秋原夫妇——如梦令》：
不相识时烦恼，一相识时便好，好得不多时，爱把边纽儿闹。别闹，别闹，惜取如花年少。
“解放词”的发起人曾今可更是当仁不让，也发表《新年词抄》四首，即《如梦令》、《画堂春》、《卜算子》、《误佳期》。其中《画堂春》一词最令人叫绝：
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上举几例，读者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词”的确是抛弃了使用典故填词的不合时宜的老规矩，旧框框，而是改用个人隐私填词了。而且，在曾今可的词里除了嗟叹“流光如驶又新年，怕向街头去”，惋惜“游春旧侣”“她已作人妻，我亦为人父”之外（13），还可以打麻将、骂娘呢。
后来，曾今可又把他的“解放词”结成一集出版，取名为《落花》，且为集子附上张资平、崔万秋、徐霞村、赵景深、宗白华等所写的短评，谓之“好评一束”。但想不到的是，爱挑剔的读者又发现《落花》集里居然还有李清照的作品。曾今可这种做法，实在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于是，有人用“曾词人”诗词中的句子作打油诗一首以赠之。诗曰：“‘落花’‘流水’见浮名，如此词人如‘此生’。‘热泪’何曾自眼底，‘深情’枉作动‘心旌’。剽来语语皆陈句，恨不篇篇说‘旧盟’。‘莫管他娘’管尔屁，伊谁逐臭骂卿卿。”（14） 这么一来，“‘好评一束’便变做‘笑话半打’”了，“曾词人”因此被骂做“词贼”、“诗贼”（15）。
鲁迅对此虽然感到十分不满，但没有立马予以抨击，而是保持暂时的沉默。1933年3月9日，在“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出版一个多月后，鲁迅写了一篇《曲的解放》，这篇杂文本来为热河失守而写，但下笔之际忽然想起曾今可等人的“解放词”，便以此为“由头”冷嘲热讽地写道：
“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16）
这大概就是《社会新闻》里所说的“曾今可之为鲁迅等攻击也，实至体无完肤”的证据之一。
对此，鲁迅这样解释：“那时我想，关于曾今可，我虽没有写过专文，但在《曲的解放》里确曾涉及，也许可以称为‘侮辱’罢”（17）。或许就因为这几句话，便把脆弱的“曾词人”刺得“实至体无完肤”了！于是，赶紧“着手拉拢，凡曾受鲁迅等侮辱者”迅速结成“统一战线”，准备向鲁迅开火。
二、鲁迅：“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
惯于捕风捉影、造谣生事是《社会新闻》的一大特色，这条新闻也不能排除它有夸张造势之嫌，但曾今可在发动了“解放词”运动之后，又在倒腾什么“文艺漫谈会”的确是事实。而且，有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事情原来是这样。1933年农历端午节前夕，曾今可就开始积极筹划此事了。他先后向张资平、胡怀琛、张凤、龙榆生、曹聚仁、黎锦明、招勉之等沪上作家发出正式邀请，准备在端午节期间，举行一个“文艺座谈会”。
在曾今可邀约的几个人中，张资平是较为积极，也是与曾今可关系较为密切、亲近的一位。所以，曾今可在5月25日给张资平发出邀请的同时，就要张资平转请黎锦明、招勉之两位。那天上午10时，张资平接到《新时代月刊》的邀请后，随即就给黎锦明和招勉之分别寄去了明信片，请他们在27日下午参加曾今可以《新时代月刊》名义在南京路福禄寿餐馆举行的“文艺座谈会”。
5月27日这天，是农历五月初四，第二天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大街小巷熙来攘往，一片繁忙，借着浓郁的节日气氛，下午3时，“文艺座谈会”在南京路福禄寿餐馆如期开张（18），到场的主要有张资平、黎锦明、傅彦长、徐蔚南、胡怀琛、张凤、龙榆生、崔万秋、招勉之、明耀五，丁丁，……陈令仪女士等，而且，这些人后来都被尊为“文艺座谈会”的发起人在有关媒体予以公布。据称，这个“文艺座谈会”“除作家联络感情外，并漫谈文艺范围内一切问题，性质与笔会相似。但没有笔会拘束。该会每两个星期聚餐一次”，“除发起人外，新加入者有林徽音，余慕陶，黄天鹏，沙蕾，严次平”等（19）。
本来，著作者们类似沙龙性质的聚会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这事被《社会新闻》用带着很浓火药味的措辞一炒就走样了，事情也因此显得复杂起来，更何况，1933年7月1日出版的“文艺座谈会”之机关杂志《文艺座谈》第1卷第1期便赫然登出一篇署名“白羽遐”的文章《内山书店小坐记》，且又是专门为鲁迅而作的。
文章说：“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上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给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接着又拐弯抹角地扯到鲁迅1933年3月15日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文学上的折扣》（20） 一文，称该文主要观点是从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的内山完造的闲谈与聊天中抄录而来的：
“中国的事情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样。‘白发三千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诳！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国的别的问题，也可以以次类推……哈哈！哈！”
内山的话我们听了并不觉得一点难为情，诗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去批评的。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一个小商人，一个暗探，我们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会拿什么话语去向他声辩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谈》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字（21），就是内山所说的那些话。原来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文坛老将”，连这一点这样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22）
这篇文章的出现，正好坐实了《社会新闻》上“反攻”之说。
文章说的虽是内山，但目标却是对准鲁迅。读者知道，鲁迅与内山完造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指出内山“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那也“实在差不多”就等于说与内山交往频繁、关系密切，且在危难之际还得过内山帮助的鲁迅，很可能就是日本人的间谍，或者更干脆些，说他是汉奸也似无不可！
《文艺座谈》炮制此文的目的，说穿了无非是想借反日仇日的民族情绪和左翼的力量置鲁迅于死地！在这个中日关系极度紧张，人人自危的年月里，谁都不愿意与日本人扯上关系。故此，当参加“文艺座谈会”的名单公开后，有人就紧张了。张凤说：“谁知道什么座谈不座谈呢？他早又没说，签了名，第二天，报上都说是发起人啦。”龙榆生则抱怨：“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们再三叫我去谈，只吃了一点茶，就算数了；我又出不起广告费。”龙榆生的言下之意或许还有登个广告，向不明真相的读者澄清一下事实的必要，同时借此诉说自己因一时不慎而受骗上当的委屈。曹聚仁虽然收到请柬，但他却是“不曾与座谈而遥领盛情”，事后十分庆幸地说：“我幸而没有去吃茶，免于被强奸”（23）。
这个“文艺座谈会”后来因为“座主”强奸民意的做法不得人心，自然无人与座也无人与谈了。它的机关杂志《文艺座谈》也只出了4期就寿终正寝了。但“白羽遐”的文章却让鲁迅咬牙切齿，发誓“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24）！
对于“动辄要你生命”者流，鲁迅的态度是“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25）。所谓“徐徐扑之”，即是静观其变，等待时机的到来，然后在对方得意忘形之时来一个出其不意的反击。
根据鲁迅的经验，事情肯定不会到此为止，“好戏”开了头，更好的往往还在后面。
三、序的解放
在“曾词人”正为荣登“文艺座谈会”的“座主”宝座忘乎所以之时，忽然与他的“哥们”崔万秋闹翻了脸，主张“徐徐扑之”的鲁迅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1933年2月，也几乎是在曾今可推出“词的解放运动专号”的同时，出版了一本诗集《两颗星》（26）。集子前面有一篇“代序”，署名“崔万秋”。所谓“代序”，其实是蓄意奉承曾今可的胡诌。兹抄录如下：
今可兄：
大作《两颗星》已由弟译出寄东京《诗与人生》杂志发表。
你的《两颗星》，虞岫云小姐的《病中》，虚白兄的《秋听说》、《你已来到》，为弟最得意之三种译诗。巴金兄的《亚丽安娜》和庐隐女士的《危机》亦较有自信。
你的《两颗星》被我译出后，许多的日本朋友都想“先睹为快”。我已经请日本女诗人横山喜代子用日文打字机打了多份，分送各友人。自从饭田雪雄教授把你的《爱的三部曲》译成日文后，你的大名即深藏在此邦青年男女的心中。《两颗星》自然也会同样受到异国读者们的热烈的欢迎的……
弟：万秋
十二月十日广岛
如此“代序”，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是替曾今可吹牛拍马的胡诌。前面说过，崔万秋和曾某本来也是“哥们”，5月份的“文艺座谈会”上他们都还在南京路福禄寿餐馆一起与之座谈过。
可是，这位“诗人”、“词人”兼《新时代月刊》主编的曾今可和崔君之间却不知道因何翻了脸。崔万秋便不顾一切地接连在《大晚报·火炬》和《申报·自由谈》登出了内容相同的《崔万秋启事》，否认曾今可诗集《两颗星》里的“代序”为他所写。以下是录自《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崔万秋启事》：
近来许多朋友发现曾今可赠人之诗集《两颗星》上面，有“代序”一篇，洋洋大文。恭维曾君，无所不至。且内有女诗人横山喜代子，教授饭田雪雄之大名。而代序之作者，则署名“崔万秋”。万秋无名小卒，从来不敢自称作家，当然更不敢代人做序。虽在日本时识一打字生名横山喜代子，然并非女诗人。识一中学教员，名饭田雪雄，然并非教授。然则曾君《两颗星》之代序，当属另一人之手笔。万秋不敢掠美，特此声明（27）。
《申报》的《崔万秋启事》则刊登在1933年7月3日，内容完全一样，一个字都没有改动。
崔万秋本来就是《大晚报·火炬》的编者，所以，他在刊登启事之时，还专门写了一篇杂文《文氓》，登在同期报纸的同一个版面上，将《崔万秋启事》绕排在该文的中间，以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文氓》不点名地对曾今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此就不赘言了。
这么一弄，“曾词人”可就十分狼狈了。按说保持沉默也可以躲过去。但曾今可却不。在《崔万秋启事》登出后的第二天，即是1933年7月4日，他也在《申报》上登出一则与崔万秋针锋相对的《曾今可启事》：
顷承友人以本月二日之《大晚报》见示，见有崔万秋君启事一则，说拙著《两颗星》诗集之“代序”非其所作，颇觉可笑，查《两颗星》在本年二月出版，初版二千册业已售完，崔君忽于此时声称该“代序”非其所作，虽颇费解，但其别有居心亦显而易见，《两颗星》出版时，崔君已由日返沪，我曾于其来访时赠以一册，崔君读完他的“代序”即这样问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译诗制版印在书上？”我说：“因为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是淡蓝色，而且有些字不很清楚，不能制版。”他又笑着说：“等将来译诗发表出来，再拿去制版吧。”（后来崔君用日文译的《两颗星》发表于日本东京《诗与人生》杂志三月号，曾由新时代书局采作广告，做成铜版，印在《新时代月刊》六月号里封。）崔君的“代序”，乃摘录崔君的来信，书出将近半年，现在崔君忽然声称该“代序”非其所作，是何用意，殊难猜测。鄙人既未有党派作护符，也不借主义为工具，更无集团的背景，向来不敢张狂。惟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之要求，遂不免获罪于知己，抱歉之余，怅然于心。年来常被各小报及小报式的刊物借机侮辱，以人皆知其小报之为小报也，故概置不理（虽自幸未尝出卖灵魂，亦足见没有“帮口”的人的可怜了！）但恐偶读该晚报者见崔君启事而有所误会，是以不得不据实奉白，以明真相。此启（28）。
本启事所说“惟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之要求，遂不免获罪于知己”，据曾今可后来的解释，是指崔万秋曾向他借钱，他未曾答应，崔便来这么一手（29）。
《曾今可启事》登出后，《自由谈》又发表署名谷春帆的文章《谈“文人无行”》（30）。谷文大概是在读了《崔万秋启事》后写的，作者十分愤慨地斥责“曾某不仅是一个轻薄少年，而且是阴毒可憎的蛇蝎”，“他可以借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吹牛，甚至硬把日本一个打字女和一个中学教员派作‘女诗人’和‘大学教授’，把自己吹捧得无微不至”，甚至“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于小报”，“把朋友公开出卖”，“这样阴毒，这样无聊，实在不能使我相信这是一个有廉耻有人格的‘人’”，“对于这班丑类”新文学界“应当振臂奋起，把它们驱逐于文坛以外”，在文坛作一番“除秽”的工作。
同一天，鲁迅为回应曾今可的所谓“崔君的‘代序’，乃摘录崔君的来信”，作《序的解放》一文。鲁迅的文章，开头便说：
现在是二十世纪过了三十三年，地方是上海的租界上，做买办立刻享荣华，当文学家怎不马上要名利，于是乎有术存焉。
那术，是自己先决定自己是文学家，并且有点儿遗产或津贴。接着就自开书店，自办杂志，自登文章，自做广告，自报消息，自想花样……然而不成，诗的解放，先已有人，词的解放，只好骗鸟，于是乎“序的解放”起矣。
夫序，原是古已有之，有别人做的，也有自己做的。但这未免太迂，不合“新时代”的“文学家”的胃口，因为自序难于吹牛，而别人来做，也不见得定规拍马，那自然只好解放解放，即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术语曰“摘录来信”（31）。
可见，鲁迅根本不去理会《曾今可启事》中那副可怜兮兮的自画像。“曾词人”或许真的犯了众怒，鲁迅《序的解放》刚一发表，第二天《申报·自由谈》又登出署名“田磊”的文章《从‘文人’说到‘疯狗’》，对曾今可又做了一番羞辱。今摘引一段：
曾某能作“序的解放”，能打起他人的招牌为自己捧场，能删改他人的信作为“好评一束”，这样妙想天开，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有几分“聪明”，有几分“天才”。可惜的是他有此“聪明”与“天才”而众人莫之知，社会莫之用，于是他的天才与聪明便终于只能用之于作“序的解放”与“好评一束”以及“打打雀将”等等的勾当。所以使天才淹没固然是社会之过，而使天才乱用，社会亦不能辞其咎（32）。
崔万秋釜底抽薪地揭出曾的老底，谷春帆、田磊嬉笑怒骂的羞辱，鲁迅犀利尖刻的挖苦嘲讽，《社会日报》皮里阳秋的歪诗，大概都是曾今可未曾料到的事情。
于是，曾今可实在已经招架不住了，只好暗暗地玩起告密的勾当，不知道什么时候匿名向小报投去了一篇短稿。目标可是他原先的朋友崔万秋。
崔万秋加入国家主义派
《大晚报》屁股编辑崔万秋自日回国，即住在愚园坊六十八号左舜生家，旋即由左与王造时介绍于《大晚报》工作，近为国家主义及广东方面宣传极力，夜则流连于舞场或八仙桥庄上云。
更加让人料想不到的是，这篇小小的告密文章，却十分不幸地落在崔万秋的手里，且又被崔在《中外书报新闻》第五号上发表了出来。
直到此时，“曾词人”才在绝无退路的时候，竖起免战的招牌，在7月9日《时事新报》上登出“启事”，宣布退出肮脏的“文学界”，从此“脱离文字生活”。《曾今可启事》全文如下：
鄙人不日离沪旅行，且将脱离文字生活。以后对于别人对我的诬蔑，一概置之不理。这年头，只许强者打，不许弱者叫，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我将在英雄们的笑声中悄悄地离开这文坛。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当他是尊我为“英雄”。此启（33）。
这则启事一出，报纸记者马上就有《惊闻曾今可退出新文坛》的文字见诸报端。该文称，曾今可是“我们文坛上少不得的一颗光亮亮的明星”，“不但善做解放词，并且连序也解放起来”，还“把国家妖孽又搬上文坛来”，“在国难中发明了解放词”，这种“救国不忘娱乐”的大无畏精神，简直“不可一世”，令人景仰。他的“解放词虽然做得不多，但皆成了不朽之作”。记者还说，如今“惊悉曾词人决意要离开这文坛，我整整哭了三天三夜，痛惜我们文坛上这一个不小的损失。我们曾词人不但道德高，人格亦好”，对“曾词人暂时的‘悄悄地离开这文坛’”深表惋惜，预言“我们的文坛上”肯定会因此而“暂时的沉寂”，且表示“三天不读‘打打麻将’‘国家事管他娘’的妙句，嘴里真要淡出鸟来，所以我特地竭诚挽留一下，曾词人天下之大，你不要悲伤，有我在同情你”（34）。
短短的一个多星期里，几个文人在上海的多种大报上接二连三地刊登启事，互相攻击、谩骂，闹得不亦乐乎，着实是海上文坛特有的一大奇观，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一幕。对此，鲁迅不无幽默地说：“好像这时的文坛是入了‘启事时代’似的”（35）。
后来，鲁迅把曾今可的这则“启事”编入《伪自由书·后记》，并感慨地说，“我以为文字是有趣的，结末两句，尤为出色”（36），还写信对黎烈文说：“曾大少真太脆弱，而启事尤可笑，谓文坛污秽，所以退出，简直与《伊索寓言》所记，狐吃不到葡萄，乃诋葡萄为酸同一方法。但恐怕他仍要回来的，中国人健忘，半年六月之后，就依然一个纯正的文学家了。”（37）
其实，曾某并未他去，而是一直就在上海（38）。没多久，“脱离文字生活”的誓言犹在耳边的“曾词客”又活跃在文坛，继续做他“新时代”的“文学家”了。当年10月出版的《新时代月刊》（诗的专号）第5卷第4期已经登出他的诗二首：《我并不孤独》、《看》。难怪鲁迅说：“我简直以X光照其五脏六腑了。”（39）
鲁迅曾说：“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40），“解放词人”曾今可敢情就是“实尤为古怪”者之一。
注释：
①如：《曾今可准备反攻》，载《社会新闻》第3卷第22期，1933年6月6日出版。
②曹聚仁：《谈曾今可》，见《听涛室人物谈》，第2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柳亚子：《词的解放》，载《新时代月刊》（词的解放运动专号）第4卷第1期，1933年2月1日出版。以下未标明出处者同此。按：柳亚子的文章在《新时代月刊》目录页上的标题是《词的我见》，本文根据的是原刊内文标题。
④曾今可：《词的解放运动》。
⑤余慕陶：《让它过去吧》。
⑥章石承：《论词的解放运动》。
⑦郁达夫：《唱出自己的情绪》。
⑧董每勘：《与曾今可论词书》。
⑨张凤：《关于活体诗的话》。
⑩刘大杰：《醉歌——减字木兰花》。
（11）曙天，指吴曙天。
（12）指章衣萍、吴曙天的通信集《情书一束》。
（13）曾今可：《新年词抄·误佳期》。
（14）词人：《赠曾今可》，载《社会日报》1933年6月10日。
（15）次翁：《从“文贼”“词贼”说到“小偷”和“大剪窃”》，载《社会日报》1933年7月26日。
（16）鲁迅：《曲的解放》，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5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所引鲁迅文章，与此同一版本。
（17）鲁迅：《伪自由书·后记》，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165页。
（18）张资平：《从早上到下午（备忘录之一）1933年5月25日》，载《文艺座谈》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1日出版；张资平：《望岁小农居日记》，载《时事新报》1933年6月21日。
（19）云裳（曾今可之笔名）：《文坛消息·文艺座谈会讯》，载《文艺座谈》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1日。
（20）收入《鲁迅全集》第5卷，第56—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1）何家干是鲁迅为《自由谈》写稿时经常使用的笔名。
（22）白羽遐：《内山书店小坐记》，载《文艺座谈》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1日。
（23）聚仁：《“文艺座谈”遥领记》，载《涛声》第2卷第26期，1933年7月8日。
（24）鲁迅：《331105致姚克》，见《鲁迅全集》第12卷，第256页。
（25）鲁迅：《330708致黎烈文》，见《鲁迅全集》第12卷，第194页。
（26）上海新时代书局1933年2月出版。
（27）摘自《大晚报·火炬》1933年7月2日。
（28）摘自《申报》1933年7月4日。
（29）凡夫：《文坛佳话·文人言行录》，载《社会日报》1933年8月5日。
（30）谷春帆：《谈“文人无行”》，载《申报·自由谈》1933年7月5日。
（31）鲁迅：《序的解放》，载《申报·自由谈》1933年7月7日。本文摘自《鲁迅全集》第5卷，第219—220页。
（32）田磊：《从‘文人’说到‘疯狗’》，载《申报·自由谈》1933年7月8日。
（33）摘自《时事新报》1933年7月9日。
（34）平凡：《惊闻曾今可退出新文坛》，载《社会日报》1933年7月17、18日。
（35）鲁迅：《伪自由书·后记》，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175页。
（36）鲁迅：《伪自由书·后记》，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176页。
（37）鲁迅：《致黎烈文》（1933年7月14日），见《鲁迅全集》第12卷，第198页。
（38）凡夫：《文坛佳话·文人言行录》，载《社会日报》1933年8月5日。
（39）鲁迅：《伪自由书·后记》，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178页。
（40）鲁迅：《致黎烈文》（1933年7月8日），见《鲁迅全集》第12卷，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