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制度论文,VAR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13)06-0070-13
一、问题提出
自North and Thomas(1973)、North(1981)等提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以来，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成为研究热点，涌现了大量文献，如Acemoglu et al.(2002)、Khan and Sokoloff(2004)、Klein(2005)等。然而多数研究关注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某个决定因素的影响，未对引入制度变迁之后的经济增长模型给出透彻的说明，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仍不包含制度分析，因而需要从理论的角度说明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如何继续通过体制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较快发展也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关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Doucouliagos and Ulubasoglu(2004)的研究表明，制度导致了各国间的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积累以及生产效率的差异；Acemoglu(2005)证明了在不同环境和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并不是总保持一致，由于各国的制度与产权保护形态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单从一国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Assane and Grammy(2003)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了制度质量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高，间接说明经济增长水平也越高，但是并没有明确说明制度是如何度量的。Gwartney et al.(2006)涉及了制度的度量问题，用经济自由度来表示质量，检验了制度质量对投资的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仅从投资的角度推导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全面的。
关于中国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柴华(2004)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加入制度因素，将其作为劳动与资本作用于经济时的弹性因素，得到修改后的索洛均衡结论，认为均衡的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力有关，但用制度作为劳动的弹性因素来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是不全面的。杨友才(2008，2009，2010)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出发，将制度因素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并没有进行实证研究。徐向东(2006)将制度因素引入到RBC模型中，以此建立了北美实证研究的模拟框架，但并没有解决制度如何量化的问题，其模拟的结果也并未得出现实意义上的结论。王林辉和董直庆(2008)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机制，得出初始资源禀赋和控制权结构将会影响宏观经济制度形成，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其实证检验也只简单说明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而没有描述制度冲击经济的状态特征。杜婷和庞东(2006)对制度进行了量化，使用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开放程度对GDP增长率建立模型，分析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但是其量化制度的模型过于简单。胡晓珍和张卫东(2010)则从实证角度将制度因子引入资本和劳动的产出份额，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制度中各因子对增长的贡献，发现制度的变化在某个阶段内是渐进式边际修改的。庞东和杨灿(2006)使用邹检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并认为制度的阶段性调整会对经济周期造成较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将制度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的方式只是简单假设为一个投入因素，直接加入在物质生产函数中，而没有考虑到制度变迁的特性，也缺乏对于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将制度变迁的过程引入生产函数，将制度分为具体的几个层次，使用熵值法将各个层次因子权重计算出来，最终计算出1985-2011年之间相对的制度水平，之后使用向量自回归方法检验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二、引入制度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1.基本假设
其中，ρ为本期制度相对于上期的修正系数，假设制度是进步的而不是倒退的，新制度修正力度在每一期是相同的，ρ是一个大于1的常数；且
。
假设2：制度变迁带来的资本成本可以通过资本折旧来体现，制度环境越优越，资源的使用效率就越高，同时所产生的折旧越少，假设ρ和ε均影响折旧率，t时期的资本总折旧率可表示为：
假设5：生产活动为劳动、资本、技术、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使用杨友才(2010)的方法，将生产分为物质生产部门与技术生产部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到这两个部门中，且两个部门分工明确：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出由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决定；技术生产部门的产出由劳动、资本和制度投入决定。
2.技术内生化的物质生产函数
假设全社会的劳动L中用于物质生产的比例为ν，用于技术生产的比例为1-ν；全社会的资本K中用于物质生产的比例为μ，用于技术生产的比例为1-μ；制度I是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用性，可以在产品生产与技术生产中独立发挥作用，其影响程度分别由
和τ表示，＞0，τ＞0。按照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物质生产函数为：
其中，α、β∈(0，1)，α和β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在全部资源分配到物质生产后，将剩余劳动和资本投入到技术生产中，得到技术A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λ、η∈(0，1)，λ和η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在技术生产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将(6)代入(5)中之后可得到简化后的产出函数：
因此，X将趋于一个常数，经济以一个平稳速度增长，增长率由制度修正系数、人口增长率以及制度与劳动在宏观生产函数中的贡献率共同决定。虽然本模型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但又回到了索洛模型的基本结论，即经济增长由外生因素决定，因为制度修正系数、人口增长率以及制度与劳动在宏观生产函数中的贡献率等指标不是由本模型决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到以下重要命题：
第一，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累积性的过程，制度变迁有益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无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在制度冲击产生之后，会在若干时期内不断修正，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累积性的修正过程，制度变迁才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反之，若缺乏对制度的修正与调整，即ρ=1，那么制度变迁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发挥作用，稳态增长路径将复归到简单索洛模型的状态，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将决定经济增长路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制度变迁没有终极目标，改革不能中止，倘若一个社会丧失改革的动力，经济将陷于停滞。对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目标而言，除了通常关注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外，制度变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二，制度与劳动在宏观生产函数中的贡献率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按照前文得出的稳态经济增长方程，在制度修正系数与人口增长率既定的情况下，制度与劳动的贡献率ω和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因而提高二者的贡献程度，特别是提高制度对生产的贡献率，建立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三，对制度进行规则化的修正与调整对于经济的平稳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制度变迁缺乏稳定的规则，出现随机化、随意化的制度供给，制度修正系数ρ就将发生跳跃性的突变，最终将导致经济增长率出现剧烈的波动，无法走向稳态增长路径。因而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必须遵循系统的规则，符合规范合理的程序，对于制度的调整应使经济主体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才能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而制度确定规则的缺乏与失范，恰恰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四，在包含制度因素的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制度变迁的修正系数、制度对折旧率的影响、人口增长率、制度对环境冲击的反馈、初始资本存量、年度新增投资量等，如(8)式所示。特别地，如果制度变迁依靠内部调节而忽略外部环境冲击，则最终经济增长会收敛为人口增长率与制度变迁的自然速率。当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时候，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提高制度变迁率，正因如此，在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比例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动力将源于制度变迁的力量，这便是通常所说的改革红利。
此外，假设中隐含了制度可以通过影响资本折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条件。根据假设2，制度变迁带来的资本成本可通过资本折旧来体现，制度环境越优越，资源的使用效率就越高，所产生的折旧越少。而在资本积累方程(4)式中可以看出，每期的资本调整既受到上期资本存量的影响，也受到当期投资、折旧率的影响。因此可知，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既可以直接体现在技术产出与物质产出的产出效应上，也可以通过影响资本折旧率来影响资本使用效率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三、基于VAR模型检验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变量选择与描述
(1)制度指标的构建方法——熵值法。在建立一个综合指标体系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确定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普遍采取的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是指根据主观的重视程度来决定各指标权重的方法，如“Delphi法、AHP法”；客观赋值法是源于客观环境所提供的原始信息来决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如“聚类分析、熵值法”。使用“熵值法”来确定权重，使权重的确定更为客观科学。熵值法在社会系统应用时是指信息熵，其数学含义与物理学中的热力学熵等同，是指系统无序状态的一种度量。一般认为信息熵值与系统结构的均衡程度成正比，熵值的大小即为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因此根据熵值可以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为了避免人为的主观影响，本文使用数据的完整样本，采用熵值法(陈明星等，2009)构建制度综合指标。
正规化处理。最终合成的指标来源于不同层次的指标体系，各个层次的具体指标值的量纲与数量级均有差异，将这些不同量纲、不同数量级的指标正规化之后，才具有横向的可比性与实用性。同时这也是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必要的基础工作。
在正规化过程中，需要区分指标大小走向对整个系统的意义。当单个经济指标的值越大对制度体系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方法：
(2)构建制度指标体系。制度指标需要选取相关的经济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将制度指标细分为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以及受教育水平五个方面，并选取表1中所列的经济指标构建制度体系，并对各指标进行分析：
市场化程度。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类似(宋德勇，1999；金玉国，2001；王文博等，2002；叶飞文，2004)，本文选择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的一个重要代理变量。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为重要的制度变迁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市场化程度可以很好地反映这一特征。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之后，制度变迁会逐渐趋于均衡，变迁速度将逐渐趋于零。本文选取私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非国有企业产值占GDP比值、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这三个指标对市场化程度进行衡量。从1985-2011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不断推行，私有固定资产年度投资额比重逐年上升，并在2011年达到91.4%的比例；非国有企业产值占GDP比重与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也在逐年上升。在改革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向逐步确定之后，更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其中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随着时间推移的正向趋势更加明显。
产业结构。产业制度的变化在中国制度变迁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研究曾使用工业水平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宋德勇，1999)。本文在衡量产业结构制度时，选用各产值比重、各产业就业人数比重这两个指标来进行衡量，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间，由于第一产业比重指标是逐渐下降的趋势，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在过去的二十多年较为平稳，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选用第三产业的指标作为产业制度的指标，方便制度指标体系的合理构建。具体指标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
开放程度。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是中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选取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投资额所占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外汇储备、对外合作金额这五个指标对开放程度进行衡量。在该指标体系中，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体现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参与程度，这一比例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行而逐渐增多，在2007年由于受到世界经济恶化的影响下跌，后于2009年逐渐回升；中国外汇储备总额持续上升，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迅猛增加，于2011年达31810.21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在统计年份中均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投资额所占比重在经过1995年的迅猛增加之后出现逐渐减缓的趋势。
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城市与农村的基本结构，可以看作一个重要的制度变量。本文选取城镇人口比重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这两个指标进行衡量。由于城市化水平指标的构建方法各异，也有专门的文章对城市化水平的指标进行构建，其中也有运用熵值法对城市化水平进行拟合的。因此如果直接借鉴其他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指标，放入制度指标体系，并在制度指标中继续使用熵值法，会由于迭代而使信息失真，因此选用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指标进行衡量。
受教育水平。由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因而教育制度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教育制度的改革，各高等院校扩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受教育的人数有很大提高，因而选取大专以上普通高校学生和与总人口之比来衡量受教育水平，2000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重变化不大，均在0.0002以下，2000年之后高等教育人口比重逐渐上升，2011年达0.0092水平，但是总体人口高等教育普及率还不足1/100。
确立制度体系指标后，需要进行制度体系的综合评价，我们构建制度指数的基本思路是，通过熵值法替代主观的评价指标权重的办法来算出具体某年某个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年度总得分，计算结果见表2。
(3)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lngdp)、人均GDP增长率(lnpgdp)、第一产业增长率(lnf)、第二产业增长率(lns)以及第三产业增长率(lnt)这五个指标作为经济增长率。图1显示第二产业增长率波动最大，而第一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增长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波动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缓。从时间上来看，波动在1985-1995年之间表现得更频繁。1996-2007年经济波动幅度处于平缓阶段，2008年经济危机来袭，各变量的波动性又开始显著。
2.向量自回归(VAR)实证方法准备
在进行传统回归分析的过程中，需事先确定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而在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系统中，明确地区分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十分困难，识别错误会带来错误的结论。因此，在研究各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复杂系统里，需要将这些变量放到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预测，以得到合理的预测结果，这便是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记为VAR)。将经济增长率与制度水平(lni)两个因子构建为二元向量自回归系统模型，其中经济增长率分别用GDP增长率(lngdp)、人均GDP增长率(lnpgdp)、第一产业增长率(lnf)、第二产业增长率(lns)以及第三产业增长率(lnt)表示。系统的基本结构为：
注：从选取的变量看，制度水平逐年提高。在选定期内，制度水平高低表示的是一个相对水平，而不是一个绝对量。由于选取的指标都进行了正规化，因此制度水平的评分在(0，1)之间。
资料来源：熵值法计算。
图1 经济增长率变动情况(左侧纵轴)与制度水平(右侧纵轴)(%)
资料来源：国泰安数据(其中按不变价格计算，上年=100)。
其中，
为白噪声过程。此方法可根据历史数据分析经济增长率与制度之间的动态特征，除兼有时间序列及普通最小二乘方法的优点外，还可以研究在某一时刻一个变量出现随机冲击后对另一个变量的冲击效应，即脉冲响应分析。
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使用Stata11将五个经济增长率指标分别与制度指标建立方程，进行VAR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
表4分别给出了五个方程应选择的滞后阶数，确定滞后阶数为4。进行4阶向量自回归，无论是单一的方程还是整体，其估计结果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残差服从正态分布且不存在自相关，同时五个方程的单位根均在判别图圆内。五个方程的格兰杰非因果检验识别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结果中除了“lns不是lni的granger原因”没有被拒绝之原假设外，其余原假设均被拒绝，也就是说制度是上述变量的Granger原因。
3.VAR脉冲响应
根据前文数据进行处理，得出VAR脉冲响应图(如图2所示)。
图2 脉冲响应结果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从不同视角描述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图2可以看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在开始时有正效应的冲击，而且冲击效应相对较大，然后此效应回调，超过零边界，变成负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随后便微调回到了平稳的状态。
从脉冲响应结果发现，制度冲击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振荡作用，同时不同产业之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由图2可知，在第一期出现了制度冲击之后，GDP增长率在前10期内波动明显，受到制度冲击的影响较显著；在10期到30期之间，GDP增长率的振荡幅度逐渐减小，制度变迁对总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逐渐趋于稳定状态；在30期之后GDP增长率振荡的幅度逐渐趋于0。制度变迁对于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过程与此类似。制度变迁对不同产业的增长率的冲击作用则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第一、二产业经济增长率对制度冲击的反应比第三产业更为强烈，当发生制度冲击后，第一、二产业短期内振幅比第三产业的振幅大0.5个标准差。
从制度冲击的时间效应来看，第一、三产业的增长率受到冲击影响大，时间较短，通常在10期之后，影响就趋于稳定并逐渐消失，而第二产业的增长率的波动状态类似于GDP增长率，时间周期明显长于第一和第三产业。
因此，实证检验的基本结果是，制度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长时期的效应，同时在不同产业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影响，制度冲击在第二产业中持续的作用时间比较长，波动程度相对较大；第一产业对制度冲击的敏感性较弱，持续的作用时间较短；制度冲击对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这种作用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表现不明显。
三大产业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存在不同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对资本的依赖性不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资本依赖程度较小，产业资本运营周期相对较短，因此在受到制度冲击后，可以做出快速调整，回到原有的稳定水平，而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高，资本运营周期较长，因此波动的周期较长；二是由于政府注重程度不同，国家仍然重视工业发展，整个宏观经济水平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工业构成，因此制度的变迁通常对第二产业有很大影响，其增长率波动期较长，且与GDP增长率的冲击效应相似；三是由于第三产业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因此对制度冲击的调整更及时，波动的持续时间较短；四是第二产业增长率对制度变迁的冲击反应与GDP增长率基本吻合的这种特征，与产业内部调整具有适应性有关。
将实证检验与数理推导相结合，我们发现，制度冲击对总体经济的正向作用较强。在图2中，制度冲击发生之后经济正向波动幅度比负向的幅度要大，同时制度冲击带来的正增长效应所占的时间长于负增长效应所占的时间。制度冲击对各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都在若干时期后趋于平稳，这与前文数理部分的结论相一致，即公式(8)所显示的，在制度变迁发生若干期之后，经济增长率将会保持一个稳态值。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构建了包含制度因素的宏观生产函数，获得经济长期稳态增长的条件，并且利用熵值法建立了制度指标，采用VAR模型对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1)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外生冲击因素，二者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主要有：①制度调整的速率，通过增长率方程可以发现，制度修正系数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效应；②制度对外部冲击的吸收程度，即经济制度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程度与反馈效应；③制度对于宏观产出的贡献程度。
(2)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将处于稳态路径。本文分析发现，如果冲击只是发生在第一期，同时每期只进行制度适应性修改，而不做出对外界环境冲击的响应，此时经济增长率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趋近一个常数值。由于制度的冲击效应是递减的，因此，经济增长在制度修正系数为常数时是平稳的，因而制度修正系数的相对连续性与稳定性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在制度环境剧烈变换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的相互适应性较差，制度剧烈变动之后使得资本调整的成本增大，而从直接导出的增长率来看，制度修正系数发生跳跃性改变，经济增长率也会发生跳跃性改变，从而导致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
(3)若忽略外部因素对制度产生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率最终收敛为劳动力增长率与制度修正系数，而对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中国，这是极其不利的。所以中国仍应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国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利益固化、制度固化、社会结构固化将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
(4)总体来说，制度冲击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强于负向作用，但对于不同产业的影响力度与影响时期是不同的。因而在制度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产业间的差异性，才能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实现各产业的协调发展。
本文结论肯定了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影响，结合制度指标体系中的各代理变量和研究结果，以及中国的现实情况，对制度的改革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保持稳健化、规则化的制度变迁过程。理论模型表明，制度在一次变迁后如不再做出调整，经济增长将趋于一个常数。在本文分析中假设制度变迁的修正系数是恒定的常数，认为制度的变迁过程是稳健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作用十分明显，倘若制度修正系数变动过于剧烈，那么冲击将会十分剧烈，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因此，我们建议中国的制度改革措施应保持稳健化、规则化，避免朝令夕改式的制度变化，使经济主体确立对制度变迁过程的稳定预期，才能有效地减弱非规则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各类经济主体是制度的需求方，二者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地位是不对称的，如果政府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则无法避免随意化、随机化的制度供给。因此，要通过稳健的制度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制度供给规则必然是以满足制度需求者的要求为出发点，这需要提高需求者在制度均衡实现过程中的谈判能力。
在当前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要保持稳健的制度变迁进程，就必须既要避免休克疗法式的社会变革，又要减少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措施，因为前者无法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后者无法排除随机化的制度供给，二者都可能会给经济增长过程带来较大的负面冲击。因而，制度变迁过程需要科学、系统、全面的制度设计，需要建立制度实验、推广的规则与机制。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着眼于短期目标，更要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目标，需要通过科学严谨的制度设计来为未来中国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制度对于外部环境冲击也要做出适当的响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一步加深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金融体制、财税体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等，不断提高制度对外部环境冲击的吸纳能力。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所蕴藏的改革红利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将日趋重要，坚持规则化的稳健的制度变迁过程才能使我国经济增长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坚持市场化的制度取向。在制度指标体系中，市场化程度是一个重要指标。实证分析也表明，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轨使得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由政府主导，市场化程度没有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行政性垄断程度不断加强，许多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红利逐步消失，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逐渐显现。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仍存在着偏爱国有企业轻视民营企业、重视制造业忽视服务业、重视大企业轻视中小企业的倾向，政府利益取向的经济体制导致了经济利益的固化，严重阻碍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因此，规范政府行为，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大力推进反垄断立法，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必须坚持的改革方向。
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首先需要明确政府的职能，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这一问题虽然由来已久，但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近年来，各级政府直接控制资源配置的权力日益强化，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愈加频繁，寻租活动愈加表现为固化的制度安排，使得腐败行为蔓延，社会矛盾激化。市场化的改革，就是要减少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将其从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转变为制度与规则的供给者，减少各级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使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其次，放松政府对市场信号的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等方面的改革，使价格信号能够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信号的灵活波动来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再次，减少行政性垄断，改变公共资源的私人化、部门化占有格局，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制度。
第三，以制度创新来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冲击逐渐消失。在目前中国人口增长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因此必须加快中国法律和产权制度的建设，保护企业和个人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各项权益，才能有效地调动各种经济主体科技创新的能动性，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实证分析中教育制度作为制度指标体系中的一个代理变量，对经济增长也有正向激励作用。教育制度和政府的教育政策通过影响社会的知识存量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在传统的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投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干中学，科研创新体制有待完善，技术进步与投资的良性互动机制没有形成，技术进步对增长的拉动缺乏后劲。因此，要大力推进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的改革，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
第四，以制度创新提高劳动要素质量。在人口增长率不断降低以及制度不再更新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将不断降低，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分析是以劳动要素的质量既定的前提下得出的。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第一产业过剩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不断提高劳动投入的质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带动经济增长，而这需要制度的创新予以配合。一是教育制度的完善，目前作为准公共物品的教育供给缺乏效率，表现为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教育结构不合理、针对普通劳动者的教育与培训短缺、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等方面，迫切需要通过教育制度的改革来提高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二是需要建立促进就业的制度安排，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改善社会保障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对劳动要素的利用效率，使人口因素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同时，在短期内劳动要素质量难以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应改革现有的退休制度，实施适当的弹性退休制度，增加劳动力资源的使用，延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压力与劳动力资源萎缩。
第五，确立各产业间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实行逆经济周期的制度改革措施。由于制度冲击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不同，因此在制定产业政策措施时应综合考虑对各产业的影响，共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未来廉价劳动力稀缺是必然的趋势，因而产业升级的过程应当提前到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之前，减小劳动力供求之间的摩擦，改变主导行业对低成本劳动力的过度依赖，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与专利含量，摆脱低端微利的现状。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国老龄化的社会现状，培育与老龄化相关的新兴产业，既从减轻社会负担的角度出发来创造就业岗位与为养老提供良好环境，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实证研究的结论，制度冲击在一个上升后会带来经济的下行，因此在制定具体的政策或对制度进行调整时应交替进行，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由于制度变迁本身对经济产生扩张和紧缩效应，因此在推出新的制度前，需考察当前经济形势，正确判断制度变迁对宏观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尽量制定与周期波动逆向运行的制度，即当经济上行时推出成本较大的制度改革措施，通过增长消化制度成本，相反，在经济下行时则出台带有经济扩张作用的改革措施。
总之，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经济增长时代已经过去，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制度红利还尚未充分发挥出来，需要在保持制度稳定性、连续性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及时吸收外部环境冲击，通过规则化、系统化的制度变迁过程，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较快增长。
3.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一是在制度量化的过程中，本文只选取了五个方面的制度、十三个经济指标建立了制度指标体系，但是分析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仅用十三个经济指标似乎有些片面，然而构建过于复杂的制度指标体系，容易产生很大的相关性以及其他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未来改进；二是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现实中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各项具体政策具有时滞性，致使现实情况并不符合假设条件，而且制度冲击并不只有一次，而是反复、交叠进行的，在上一期制度变迁的冲击影响还未消除之前，就可能产生新的冲击，因此，对于交叠式制度变迁的研究也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三是本文假设制度修正系数为外生变量，如何将其内生化，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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