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伟人出现的文化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伟人论文,文化背景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从李白到曹雪芹，一代又一代文学伟人，其出现有相对的周期性。文化方面诸因素的积聚所形成的合力对一代文学伟人的出现起着决定作用。继曹雪芹之后，龚自珍、鲁迅的出现，说明了中国近代、现代文学伟人的出现也有相对的周期性。中国文学伟人出现的周期性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了借鉴：我们时代的文学伟人能否如期出现，仍决定于文化方面诸因素的积聚所形成的合力。
关键词 文学伟人 周期现象 文化因素
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兴衰交替的历程，其兴至极即文学高峰期的形成，届时则有一代文学伟人出现。因而，一代又一代文学伟人的周期出现，标示出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又一次高峰期的形成。本文试从中国文学伟人周期出现的话题切入，对文学高峰期形成的文化方面诸因素进行阐释，并为我们时代的文学伟人的出现寻求借鉴。
一个不可无视的周期现象
中国文学在走上自觉的大道后，形成过一次又一次的高峰期，留下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诸多辉煌。虽然，这不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之辉煌的全部；但是，探讨中国文学发展的问题却不能绕开这诸多辉煌。就唐及其后的文学发展看，唐诗的发展形成过两次高峰期，第二高峰期还伴以唐文的兴盛，两宋文学的发展形成过两次高峰期，元曲有其高峰期，明清小说不止一次高峰期。而这一次又一次高峰期的形成，作为标示的是一代又一代文学伟人的出现。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汤显祖、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等，是唐至清中叶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文学伟人。作为文学伟人，他们是他们那个时代文学成就最高者，他们提供了在他们那个时代之前所未有的思想、艺术上的创见，他们是将文学发展引向高峰期和给文学发展以深远影响的最为关键的人物；他们还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主张和创作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他们不仅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也不仅属于文学范畴。恩格斯在一百年前曾说过：“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①]恩格斯虽未涉及中国文学伟人出现的周期，但却提出了伟大人物出现看似偶然实则有着到“一定时间”就会出现的问题。从这可以得到启发，审视中国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找寻中国文学伟人出现的“一定时间”。
唐诗的第一高峰期出现了李白，他出生于701年；唐诗的第二高峰期出现了白居易，他出生于772年。白居易与李白的生年相距70多年，而白居易创作《新乐府》50篇的809年距李白经三峡出川开始新生活的725年是84年，都在80年左右。
苏轼出现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期间，此时是两宋文学的第一高峰期；两宋文学的第二高峰期在南宋前期，陆游在此时出现。陆游出生的1125年距苏轼出生的1037年是88年，而陆游入蜀以进入创作关键时期的1170年距苏轼创作关键时期写前、后《赤壁赋》的1082年又是88年。陆游之后的关汉卿是元杂剧鼎盛时期出现的，他的生年不会早过1213年，这一年距陆游生年1125年是88年。关汉卿出生后再过80多年，施耐庵出生了，他的生年约在1296年。
明中叶以后戏曲创作繁荣，汤显祖在此时出现了。他出生于1550年，1598年创作出代表作《牡丹亭》。汤显祖出生后的90年，即1640年，蒲松龄出生。蒲松龄的代表作《聊斋志异》是1680年前后基本完成的，距汤显祖创作出代表作《牡丹亭》是82年。蒲松龄之后的曹雪芹，约出生于1715年，代表作《红楼梦》写于1764年（？）去世前的十年间。曹雪芹与蒲松龄的生年相距约75年，代表作基本完成与进行创作的时间相距约84年。
从李白到曹雪芹这些文学伟人，就其出现的“一定时间”言，前后间隔少则70年，多则90年，并有其相对的周期性。如果着眼于创作阵营，则会又发现：每一位文学伟人出现之际，就有一个人数相当多的、文学成就也很高的群体，其中还可能有另一位（或两位）文学伟人。因而，文学伟人不是单个出现的，不是一个而是一代文学伟人。李白前后（不超过20年）有杜甫（另一位文学伟人）和王之涣、孟浩然、李颀、王昌龄、王维、崔颢、高适、萧颖士、岑参、李华、裴迪、元结（此组人物和以下各组人物多按生年先后排列）等，白居易前后（不超过20年）有韩愈、柳宗元（另两位文学伟人）和孟郊、李观、王建、张籍、刘禹锡、白行简、蒋防、元稹、陈鸿、李公佐、贾岛、李贺等，苏轼前后（不超过20年）有曾巩、王安石、晏几道、王令、苏辙、黄庭坚、秦观、贺铸、陈师道、晁补之、张耒、周邦彦等，陆游前后（不超过20年）有辛弃疾（另一位文学伟人）和洪迈、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张孝祥、陈亮等，关汉卿前后有王实甫（另一位文学伟人）和马致远、白朴、高文秀、郑廷玉、李直夫、尚仲贤、石君宝、杨显之、纪君祥、康进之等，施耐庵前后（不超过20年）有贯云石、徐再思、杨维祯、萨都刺、迺贤、陶宗仪、宋濂、刘基等，汤显祖前后（不超过20年）有薛论道、沈璟、屠隆、赵南星、胡应麟、臧懋循、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蒲松龄前后（不超过20年）有杰出戏曲作家洪升、孔尚任和万树、毛先舒、汪婉、陈维崧、朱彝尊、屈大均、王士禛、曹贞吉、查慎行、纳兰性德、曹寅等，曹雪芹前后（不超过20年）有吴敬梓（另一位文学伟人）和刘大櫆、杨潮观、袁枚、纪昀、蒋士铨、赵翼、李调元等。
就唐及其后的文学发展看，除了从李白到曹雪芹这些文学伟人及其前后的群体外，还有一些于诗、词、文、小说、戏曲颇有成就的作家，他们距文学伟人年代较远或联系甚微，如：陈子昂、韦应物、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李煜、范仲淹、柳永、李清照、陈与义、姜夔、王若虚、元好问、文天祥、张炎、高启、李开先、归有光、冯梦龙、凌濛初、张岱、陈子龙、李玉、朱素臣、李渔、方苞、姚鼐、沈起凤、恽敬、张惠言、李汝珍等。这一名单所列亦非少数，可比起文学伟人及其前后的群体并不为多。也就是说文学伟人出现的周期中其创作阵营几乎涵盖了成就很高的文学家。再，这一名单所列的虽有取得了接近文学伟人成就的文学家，但尚未登上从李白到曹雪芹这些文学伟人的位置上。
稍后于曹雪芹的赵翼，在他的《论诗》中指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这两句诗中可悟出：古人已意识到文学伟人出现的周期。因为是诗，不是科学论断，所以有“数百年”这夸张而泛泛的说法。现在，可以将这个周期精确到“一定时间”上。
每隔70年至90年，就为文学伟人的出现提供一次机会。比如蒲松龄之后80年左右，如果出现的不是曹雪芹，也会出现另一位文学伟人。前引的恩格斯说的“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和“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这些话，可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找到事实根据。从李白到曹雪芹，一代又一代文学伟人，其出现有相对的周期性，这一现象是不可无视的。
重要的在于文化方面诸因素
中国文学伟人出现的“一定时间”有其相对的周期性，而这周期是由何决定的呢？或者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次又一次高峰期的形成是由何决定的呢？是政治、经济决定的吗？在中国古代，政治开明、经济发达的时期正值文学高峰期的形成，也出现了文学伟人，此类的一致不止一例；但是，文学高峰期的形成同政治开明、经济发达不一致的史例也多所存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提出过如此问题：“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②]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的贞观之治可谓封建社会的黄金时期，而文学的发展却未形成高峰期，当然也未出现一位文学伟人。马克思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③]也就是说，文学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不是成比例的。政治、经济既然不是文学伟人出现的决定因素，那么，促使文学伟人出现的原因，或者说文学高峰期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之后就会发现：文化方面诸因素的积聚所形成的合力起着决定作用。
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文学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关系，而文化的发展却决定着文学的发展。促使文学伟人的出现，或者说文学高峰期的形成，决定于文化方面诸因素。文化方面诸因素的积聚所形成的足以托出文学伟人的合力，并非不间断地存在于中国历史进程中，其存在也有时间间隔，也有相对的周期性。
文化方面诸因素中思想意识不可不首先提到。思想意识领域的活跃，不同学术流派的论争，以致思想意识领域的出新，无疑地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文学是要有思想的，文学伟人也离不开思想家的相助。从李白到曹雪芹这些文学伟人，每逢其出现之际，或稍早一些，思想意识领域异常活跃，此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时期。宗儒、尊佛、崇道、任侠四大思潮至盛唐益烈，相互论争，也相互吸纳，在这四大思潮中涌现出的李白，其诗歌创作明显带有儒、佛、道、侠的共同影响。与白居易同时的韩愈、柳宗元，其自身是文学伟人，又是著名的思想家。苏轼之前和同时有李觏、邵雍、周敦颐、张载、王安石、程颢、程颐等，哲学上存在着李觏、王安石同邵、周、张、二程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论争，就宋明理学的早期代表看也有濂学、关学、洛学之分，如此活跃的局面，既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又孕育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文学伟人。陆游在世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朱熹将二程学说发展为完整的理学体系，陆九渊创始了陆王心学，陈亮的永康学派和叶适的永嘉学派在同程朱理学的斗争中形成。比汤显祖早出生23年的著名思想家李贽，人称“异端”之尤，他猛烈地攻击儒学和封建礼教，张起个性解放的大
。汤显祖就是在个性解放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创作出代表作《牡丹亭》的。比蒲松龄早出生30年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反对宋儒的“理在气先”之说，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否定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同时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同样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同样持有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观。在黄、顾、王的进步思想氛围中，蒲松龄进行着代表作《聊斋志异》的创作。与曹雪芹同时的戴震，是一位具有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批判程朱理学，抨击封建吃人礼教，揭露封建等级制度。曹雪芹正是在戴震等进步思想家相助下登上文学高峰的。
文化制度和科技、艺术是文化方面诸因素中不可或缺的，为文学的高峰期的形成和文学伟人的出现作了准备。李白所处的盛唐，科举制度得到了完善，考试科目增多，仅常科就有50多种，教育制度也有改进，设六学二馆，创造了划分专业的教学形式。科技在发展，于天文历法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僧一行（张遂）早李白18年出生。各类艺术在盛唐繁荣异常，山水画大师李思训、王维和人物画大师、人称“百代画圣”的吴道子都与李白同时，音乐家、宫廷乐师雷海青、李龟年也与李白同时，是时中央一级的文艺团体诸如大乐署、梨园、教坊其人员之众竟占长安总人口的百分之二。苏轼所处的北宋，教育制度改进，教育经费增加，因“三舍法”的提出而将科举与学校教育结合在一起，书院的出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文艺制度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由宫廷乐舞为中心转化为以都市民间文艺为中心。印刷业发达，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坊刻方面均很兴旺，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与苏轼同时。早苏轼六年出生的沈括，是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晚年著《梦溪笔谈》，于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生物学、物理学等方面均有创见。《武经总要》的主编曾公亮和《营造法式》的撰者李诫也都与苏轼同时，所编撰的一是古代著名的军事学著作，一是古代著名建筑学著作。艺术的繁荣也为苏轼这位全面发展的文学伟人的出现作了准备，苏轼自身又是书法、绘画大师，合称北宋三大家的山水画家董源、范宽、李成在苏轼之前就获得了“百代标程”之誉。关汉卿、施耐庵的出现，一在元初，一在元末明初，科技、艺术的成就均起了催生剂的作用。关汉卿前后有合称宋元数学四大家的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他们的成就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峰。还有合称金元四大家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他们是卓有成就的著名医家。与关汉卿同时的郭守敬，是杰出的天文学家，还是水利工程专家和地理学家、数学家。一位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文学伟人和名字标在月球上的杰出科学家同时出现，不是偶然的。施耐庵前后有合称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这四位山水画家为创造独特的时代风格做出了贡献。与施耐庵同时著名的画家还有王冕，他又是诗人。当时科技成就也很突出。著名农学家王桢在施耐庵出生的前一年就开始写《农书》这第一部总结全国农业生产经验的书，几年后还发明了木活字和转轮排字盘。汤显祖之前和与他同时，各个领域都有杰出人物出现。前已提及思想意识领域的杰出人物李贽，在科学技术领域有李时珍、徐光启、徐弘祖等，在各类艺术领域有徐渭、朱载堉、魏良辅等。杰出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汤显祖28岁时完成了《本草纲目》；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科学的先驱徐光启在天文、历算、水利等方面均有建树，并著有《农政全书》；杰出的地理学家徐弘祖所著《徐霞客游记》，既是文学著作，又是地理学著作，此书的地理价值最突出的是对岩溶地貌的记录和论述，西方直至19世纪50年代才出现超过此书的岩溶学著作。绘画艺术中，开创水墨大写意花卉的著名画家徐渭，早汤显祖29年出生；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音律学家朱载翚与汤显祖同时，他的音律学研究领先于西方，所创立的“十二平均律”比欧洲的同样发明早半个世纪；汤显祖之前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一带的戏曲腔调进行整理加工而形成昆腔，并著有《曲律》，这无疑地为汤显祖的戏曲创作提供了直接借鉴。蒲松龄之前和与他同时，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也不乏其人。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蒲松龄出生前三年完成了《天工开物》的撰写，此书是一部中国农业和手工业各方面生产技术的总结性著作。与蒲松龄同时的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考究中西历法得失而多有建树，著名水利学家陈潢在治黄理论和技术上有突出贡献。与蒲松龄同时的绘画大师则更多，先有合称四大画僧的弘仁、髡残、朱耷、石涛，后有合称清六家的王翚、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吴历、恽寿平，王翚等四人被尊为山水画正宗的“四王”。文化制度和科技、艺术在曹雪芹出现之际也均有其辉煌。曹雪芹出生后10年，《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印行，此书把古今学问分门别类，是一部篇幅至万卷的百科全书，比同时的《大英百科全书》要广大精详得多。再过四十六、七年，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开馆纂修。与曹雪芹同时的科学家有著名数学家明安图，他致力于三角函数展开式的研究而创“明氏新法”。与曹雪芹同时的绘画大师有合称为扬州八怪的金农、郑燮和汪士慎、黄慎、高翔、李、李方膺、罗聘，他们在艺术上极力反对泥古不化，主张大胆创新。曹雪芹这位文学伟人的出现，因文化制度和科技、艺术的辉煌而大增光彩。
中外文化的交流，也在文化方面诸因素之列。李白出现之际，唐对西方的陆路交通，在原南、北、中三道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又开辟了两条新路线，并新辟有中印藏道，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这两大文化交流的壮举，一在李白出生前70年，一在李白在世时。由李白所在的盛唐直至宋、元，是中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期。白居易出生前20年，中国的造纸法传给了阿拉伯人，后传入西班牙，中国的四大发明丰富了世界文化。苏轼出现之际，宋在东南沿海各地设立市舶司，进行对外贸易。宋初派出157人组成的西行求法团去印度取经，比玄奘西游规模还大。陆游出现之际，有50多个国家通过海路与南宋通商。关汉卿刚降临人世，蒙古西征便开始了。蒙古西征引起了世界古代历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双向流动，中西文化也得以交流。西征军将中国印行的纸币、叶子戏纸牌、佛像带入欧洲，欧洲人从而了解了中国的木版印刷。关汉卿在世时，有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马可·波罗游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曲动人乐章。与关汉卿同时的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在推算历法时借鉴了埃及天文学家在开罗天文台制作的历表。在13世纪60年代，即施耐庵出生前的30年，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又一种走向世界，火药传到了埃及。汤显祖34岁时，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随着传教活动带来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后产生的科学技术，利玛窦和徐光启一道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绘制了世界地图，并把西方的音乐、绘画、建筑、测量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利玛窦来到中国的第三年，中国商船抵达墨西哥。为便于中外文化交流，明朝廷设立四夷馆以培训外语翻译人才。由汤显祖出现到蒲松龄出现，从明末到清初，是中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三次高潮期。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时宪历》就是现在还沿用的阴历。在蒲松龄出生后的第三年，汤若望还帮助明朝制造火炮。不只是修订历法，制造火炮，在数学、地理学、生物学和建筑技术、绘画艺术等方面，包括汤若望在内的一批西方人在中国留下了他们的业绩。来中国的西方人在将西方的文化传到中国的同时，又将中国的文化传到西方。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将利玛窦在中国的札记带回欧洲，在欧洲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使西方人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蒲松龄出生前14年，为便于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金尼阁在中国学者帮助下编成了《西儒耳目资》这最早的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汉语字汇书。蒲松龄在世时，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编辑出版了重要著作《中国新论》，极度重视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学、绘画和物质文化越来越引起西方人的重视，不断地传输到西方。
文化方面诸因素除思想意识、文化制度和科技、艺术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以外，另如宗教、礼仪、伦理、民俗以及物质文化方面的，为文学伟人的出现也都作了准备。文化方面诸因素的合力，将文学伟人托上了应占有的位置上。
为我们时代文学伟人的出现寻求借鉴
中国古代文学伟人，从李白到曹雪芹，其出现的“一定时间”有相对的周期性，中国文学发展到近代、现代、当代，文学伟人的出现是否也存在着周期现象？
龚自珍这位中国近代文学中的伟人，他出生的1792年距曹雪芹的出生年1715年（？）约为77年，代表作之一的《己亥杂诗》350首写于1839年，距曹雪芹开始创作《红楼梦》的1754年（？）约为85年。又过80年左右，出现了鲁迅这位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伟人，他出生于1881年，距龚自珍生年为89年，龚自珍创作《己亥杂诗》之后的80年。鲁迅从1918年至1926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小说、散文、杂文专集，从而巩固了他文学伟人的地位。鲁迅之后的文学伟人，即我们时代的文学伟人，如果依上述的时间间隔计，他（或她）于1960年前后出生，2000年及其后10年内是他（或她）作为文学伟人的代表作问世的时期。
文学伟人的出现，不是单个的，这仍在中国近代、现代乃至当代文学中体现出来。龚自珍前后（不超过15年）有张维屏、周济、林则徐、魏源、顾太清、姚燮等，鲁迅前后（不超过15年）有吴沃尧、李宝嘉、章炳麟、曾朴、梁启超、秋瑾、王国维、柳亚子、欧阳予倩、胡适、郭沫若、叶圣陶、茅盾等，还有稍后些的朱自清、田汉、郑振铎、瞿秋白、闻一多、老舍、冰心、夏衍、沈从文、巴金等，郭沫若、茅盾称得上是与鲁迅同期的另两位文学伟人。我们时代的文学伟人前后，也应有一个人数相当多的、文学成就也很高的群体，此前15年间的成员，在1985年至1999年间分别登上各自的高峰。
文学伟人出现的决定因素，即文化方面诸因素的积聚，是不能忽视的。白居易与苏轼之间和施耐庵与汤显祖之间各有两个空位，如果依上述的时间间隔计，在860年前后、950年前后和1380年前后、1460年前后应有四代文学伟人降临人世。可是，因为文化方面诸因素的积聚不够，未积聚成足以托出文学伟人的合力，托出的只是二流以下的作家。860年前后出生的人至不惑之年为900年前后，这一时期为混乱的唐末，文化方面无所建树，文学成就较大的作家是生于863年的花间词人韦庄。950年前后出生的人至不惑之年为990年前后，这一时期虽有混乱的五代走向了统一的北宋，但文化方面除图书的整理有《太平御览》这样的成果外也无多一些的建树，文学成就较大的作家是生于954年的宋初诗文作家王禹偁。这一时期之所以致使文学伟人空位，除文化方面诸因素的积聚不够外，还同文坛领袖人物导向失误有关，此时的文坛领袖人物杨亿、刘筠、钱惟演结成西昆派，其形式主义的诗风、文风直至诗文革新运动掀起才被纠正。1380年前后出生的人至不惑之年为1420年前后，这一时期处于明前期，文化方面有郑和下西洋这一文化交流之壮举和《永乐大典》这一中国古代最大类书的纂修，但文化方面诸因素的积聚仍不够，加之文坛领袖人物导向失误，致使文学伟人空位。生当此时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合称为三杨，三人均为台阁重臣，是政界、文坛上的实权人物，其吹起的台阁风带来的不是文学的兴盛。1460年前后出生的人至不惑之年为1500年前后，这一时期处于明中叶，文化方面诸因素的积聚比前三个空位时期似乎充实些。当时有著名思想家王守仁提倡心学和著名思想家罗钦顺、王廷相的批驳，思想意识领域很是活跃。合称为明四家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在中国美术史上声名颇高，也生当此时。文征明、唐寅又与祝允明、徐桢卿合称为吴中四才子，文、唐、祝是书画诗文皆工的高手。可是，文化方面诸因素的积聚所形成的合力尚不能托出一代文学伟人。当时影响较大的文学家是生于1447年的李东阳和生于1475年的李梦阳。李东阳以台阁大臣地位主持诗坛，直接影响了前、后七子。李梦阳是前七子的领袖人物，“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了文学复古运动。这一时期之所以致使文学伟人空位，同文坛领袖人物导向失误有关，也同文学运动的宗旨偏差有关。像白居易和韩愈、柳宗元出现时的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像苏轼出现时的诗文革新运动，其宗旨能健康地促使文学的发展，而前七子的复古运动，虽在打击台阁体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错误道路。后七子又一次发起复古运动，重复着前七子的错误道路。错误的文学运动，一个接一个，把这时期的文学伟人也运动掉了。唐末、宋初和明的四次文学伟人空位，为呼唤我们时代的文学伟人从反面提供了借鉴。
呼唤我们时代的文学伟人，从正面可获得更多的借鉴。文化方面诸因素的积聚以形成合力，虽然不会依个人意志的转移而转移，但是，我们时代的文化各领域的领导层重视文学伟人出现的周期所提供的借鉴，保证思想意识、文化制度和科技、艺术、宗教、礼仪、伦理、民俗以及物质文化方面诸因素健康增长，对我们时代的文学伟人如期出现无疑地是很重要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或闭锁也影响着文学伟人能否出现，这已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我们的时代正值改革开放，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比古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更广泛、更深入，这无疑地有助于我们时代文学伟人的如期出现。
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文学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关系，这在前面已提及了。可是，文化方面诸因素的积聚也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因而，政治、经济虽不是文学伟人出现的决定因素，但对文学伟人的出现起着重要作用。苏轼出现于王安石变法前后，汤显祖出现于张居正改革期间，可见政治的影响；李白出现逢开元之治，关汉卿出现赖腹里经济，曹雪芹出现处康乾盛世，都同经济发达有缘。恩格斯在谈到伟大人物出现的问题时，始终都关注着经济这一因素。他说：“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又说：“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④]我们时代的经济发达，已超越了古代的盛世，应借助经济发达这一强力，配合文化方面诸因素积聚的合力，如期托出我们时代的文学伟人。
文学伟人的出现，也取决于文学伟人的本身素质。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文学中的文学伟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进步观念的体现者，都是他们那个时代人民心声的传达者，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社会改造的先驱者，还有一种“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痴心于文学创作的执着精神。我们时代的文学伟人，也应是我们时代的思想家、实践家，也应同休戚与共的广大人民和改革开放的建国大业紧密相连，也应有着痴心于文学创作的执着精神。
从中国文学伟人出现的历史事实中寻求到的借鉴，对呼唤我们时代的文学伟人如期出现，对推动我们时代的文学更大兴盛起来，都是不可或缺的。
注释：
①、④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
②欧阳修《苏氏文集序》（1051）。
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
标签：文学论文; 关汉卿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曹雪芹论文; 蒲松龄论文; 汤显祖论文; 牡丹亭论文; 施耐庵论文; 苏轼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