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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终生从事革命斗争，他自己常说：“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1]。他在晚年又将自己所从事的革命称之为国民革命，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2]。就是说，他自1885年中法战争后，一直都是从事国民革命的事业。对这种说法应如何看待呢？
孙中山一生“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这只是从笼统的意义上来说的，但具体考察，孙中山对国民革命的口号却有一个历经沉浮的演变过程，而且晚年重新采用的国民革命口号不是辛亥时期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发展。
一、辛亥时期国民革命口号的提出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曾经提出了国民革命或平民革命的口号。早在1906年，他在《军政府宣言》中指出：“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3]。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孙中山又说：“此次革命，乃国民的革命，乃为国民多数造幸福。”[4]
为什么这一期间，孙中山将自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冠之为“国民革命”呢？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其一，资产阶级在上升和革命的时候，向来是把国家和人民看作是一个整体，而把自己作为社会和全民的代表出现的。“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5]当时作为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是这样。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以及作为三民主义的实际内容的革命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不仅表现了激进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要求，而且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迫切要求。当时，孙中山“在主观上并非为争取资产阶级一阶级的政权，而是为整个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6]他对三民主义作过这样的解释：“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州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7]这种憎恨专制、向往民主的救国救民的坦荡胸怀，表明孙中山如同西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一样“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8]。这是因为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清王朝作斗争，中国新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各种矛盾还未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受压迫的革命时期和上升时期，因此，不仅资产阶级而且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都要求反帝反封建推翻清王朝。于是，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有根据”把自己作为全社会和全民的代表，用国民革命、平民革命的口号来动员广大人民，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其二，孙中山关于国民是革命的主体、国民是国家的主体的国民思想，既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潮，又对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作了革命性的改造；既具有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征，又体现了中国民族的、历史的色彩。孙中山走向革命之始，就具有浓厚的国民思想。早在1894年他就提出“国以民为本”[9]。1905年初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时，又明确指出“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10]。1906年《军政府宣言》宣布：“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自今已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11]1912年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申明：“国家之本，在于人民”[12]；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又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3]；是年又在演说中重申“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14]。
孙中山的国民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潮。欧美资产阶级就是以“国民”、“全民”的名义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孙中山接受了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把这个口号作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而与他的三民主义等同。他说：“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15]又说：“用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法国革命的口号来比较，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16]与此同时，孙中山服膺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并以此来阐发他的三民主义，说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另外，孙中山的国民思想也是对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的继承和改造。民本思想或重民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学的精华所在。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民请命”，等等，都是传统儒学中“重民”和“民本”古训的体现。尽管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是以君为本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目的，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强调国家的基础是“民”，强调“民”对“邦”的重要性，含有“民主性精华”的成分，因而与近代民主主义或多或少地存有相通之处。很自然地，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就成为孙中山十分珍视而要加以继承和发扬的思想遗产。
孙中山对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继承，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继承。他在吸收民本、重民思想养料的同时，又从根本上否定和改变了传统民本主义以君为本位的实质，第一次破天荒地将统治与被统治、国家主人与公仆的君民关系，来了个历史的大颠倒，主张以民为本位，把“民”放在实际的统治地位和主人地位，实行人民主权，人民自治，而国家的官吏则变为国民的“公仆”。这是中国由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观念向民主制观念的巨大转变，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和革命。
其三，二十世纪初年的国民思潮，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口号的提出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出现了一股探讨国民性、国民素质以及国民与革命、国民与民族、国民与国家等关系问题的国民思潮。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梁启超在主办《清议报》期间，大力提倡国民思想，认为：“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17]；“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18]，号召人们洗刷奴性，树立国民意识。戊戌变法失败的血的教训，使爱国志士们形成共识：“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19]国民思想，更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举起的一面战斗旗帜。在国民与民族关系问题上，他们郑重宣告：“夫二十世纪为我国民定未来命运之日，必决死以争自存”；“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20]；“其民为自主独立之民，其国即为自主独立之国。”[21]在国民与国家关系问题上，他们强调：“国民者，为国家之全体”，是故“主权者国民之所独掌也”[22]；“至我国民，则与国有直接之关系者也。强则国民之荣，亡则国民之祸，……惟爱国二字，为国民无上之天职，何者？国亡则皮之不存而毛将安附也。”[23]在国民与革命关系问题上，他们疾呼：“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其根柢原于国民，因于国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24]他们对国民思潮满怀激情地赞扬：“如火如荼者，国民之气焰也；如风如潮者，国民之势力也；如圭如璋者，国民之价值也。”[25]
二十世纪初年至辛亥时，国民思潮在古老专制的中国大地上荡漾起伏，爱国志士、革命仁人无不以国民自命或为民请命。一时，国民会、国民军、《国民报》、《国民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民声丛报》、《民心》月刊，等等冠以“民”、“国民”字样的组织、报刊应运而生。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国民思潮的社会氛围下，孙中山将自己所从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称之为“国民革命”。
然而，这时孙中山提出的“国民革命”口号中的“国民”或“平民”、“人民”的概念具有笼统的广泛的意义，如“吾辈四万万人”、“中国人”、“全体”、“各民族”、“凡是愿意抗清的人（哪怕是口头上的），等等，都归之于“国民”之中。其“国民”观，既没有工农是“国民”主体的观点，也没有从“国民”与“敌人”对立的政治范畴中去把握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是抽象的、模糊的概念。这种含有全民、全社会含义的“国民”观，在当时革命阶级与反革命阶级处于生死搏斗的时代是难以贯彻的，在理论与实践上也是难以统一的。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以国民革命为号召，在辛亥革命后又将这个革命称之为“国民的革命”[26]。那么，在这场革命中，国民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了呢？实际上，辛亥前后真正发动起来的国民，基本上是会党、华侨、爱国知识分子和新军，正如孙中山自己后来所说的：“革命党人以一往直前之气，忘身殉国。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27]正是这些层面上的群众发动起来了，以及当时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自发斗争形势，才取得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28]
但是总的说来，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基本上只注意会党、华侨、爱国知识分子、新军这些层面的国民，而对国民的主体——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工农群众，没有重视，没有去发动和组织。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不能正确处理农民问题”[29]。“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30]
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认真对待或无力面对一个实质性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因此国民的主体——农民群众难以发动起来，国民革命的口号在实践中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辛亥革命不能称之为国民革命。
二、中华革命党时期国民革命口号的搁置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正本清源，清除混进国民党内的大批旧官僚和投机政客，以及腐败变节分子和不愿遵守党纪者，遂于1914年建立中华革命党，直到1919年10月才易名为中国国民党。在中华革命党期间，孙中山将国民革命的口号搁置一旁。与此同时，孙中山的国民观亦发生重大变化：由原来“四万万人”、“全国人民”的笼统抽象的国民观，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只有赞成共和、且宣誓注册按指模者才称之为国民的狭隘的国民观。
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1914年12月孙中山在批释加盖指模之意义时明确指出：“第三次革命之后，决不如第一次之糊涂，将全国人民名之曰国民；必其有心赞成共和，而宣誓注册者，乃得名之曰国民。”[31]这标志着孙中山的国民观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狭隘的国民观，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得到集中体现。《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党员按参加革命先后，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革命成功后，“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获得之；宪法颁布以后，国民一律平等。”[32]另外，为了解决经济困难，《中华革命党筹饷奖励章程》规定：凡出资千元者，“照党员例，享有公民权”；出资万元者，“政府认为公民代表，参预政事，组织国会”。[33]
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尽管它们是为一己私利，也要以“全民”利益的代表出现，而孙中山却把“论功行赏”、“论资行赏”的等级特权制公开地写进党的章程，这必然会在党内造成因入党时间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党外也会造成党与群众关系恶化，因为非党员和无力捐资千元者的普通大众在革命时期内连公民资格都没有，遑论得到民主权利？这种做法，只能使中华革命党处于一种脱离群众的孤立无援的困境之中。
在这种狭隘的“国民”观的指导下，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中都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只是利用一部分军阀反对另一部分军阀，当然难以形成极大的声势，难以避免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诚然，没有国民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国民革命的运动；反之，缺乏国民革命的形势，也就难以产生国民革命的谋略。五四运动以前，国民的多数并没有奋起，国民的广泛阶层游离于革命之外，国民革命的形势尚未形成，正如陈独秀1916年指出的：“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34]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之所以搁置国民革命的口号，既有他主观思想的原因，也有当时客观形势的因素。
无疑，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奉行的是英雄革命的谋略，即先知先觉者革命的谋略，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靠知识分子和新军的力量，由于革命领袖阶层多为知识分子和新军军官，使民国建立以后的国民党，走精英主义的路线，直到1920年代受联俄联共的影响，才再注重下层群众。”[35]因此，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更不能称之为国民革命。
三、国民党“一大”起重新采用国民革命口号
国民革命的口号，尽管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已提出，但由于他无力带领“国民”进行“革命”，也由于国民革命的客观形势还未形成，因此这个口号在中华革命党时期遂被搁置一旁，致使“民国”无“国民”维护，国民游离于革命之外。五四运动以后，在苏俄人民十月革命成功的启示下，在五四运动国民奋起的推动下，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帮助下，孙中山无论是其国民观，还是重新革命观，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把“国民”与“革命”二者结合起来标帜国民革命，直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时，才重新采用被搁置多年的国民革命口号。
国民革命口号的重新采用，主要得力于192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口号进行大力倡导、并赋予实际内涵和生命力的结果。那么，要了解孙中山为何重新采用国民革命的口号，就不能不首先追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口号的倡导并赋予实际内涵的历程。
1922年8月，中共杭州西湖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重点解决了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即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为了阐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9月20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机关杂志《向导》上，发表了《造国论》一文，号召“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并明确指出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的革命：“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36]陈独秀公开倡导国民革命口号，一时未能完全得到党内同志的理解和接受。10月间，高君宇在《向导》上撰文，对有关两个对立阶级为什么要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的质疑予以答复，指出：“幼弱的资产阶级他是随资本主义侵入而诞生，但他都被扼抑在外国资本主义的阻害之下，尚未能为迅速的发展，到了现在还没爬到掌政权的地位；同时无产阶级因经济情形落后的缘故，亦尚未能壮大。在这种情形之下，两阶级同被压迫是一件事实；决定目前的革命是两阶级都要来做，就是这种事实，他们都要起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因此，“国民革命确在目前是最有意义呀！”[37]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国民革命的主张逐步为全党同志所接受。“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教训，使中共党内原先“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马上成功”的同志，认识到：“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无论客观上与主观上都有加入国民党找得政治上的同盟者”的必要。[38]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第一次明确地把“国民革命”口号写进了党的决议，标志着全党正式高举起“国民革命”的旗帜。大会对国民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动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责任、国民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如何开展国民革命等问题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大会认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39]；“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口号，“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40]大会宣布：“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41]从此，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从工人运动转变为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不仅倡导国民革命的口号，而且身体力行，在反对直系军阀曹锟贿选运动中，在广州保卫战中，以及在收回广东关余事件中，发动和领导各界群众支持孙中山，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国民运动，给国民革命的口号赋予了实际内涵和活力。
与此同时，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和帮助孙中山国民党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敦促孙中山从护法运动转入国民革命轨道，以便使国民革命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全国人民的革命旗帜。中共“三大”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42]李大钊也撰文劝告：“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组织工人、学生、商人，“发展普遍的国民运动”，这是“国民党现在唯一要紧的工作”。[43]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坦诚表示：“中国的真正革命者的首要职务，就是实现国民革命”，“我们可以成功一个强大的国民党，他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44]苏俄顾问鲍罗廷也多次向孙中山表示他到中国来是服务于国民革命，并对国民党抱有殷切希望，指出：“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45]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决定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这种决策对于孙中山重新采用国民革命口号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从五四运动后一直在护法与重新革命之间徘徊前进的孙中山，终于做出了最后的抉择：走国民革命之路。于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又重新采用了国民革命的口号。国民党“一大”宣言郑重指出：“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兹综观中国之现状，益知进行国民革命之不可懈。”[46]此后，孙中山在《北伐宣言》、《北上宣言》中多次阐述：“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47]这样，旨在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不仅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奋斗目标，而且成为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旗帜。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运动就是在国民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
国民革命口号的重新采用并不是辛亥时期的简单重复：一是具有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烙印，它不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口号了。二是有了五四以来的工农为主体的国民运动的客观背景，赋予了名副其实的国民性或人民性的色彩，它不再是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口号或一种理想上的愿望了。三是孙中山重提国民革命口号，其无论在革命的对象问题上，还是在革命的动力、战略策略等问题上，都有飞跃性的发展；其国民观，已由原来笼统模糊的国民观发展到具有工农群众内容的国民观；其依靠力量上，已经从原来联络华侨、会党、新军，以及后来依靠军阀打军阀，发展到现在依靠国民群众进行彻底的革命。因此，重新采用的国民革命口号，具有了二十年代国际国内历史新潮流的色彩，反映了当时革命运动的特征。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页。
[2]《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9页。
[3]《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297页。
[4]《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4页。
[6]黎澍：《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人民日报》1981年9月10日。
[7]《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8页。
[9]《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
[10]《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页。
[1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297页。
[12]《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13]《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0页。
[14]《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4页。
[15]《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页。
[16]《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3页。
[17]哀时客：《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第30册。
[18]《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页。
[19]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2册。
[20]《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1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66页。
[2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1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63页。
[2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1卷（下），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33页。
[2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1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61页。
[2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1卷（下），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65页。
[25]《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1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63页。
[26]《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4页。
[27]《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页。
[2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6页。
[29]宋庆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3日。
[30]《毛泽东选集》四卷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6页。
[31]《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1页。
[32]《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8页。
[33]《中华革命党史料》，载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5辑，台湾1969年版，第43—44页。
[34]《一九一六年》，《新青年》（亦称《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第4页。
[35]张玉法：《孙中山的欧美经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载《孙文与亚洲：1990年8月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集》，日本汲古书院1993年版，第234页。
[36]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37]《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向导》第4期，1922年10月4日。
[38]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载《“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2、495页。
[3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4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4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4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29页。
[43]李大钊：《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
[44]孙铎（马林）：《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
[45]《文明国开化退步国》，《向导》第45期，1923年11月7日。
[46]《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页。
[47]《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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