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著对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译著论文,图书馆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BSTRACT The fact that 251 translated works on library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published in China from 1949 to 1994has exercised positive and far- reaching influences on the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sciences,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ibrary andinformation establishments,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moder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techniques,etc. 2 tabs. 42refs.
SUBJECT TERMS Library science—Translated works Theoriesof library science—Recommendations
CLASS NUMBER G25∶H059
1949～1994年，我国正式出版图书馆学情报学译著251 种（包括编译）。涉及的主题范围较广，其中：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理论的47种，占18.73%；图书情报事业组织与管理的37种，占14.74%；情报检索语言的23种，约占9.1%；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的30种，约占12%。 下面从这4个主题范围谈谈它们对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影响。
1 基础理论研究
1.1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我国的图书馆学是随着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本世纪初建立起来的。1949年以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人们不满足以往的研究水平，力求超脱就图书馆论图书馆的窠臼，将图书馆及其活动放到一个更大范围、更大系统中去观察。国外的研究路向，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
50年代开始，我国较大规模地介绍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有关发展图书馆事业的论述，以及前苏联图书馆学方面的论著。如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论图书馆工作》（李哲民译，时代出版社，1957）、O.C.丘巴梁的《苏联图书馆事业组织原理》（舒翼翚译，中华书局，1957年）以及《苏联的图书馆事业》（舒翼翚编译，中华书局，1952）等。对当时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使我们在对旧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进行整顿、改造的同时，探索如何建立新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但前苏联“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所具有的鲜明的理论批判风格对我们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如50年代对西方和旧中国“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批判似乎过了头；在很长时间里，提出新理论的著述远不及批判旧理论的著述多。这一现象直至80年代初才得以扭转。
改革开放使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理论研究者们根据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努力吸收国外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力求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引向深入。随之，一批国外基础理论专著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其中较有代表性，并对我国基础理论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前苏联O.C.丘巴梁的《普通图书馆学》（徐克敏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该书的特点是，在一般方法论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并以此来研究它的发展规律。80年代，我国一度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图书馆事业”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丘巴梁图书馆学理论的影响。
美国谢拉的《图书馆学引论》（张沙丽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以及他以后提出的“交流系统论”，对我国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图书馆学研究从传统的图书馆工作经验描述走向图书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从微观领域的问题和工作方法研究进入宏观领域的发展战略研究。一批图书馆学者崇尚谢拉的“理念图书馆学”精神，运用数理方法、抽象思辩、调研论证等科学手段，致力于“新型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格局开始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如周文骏的“文献交流论”、宓浩等人的“知识交流论”、黄宗忠等人的“文献信息交流论”等。
印度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夏云、王先林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是图书馆学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该书的完整翻译，使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者，特别是图书馆服务与读者工作研究者，能够从历史发展和理论分析的角度对阮氏的“图书馆学五定律”进行深入研究，并由此创建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读者学。至此，我国在图书馆服务观念转变、“读者第一”思想确立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了一批代表学术综合水平的图书馆学基础著作。吴慰慈、邵巍的《图书馆学概论》，周文骏的《文献交流引论》，宓浩的《图书馆学原理》，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等，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上述国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站在新的高度提出了新观点和新见解，力图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进入90年代，文献信息学成为基础理论的主流学派，黄宗忠的《文献信息学》、朱建亮的《文献信息学引论》等著作代表了我国现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也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在不断吸取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逐步走向深入，并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1.2 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
1956年10月我国建立了第一个国家情报中心——科学情报研究所，开创了我国正规的科技情报事业。我国情报学的理论研究是紧随着科技情报事业的兴起、发展而逐步展开的。在初始阶段，无论是科技情报工作，还是情报学的研究，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向前苏联学习。刊物上大量介绍以前苏联为主的国外情报工作经验和理论，因而前苏联的情报工作模式和情报学理论对我国影响较深。1962年袁翰青、曹昌等人编写的《科技情报工作讲义》（上、下册）就是在大量吸收前苏联等国情报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是我国第一次建立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尝试，初步形成了这一领域中理论研究和工作方法的基本框架。1978年以后，国外一些有影响的情报学专著及几种主要的理论被陆续介绍到国内。美国情报学家萨拉塞维克的《情报科学引论》、前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的《科学交流与情报学》、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的《情报学基础》，在我国情报学术界被广泛传播、研究和借鉴，促进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
1980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徐新民等人翻译的《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受到图书情报界的普遍重视。由于这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情报学理论的著作，因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关引文分析的结果表明，80年代，在我国情报学论著所引用的国外文献中，《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一直名列前茅。另外，情报理论界对米哈依洛夫理论的偏爱，一方面促进了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激发人们去深入研究情报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去积极探索我国情报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致使80年代一度出现情报理论与情报实践脱节现象。
80年代，我国兴起了“情报教育热”，我国学者自己编撰的情报学著作和教材不断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情报学基础理论著作有：严怡民主编的《情报学概论》、王万宗的《情报学概论》、桑健的《科技情报学概论》、邹志仁的《情报学基础》等。所有这些都是吸收国外著作中的最新知识和理论，经过深入分析研究后写成的。它们的出版对于国外情报学理论在我国的普及和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
进入90年代，我们在吸收和借鉴国外情报学的学术思想的同时，积极探索、研究并建立了我国的情报学基础理论体系，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注重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综合研究，不断引进相关学科知识，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程度日益提高，产生了新的分支学科，如情报经济学、情报心理学、情报控制论等，并出版了这些方面的专著，如胡昌平的《情报控制论基础》、马费成等人的《情报经济学》和沈家模的《情报心理学》等。
2 事业组织与管理
建国后不久，我国就开始对列宁图书馆管理思想和前苏联图书情报事业组织与管理理论的系统引进。《列宁论图书馆工作》等译著提供了对前苏联图书情报事业组织与管理研究成果的全面借鉴。
然而，当时苏联图书情报事业组织与管理的理论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理论体系还未成熟。又由于我们对待国外理论成果的片面性，盲目排斥欧美先进经验，学术借鉴、学术研究中过多地看政治倾向，将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化，因此，研究仅停留于基础性及技术性工作经验的总结和描述上。
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组织与管理研究真正纳入研究轨道、形成研究气候始于1981年。1981年3月和8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和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分别在四川峨眉和江西庐山召开了学术研讨会。两个会议使人们认识到：我们图书情报事业的组织与管理应摆脱经验的痕迹，走上科学管理的道路。所谓科学管理，就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原理和方法，遵照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才、物力和财力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取得最佳效果。
在这之后，我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思想，以寻求广泛的科学基础。1983年开始，相继翻译出版了国外较有代表性的图书情报事业管理方面的理论著作和大量译文。例如，表述欧美图书情报工作管理思想的著作有：美国R.D.斯图亚特等的《图书馆管理》（石渤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沃伦·B ·希克斯等的《现代图书馆管理》（李新乐、汪少敏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等；表述前苏联图书情报工作管理思想的著作有：и.M.福鲁明的《图书馆的组织与管理》（赵连生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P.E.伊万诺夫的《情报工作的组织与方法》（王靖元、张幼莲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K.B.卡赞采娃的《情报活动的科学组织》（高祖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等。其中，斯图亚特的《图书馆管理》和福鲁明的《图书馆的组织与管理》是代表两种图书情报事业管理学派的专著。
国外的现代图书馆管理思想和理论，以及系统理论、行为科学、统计学、运筹学、数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使我国的图书情报管理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促进了图书情报事业管理工作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1）管理研究由单一的定性描述发展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提高了研究的科学化程度。
（2）研究范围不断拓宽，在原来的对藏书、人员、经费、 设备等传统管理项目的基础上，开始了对管理体制、决策管理、行为管理、业务定额管理、岗位责任制和目标管理等新的领域的研究。
（3）图书情报事业的组织与管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具体表现为：图书情报事业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建立了由国家集中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图书情报事业管理体制；图书情报机构逐步健全，建立了中央的、地方的和基层的三级图书情报机构，形成条块结合的组织形式；图书情报网络逐步形成，组建了以中心图书馆为骨干的图书馆协作网和专业科技情报网等，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成为今后网络建设的重点；图书情报工作文件和规章制度逐步问世；管理观念有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思维、新观念，成为促进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现在，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管理研究已走上图书馆系统管理和情报系统管理共同研究与开发的道路，如图书情报系统网络化研究、图书情报管理学研究、文献信息管理系统研究、图书情报一体化研究、文献资源布局研究和图书情报事业发展战略研究等。所有这些将促使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组织与管理的研究向更深、更广、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3 情报检索语言
我国情报检索语言的发展与国外情报检索语言成果的引进有着密切关系。
3.1 分类检索语言
50年代初至60年代，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图书分类法的基本性质及图书分类法的指导思想。前苏联杰斯林柯的《论苏联图书分类法草案》（附有一、二级类目）一文（1955年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出版全文单行本），以及前苏联其他图书分类学家的论文，对我国当时及此后的图书分类法的研究和编制产生了较大影响。此间我国编制的分类表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人大法》）、《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科图法》及《武汉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武大法》）等。还出版了一些有关分类方面的论著，如刘国钧的《图书怎样分类》、杜定友的《分类原则与分类问题》、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藏书与目录第二篇：图书分类与图书标题》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以后分类检索语言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以后我国分类检索语言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原因之一，就是比较系统地引进了国外分类检索语言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引进的国外分类检索语言著作主要有：日本宫坂逸郎、石山洋等的《图书资料的分类》（宋益民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印度塞克德瓦的《冒号分类法理论与实践》（吴人珊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前苏联E.и.汤姆林的《图书分类法史略（第2卷）》（何善祥、郑盛畴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翻译出版的国外分类表主要有：《国际专利分类表》（A—H部）（中国专利文献服务中心译，专利文献出版社，1984～1985）、《冒号分类法解说及类表》（宋克强、许培基译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等。此外还有一些非正式出版的译著和译表，如维克利的《分面分类法——专业分类表的编制和使用指南》（秦明、云野译，1984）、布坎南的《图书分类理论》（于鸣镝、冯频译，1981）、《苏联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本）》《倪波、金恩晖等译，1986）、《情报学、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分类表》（侯汉清译，1984）等。尤其是刘国钧先生将系统研究现代西方著名分类法（包括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克特的《展开制图书分类法》、布朗的《主题图书分类法》、阮冈纳赞的《冒号分类法》、布立斯的《书目用图书分类法》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等）的心得汇编成《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一书出版，对进一步推动分类法的研究和编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阮冈纲赞的分类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及其对我国文献分类工作的影响。阮氏于1933年编制出版了世界上第一个分面分类法——《冒号分类法》，此后又陆续发表了几部分类研究专著，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分面分类理论。1957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第11期上，发表了刘国钧的《冒号分类法简述》和强一宏的译文《冒号分类法和它对文献工作的作用》。两篇文章首次把阮氏分面分类学说和《冒号分类法》引进我国，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1978年，周树庵在《四川图书馆》第11期上发表《冒号分类法简介》一文，重新肯定了《冒号分类法》的地位及其理论价值。其后，国内对阮氏的分类理论的研究活跃起来。80年代中期，我国翻译出版了一些研究《冒号分类法》的专著（见表1），并发表了10余篇研究、介绍阮氏生平与分类理论的论文。
表1 我国翻译出版的阮氏及其理论研究著作
著 者 译者书名 出版者出版年印数(册)
冒号分类法 书目文献
塞克德瓦 吴人珊 1985 11400
理论与实践 出版社
宋克强、 冒号分类法 书目文献
阮冈纳赞 1986 13000
许培基解说及类表 出版社
夏云、王 图书馆学书目文献
阮冈赞1988
9000
先林等五定律 出版社
阮氏的分类思想对我国的分类研究和分类工作产生的重大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1）对《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 》）和《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以下简称《资料法》）的影响。50、60年代编制的《人大法》、《科图法》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草案）》等都属于纯列举式分类法，除复分、仿分外，均未采用任何专用的组配符号和组配技术。直到1975年《中图法》和《资料法》正式出版，才首次引进了冒号组配编号法，但当时仅局限于少数类目。80年代出版的第2 版《资料法》，在组配技术方面，除增设一大批专用复分表及新设置了联合符号、通用时间地点区分符号、民族区分符号等专用组配符号外，还扩大了冒号组配使用的范围。90年代初出版的第3版《资料法》， 打破了在规定的类目下进行组配的限制，未有规定的类目亦可根据需要进行组配。
围绕《中图法》和《资料法》的修订，我国曾召开过两次重要的研讨会。第1次是1985年的铜陵会议。 会上一致同意进一步扩大组配范围，更多地采用组配技术。甚至有人提议仿效《冒号分类法》编制一部大型分类法。这次会议实际上为《中图法》和《资料法》在第三版中扩大使用组配的范围奠定了理论基础。第2次是1990 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资料法》分面改造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了对《资料法》进行分面改造的多种方案，为《资料法》由列举式分类法向半分面式分类法过渡做了技术上的调研和准备。
（2）对我国标引模式的影响。标引模式亦称引用次序， 是指对复杂主题进行标引时，各个主题因素的组合或排列次序。它是情报检索语言的重要句法手段，直接关系到情报检索的效率。在这方面，阮氏的研究最著名、最具代表性。他提出了范畴职能引用次序，将所有文献主题因素按其性质概括为本体、物质、动力、空间、时间五大基本范畴，并根据他研究的“具体性递减”等组面序列的原则依次排列，从而建立了著名的PMEST分面公式。为了适合各种主题的标引， 他还提出了“层”和“轮”的概念，并为《冒号分类法》的每个大类分别制订了更为详细的引用次序。此后，英国的维克利（B.C. Vickery ）、福斯克特（J.Foskett）、米尔斯（J.Mills） 等人对阮氏引用次序进行了改进和加细，设计了标准引用次序。70年代初，英国奥斯汀（D·Austin ）在阮氏分面分类及链式索引技术的基础上，研制了保留上下文索引系统（PRECIS）。
我国对引用次序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80年代后，受阮氏及英国维克利、科茨（E·J·Coates）等人的影响，才开始对引用次序进行研究。1981年，刘湘生发表了《关于主题分面组配公式》一文，提出所有的主题词都可以归纳为5个基本面，每个面即为1种类型的主题因素。 这5种因素的代号及组配次序为：A主体因素——B通用因素——C 位置因素——D时间因素——E文献类型因素。这是国内最早的主题标引模式，后被写入GB3860—83《文献主题标引规则》（后改名为《文献叙词标引规则》）。将阮氏的分面公式与刘湘生的组配公式相比较，显然是后者学习、借鉴了前者。
（3 ）对我国情报检索语教育的影响。这集中反映在我国已出版的8种高校图书情报专业的分类教材上。 几乎所有开设图书分类课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都将《冒号分类法》和阮氏分类理论作为课程的重点教学内容。
分类检索语言理论研究的发展加快了我国分类表的编制和修订。例如《人大法》第6版于1994年8月定稿，1995年出版；《科图法》第3 版修订工作已经完毕，于1995年出版；《中图法》已出至第3版， 新版的修订工作即将开始。
国外分类思想的引进、消化、扬弃和发展，大大缩短了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分类检索语言向组配化道路发展，向分类主题一体化道路发展，向自动化道路发展，向标准化道路发展，向专业化道路发展，向语种兼容化道路发展。
3.2 主题检索语言
我国从70年代才真正开始主题检索语言的研究、编制和推广应用。通过大量翻译国外的著作和论文，如《叙词表结构、编制和使用规则（美国国家标准）》（马龙壁、孙国辉译，1980）、C.托迪施尼等的《文献标引手册及实例》（谭重安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1）、《1957到2000年主题标引的趋势》（郭友仁译，1986）、兰开斯特的《叙词表的编制和使用简明教程》（赵阳陵译，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9）、福斯克特的《世界三大叙词表简介》（初戈译，1981）等，使我们有可能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国外主题检索语言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速我国主题检索语言的研究，出现一批覆盖面广、实用性较强的论文和质量较高的专著，以及数量可观的老中青研究队伍。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有：张琪玉的《情报检索语言》、刘湘生的《主题法的理论与标引》、丘峰的《情报检索与主题词表》、钱起霖的《汉语主题词表标引手册》、傅兰生的《主题标引与索引技术》及侯汉清、马张华的《主题法导论》等。
《航空词表》、《国防科学技术主题词典》、《汉语主题词表》和《国防科学技术叙词表》等一批综合性和专业性词表，在很多方面都吸取了国外词表的编制理论和技术。
我国情报检索语言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具体表现为：
（1） 研究方向的转变。研究人员已逐渐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如何改进和正确使用情报检索语言，以提高检索效率的方面上来。
（2）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不仅有体系分类法、 组配分类法、标题法、元词法、叙词法和键词法，而且还有代码检索语言、引文索引法、情报检索语言计算机化和自然语言在情报检索中的应用，以及情报检索语言的标准化、兼容化和一体化。
（3） 研究方法多样化。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法、历史演变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整理法、移植法、理想语言设计法、现用语言改进法、语言学方法、数学方法、统计方法、实验方法、计算方法等的研究者日见增多，思路日见宽广。
1994年，《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及其机读版的问世，标志着我国情报检索语言的研究和实践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4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是一个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导的，由缩微技术、通讯技术、声像技术、光盘技术和联机检索等组成的高技术群。
我国图书情报技术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这些技术的引进与采用中，起桥梁作用的还是大量的文献信息。这些文献信息的流入及其在我国的传播，使我们对世界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与走向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加快了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化的进程。这主要体现在图书馆自动化、计算机情报检索、光盘技术等方面。
4.1 图书馆自动化
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建设起步较晚。1972年9月， 我国图书馆代表团在美国访问了华盛顿、纽约等地的各类型图书馆，开始对国外图书馆自动化情况有所了解。1974年8月， 中央批准了“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的研制工作，标志着我国图书情报自动化建设的开始。1975年12月，刘国钧教授在《图书馆工作》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的文章，首次在国内详细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MARC计划，图书情报界开始认真思考和准备如何实现图书馆自动化的问题。1979年7月， 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沈迪飞的论文《谈谈我国图书馆应用计算机的起步的问题》，总结了国外经验，分析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对我国图书馆应用计算机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70年代的各项活动为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建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
我国将计算机技术全面引入图书情报工作是在80年代以后。从这时起国外的专著（见表2。统计时间截至1988 年）和论文不断地被译成中文。
表2 我国翻译出版的图书馆自动化著作
这些译著的出版和大量译文的发表，对我国图书情报工作人员的观念变革以及理论、实践探索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应用方面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MARC的产生与推广应用就是一个突出例子。我国在消化吸收LCMARC、UNIMARC、UKMARC等的基础上，于1982 年颁布了《文献目录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GB2901-82）国家标准。1986 年发表《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即CNMARC格式。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一书。CNMARC的制定，使国内机读目录格式基本趋于一致，已经运行和正在研制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都以CNMARC和LCMARC作为中西文书目的数据格式。高校系统的“中文书目合作回溯建库研究”的书目数据库也采用了CNMARC格式。新华书店的图书征订目录也在向CNMARC格式靠近。
4.2 计算机情报检索
在研制我国的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过程中，图书情报工作者系统地学习和借鉴了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从不同角度论述计算机情报检索的译著就出版了多部（见表3。统计时间截至1989年）。
表3 我国翻译出版的计算机情报检索著作
国内读者和研究人员通过上述译著，对计算机情报检索有了全面了解，其中美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兰开斯特，以他的著作和多次来华讲学，为我国情报检索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兰开斯特著述甚丰，除发表近百篇专业论文外，还出版了10余部专业著作，其中有7部被译成中文。 他的著作受到我国图书情报界的欢迎和重视，或被选为大学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或被用作计算机情报检索工作的指南。陈光祚主编的《计算机情报检索导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和赖茂生等编著的《计算机情报检索》（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两本教科书都或多或少地受兰开斯特著作的影响，尤其是在情报检索系统的基本构成和系统评价方面更是如此。
兰开斯特的《Vocabulary Control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一书的两个版本，即1972年版和1986年版都被译成中文，对我国的词表编制、数据库建设以及检索系统效率提高都产生了启示作用。
我国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的发展，主要是以引进、开发、利用现有国外数据库资源，设立国际联机检索终端，开展外文情报检索为起点，在消化、吸收国外已有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建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汉字情报检索系统和中文数据库服务业。
4.3 缩微技术
80年代以前，我国的缩微技术比较落后。不仅表现在规模与技术的普及程度上，也表现在技术人员的素质、数量上。
80年代后，随着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文献保存时间和空间问题日益突出，缩微技术才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之上。1982年，中央作出批示，要求图书馆和文物、档案部门用缩微办法保存与抢救文化遗产。同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率先出版了由吴则田翻译的美国格伦厄姆等著的《缩微胶片技术》、W.萨法迪著的《缩微复制》，介绍了美国的缩微技术。1983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缩微技术研讨会；同年9月又在成都召开了图书馆缩微复制工作座谈会。经过一年多的组织与技术准备，1985年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工作会议，正式宣布缩微中心成立，并成立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协调委员会。如果说这3 次会议为我国图书情报机构广泛应用缩微复制技术做了舆论和组织上准备的话，那么，1984～1986年出版的《缩微技术》（美国小约瑟·勒·基什著，蒋泽廉等译，测绘出版社，1984）、《缩微复制技术》（高凤志等编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缩微照相实用手册》（美国J.L.基西著，薛正文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及发表的有关缩微技术译文，则从技术上给了我们以极大的促进。
通过10多年的努力，我们在解决文献保存空间紧张以及珍善孤本资料的长期保存、提高缩微技术人员的水平与素质、缩微技术的应用与提高、缩微品的利用与普及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4.4 光盘技术
光盘作为信息存贮及检索技术的后起之秀，70 年代在美国兴起， 80年代中期开始引进我国。90年代我国出版的《MEDLINE 光盘检索系统使用指南》（吴及奇、赵永同编译，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国际联机与光盘检索策略》（温有奎编译，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以及有关译文，对光盘技术的应用及其发展动向做了进一步的全面介绍，为我国制定光盘技术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目前，我国已有几十家图书情报机构利用几十种光盘建立了小型数据库，并在提供情报检索服务。
此外，照相复制技术、声像技术、防火防盗技术、图书保护技术等也在我国图书情报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90年代，多媒体技术及“信息高速公路”这一跨世纪的宏伟工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也为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来稿时间：1996—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