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育人教子与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子论文,当代论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过无数杰出的历史人物，也留下了许多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仅以古代的育人教子思想而言，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重视，如教子勤勉，训子节俭，诫子为官清廉，以及诚子忠直、爱国、宽厚、敬老等等，这些都不失为我国古代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邓小平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在当前，青少年的道德修养是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关键，因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做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同时，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社会工程，它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其中家庭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教育始于父母膝下，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本文拟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古人育人教子思想的主要方面作一初步探讨，旨在为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某些参考或借鉴。不当之处，拟就正于大方。
诫子勤勉思想 古人云：“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注：韩愈《进学解》，见《韩昌黎集》卷十一。）这表明一个人在树立远大志向以后，勤奋好学是其事业获得成功的根本条件，古往今来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的经历和成功，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孟母断机”为的是训诫儿子为学勤奋刻苦、持之以恒；而孟子终成一代大儒（被誉为“亚圣”）是与母亲的谆谆教导和悉心培养分不开的。古人勤奋好学的例子不胜枚举，“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注：《颜氏家训》卷三《勉学》，转引自《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补编）第4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者，他们勤奋刻苦，最终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古人的学习条件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大可不必教孩子效仿古人的学习方法，但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任何时代都必须坚持。古人视勤学为美德。“（唐）太宗尝谓中书令芩文本曰：‘夫人虽廪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仲舒）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注：唐·吴兢《贞观政要·崇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1页。）
随着当今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日益提高，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已今非昔比，可有的孩子沉迷于优越的环境，贪图享受，害怕吃苦，学习上不愿下苦功夫。要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是无捷径可走的。宋代理学大师朱熹说得好：“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注：朱熹《朱子语类辑略》卷二。）这与我们今天所遵循的格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息息相通的。在科学技术瞬息万变的今天，我们唯有勤奋刻苦学习，才能赶上时代潮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勤奋努力和积极进取，尤其是青少年。早在本世纪初，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抱负；今天，我们难道不应该让前人的这种精神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为中华之发展而努力学习吗？
诫子节俭思想 有人说，发展商品生产是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的基础，合理的消费又能刺激生产，促进生产。因此。鼓励人们进行正当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杠杆。此说完全正确。然而，无论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到何种地步，人类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到何种程度，节俭始终是要提倡和坚持的。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人们消费水准日益增长的今天，我们党仍然没有忘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而且一再强调，要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讲艰苦奋斗，不仅生活上要艰苦朴素，而且工作上要有努力向上的艰苦创业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和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历史上倡导节俭、防止奢惰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司马光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众人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并引用春秋时御孙的话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诸葛亮在其著名的《诫子书》中强调“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可见古人是把生活节俭与品德修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视节俭为德之前提。如果一旦忘了节俭，贪图安逸，“德”也就无从谈起。春秋时公父文伯之母一再告诫曰：“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注：《国语·鲁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5页。）不仅如此，生活一旦奢侈、荒淫，甚至有产生祸患的危险。对此，隋文帝杨坚是有所警觉的，他曾训诫太子杨勇说：“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注：《随书·文四子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230页。）隋文帝训子戒奢侈，其主观愿望当然是希望其子孙得以享国日久，并非出于对人民的同情。事实上，当隋炀帝杨广以暴力手段夺取皇位后，极尽其骄奢淫逸之能事，使隋王朝短促而亡，成为历史上又一个短命的王朝。由此可见，隋文帝的担心并非多余。尽管隋朝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贪图享乐的隋炀帝终难辞其咎。也许是出于前车之鉴，唐太宗李世民生前谆谆告诫太子：“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促。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中华书局版(7)，第6251页。）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也时刻不忘训诲家人生活从简，并身体力行。史载宋太祖“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浣濯之再。魏国长公主襦絺翠羽，戒勿复用，又教之曰：‘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见孟昶宝
装溺器，春而碎之，曰：‘汝以七宝饰此，将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忘何待？’”（注：《宋史·太祖本纪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9-50页。）而元世祖忽必裂更是谨慎小心，史载“元世祖思太祖创业艰难，取所居地青草一株，置于大殿丹墀之前，名曰‘誓俭草’，盖使子孙知勤俭之节。”（注：清·褚人获《坚瓠集》卷三，见《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第十五册第21页。）当然，统治阶级所倡导的所谓节俭与普通百姓因为稼穑之艰难而生活俭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俭可养德。难怪乎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张之洞要力诫留学日本的儿子注意生活节俭，而节俭之因并非“吝此区区”钱财，只因“一方之所消耗，则于学业一途，必有所弃。”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生活上一味贪图安逸和享乐的人在学业上会如何用功刻苦以至会成才。诚如圣人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而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一种苦行僧精神，是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对立的保守的经济观。事实上，这里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困境、逆境往往能磨炼人的意志，锻炼人的毅力，它能使人奋进，从而有所作为。还是清人吴汝纶说得明白：“凡遇不易处之境，皆能掌学问识见。孟子‘生于忧患’，‘存于痰疾，’皆至言也。”
训子清廉 训诫子弟为官清廉是我国古人育人教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当今社会物化倾向甚嚣尘上的时候，在物质利益诱惑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时候，要我们的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清正廉洁，除了从根本上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外，还必须勤学习，多积累，从多方面（包括历史文化遗产）吸取养分，不断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真正从心坎里树立起人民公仆的信念。我国古人十分注重为官子弟的思想教育。史载：‘田稷子相齐，受下吏之货金百镒，以遗其母。母曰：‘子为相三年矣，禄未尝多若此也，岂修（原注：“修”字疑讹）士大夫之费哉，安所得此？’对曰：‘诚受之于天下。’其母曰：‘吾闻士修身洁行，不为苟得；竭情尽实，不行诈伪。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夫为人臣而事其君，犹为人子而事其父也，尽力竭能，忠信不欺，务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洁公正，故遂而无患。今子反是，远忠矣。夫为人臣不忠，是为人子不孝也。不义之财，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注：《列女传·母仪》，四部备要线装本，上海中华书局据汪氏刻本校刊。）这里包含了一些封建性的糟粕，如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等，是我们必须摒弃的；然而其中有些成份，如果能用科学的态度加以改造和提高，即使今天，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是大有裨益的，如拒贿和廉洁公正的精神，其“效忠”思想我们可以将它改造和提高为忠于党、忠于祖国和忠于人民等。今天，对我们的党员干部来讲，衣食住行皆取之于民，怎能不竭诚为民呢？身为党的干部，怎能不对党忠诚呢？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范仲淹那样“以天下为己任”，他就不会以权谋私；如果每个党员干部都能做到象孟子所说的那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就不会腐化变质。在中国历史上以廉洁著称的孝肃公包拯给后人留下的家训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意即包氏子孙如果做官的，必须清正廉明，若有贪赃枉法的，罢官不得放归本家；去世之后，不许葬于包氏坟茔。不按家训办事的，不是我的子孙。（注：颜邦逸主编《白话野史》（精华本·赏叹集）第194-195页。大连出版社1993年版。）从包公这种大义凛然的家训里面，我们难道不能悟出点什么吗？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如果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这个社会是否还会有活力，是否还能继续向前发展；难怪乎有人问岳飞“天下何时太平”时，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注：《宋史·岳飞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1394页。）其寓意可谓深长。今天，如果每个党员、干部都能以邓小平理论来武装自己，并能从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中吸取营养，注意廉洁自律，做到己身正，并对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加强管理和监督，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将会迈上一个新台阶。值得高兴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站在新的高度，把反对腐败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来抓，始终不懈地坚持反腐败斗争，并使之逐步深入，表明了我们党政治上的成熟和领导水平及驾驭能力的高超。
贵义贱利观念 如何看待“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几千年来，一直是现实生活和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中国古代，人们以儒家伦理中心主义为出发点，派生出“贵义贱利”的价值观。众所周知，这种价值观主要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用“义”来排斥和否定“利”。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小人谋食”、“正其谊（义）不谋其利”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等等，把义和利绝然对立开来；其二是以“义”为原则，寓利于义，即所谓“俭不违礼，用不伤义”、“不义而富且贵者，于我如浮云”以及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长期以来，这种观念渗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影响到社会的每个层面，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唐朝一女子卢氏在《训子崔元玮书》中说道：“比见亲表中仕宦者，务多财以奉亲，而其亲不究其所来，但以为喜。若出乎禄廪，可矣！不然，何异盗乎？继无大咎，独不内愧于心？”清人吴汝纶在《与儿书》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作官之钱，皆取之百姓，非好钱也。故好官必不爱钱。”这里所谓“不爱钱”，并非完全否定钱利的功用，只不过是强调要探明钱之所来，寓利于义。事实上，只要是社会的人或人的社会，都离不开物质利益原则。总体上讲，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儒家这种贵义贱利的价值观无疑是不合时宜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重视义，也强调个人正当的物质利益，把义与利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当今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讲究经济效益和注重本位利益不可避免，也无可厚非，在一定程度上，它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增强企业活力，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然而，如果一味地被物质利益所束缚而忽视思想品德修养，走向极端利己主义，视金钱为万能，以赚钱为唯一人生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地赚钱，则必将成为金钱的奴隶，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正如有的同志所讲：“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不是为经济而经济，”（注：刘彦生、田贵明编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文明论》第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就的是文明的主体，而不是文明时代的野蛮和愚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具有奉献精神和服务于社会、整体的功利主义，而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攫取和不顾他人的私利主义者。”（注：刘彦生、田贵明编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文明论》第6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我国目前由于体制转轨所造成的暂时的道德观念的混乱和价值观念的错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种不良现象，诸如权钱交易、行贿走私、贩毒卖淫、造假售假以及谋财害命等等，多半出于抵挡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这些都迫切需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当今社会，当人们疲于工作或忙于挣大钱时，有些家长忽视或放松了对孩子的教育，或把教育寄希望于学校。事实上，家长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会给孩子的品格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加上现实生活中种种物质利益诱惑都不知不觉地浸淫着天真烂漫的孩子，以至在一部分孩子看来，这个世界除了利之外，似乎根本不知道还有“义”这一说。北京青少年研究所前不久对一万名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其中一名小学五年级男生这样描述自己的未来形象：“当一位大老板，身着皮尔·卡丹西装，坐上奔驰600型轿车，从郊外别墅来到国际贸易大楼上班。”而长大了愿意当教师、工人、农民的比例，三者相加还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六。甚至有不少小学生直言不讳地说：“我的理想就是挣大钱，哪个挣钱多就当哪个”，“这个世界没有钱怎么行？有很多钱才能享受，才能买房子，才能买汽车，才能周游世界……”（注：此段调查材料转引自邓忠强《由“岳母刺字”所想到的》，见《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7日。）孩子们年龄虽小，但语出惊人，面对他们的回答，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将作何感想呢？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由此看来，在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实在是半点也马虎不得。如果我们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用共产主义观点对历史上的贵义贱利观念加以改造和利用，无疑将有助于今天的思想建设。
中国古人的育人教子思想是丰富多彩的，除以上所述外，诫子精忠报国更值得我们重视，此点多见诸报端，恕不赘言。总之，只要我们尊重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重视古人的育人教子观，并善于总结其中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指导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克服不良习气，有助于今天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健康发展，同时也会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