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农民信息行为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内外论文,农民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促进农业信息化、提高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已成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较为关心的热点话题。我国的农业信息化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以来，已经初步建成了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农民的信息意识和信息技能也在逐步地提高，如何更好地把握农民信息需求行为，了解信息服务模式及农民信息收益情况等，对于促进新时期的农村信息化工作、提高农民收入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重庆维普数据库以及 EBSCO、Emerald、Science Direct数据库为重点，并结合 Google搜索引擎，收集了国内外农民信息行为的有关研究成果数百篇。以下内容较为详尽地综述了农民的信息行为特点、信息需求内容和信息需求渠道等情况。
1 农民信息行为研究的总体概况
美国学者罗吉斯在《乡村社会的变迁》中说：“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了很多发展规划的失败，……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研究农民……”。[1]对农民信息行为的研究，约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早期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内容或研究团体上，都显得较为局限。本文在文献调研基础上，把近百年来的有关农民信息需求行为的研究成果，依相关标准分三个历史阶段进行了简要回顾。
1.1 农民信息行为研究的起步阶段（20世纪20年代初-20世纪70年代末）
农民信息行为研究在国外较早出现。20世纪20年代初的早期研究依托国家资助的农业学院机构，从机构的角度提供相关信息服务，是一种“供应”导向的价值观，较少考虑农民的真正需求。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农业经营的扩大，为了推广农业新产品和服务，更多的部门开始向农民提供便利的信息传播媒介，如农业杂志、技术出版社、报纸、广播、电视等，[2]并增加了一些较为贴近农民个体的信息服务设施（如建立农村图书馆、设立农业服务项目等）。农民的信息需求内容则主要以传统农业耕作方式、自然资源信息等为主，对于其他的信息需求意识非常薄弱。
从相关文献的来源看，这个时期的研究者主要分布在教育学、传播学、发展研究、社会人类学、经济学等领域，显得较为分散；从全球范围来看，出现了地域上的严重倾斜。据Mumataz Ali Anwar[3]等人的统计，仅有的5篇相关文献研究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样的研究状况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首先，国外发达国家的农业信息化进程，大致始于20世纪 60年代，至今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主要是利用计算机进行科学计算；70年代工作重心是农业数据处理和农业数据库开发；8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研究重点转向知识的处理、自动控制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其次，尽管这些技术信息化进程在慢慢地应用，但这些方式基本上都属于信息保障层次的初步规划，缺乏真正从农民群体中了解信息行为的研究。
从这一阶段的情况看，农业信息化所带动的农民信息需求研究成果并不多，研究面也不够广，未能形成比较系统的需求状况描述，关注焦点不太明确。
1.2 农民信息行为研究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末）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的重点是较为深入地考察农民信息需求特点，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来评估信息服务效果。首先，研究者们把信息渠道按照来源范围、传递媒介等标准，划分为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手段，具体了解农民采用何种渠道获取所需的相关信息，这为相关机构制定农业生产、环境质量、农业健康与安全等计划[4]提供了有力参考。如在信息下达或宣传时，需要有意识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推广方式，最好是以面授或讲解的形式来帮助农民较好地理解，显然，这样做有力地推动了农民信息需求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其次，研究者们强调“在提供信息服务之前了解各个村的当地情况，是非常重要的”，[5]认为信息是一个主观构建的过程，人的信息需求很大程度上受其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提供信息服务和了解农民信息需求中，要充分关注农民信息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如农民所在的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习惯等。
另外，这一时期的研究团体更加多元化，有来自农业学院、非农业院校、非盈利组织、政府机构、社区及乡村农民的联合团体等多个层次，研究成果主要分布于农业发展研究、图书情报界以及社会学领域，研究范围从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延伸。我国的信息化研究开始萌芽。
1.3 农民信息行为研究的全面展开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民信息行为研究，呈现出多样化、深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格局，也凸现出一些新的研究特色。主要表现为：①广泛开展农民的信息需求评估，农民的信息需求内容呈现出多样化、深层次的特点。调查发现，越是年轻化的、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资本越雄厚的农民，他们的信息交流网络越大，信息需求渠道也越多；农民的自身经验、信息取向、传统习惯等的差异对农民信息需求行为也有影响；农民的职业背景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的信息需求种类、范围。不仅是不同的行业要求不同的特定信息，即使是同一行为的不同决策阶段，农民的信息需求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如在问题的诊断(Problem Detection)和寻求建议(Seeking for Opinion)时，农民比较依赖家庭成员或是村能人(village chief)的帮助；而在问题的解决或是寻求新的实践方法方面，农民则更倾向于技术咨询员等相对专业的人员或机构。[6]不仅如此，农民的信息需求还受到外在诸多因素的制约。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在他们的研究中论及了社会环境因素对农民信息需求行为的无形影响。经济水平越发达、信息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农民的信息获取渠道相对越广泛且畅通；农民的职业选择、信息满足程度受所在区域的政策规划、机构设施等极大的制约。[7]②对农民信息获取渠道的深入关注。不管是农业信息需求，还是商业、服务业等非农信息需求，农民都较为依赖非正式渠道。学者们对农民的这种信息行为进行了深层次剖析，农民为什么喜欢非正式渠道？不同的信息媒介对于信息交流效果有何影响？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喜欢口头传播正是因为这种方式有效地提供了信息之间的互动，农民在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中提高了对信息的信任度和利用率。而电视、广播、印刷品、图片等其他的传播渠道都只是信息的单方向流动，或者由于农民自身文化局限、经济支出有限等原因，难以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8]③批判性地指出了政府或组织在信息服务方面的不足，提出了信息服务效果的衡量标准。尽管各国政府及各级信息服务机构为农业信息化、农民增收做出过种种努力，如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业信息网络等，信息化建设在农村尚存在着“最后一公里”的瓶颈，信息难以入村、入户。有学者[9]总结了以下三点原因：图书馆等信息机构懒于进行农民信息需求的调查评估；缺乏一定的人员、经济、时间保障；缺乏简易、可靠的农民信息需求评估方法或工具。Ochai[10]指出，农民信息获取中的最大障碍不在于文盲因素，而是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来完善他们的职业发展，致使很多农民在现实中无法获取到相应的信息，农民需求与信息服务者之间存着在代沟。因此，有效的信息服务应该以信息被利用程度而不是靠信息所提供的数量来衡量，信息服务的内容应该是准确、及时的，应该提供给农民最相关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以最短的时间最大的效率实现传递、利用、回馈的全过程。
该时期主要的研究团体主要分布在农业机构、图书情报机构及少数的传播界。这些学者，绝大部分来自各个大学的相关专业。从英文文献的地域分布来看，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民信息需求的研究。我国的主要学者有钟永玲、[11]彭光芒、[12]谭英、[13]冯海英[14]等。
2 农民信息需求情况分析
有关农民信息需求特点的研究，着重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农民信息需求发展的过程中，农民信息行为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农民对信息需求渠道有什么样的选择？信息利用的成效如何？
2.1 农民信息需求特点
文献调研发现，实用性、就近性、多样性，是农民信息需求的主要特征。①实用性即农民所寻求的信息，大多是为了满足其生存需要或发展需要，相应的信息有“生存信息”和“帮助信息”。生存信息指的是解决农民日常生活、生产需要的经济信息；帮助信息指的是能够帮助农民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等需要的政治、文化信息。Ainat[15]的研究表明，农民需要以下信息：有助于提升他们经济地位的信息，有助于改善他们行业效益（如农业、商业）的信息，有助于提高他们就业机会的信息，有助于解决住房、供水、用电等问题的信息。Mumtaz Ali Anwar[16]等人对马来西亚300户108个农民样本的调研发现，农民获取信息，是为了满足求知、解决问题、自我发展、更好地维持家庭等的需要。 Mark tuckert[17]等人也指出，农民为了减少有害化肥、农药的污染，会多方打听信息，以便在实践中做出更好的预防。②就近性是指农民会在其生存空间范围内或是情感距离范围内寻求最便利的帮助对象。社会人际关系学认为，在社会交往中，“物理上的就近性”使人更愿意在周围寻找朋友、寻求帮助。农民的信息交往同样符合这个规律。从文献调研中可知，农民喜欢从近距离的地方、最亲近的人那里获取信息。家人、邻居、朋友，是农民最首要的、最乐于接受的信息源，也是他们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Monodu[18]的调查似乎更直接地给出了这种“就近性”的理由。他对尼日利亚的一个农村个案调查发现，农民之所以喜欢从他们的子女、亲戚、朋友中获取信息，是因为这些信息在他们看来比较可信赖、可靠，而且获取成本比较低。③多样性是指农民信息需求行为会随着时间、地域等的变化和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信息需求内容上，农民会需要农业信息、就业信息、健康信息、职业培训信息、政策信息、市场信息、技术信息、气象信息、致富信息、娱乐信息等多个方面不同层次的信息，既需要即时性的信息也需要潜在的长期信息。在区域差异上，农民的信息需求依当地文化、经济、技术水平的不同也会有所不同。如Paul Sturges等人[19]对非洲地区的考察显示，地区文化、民族特点影响农民的信息需求感知。为了抵制殖民者的压迫，非洲地区的农民形成了自我发展、自我支持的思想信念，知识传播较依赖于自我选择、自我循环，因此，该地区的农民难以具体讲明、甚至否认他们有过信息需求的经历。Mark Tucker等[20]对美国三个农村地区的综合调查也发现，农民的信息行为区域性差异很大，相关的影响因素有居民的性格特点、土壤特征、社会经济条件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农民的信息需求也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如四川省农调队2000年与2004年分别对农村进行了信息化调查，两次调查结果比较发现：农户对国家政策、其他商品市场行情、农科知识、法律知识等的关心程度基本上都提高了40多个百分点。[21]
2.2 农民信息需求的渠道选择
大量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农民获取信息主要来自于人际传播。其中，以亲戚、朋友、邻居、电视、录音机等为农民最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而农民对现代化设备（如网络）的利用，在使用范围和使用频度上都远远不及传统媒介。如Kanikit[22]运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发现南非两个样本农村的农民信息需求来自：朋友、亲戚、邻居，录音机，老师、同事等。李建军等[23]调查发现，农民获得“致富科技”的主要渠道依次为：亲戚朋友或熟人(56.4%)；电视(51.3%)；政府 (38.5%)、涉农企业(35.9%)等。谭英等人[24]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几个贫困地区的农民信息需求状况，结果显示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有电视、报纸、村能人（领导）、政府和集市、相关书籍、信息中介、电话等。贺文慧等人[25]的调研结果显示，农户最需要的信息分别是科技信息、市场信息及政策法规信息，获取渠道则依次为传统媒介、人员、组织机构和现代媒体，获取途径以电视、报纸为主，但农户信息服务供给模式单一，而且缺乏农村信息服务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等。
2.3 农民信息需求的效果分析
文献分析显示，信息的当面传播、交流与示范，使得农民可以共享不同的思想与看法，及时有效地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人际传播的双向交流机制，更好地满足了农民的信息表达与需求，农民对信息的满意度很高。如Ikoja-Odongo[26]的调查发现，82%的调查者认为通过获取的信息，她们更有效地定位了市场、把握了市场价格变化，使得经营规模扩大化，收入增加。农民比较多地利用录音机、电视等大众传媒获取信息，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媒介便宜、可获得性强，传播效果良好。但这些媒介传送的信息量小、传播速度慢，具有很大的时滞性，又由于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农民难以对它们所传递的内容进行鉴定、区分，难以产生足够的信赖感。各类组织（如政府、科协等准政府组织、专业协会等民间组织、涉农企业、科研机构等）在农民的信息服务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它们多从组织角度（“自上而下式”的传播形式）考察农民需求，所提供的信息相对来讲缺乏时效性、针对性，被利用率低。来自津巴布韦、泰国、南非博茨瓦纳等地的调查也证实，这种传播方式常常只是提供农民最基本的教育需求等资料，这些信息难以满足农民的多种需求，[27]农民的组织化，农村的市场化，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发育程度比较低，信息服务还难以产生非常大的规模效益。[28]
3 结语
农民的信息行为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逐渐深入，经历了艰难起步、缓慢发展、蓬勃兴起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在理论与实践上初步形成了一套可供借鉴的研究框架，尤其在研究方法上立足调查研究，了解农民信息需求的方式、内容，评估其需求层次与不足，赋予了理论研究更大的实践价值。对农民的信息需求情况分析发现，农民的信息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实用性、就近性等特征，信息交流主要依赖非正式渠道进行，信息利用由于受限于各组织的“自上而下”式的信息保障而效果低下。因此，要改变农民的信息贫穷和信息不足现象，需要从两个方面做好保障工作：①需要深入农民群体进行广泛调查，了解他们的信息需求内容和信息行为特点等；②需要考虑农民的信息接受能力及行为习惯，提供便捷的、直观的信息讲解或信息普及服务。唯有真正深入实际了解农民情况，才能使信息服务收到更好的效果。无疑，已有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经验总结、理论基础及视角指导。
收稿日期：2007-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