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哥文明的特质及其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王元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吴哥文明是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性文明之一，是以稻作农业经济支撑的农业文明为基础，拥有大型水资源管理工程与技术，建设了畅通有效的交通系统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石筑艺术，以及伴随着权力与信仰高度结合的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同时，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区域地位，宗教文化传播和人文商易文化交往在吴哥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充满着多元的文化因素。新时代新形势下，承担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与综合研究国际合作项目，必须“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文明交流互鉴主张，站在世界文明观的视野下深入观察解读吴哥文明。
关键词： 吴哥文明；文化交流；文化遗产保护
一、对吴哥文明的初步认识
中南半岛文明起源与形成是探索吴哥文明（Angkor civilization）的历史基础，吴哥文明的发展与辉煌具有丰厚的史前文明基础。在柬埔寨的三隆森（Samrong Sen）、姆鲁普雷（Mlu Prei）、拉昂斯宾（Laang Spean），泰国东北部的农诺塔（Non Nok Tha）、班清（Ban Chiang）、桑卡（Sangkhla）、毗迈（Pimai）和越南的萨永等地考古发现了约公元前3800年－公元前1700年之间高棉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普遍反映了农耕、采集和渔猎经济的生业形态。进入青铜和铁器时代，文物考古证据越发多样，农业工具不断改进，稻作农业逐步发展，在冶炼、手工饰品等手工业和铜鼓等方面的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扶南国与真腊王国时期国力强盛，对外交往趋于频繁，区域发展造就了吴哥王朝① 高棉帝国、高棉王国、真腊王国、吴哥王国、吴哥王朝、吴哥时代等概念的使用比较混乱，这里依朝代顺序采用“吴哥王朝”。 地理版图优势与雄厚的统治基础，显示了一个古老国家丰厚的国家实力和历史地位，使得后来的柬埔寨成为东南亚地区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国家之一。
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文明进步与其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宗教文化特点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1]。高棉人于9－15世纪创造的吴哥文明，是古高棉文明最为耀眼和突出的代表，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性文明之一，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卓越文明的代表，极具自身特色。同时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区域地位，宗教文化传播和人文商易文化交往在吴哥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充满着多元的文化因素。总体来看，吴哥文明的核心构成要素和突出普遍价值体系呈现出东南亚区域文明的显著特征，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撑的农业文明为基础，拥有大型水资源管理工程与技术、畅通有效的交通系统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石筑艺术，伴随着权力与信仰高度结合的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还有造船、陶瓷生产、酿造等专门科学技术，共同促进了吴哥王朝的国家形成与发展。
（一）高度发达的水利文明
扶南与真腊是前吴哥时期水文明的奠基者。约在公元1世纪初，来自印度南部婆罗门混填与本地女王柳叶结合并于今柬埔寨东南部波罗勉省巴普农山一带创建了扶南国。随着势力范围扩张，范蔓时期“穷涨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为吴哥文明的发展开拓了空间。扶南地处湄公河下游，境内水资源丰富，很多城镇被形容为湖面城市，因此，排涝、灌溉、漕运等水利设施建设极为发达，形成了绵延二百余公里的纵横交错的运河网络系统，成为扶南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辽阔的运河网中，小运河密布穿插，相互沟通，而可行海船的大运河贯通海上交通。水利思想先进、水工技术精湛的人工运河不仅对发展稻作农业，繁荣城镇社会，而且对促进海路商贸，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扶南同属高棉民族的真腊本为扶南的北部属国，约在6世纪中叶崛起进而兼并扶南建立王权，此后分裂形成了“北多山阜，号陆真腊半；南际海，饶陂泽，号水真腊半”的南北割据局面，但国力依然强盛，为此后活跃在东南亚地区的高棉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柬埔寨、泰国、老挝以及越南等是传统农业国家，治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湄公河以及源自柬埔寨北部山区扁担山、荔枝山（又称古莲山）等地的河水和南部的洞里萨湖乃至沿海水资源，始终是孕育和滋养吴哥文明的不竭源泉。吴哥王朝都城所处的暹粒地区雨季长达半年，治水更是当时统治者的一件大事。在雨季洪水暴发的时期，高棉国王深知治国先治水的道理，曾经出名的几任吴哥国王都是以治水著称，开国头等大事就是修建水坝和水库，现代也是如此。吴哥时期对水的治理能力显著提高，使用管理方式明显多样，形成了吴哥王朝以大吴哥城及其周边地域为代表的善水之城的水文明。
9世纪初叶以来，吴哥水利非常发达，分布广泛的水利开发和区域防洪等水利遗产是吴哥王朝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和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吴哥核心地区的水坝、水池等水利工程构成的水利系统可算是高棉王朝乃至东南亚地区最为重要的水利系统，也是闻名世界的水利工程范例之一。现存水利工程遗存包括9－12世纪修建的大型水池类水利工程设施，如罗莱池（Indratataka Baray）、东池（East Baray）、西池（West Baray）、北池（Jayatataka Baray）和皇家浴池（Srah Srang）等，以及连通各地的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其中的一些古代水利设施与道桥系统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功用。耶输跋摩一世（889－910年在位）于9世纪末在其新都城耶输陀罗补罗东北面建造的东池（又称东巴莱或东湖），是一座长7千米、宽近2千米的大型水库，其容量超过4000万立方米；苏利耶跋摩一世下令开挖的西池（又称西巴莱或西湖）是又一座大型蓄水池，长8千米、宽2.1千米，其蓄水量高达1.5624亿立方米（图1）。吴哥时期围绕大吴哥城开凿了多条人工运河和引水渠，与猪河、暹粒河、罗洛士河等多条自然河流以及洞里萨湖一起构成了吴哥平原水网体系，有较多遗迹至今可寻，成为吴哥文明治水成就和水运交通的重要代表性遗产。
古高棉人民的原始崇拜来源于自然，是广泛地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认为神的力量无所不在的信仰。这种来自神的庇护最具权威性和永恒性，至今仍为柬埔寨人所崇拜。三国时期康泰《吴时外国传》所记，扶南国盛行的水葬、火葬、土葬、鸟葬等多种形式的传统丧葬习俗以及奉行的“捧斧”“探卵”“投鳄”等神判法和习惯法，显然属于神灵信仰的产物。吴哥时期与王宫毗连的大象平台对岸矗立石塔12座，称十二生肖塔或十二审判塔，据传是当时国人发生纠纷争讼时判定是非曲直的审判之塔，被视为神明判罪的“天狱”，败诉一方会在塔内产生疾病之类的神话反映了民族神灵崇拜的一面。
二极管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17]。当一个二阶管与一个电感构成一个并联网络引入到电路中时,难以用常规的手段进行电路状态方程的数学建模。为了实现所构建电路的数学建模,本文采用了二极管的含寄生电容的分段线性模型,其等效电路如图1 所示。
烧砖和石质是吴哥古迹两大主要建筑材料特色，这也是高棉建筑的用材特性之一。这些建筑材料均可在当地获取。经过长年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破坏，木结构历史建筑已悄然无存，保留下来并流传后世最多的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由青灰色砂岩石和棕红色角砾岩石砌筑而成的都城、寺庙、桥梁等石构建筑，这些古老的建筑遗产成为惊叹世人的吴哥石构文明的典型代表。
图1 西池西南部
吴哥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水利工程开发建设和维护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变迁关系密切，带动了水稻、水果、蔬菜种植业和酿造业等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水传载着吴哥文明的兴旺与发达，镌刻着高棉民族的成长与发展，治水活动始终赫然贯穿于吴哥文明历史之中。吴哥文明成也水，败也水，治水或者说水资源管理始终是吴哥王朝统治者及广大民众的要务。历代人在广袤的吴哥大地上取得了辉煌的治水成就，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遗憾和不解。研究吴哥时期的治水历史，主要依赖于现存地表可见的水利工程遗迹和考古发掘成果。近年来结合大吴哥城区附近陆续开展的激光雷达技术，最新考古发现了大型水坝遗址等，但是引水、疏水、蓄水等枢纽工程水工设施遗迹的考古工作还较为缺乏，需要从环境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水利史学等多种角度寻求历史的真相。
（二）规划有序的交通系统
吴哥时代的高棉帝国地广人众，其核心地区处于东南亚大陆的中央，除了地处中南半岛南部广大陆地外，还面向南部广阔的太平洋西部南海海域以及印度洋海域，交通体系应包括海道、水路运河和陆路道路等，不仅有面向海洋的海上路线资源，还有陆路和运河及自然河流交通资源。《南齐书·扶南传》中名震一时的“扶南大舶”既体现了扶南造船业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科学技术之一，也反映了扶南在南海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加之境内湄公河下游河网密布的运河系统为吴哥王朝的海运和河运交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如今，吴哥时代乃至东南亚地区宗教文明传播交流历史的研究，对增进中国古代佛教文化自海上传入路线和史迹等宗教文化的历史考古研究应当会大有助益。自南北朝以来，中国自海上传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因素逐渐增多，而这些很多可能都经过了东南亚地区的中转，东南亚的某些区域不仅是古代中国求法僧自海上赴印求法往返的中继站，也是入华传教的印度僧人的中继站。古代柬埔寨与中国的佛教交流非常密切，据《高僧传》《续高僧传》等的记载，早在西晋末年，天竺异僧耆域就经扶南至交广；萧梁时期，扶南著名僧人僧伽婆罗、曼陀罗仙、须菩提等先后来华弘法并译出相当数量的经典；梁陈之际，天竺高僧真谛自扶南入华，译经众多，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此外，扶南于萧梁时期还主动入华献佛经。因此研究中国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不能忽视东南亚地区的佛教遗存，佛教与佛教艺术的交流是古代中柬文化交流研究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据多项田野考古调查资料显示，已发现吴哥时期从都城四面向外延伸的主要官道共有六条线路，共同形成了吴哥道路交通的大型网络，总长共计约1000千米。这六条官道以大吴哥城为中心向四周基本呈放射状发散分布（图2）。各条官道沿途设置了多处驿站、行宫、馆舍、兵站、医院、水池、古桥等设施，与相互衔接的道路共同串连成为设施较为齐备的交通线。现存各条道路沿线依然留存有水池、石桥、邮亭驿站以及圣火殿等遗存，共同构成道路交通类线性遗产。吴哥王朝从都城向外辐射的多条官道交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道路运输和国家管理的作用，如从海外运抵海岸港口的外来陶瓷器等外销货物除了通过河道转运外，也有可能通过陆上官道长途运输至吴哥王城一带并转运到更加偏远的内陆地区，从一些古道附近的考古发掘中出土有中国、越南、泰国等外来陶瓷器的现象便得到佐证。
虽然吴哥都城考古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的一个薄弱环节，但大吴哥城在都城选址、设计规划、布局规模和营建技术等方面不仅是吴哥繁盛时期的都城典范，也应当是东南亚地区都城建设的佼佼者，这一点已基本形成共识。作为吴哥王朝最昌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权力中心，大吴哥城由宫城、内城、外城组成向心式三重空间布局，都城的建筑和布局见证了高棉帝国高度的社会秩序和等级观念，反映了借助空间秩序规划与建设国家都城的理念，维护和强化了权力的中心地位并明确了社会的阶级差异与礼制倾向。这一都城规划建设思想可能源于东亚和南亚地区城市文明发展范式的传播与融合。
2018年在行业监管趋严和市场疲软的双重打击下，游戏概念股持续走低。游戏龙头股腾讯控股（00700.HK）股价也随之持续下跌，距离今年历史最高价475.72港元，最大跌幅已超55%。在今年9月到10月份，腾讯曾连续24天回购股票，但仍未能有效挽救投资者信心。
（三）惊叹世人的石筑文明
水利工程对吴哥王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吴哥水利系统在工程选址、结构设计、修筑工艺技术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水池、水坝、运河等水利工程系统性地发挥了防洪蓄水、灌溉运输、调节水系等多种功能，成为东南亚地区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杰出范例。所有水塘都有进水口和排水口，有分散水流的渠道，还有水坝、溢洪道等一系列先进的控水设施和装置。现存大型水池和运河遗存等水利工程系统遗产能为业已消逝的吴哥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不仅体现了对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利用，也反映出吴哥社会具有大型工程的组织管理能力。
图2 吴哥时期皇家道路系统
吴哥王朝于9－15世纪的六百多年间，在政教合一的“神王思想”指导之下，在前吴哥时期“扶南国最大居舍，雕文刻镂”（《太平御览》卷786引《外国传》）和真腊三波坡雷古寺庙群等建筑文化基础之上，在强大国力和信仰的支撑下，大规模建造了包括历代都城和寺庙为主的建筑群。在北到扁担山和荔枝山等山涧、吴哥平原南及湄公河下游的广大地区，遗存着以寺庙为主的各类石构建筑遗迹600余处。其中，位于柬埔寨暹粒市的吴哥古迹核心区400平方千米的热带丛林范围内分布有90余组建筑组群及其数百座单体建筑遗构，20世纪20年代建成吴哥考古遗址公园，包括大吴哥城、吴哥寺（又称吴哥窟）、巴戎寺、圣剑寺、巴肯寺、巴孔寺、女王宫等遗迹（图4）。吴哥都城以外的广大地区还零散分布有多处吴哥时期石构建筑，较大型的如崩密列寺、贡开寺庙群、柏威夏寺、柏威夏圣剑寺、班迪奇玛寺、吉索山寺以及老挝的瓦普寺、泰国的毗迈寺等，如此众多的吴哥建筑群都属毫无争议的高棉艺术杰作。这些石构建筑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与民族风格再现了当年高棉帝国的繁荣与进步，其中闻名世界的吴哥寺被喻为人类建筑史上最辉煌作品的代表之一，是当今最能体现柬埔寨文化的宗教中心。
图3 柬埔寨磅同克黛古桥
吴哥古迹各类石砌建筑数量众多，结构类型多样，艺术风格演变不失主题。吴哥地区高棉建筑的发展对高棉艺术独特的演进史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深远影响了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现存的建筑结构以砖石砌体为主，在很大程度上由印度次大陆建筑风格演化而来，融合了印度宗教建筑等外来文化和本民族传统建筑文化艺术与建筑法则的精华，形成了东方艺术和建筑中独具特色的高棉建筑艺术风格，是研究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历史、建筑技术、艺术、宗教、政治、外交及经济发展等无法替代的载体。其中，采用叠涩技术将巨大的石块逐层叠起的券体结构和或精致细腻或气势磅礴的石雕艺术共同构成了吴哥石构建筑艺术的辉煌历史。尤为称道的是，代表神王哲学中象征须弥山的多层级山寺和祭拜重要人物职能的平面院落布局的平寺等寺庙石构建筑成为现存吴哥建筑的主要代表。吴哥寺庙、宫殿和桥梁等诸多古建筑群中的雕刻主要以古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翻搅乳海》等史诗和神话为题材，反映了对婆罗门教的普遍信仰。阇耶跋摩七世（约1181－1218年在位）时期修建了王城、寺院、医院、驿站、桥梁等大量建筑，很多高大建筑中以国王本人为原型塑造的四面佛塔雕刻象征着婆罗门教中的湿婆神与大乘佛教中的观世音，成为吴哥文化中的艺术经典之一。比起扶南时期重在模仿的雕刻思路，吴哥时期的工匠们更加追求雕刻风格适应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如12世纪中叶的吴哥寺和其他大量寺庙塔殿中，以古高棉女性为原型雕刻而成了体态各异的阿普萨拉仙女形象[3]。
当人们对吴哥石构建筑的气势恢宏和设计与雕刻艺术的精湛而为之惊叹的同时，用量惊人的石材产地来源与运输渠道等问题成了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在荔枝山山前地带等多个地点不断新发现的采石场遗址和运河遗迹功能的认识正在为我们解开这些谜团。
（四）繁荣兴盛的城市文明
吴哥王朝创造了繁荣兴盛的城市文明，无论手工业、商业抑或是都市营建，都展现出了外国舶商“富贵真腊”褒誉的风貌。9－15世纪的吴哥王朝数易国都，先后在今天的柬埔寨暹粒地区、贡开地区建造了吴哥王朝的都城5座，其中暹粒地区4座，分别地处荔枝山、罗洛士、巴肯山和大吴哥城区，而大吴哥城（Angkor Thom）是其中最为鼎盛的一座。观察每一座曾经立都的遗产地点，基本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教氛围，遗存有较多石构寺庙建筑，且大型寺院建筑的“城市”气息都极为浓厚，享有“城市寺庙”的说法。
图4 女王宫石雕
大吴哥城建于12世纪末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和他的继任者统治时期，是一座被长达12千米的护城河所环绕的古城，占地约145.8公倾，规模宏大，城市布局严谨，建筑壮美，五座城门的塔形设计结构和四面佛雕刻尤为经典（图5），厚重的城墙内外遗存了历代国王建造的多座皇宫、寺庙、祭台和塔殿等。都城交通体系发达，尤其是都城核心区的内外道路交通尤为便捷畅通。现存大城墙之内除了王宫及寺庙等石构建筑遗迹外，存在大面积的空旷区域，当时城内土地的利用是否包括水稻等农作物种植的稻田遗迹、商铺和民居等中小型聚落建筑遗迹的分布和分野，目前还不得而知。
从任教的第一年起至今，经常有学生提出“老师，究竟怎样才能学好政治？”这个问题。是啊，究竟怎样才能学好一门学科？那就必须要掌握该科的学科特点及学习规律。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有的学生还没有找到关于这一门学科的正确的或者说是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一本书、一支笔、一本练习册、一个笔记本、一个大脑这“五个一”是我在政治课上对学生们提出的要求。前“四个一”就是我们所谓的物质准备，而这“一个大脑”既是指要做好的课前思想准备、也是学生思考问题的生理基础、物质器官。
值得一提的是，六条道路上保存了吴哥时期石构桥梁遗址50余座，加之部分主要河流之上的古桥，现存吴哥时期石桥约100余座。绝大部分石桥主体为角砾岩石板砌筑而成，也有少量古桥如大吴哥城胜利门以东暹粒河上的石桥等采用了砂岩作为建造主体用材的例证，这些数量众多的古石桥是现存吴哥时期文化遗产当中较具特色的交通古迹（图3）。在今天柬埔寨境内的很多跨越城镇的河道上，修筑有多座模仿吴哥时期石桥风格的桥梁，虽然用材多为混凝土，但样式类似吴哥石桥，可视作对吴哥桥梁文化的传承。
（五）凝聚力量的宗教文明
吴哥古迹中多数寺庙都具备水池和环濠组成系统，尤其是吴哥城和吴哥寺等大型建筑本身也是完整而复杂的水利工程系统，都有环濠和水池布局，古城之中一个单一的水利系统连接整个城市网络。如环绕吴哥城四周的护城河宽度约百米，总长12千米以上；吴哥寺环濠宽达190～200米，环濠外围东西长约1900米、南北宽约1700米，总长度6千米多，不仅与城市和寺庙内外的大量水池、渠道、水库甚至自然河道互相连接，而且还能够通过水闸调节水位和流量，使城市核心区的地下水位保持平衡。班蒂克黛寺、崩密列寺、班蒂奇玛寺、柏威夏圣剑寺等大型寺庙除了建设宽大的环濠和小型水池外，每座寺庙东部都修建有一座大型水池，这几乎成为大型寺院布局的标配。
约公元一世纪以来，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分别传入东南亚一带。从扶南王国时期到吴哥王朝时期，一直是印度教和佛教相互消长的过程② 依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第五则“三教”所言，吴哥社会的宗教信奉存在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及印度教之别派，其中湿婆教尤为突出。参见（元）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 。扶南国如同古印度一样，实行政治制度与宗教紧密相连的国家体制，受印度宗教的影响，视巴普农山为王国中心和最能接近天神处所的圣山，同时当作婆罗门教世界观中宇宙中心须弥山，从而祭拜婆罗门教湿婆神，在奉行婆罗门教的同时，也宽容佛教的广为传播。这种宗教信仰制度和国家体制似乎被后来的吴哥王朝所效仿和继承。
图5 大吴哥城东门
图6 贡开寺庙群的“林伽”塔
9世纪初，阇耶跋摩二世从爪哇回到真腊，在荔枝山上修建山寺，通过婆罗门祭司举行“提婆罗阇”仪式，崇拜供奉从须弥山上湿婆神获得的“林伽”③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三教》所记，“所供无别像，但止一块石”，此所谓石即指林伽石。 （图6），国王成为湿婆的化身，代表着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尊严，从而实现国王与天神两种属性的结合，标志着吴哥王朝的建立和统一。从此，吴哥民众对国王的顺从则表现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效忠姿态，这种虔诚将王国的宗教信仰与国王成就的丰功伟业加以融合，支撑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阇耶跋摩七世统治时期是吴哥王朝的鼎盛时期，势力范围覆盖大半个中南半岛，包括二十多个属国，领土扩张一度达到东起占婆、西到暹罗湾及萨尔温江以西、北到中国、南到克拉地峡这样一个拥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范围。在婆罗门教祭仪继续被尊重和延续的同时，阇耶跋摩七世施行宗教宽容政策，使自己偏好的大乘佛教得到发展，传统的神王哲学被创新为佛王哲学，寺庙中以佛陀像代替了林伽石，四面佛像普遍流行。到了阇耶跋摩八世（约1243－1295年在位）时期复改奉婆罗门教，较多寺院的佛像遭到毁坏。大约在13世纪后期，暹罗在西边兴起，南传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从暹罗传入吴哥，逐渐取代了大乘佛教的地位，而印度教也趋于衰落。吴哥王朝后期，印度教和大乘佛教的影响式微，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普通民众都已转而信奉小乘佛教。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三教》记载，“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道教”极有可能是指印度教的别派湿婆教，“僧教”也主要是指小乘佛教，这不仅说明周氏看到的13世纪后期吴哥虽然湿婆教与佛教并存，但佛教信仰相对浓厚，也反映出吴哥王朝宗教信仰的历史现状。
1.2.4 跟踪健康教育效果 帮助患者总结自我保健效果。每1次讲座后、或家庭随访时，都进行交流讨论，做到复习巩固前1次的内容，增加新的健康知识内容，作1次血糖、尿糖测试，6个月后，再作1次问卷测试，其内容同基线调查。
古代印度在公元初年前后至8世纪，对东南亚诸国（除越南东北部）影响非常大且范围广，尤其是以宗教文化为甚，如扶南、真腊、吴哥时期的建筑风格及装饰题材深受印度教、佛教影响。相比较而言，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史源远流长，至迟从汉代开始就有僧人使臣远游域外，有关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宗教等多方面的著录多有留存[6]。约自8世纪之后中国对东南亚诸国的影响与交往逐步加深，单从吴哥地区出土陶瓷器来看，中国陶瓷首次大量涌入东南亚是在9－10世纪。9世纪初开始兴起的吴哥文明是闻名世界的古代文明之一，且中柬两国地缘优势明显，自古以来是友好邻邦，有着深远的历史交流和人员往来，交通往来路径陆海兼程，朝贡与回赐、册封、使节访问等人文交往形式多样，文化商贸交往繁盛，留下了很多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13世纪末叶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较为细致地记述了吴哥都城一带的“风土国事”，不仅成为吴哥文明的罕见文字记载，也启发了19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对吴哥古迹的长期探索发现、保护修复和对高棉文明的不懈研究。
以印度教与佛教为主流的宗教信仰烙印深深地铭刻在扶南王国乃至吴哥时代的文化脉络之中，并由此构成了古代高棉建筑与艺术的主题。吴哥古迹建筑遗存当中，周萨神庙的婆罗门神道修筑晚于庙宇主体建筑时代，茶胶寺等寺庙中石质林伽散见于院外、湿婆神像被毁遗弃而那迦座佛像尊奉于殿堂之内等等，这都反映出吴哥王朝对印度教和大乘佛教信仰的反复或并行过程。但是，无论信奉印度教阶段抑或是信奉佛教阶段，吴哥权力体系与宗教信仰紧密结合即神王合一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没有变，实行政教合一体制，当时社会具有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凝聚了强大的社会力量，充分反映了吴哥时期统一的宗教信仰文明。
古代高棉人的宗教信仰不仅内化于心，虔诚的信奉印度教和佛教教义，而且不遗余力地建造大量的寺庙塔殿，绘制、雕刻经典，为崇拜者提供了丰富的宗教场所。除了吴哥都城一带数量巨大的各类庙宇外，“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④ 前引《真腊风土记校注》第三十四则“村落”。 ，足见吴哥时期高棉人宗教文明的繁盛程度。
统一身份认证为其他信息系统提供相同的认证策略和认证方式，该策略可以有效识别用户身份的合法性。用户通过计算机登录某个信息系统时，该客户端通过浏览器访问该信息系统的登录页面，获取随机数和认证服务器证书，然后客户端将认证请求和用户证书发送给该信息系统的服务器，服务器转发认证请求和用户证书给认证服务器，认证服务器认证后，将用户证书序列号返回给系统服务器，由系统服务器通知客户端登录信息系统。统一身份认证支持电子密钥、数字签名和用户名／口令等多种认证方式，充分满足用户的安全认证需求。具体认证原理和流程如下图3所示。
基于吴哥王朝雄厚的国家实力，极盛时期的吴哥王朝疆域包括东南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建设了古代东南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的陆路交通道路网，推动了该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因大吴哥都城地处偏内陆地区，因此，除了与海洋和大河相关联的港口、码头等发达的水路河道运输系统外，围绕都城发散的陆路官道（又称皇道）系统是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这样的放射型的道路系统连接着吴哥都城与各个中心城镇，而且道路主要集中在洞里萨湖以北地区，以南的地区交通则很可能是靠水路。无论如何，这些规划有序、运转畅通的皇家道路交通有效保障了吴哥王朝对国家的经营和控制[2]。直到现在，部分国道沿用吴哥官道路线，还有部分古石桥仍然发挥着连通交通要道的作用。
二、吴哥文明富含东西交融的多元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或称南洋路线立足于丰厚的史前文明交往基础，约至秦汉时期酝酿成形，数千年来人文商贸交往穿梭于中国沿海诸港、东南亚诸国、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与东非和欧洲之间传统意义上的海上交通中，构建了一个国际性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网络，沿线文化个性纷呈的不同文明因相互联动和沟通交流而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文明共同体。在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人文商贸文化交往的进程中，东南亚的人们在坚守和发展自身原生传统文化的同时，基于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与接触的十字路口，且处在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中间，不仅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密切接触，也与波斯、阿拉伯等西域文明发生碰撞，不同程度地接受或选择外来文化的养分，逐渐发展成为充满东西方多元文化交融的区域文明[4]。
高棉人是东南亚的古老土著，今天的柬埔寨文明正是高棉族人创造的吴哥文明的延续和传承，而前吴哥时期的扶南国地处南洋丝绸之路文明互动中的重要节点，为东西交融的吴哥文明铺垫了有力的向海发展的历史基础。约3世纪初期，扶南成为当时著名的海港国家，这里也成为南海丝路贸易网络中取道马六甲海峡的船舶的中转站和集散地。位于今越南南部的俄厄港（Oc Eo）遗址，曾经是繁华辽阔的扶南海港之一，港口遗址地处湄公河三角洲沿海，濒临暹罗湾，距海岸仅三英里，境内大小运河穿行，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是东西方海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1944年法国考古学者对该港口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出土了来自古罗马、古印度和中国东汉至南朝时期的文物，对研究中国、暹罗湾沿岸、地中海等东西方漫长的航海之路及商贸文化联系提供了众多证据[5]。
古希腊哲学家的理性之思，孕育了最初的审美意识。在他们那里，万物的恒常性法则是最高的美，古希腊美学正是本体运思之产物［4］5。在毕达哥拉斯看来，数量法则统治着世界，万物皆被数所君临，美即表现为数的和谐。希腊人的信仰世界也被美所充盈，黑格尔写道：“美的宗教，……以希腊宗教的形态，既从内在方面，又从外在方面成为无限无穷尽的质料，以其优雅和美好著称。”［5］339哲学的智慧旨趣与审美的崇高感受融为一体。
由表3可知，四个维度之间均呈现中度正相关，除了对学习效果满意度维度外，其他3个维度均存在非常显著意义(P<0.01).说明本量表各维度间所测量的心理特质相对独立，也说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信度.
以大吴哥城为核心的都城地区（今暹粒一带）相对来说偏隅内陆之地，但历史上因为大江大河和淡水湖泊等自然水道与东南海域的连通，加之吴哥时期国力强盛、地域广阔、路网发达，使得吴哥王国与外界的交通往来较为繁盛，国际化程度较高，处于商贸文化交流的结点或枢纽地位，可以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结点，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融通点之一。吴哥王朝基于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的节点地位，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贸易网的中南半岛关键点，既有联通中南半岛内陆的商贸文化传播功能，也兼有面向海洋吸收多元文化的因素，形成了富含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面貌。吴哥王国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上，南来北往、沟通中西，是古代中国、东南亚、印度洋乃至欧美各国互通往来的海上交通要地，是当时国际上商贸文化交往频繁的重要地区之一，在“海上丝绸之路”人文商贸交通和文明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终点和节点作用，透过该地区可以观察到一些历史文化交流的多元世界信息。
在今天的柬埔寨暹粒一带积淀了十分丰厚的多元文化因素融合的文明古迹，其中不乏与“海上丝绸之路”陶瓷文化等密切相关的交往踪迹。在百余年来艰难发展的吴哥古迹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过程中，发现并积累了大量来自不同地域的历史文物，通过吴哥古迹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发现，吴哥文明与外来文化密切相关，文化因素多样。考古发现的多元文化因素除了前述东亚都城营建和印度宗教影响下的宗教信仰文化外，还包括陶瓷、金属、漆木器、玻璃等手工业技术等，也包括史籍记载的古代印度天文历法与中国干支纪年等历日文化影响等。其中外来陶瓷文化因素的遗物包括中国和越南及泰国等东南亚陶瓷以及印度红皮陶、波斯釉陶、阿拉伯陶器与釉陶、欧洲陶瓷等，以青瓷器为特色的古高棉陶瓷文化在模仿和创新中得到发展，使高棉文化发展至顶峰。大吴哥城王宫遗址等地出土的石研磨器、唐末至宋元瓷器以及相关机构收藏的金项链等，不仅与“南海Ⅰ号”南宋沉船出水品存在极为相似者，也能在唐宝历二年（826年）“黑石号”沉船中找到时代延续和货物交往的历史影子，可见吴哥文明同样参与到了古代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文化交流的历史潮流中。
三 、吴哥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吴哥王国位于东南亚大陆南部，面向海洋，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节点作用，在连接古代海陆交通的“一带”与“一路”中发挥了重要的十字枢纽作用。持续600余年的吴哥文明，在东南亚文明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对湄公河及湄南河流域的众多王权国家和民族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创造的不朽辉煌历史值得我们不断深入发掘，为人类文明不断丰富多彩多样的深邃内涵。
然而，如此璀璨绚烂的人类伟大文明神秘而迅速地走向失落的原因同样值得我们细究，无论是与暹罗的战争破坏、宗教信仰转变、大兴土木和公共工程疏失、水资源过度开发和森林过度砍伐等生态失调，还是瘟疫、干旱或洪水的气候灾变等原因，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具有鉴古知今的历史意义。因此，我们应当继续深入挖掘吴哥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面貌，为当今人文交流甚至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历史作用。
And going back further,I can recall things about the stars that I should have long ago forgotten if not for my second-grade teacher,Miss Scorchiotti….
法国人亨利·穆奥（Henri Mouhot）曾惊叹吴哥古迹的伟大，“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走出森森吴哥庙宇，重返人间，刹那间犹如从灿烂的文明堕入蛮荒。”正是因为吴哥文明的辉煌和古迹的伟大，吸引着国际社会的多家科研和文物保护修复机构先后奔赴这片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之地，前前后后已经开展了国际合作文物保护修复与历史考古研究一百多年，不仅使失落的吴哥文明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而且形成了用多种语言来表达和刊布的科研成果，时至今日吴哥仍然是国际合作开展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的国际舞台和世界典范。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落实的新时代，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走出去继续参与国际合作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与联合考古研究，承担象征吴哥文明的权力与信仰中心的王宫遗址保护修复与综合研究项目，加强与柬埔寨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中外文化交流合作，促进考古和文物保护理论技术的区域融通和互学互鉴，实现共同发展，更好地落实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
抽取148例我院收治的颈部浅表淋巴结肿大患者，所选患者病情均经手术病理学或者超声引导下粗针活检病理学检查确诊。排除精神性疾病患者、全身感染性疾病患者、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有化学治疗史或者放射治疗史患者[1]。纳入男性83例，女性65例，18至87周岁，平均（46.9±6.8）岁，49例淋巴结反应性增生患者、16例淋巴结结核患者、48例淋巴瘤患者、35例淋巴结转移癌患者。
我们必须树立文物考古学术自信和培育国际交流合作精神，也必须如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歌曲《怀念中国》中写道的一样，真诚做到“你是一个大国，毫不自私傲慢，待人谦逊有礼，不论大小，平等相待。你捍卫各国人民的自由，独立，平等，维护人类和平。”我们要客观对待有关对东南亚文化主要以“印度化”为特征的观点的不断挑战，让过去那种任由西方人讲述东方历史的时代逐渐远去，坚决摒弃殖民主义色彩，冲破西方学术垄断，不迷信学术权威，从对西方学术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反对洋教条，反对把西方的学术思想、观点、方法、成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圭臬，顶礼膜拜，唯洋是从。我们必须要站在世界文明观的视野下深入观察解读吴哥文明，逐步参与到世界历史的诠释当中，“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真正探索精彩多样的人类文明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独特魅力，不断丰富亚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不朽精髓。
参考文献：
[1] 贺圣达.中南半岛南传佛教文化圈国家的古代科学技术[J].南亚东南亚研究，2019（1）.
[2] Mitch Hendrickson.Historic Routes to Angkor： Development of the Khmer Road System（nin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 AD）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J].Antiqu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480-496.Mitch Hendrickson.A Transport Geographic Perspective on Travel and Communication in Angkorian Southeast Asia （ninth to fifteenth centuries ad）[J]. World Archaeology， Publisher：Routledge，2011：444-457.
[3] 顾佳赟.东西融通中的柬埔寨文明[N].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理论·世界史，2019-05-13（14）.
[4] 程爱勤.东南亚与中国、印度的文明对话——从东南亚文明多样化谈起[C].//王希、肖红松.跨洋话史：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 路易斯·马勒雷特.俄厄的发掘（1944年）[J].法国远东学院院刊，1951（16）.
[6] 侯松.中国古代域外书写的跨文化传播[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8-16（3）.
[本文受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6ZDA148）资助。]
（责任编辑：张双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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