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模式”的终结与“东亚模式”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模式论文,日本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和东亚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日本模式”以及源于该模式的“东亚模式”的广泛议论。本文拟就此课题进行简要的剖析。
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即使是最成功的模式，都是利弊兼备的，而且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一定的国度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因而是成功的。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它的某些弊端就会凸现，而当历史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以至根本变化，就会变得弊大于利。任何模式，都需要伴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革，有时甚至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
但是，遗憾的是，往往由于认识上的惯性作用，使改革跟不上历史条件变化的需要，而利益的冲突，更会产生对改革的抵触，从而使成功的模式转变为失败的模式。20世纪末的“日本模式”的终结、“东亚模式”的危机，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是战后近10年间形成的，在60年代震憾欧美，成为“世界奇迹”的经济模式。
“日本模式”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日本模式”的核心是“追赶”（注意：不是“赶超”），目标是以实现重工业化学工业化为开端。所谓“追赶”，就是追赶欧美先进工业国。战后的日本自称是“资本主义后进国”，也自称是“2.5流国”，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三流国。战后的日本，技术落后欧美20年，设备陈旧，重工业薄弱，许多新兴产业如石油化学工业是空白，生产供给严重不足。因此，“日本模式”的核心就是追赶欧美，成为重化工业化的先进工业国。
（二）“日本模式”的基础是“后发效益”。后进决定追赶，追赶决定后发效益。欧美的先进技术和相应的技术设备，以及由此形成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和产业，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智力，通过反复研究和开发方才取得的成果。而后进的日本，却能够用低廉的费用购得这些技术和设备，在短时间形成生产能力，甚至能够通过改良和完善部分地超过欧美，从而高速地发展经济和快速地赶上欧美先进工业国。这是只有追赶型经济才能获得的后发效益。
（三）以“市场失败论”作为理论根据，加强政府干预。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远远大于欧美，是日本模式的主要特征。仅中央各省厅拥有的许可认可权就多达1万多项， 此外还有无法可据的“行政指导”和“窗口指导”。直至90年代，GDP的40 %仍处在政府控制之下，而美国只有6%。
（四）以引进技术为主的技术政策，是追赶型现代化的主要手段。依靠自主开发技术，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庞大的资金，并且由于国际上对专利的保护，是困难重重的。而日本的实践经验表明，引进技术是弥补技术落后的捷径。日本在短时间内，仅向美国无线电公司一家，就反复引进电视技术36次之多。以引进技术为主作为首要手段追赶欧美的“日本模式”，就是在这种摸索中形成的。以1965年为标志，日本已经大体上引进了欧美半个世纪研制的先进技术，日本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已经实现了重化工业化，供给、外汇和资金均从长期紧张转为过剩。日本已经赶上资本主义先进工业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五）出口主导、“贸易立国”，以保证“追赶现代化”所需的外汇。日本的出口主导与东亚不同，东亚出口主要是为了偿还因国内资金不足而引进的外债。日本有力量解决国内资金需要问题，但是不能解决购进昂贵外国技术和设备的外汇问题，因而日本拼命出口价格低廉的轻工业品换取外汇。这就是“贸易立国”的实质。“贸易立国”的实质只不过是“引进技术立国”而已。
为了保证将有限的外汇主要用于引进技术和设备，日本实行了外汇统制，即根据《外贸外汇管理法》实行的外汇集中制：个人和法人获得的外汇必须出售给外汇银行，个人和法人需要外汇要经政府批准。这就保证了有限的外汇用于政策目标，而购买技术和设备是优先考虑的目标。外汇集中制直到1972年才被废止。
（六）实行统制金融，以保证追赶所需要的低成本的巨额资金。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通产省推行的产业政策和外贸、外汇、外资政策，更是功不可没。日本政府对实体经济也进行诸多限制，但基本上是实行市场机制，唯有在金融领域却是实行统制性金融政策。
要在十几年内高速度地赶上欧美先进工业国，其所需资金额的庞大可想而知。因此，如何筹措到充足的资金，而且是低成本的资金，成为政府干预的主要课题，其核心是保证“人为的低利率”。在市场机制下，资金需求的旺盛必然导致高利率。为此，日本政府通过《临时金利调整法》规定利率最高限制，实行了“人为的低利率”。为了在低金利条件下扩大储户，实行“小额储蓄免税制度”，争取城乡劳动者的零散资金。为了把筹措到的社会闲散资金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业资金，日本政府又实行“超额放款”制度，即鼓励银行最大限度地把存款转为贷款，甚至超过百分之百也不怕挤兑。因为当银行资金紧张时，中央银行可向其贷款。因此，战后日本一直流行一种并无法律依据的说法，即“银行不倒原则”。事实上也真的没有出现过银行倒闭。1965年经济萧条期间曾出现过山一证券面临倒闭的危机，因为得到政府的无抵押贷款而得以挽救，并稳定了整个金融形势。这也是大藏省、日本银行津津乐道的政绩，也使日本“金融机构不倒”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正因如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政府庇护下的金融业者和储户，都缺乏风险意识。这也为90年代的金融危机埋下祸根。
这些，就是“日本模式”的主要特点。综上所述，可以对“日本模式”概括如下：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的日本，在冷战格局和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在后发效益基础上，以首先实现重化工业化为目标，加强政府干预经济职能，以引进技术和金融统制为主要手段，以出口为导向，实现经济增长，从而成为“追赶型现代化”的极其成功的经济模式。
泡沫经济的崩溃与“日本模式”的终结
日本经济经过10年恢复和18年持续高速增长，于70年代初完成了追赶欧美的历史使命，后发效益基本消失。日本政府也终于在1980年正式宣布“追赶型现代化”已经完成，提出以“创造性知识密集化”作为产业结构发展新方向。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应该对原有的经济模式及时地进行重大改革，日本所拥有的经济政治实力也有条件进行改革。这个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力加强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迅速提高技术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的“创造性知识密集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和企业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另一方面是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活力。在这方面，由于认识上的惯性作用，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而缺乏进展。
尽管如此，在欧美经济普遍陷入低速增长的七、八十年代，日本却持续中速增长。1974年至1985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3%。1986 年日元升值、经济萧条后，1987—1991年年均增长率为5.5%。1991 年春，正当日本讴歌“平成景气”之际，正当掐指计算还有多少天就能超过最繁荣的“伊壮诺景气”之际，泡沫经济突然爆裂，陷入严重经济萧条之中，至今已经持续了8年有余。 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日本模式”，但这一次不是审视它的优势，而是审视它的缺陷。
我个人认为，导致持续衰退的“日本模式”主要有两大弊端，而这也正是昔日“日本模式”的两大优点、追赶型现代化的两大功臣。
（一）技术引进后发效益基本消失，自主开发能力相对薄弱和技术发展方向失误，是导致日本泡沫经济和持续衰退的技术基础。
引发这次日本经济萧条并非日本一国的现象，而是世界性周期性的经济萧条。美国在1990年也出现了经济衰退，英国等国稍早些，日本是从1991年2月开始衰退的。但是，为什么美国仅仅9个月就转入回升，并出现了持续8年有余的景气，而日本为何持续8年有余的衰退呢？请听美联储主席的一段话。他说，“美国经济非同寻常的好时光归功于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而生产率明显上升要归功于对计算机和信息时代其他高科技产品的大量投资”。仅据1996—1998年的统计，美国GDP 增长率中，1／3来自信息产业，而日本在进入80年代后期就没有找到主导产业。人们公认，现在日本在信息产业方面要落后美国10年。
90年代以来，以信息产业为主的知识经济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美国个人电脑的大发展带来了庞大的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半导体、硬件、软件等信息产业的全面发展。英特尔、微软、康柏、网景等新企业成为美国新经济的象征，并且在全球形成分工体系，主导着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进程。
本来，日本在发展“轻薄短小”产品方面，在发展进入千家万户的大众产品方面是独领风骚的。在80年代，它在个人电脑领域与美国是不相上下的，而在电脑关键部件半导体芯片的技术和市场占有率方面是领先的。但是日本政府为了追求“技术立国”，却把重点放在发展大型计算机上。它虽然于1997年制造成功，但市场有限。日本完全没有料到个人电脑以及由此引发的信息产业会有如此巨大的市场，结果被美国远远抛在后面。
经过七、八十年代的酝酿、成长，美国首先突破了产业技术进步的“焦躁”，在90年代成功地推进了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的技术革命，率先进入信息化社会。而日本却仍然没有摆脱“混乱”，在产业技术进步方面步履蹒跚，落后于美国。日本政府苦苦搜寻数年，最后宣布已经找不到“一两台大马力”的主导产业，而只是“多台中小马力”的新产业群。这正是90年代美国持续繁荣和日本持续衰退的技术基础。
（二）在既得利益集团抵制下，日本经济社会改革缓慢，特别是金融改革缓慢，是日本持续衰退的主要原因。
技术开发能力薄弱、技术进步缓慢、未能形成新的主导产业，固然是经济衰退后回升乏力的技术基础，但是并不足以说明衰退会因此持续8年之久，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要从为什么日本泡沫经济如此膨胀，为什么泡沫经济崩溃后出现如此巨额不良债权的根源中去寻找答案。1998年10月，小渊首相宣布日本的不良债权高达近100万亿日元， 而现在的统计已经不止此数。持续衰退的直接原因即在于此。
庞大的不良债权是如何产生的呢？由于银行债务人主要凭房地产和股票做抵押的贷款无力偿还，而抵押由于地价股价暴跌已经资不抵债，并且银行不敢大量出售抵押填补债务，因为这会导致地价股价新一轮暴跌。而地价股价暴跌是80年代后期地价股价暴涨导致泡袜经济崩溃的结果。
1985年的日元升值，为“日本模式”敲响了警钟。不仅后发效益已经消失，连最后一个优势——日元低汇率出口竞争力强的优势也已经消失。已经是资金过剩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而骤然倍增，日本本应该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宽松的经济环境，对“日本模式”进行重大的甚至根本的改革。但是“政、官、企”“铁三角”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进行认真的改革，其中特别是涉及到官僚的利益。在日元升值、过剩资金倍增时，日本政府不是把力量放在模式改革上，而是放在把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上，即著名的“前川报告”。倍增的过剩资金用在了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扩大对外投资；另一个方面是扩大设备投资，这是扩大内需，也是1997年日本经济正常回升的基础。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新的大型主导产业，设备投资的增长是无法吸收如此庞大的剩余资金的。因此，剩余的大量资金就冲向第三个方面：高回报的房地产和股票。在当时日元升值、资金过剩、超低金利的条件下，唯恐存款难以贷出的银行以及证券公司，就是低利借钱买房地产股票等“生财之道”的煽动者。银行只要听说是为买房地产和股票借款立即准贷，以房地产和股票作抵押更是批准贷款，甚至超过银行常规百分之百以至超值贷款。因为他们相信两者都会只涨不跌，他们自己也买卖，搞得各行各业以至个人都在玩这种“生财术”，从而在1988年至1990年间形成泡沫经济。三年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地区地价猛涨2—2.5倍，并波及全国。股市日经225指数从1985年12月的12977点回升是正常的，但从1988年3 月的25000点飞涨至1989年底的38915.87点已是泡沫膨胀。1989年5月以后，日本银行3次提高利率，地价股价反而更加猛涨， 过剩的资金找到了高回报的第二个“内需”，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5.5%， 形成了内需主导型的“平成繁荣”，但却是典型的泡沫经济。
1990年3月日本银行第4次提高法定利率，提到5.25%，低利率时代结束，而经济泡沫在听到调高法定利率的传言时就已经开始崩溃。股票在两三个月间暴跌1／4；地价的泡沫是从1990年4季度开始的， 连续下降6年。因此，银行的巨额贷款无法收回， 形成超过百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导致持续8年的经济衰退。
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源是与政府对经济进行强大干预的“日本模式”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与大藏省对金融机构的过分控制和过分保护密切相关。在“追赶”阶段，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大藏省对金融机构的严格控制，对于有限资金的有效分配，对于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获得低成本资金和金融机构获得丰厚的利润，对于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藏省也对金融实行了无微不至的保护，一旦出现问题总会帮助渡过难关，例如必要时会组织其他金融机构出面兼并面临危机的机构，甚至由政府提供巨额无抵押贷款直接帮助摆脱危机。因此，战后数十年间，没有出现一家银行倒闭，“银行不倒”曾经不是神话，而是事实。但是，由此也导致金融机构缺乏竞争活力，缺乏优胜劣汰的氛围，依赖政府的指导和保护，缺乏金融业必备的风险意识，对贷款项目审理不严，听凭大藏省指导或依靠贷款抵押品。而政府又信任大藏省的控制，对金融业的监管机制不健全。负责金融监管机构设在负责金融工作的大藏省内部，自己监管自己的上级，形同虚设。这些弊端在追赶阶段，在拥有后发效益阶段，在资金不足阶段，是危害轻微的。但是进入新阶段，就有可能构成巨大危害。作为“日本模式”主要特征的金融模式，是一柄双刃剑，现在是伤害了舞剑人。
进入80年代，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发展迅猛，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卷入这一浪潮，逐步实现了包括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金融自由化。早已完成追赶任务的日本，正应借日元升值的时机，挟雄厚的经济金融实力，大刀阔斧地加速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的旧模式，促进金融机构的活力，完善金融市场，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新潮流。但是，日本政府却进展极其缓慢，甚至是按兵不动。例如日本的外汇制度，直到1972年才废除外汇集中制，到1998年4月才实行外汇完全自由化。 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建立独立的“金融监督厅”等都拖到了1998年。
泡沫经济的崩溃和创纪录的持续衰退，宣告了追赶型“日本模式”的终结。
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危机
1997年7月，泰国爆发金融危机并迅速波及东南亚。11月， 韩国也爆发了金融危机，并使持续衰退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整个东亚陷入广泛而深刻的金融危机之中。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宣称“亚洲模式已经过时”的背景。
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东亚模式”。如前所述，“日本模式”已经过时，那么，以“日本模式”的范本形成的“东亚模式”是否也已经“过时”呢？让我们首先从两种模式的异同开始剖析。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东亚发挥了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韩、台、新、港率先效法，进入70年代取得巨大成功，被称为“四小龙”。接着又扩展到东盟四国。80年代整个东亚以8 %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被称为“东亚模式”。于是“21世纪是亚洲时代”之类的赞美声此起彼伏。
“东亚模式”是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从自身实际出发，主要吸收“日本模式”成功经验形成的追赶型经济模式，其基本点是共同的。但是，“东亚模式”与“日本模式”也有重大差别。其主要差别是在“后进性”方面有质的差别。日本是“资本主义后进国”，在它推行“日本模式”时已经有80年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曾是西方六强之一。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在落后的农业国（地区）基础上追赶先进工业国的，因此与“日本模式”有不同的特点。其主要的不同点如下：
（一）同是追赶型经济，但“东亚模式”是以实现劳动密集型工业化为最初目标的。
（二）技术水平远比日本落后，对外国技术依赖更大。以较为先进的韩国为例，进入90年代对美日技术的依赖度还在80%上下。技术开发能力只有美国的4.7%。同是引进技术，消化能力也不同。
（三）资金积累能力弱，严重依赖外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资金主要依靠本国积累。东亚国家（地区）大量依赖外资，有的主要靠借外债（韩），有的主要靠外国直接投资（新、港），有的是两者兼有。
（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在这方面两者差别不大。差别在于日本的出口优先不是为了还债，而只是为了换取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外汇。而东亚各国（地区）出口导向虽然也包括此点，但主要是为了偿还外债和支付直接投资的红利，数额巨大，因此更加依赖外国市场。
（五）拥有丰富的和有一定教育水准的廉价劳动力。这是东亚各国（地区）的唯一优势。因此，在发展劳动密集工业阶段进展顺利，取得巨大的成功。
综上所述，“东亚模式”可以概括为是东亚作为发展中国家（地区）在冷战格局和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学习日本模式，以后发效益为基础，以加强政府干预为手段，依靠外国资金、外国技术和外国市场，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开端的追赶型经济模式。
东亚金融危机始于泰国并非偶然。一是泰国过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为了保持8%的增长率， 泰国的投资率长期高达40%以上。为此，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从而不得不加速金融自由化并且孕育了1997年金融危机。二是为了大量引进外资，过早过急地实行金融自由化，而政府又缺少有效的保护与监管机制。泰国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导致泰铢高估。金融自由化进程过快，过早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化，允许国际游资大量进出，并且方便了短期资本进入泰国，把自己暴露在投机资本冲击之下。外资引进过度和结构不合理，而应付金融风险的外汇储备不足，特别是外资结构中大量属于短期外债。泰国在金融自由化的同时，没有建立有效的保护和监管机制。因此，当金融形势恶化，国际投机资本一旦冲来，这些金融自由化的急先锋便成了投机家的牺牲品。
韩国的金融危机与泰国等东盟四国有许多不同之点。如果可以说，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的日本，创造了利用先进工业国的技术赶上先进工业国的经济模式，那么也可以说，作为欠发达国的韩国，利用发达国家的钱，挤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1996年10月16日，韩国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这是很值得韩国上下感到自豪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原因何在呢？
（一）韩国追求大企业集团规模经济效益，没有以主要力量推进产业升级。
从历史上看，韩国是重视产业升级的。在60年代，韩国基本实现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后，于1973年提出了“重化工业宣言”，确定了产业升级目标，并且大力推行，成效显著。发展重化工业需要比发展轻工业多得多的资金，也需要发展大企业，实行批量生产，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为了获得实现重化工业化所需资金，韩国外债持续攀高，1985年高达480亿美元。随着重化工产品出口的增加和1985 年后日元升值等因素，1988年外债总额减至310亿美元，扣除资本输出， 纯外债仅130亿美元，当时曾计划至90年代中期转为纯债权国。
韩国历来就有官治经济的传统。通过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府更是对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为了推进工业化，韩国政府从1960年起就采取了重点发展大企业的政策，忽视中小企业的发展。70年代重化工业化时期，更是优先扶植大企业，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朴正熙政府于1962年修改《韩国银行法》，剥夺了中央银行自主决策权，规定政府对银行的贷款对象、利率和市场交易行为都加以管制，并以控制银行达到操纵企业。政府经常指示银行优先给大企业贷款，以支持大企业的发展。这种做法意味着政府将承担投资风险。事实也是如此，每当大企业投资失败时，政府就伸出援手，或者给予援助贷款，或清理这些企业让其他大企业以优惠条件来接管。这就培养了企业不承担贷款风险的运行机制，因而导致企业贷款的欲望越来越大。由于有了政府支持，大企业都有强烈的扩张欲望。韩国的许多大企业在创业时是在一个专业的行业中产生的，但因为有政府支持，容易得到贷款，而韩国政府又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企业的扩张就可以扩大赢利，因此，许多大企业不仅不断扩大原有专业企业规模，并纷纷向不熟悉的行业进行跨行业经营，甚至进行跨国经营。例如危机中破产的起亚集团以前专门生产汽车，是韩国的大汽车厂商，但因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不断向建筑、贸易、钢铁等领域大规模扩张，成为韩国著名跨行业的大企业集团之一。1992 年， 总资产超过4000亿韩元的大企业集团有28家，其中30家销售额占韩国GNP的82.2 %。大企业集团形成了对许多经济领域的垄断，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
韩国政府通过扶植大企业集团，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实现重化工业化的产业升级战略，确实是取得了重大成功。韩国的汽车、钢铁、合成橡胶、机械、造船、电视、录相机及其他多种产品，在80年代均已进入世界十强行列。正因如此，韩国政府也更加重视大企业财团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韩国前有美国的打压，后有东盟的挤压，急需发展高科技产业。韩国也早已提出“科技立国”的口号，做出种种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例如韩国的高技术产品半导体芯片，已成为仅次于日美的第三大国。1992年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24%。但从总体看来，还是把重点放在培育发展大企业集团方面。而大企业集团的主要利益是争取贷款、扩大规模，对提高科技含量动力不足。而中小企业由于发展受到限制，无力从事技术开发。而新、台、港则优于韩国。尤其是中国台湾省对机械、电子、电讯业作为“策略工业”大力发展，研究开发费用逐年增加，中小企业也在技术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91年电子工业品出口达200亿美元，远高于韩国。特别是在电脑终端、电脑显示器、 个人电脑电极板等外围设备生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在笔记本电脑生产方面更是超过日美，居全球之首。台湾在面向出口的技术密集型工业方面明显超过韩国。这是泰国金融危机对台湾影响不大，而韩国却爆发严重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政府扶植下的大企业经营恶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巨额短期外债无力偿还，导致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韩国的金融危机与泰国等国不同，直接导火线是大企业集团经营恶化和1997初的接连倒闭。韩国素有官治经济的历史，其中最主要的是官治金融。有的学者说，它的最大弊端是金融行政与监督审查合一。而政府可以指示商业银行向它指定的企业贷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官商勾结。在政府扶植大企业集团的战略方针指引下，银行的绝大多数的信贷都流入享受优惠待遇的大企业集团，使其负债率达到很高的水平。近年来大企业不顾一切地扩张，大大加重了金融风险，严重威胁银行的安全。
由政府指令银行的贷款对象，意味着政府最终承担风险。这一方面培养了企业依赖政府取得贷款，而不承担风险，因而竭力争取贷款扩大企业；另一方面也使银行无法对贷款对象及贷款项目进行审查和筛选，也都依赖政府承担风险，使银行失去风险防范意识。1997年，一些银行已预测金融风险的到来，拒绝了一些企业的贷款，但无法拒绝政府的贷款指示。上半年，提供了22万亿韩元的贷款给5 家濒临倒闭的大企业集团，结果使呆账增加，企业倒闭，而银行也是厄运难逃。
应当指出，韩国对利用外资是比较谨慎的。在初期只利用外债不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害怕外国控制韩国企业。伴随实力的增长，逐步接受了外国直接投资，但也有许多限制。1989年，韩国经常项目恶化，从而改变了资本流入管制政策，转而鼓励资本输入，并逐步实行利率自由化。以后又逐步进行一系列金融改革，为开放资本项目铺平了道路，但是仍然保留诸多限制。
1995年和1996年，韩国经常项目赤字大幅度增加，经济形势恶化。特别是1996年国际市场萎缩，商品价格下跌3%，韩国出口锐减， 工业生产增幅仅为1995年的一半，韩国大企业集团出现了极高的负债率和微利状态。最大的30家大企业集团中有8家面临破产。 为了应付经济困境，为了满足大企业集团的资金需求和缓解企业筹资成本提高的压力，政府大力引进外资，特别是允许甚至鼓励银行借入大量短期外债，利用近年来国际市场利率低而国内由于长期通货膨胀引发的高利率的利差，引进低利率短期外债，以高利率用作大企业的长期投资项目的贷款，因而导致短期外债的急剧膨胀。从而使过去对短期外债持谨慎态度的韩国，一跃而成为东亚利用短期外债最多的国家。到1979年9月， 仅短期外债即超过1000亿美元。
在上述严峻形势下大企业纷纷倒闭，并且发生连锁反应。1997 年1月，排名第14位的大企业集团韩宝钢铁集团寻求法院接管，接着是第26位的三美钢铁、第19位的真露停业整顿，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30家大财团中的8家实际破产，233家大财团负债资本比率为333%。 这使许多金融机构资不抵债，金融危机一触即发。11月10日，韩元跌至最低点，政府一度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不久放弃干预。11月17日跌破1000元大关。11月20日，日本多家银行宣布韩国240 亿美元贷款不得延期，21日韩国政府向IMF求援。 韩国的金融危机大大加深了东亚金融危机。
由泰国首发而由韩国加深了的东亚金融危机，无疑是“东亚模式”的危机，但由此得出“东亚模式”已经过时的结论，尚需论证。
结束语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和持续衰退，标志着追赶型“日本模式”的终结。但是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亚洲普遍沦为西方殖民地的19世纪，能够开创“维新”模式，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日本，在战败后的一片废墟、国土被占领的20世纪，能够创造震惊世界的“追赶型”模式的日本，谁都无法断言在21世纪不能够创造出什么新的“模式”来。
东亚金融危机是“东亚模式”的危机，但不是“东亚模式”的终结。主要根据是其追赶使命还远未完成，“后发效益”仍在。只要国际风云不致危及亚洲的和平，追赶先进的浪潮还会持续，而且会在总结经验、巩固基础的条件下发展得更好。人类历史表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它变得更坚强，更成熟。
“日本模式”的终结和“东亚模式”的危机，给我们中国上了最好的一课。作为“追赶型现代化”的大国，而且是社会主义的追赶型大国，会有更长的路要走，会有更多的难题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减少盲目性，警惕惯性，在成功中寻找缺陷，不断改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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