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历史的悲歌——浅说《曾国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说论文,悲歌论文,人与论文,曾国藩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小说以其特殊的魅力，多年来一直拥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虽然没有产生过《废都》式的轰动，可也没有遭受过十分明显的冷落。或许正是这种最适宜文学创作正常发展的氛围，使得历史小说较之其他种类的小说，如社会问题小说、道德小说、爱情小说等，更稳定地向前发展。
突破单纯反映农民起义的狭隘视域而由政治的层面进入文化的层面，从复述事实到人物形象的着意描画，都明显地表现出历史小说近年所取得的可喜成就，以及历史小说创作者们更高的创作追求。而《曾国藩》，无疑正是历史小说改变创作视域而由人的视点切入去反映历史的一个十分成功的体现。
客观地说，像曾国藩这么一个复杂而又比较敏感的历史人物，于十年前的确不大容易作为一部小说的主要描述对象而出现。今天仅从这一角度论，《曾国藩》的出版，既表现出时代的进步，是人们可以更客观和实际地认识与审视历史的反映，同时，也是历史题材的创作逐渐于表层进入深层的一种探索与开拓。这样，也就见出了它的作者具有不凡的气魄、胆略与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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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一个孤立的平面，而是上下纵横多种关系的交织。其中，有神圣也有肮脏，有崇高也有卑鄙，理性与感性融汇其中，因而，才分外迷人，并为人们提供多重评述与解说的层面与角度。这是《曾国藩》的作者对历史的理解与认识。因此，他才能于创作中表现出历史的丰富内涵。
历史即事实，一般的人都会有如此的认识，而且众多历史小说的作者与传记文学的作者，往往都是从这样的理解与认识出发，去进行所谓的创作的。正因如此，不少历史小说和传记文学，都给人以表层事实复述的观感，不仅看不到鲜活的人物形象，更表现不出历史并非一种被动的存在。原因就在于没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即事实的“事实”，是一些人与一些事跟另一些人与另一些事之综合和交织，而不仅仅是一些事，也就是尚未能把握好人和事之间的关系。而唐浩明对此却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他在创作《曾国藩》时，始终注意把握人和历史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加以着力的表现，从而反映出历史是由人去创造的，不过人又为历史自身所制约的清醒认识。因此，在同样是传记体并基本按时间顺序叙述历史人物经历的《曾国藩》中，读者不仅能够对作品所描述的那一段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且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人与历史的相互作用，并进而感受到历史的确不乏鲜活的内容与丰富的生命力量。
简单地说，没有洪秀全或许就没有太平天国的起义。若此，也就肯定满清王朝不会放手让汉人官吏掌握兵权，曾国藩不可能去创建湘军，而只能做一个也许有点才气但很难有所作为的穷京官终此一生。反过来，正是有了洪秀全及太平天国起义，而满清王朝又处于走向衰落败亡之际，虽不愿但又不得不重用汉人官吏，因此，才有了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崛起。这样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客观上是洪秀全为曾国藩创造了机会，而又正是曾国藩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败亡。
从现在的角度看，那一切即使带巧合的性质，也难以不使人兴起造化弄人的感慨，并令人叹惜历史之无情。历史之无情，在于它有形与无形之间总是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使得人们很难超越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能超越所处历史阶段的只是罕见的伟人，如孙中山，如毛泽东。然曾国藩毕竟不是孙中山。因而，他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性，以捍卫传统文化、孔孟之道为旗帜，俨然以正义之师自居，去跟实际上代表了追求进步与光明的太平军作浴血奋战。这在他的心目中，自认为是为反对异教文化而战，而且以此作为他作战的动员令。他还以承继王阳明的宝剑为骄傲，却没想到，或是假装忘却他的儒学前辈顾炎武、王阳明等不仅坚决反抗满清的入侵，而且一辈子都坚持不与满清合作。
同样是以传统文化捍卫者自居，在对待满清王朝的态度上却截然相反。不仅反映出孔孟学说所谓正统观念的内在矛盾性，更表现了曾国藩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这种传统文化内在矛盾性与自身历史局限性的结合交织，充分表现出曾国藩作为一个人的深层的悲剧色彩。太平天国起义，为曾国藩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和抱负的相当广阔的历史舞台，或者说是如此广阔的历史舞台，启发和拓展了他的抱负。曾国藩企图做一个名垂青史的中兴名臣。他在跟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整饬吏治、重振朝纲的蓝图。不过，曾国藩虽然手握重兵，威震一方，俨然为支撑满清王朝的柱石、救星，但或许正是如此的声威与形象，使得本来就对汉人官吏充满不信任和防范戒备之心的满清王室对他更是不能放心，不能不重用他而又时时防备他功高震主，更是害怕他利用民族感情反戈相向夺取江山。而对于曾国藩来说，同样是既想建功立业，又担心过于宏大的功业使满清王室增加对他的猜忌。这种人生的悲剧无疑是相当深沉的，忠心耿耿为主子卖命，却时刻为主子所防范。撇去民族感情的内容，曾国藩与岳飞在心境上并不缺乏相近似的内涵。而明知如此，仍不得不殚精竭虑舍命为之，仿佛冥冥中有一根命运之绳，在牵引着他自觉不自觉地行动，这是人的悲剧，同样也是历史的悲剧。
处于当代的人，自然可以抱不平地说曾国藩是个傻瓜，与其出力卖命不讨好，不如跟太平天国达成协议，推翻清王朝取而代之，就如他的弟弟曾国荃所提议的那样。历史的确有过如此的契机。倘若出现，历史无疑又将是另一番模样。不过，那就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曾国藩，也同样不是历史上的曾国藩所能够干出的事情。而唐浩明正是把握这一点去表现人和历史的关系，写出人与历史的相互制约。历史孕育出洪秀全、曾国藩这样的人，他们才会创造出那样的历史。
正是这种不仅站在当代的立场，而且能够复原历史去理解和认识历史人物的切入描写，使得《曾国藩》的作者能够摆脱单纯歌颂或批判的视角，更客观和充分地展示历史的丰富性。简单地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去描写曾国藩是一个残暴屠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并不难，而切实地写出他处于当时的地位、境遇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观念，那就不容易了。唐浩明采用了不那么容易的后者，着力写出曾国藩由于仕途通坦，而立之年就获道光皇帝的青睐，当上副部级的高官，对孔孟学说的崇拜，又自认为是孔子门徒曾子的后裔，因而反感、仇视太平军以耶稣学说作旗帜对抗以孔孟儒学为基础的满清王朝的斗争。
这样的描述，不仅比较准确地表现出那一段历史的形态，而且比较准确地写出了曾国藩创建湘军对抗太平军的心理基础。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曾国藩是出于一个成功者对失败者的防范而为捍卫既得利益跟太平军作战。从文化的角度论，他是自以为传统文化之正统继承者与宣扬异教文化的叛逆者作斗争。此外，当然也可以说他是从地主阶级的角度，仇视农民阶级试图打破原有等级制度的努力，还有等来了可以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之机会的雀跃，能够大展鸿图、实现抱负的野心。这一切，既写出了在某种意义上的历史之人为性，又写出了历史在一定程度上的规定性。人很难冲破历史的规定性，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按照它所规定的节奏去运转。曾国藩跳不出这种历史的规定性去创造新的历史，试图创造新的历史的洪秀全，同样打破不了历史规定性的束缚。洪秀全虽然一度打破了历史规定性的节奏，但最终还是不自觉地回到历史规定性的节奏中去。
《曾国藩》虽然不以正面描述太平天国起义为主要目的，但没有太平天国起义就不会产生历史人物曾国藩。为此，要写曾国藩自然不能不写到太平天国及它的领导人。自身的腐化是太平天国失败灭亡的主要原因，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曾国藩》的作者无意过多地重复这一并不新鲜的发现，而比较着力写出创立太平天国的粗糙与不完善。无疑，这同样也是一种历史局限性的体现。洪秀全同样不是孙中山，他并没有对西洋文化有一个比较全面、更谈不上比较透彻的了解和认识。为此，靠几本宣传耶稣教义的小册子，他只能提出人人是兄弟姐妹这种比较空泛的口号，而不可能像孙中山那样提出“民族、民权、民生”这样反映出现代价值观、具有纲领性的实施政策与奋斗理想。因而，洪秀全起义仍然是利用人民对贫穷的不满与绝望而引发的、传统式的农民起义。即使最后成功，也只是换了一个皇帝而已，而不可能对社会的体制与实质，有真正意义的改变。此外，创立于中国土地上的太平天国，自然无法割断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更不可能完全接受以耶稣教为代表的西洋文化。非驴非马，在军事与文化的双重压力下，的确很难站稳脚跟。因而，太平天国的失败，只不过是一件或迟或早的事情。那样，即使没有曾国藩，也会出现一个李国藩或刘国藩而成为所谓的中兴名臣的。
因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洪秀全与曾国藩于本质上并不缺乏相似性。洪秀全走向起义造反的不归路，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倘若他不是累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以失败而告终，有可能获取一官半职，那么怀才有遇的他，就肯定不会生出造反之心。反过来，假如曾国藩的仕途不是如此特别的通坦，也就不可能跟满清王朝那么亲近和贴心，不仅不会如此卖力去捍卫它，甚至有可能会产生异志异心。所谓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无疑是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一种价值观的体现，从诸葛亮到曾国藩，都反映出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曾国藩与洪秀全，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生活中的不同经历与遭遇，既决定了他们的不同思想与行为，也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
正是这种从人的视点出发，紧紧扣住人与历史之关系的描述，使得《曾国藩》对历史的表现，不仅比较丰富，而且写出了动态的历史。从而，既表现了历史的既定性，如实写出了它已确定的流程，又表现了历史的或然性，于确定流程的描述中，透示出它有多种流向的可能性。如此的历史观念，无疑是比单纯复述历史事实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深。因此，《曾国藩》给人们的观感，也就比一般的历史小说凝重和丰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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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的视点出发，决定了《曾国藩》的作者必然十分重视人物形象的描画与雕塑。作为中国最后一个有机会充分展示自己的大儒，曾国藩无疑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含的历史人物。而如何把握和描写这么一个复杂、敏感的历史人物，则是对描写者的一个严格的考验。唐浩明的答卷，可以说相当的漂亮。
从人的视点出发，将曾国藩作为一个平常人去描述，自然是得力于曾国藩并不是一个社会倾向大力颂扬、赞美的历史人物，因而能够采取平视、甚至俯视的角度描写他，不会由于如此的描写引来文学之外的麻烦。而正是有了这样的描述视点，使得作者下笔从容，比较成功地描画出曾国藩作为一个人，又是具有特殊经历、际遇的人的艺术形象。
在作者的笔下，曾国藩首先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人，平常得挤在人群中似乎显示不出他来。如果不是历史给他提供了机遇，或许以后的历史就很难再提到他。他并不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怪物，也决非天生就是“曾剃头”的残暴不仁。他像平常人一样孝敬父母尊长、关心弟弟、眷爱子女。那种种关心十分细致、周到，撇开别的情感因素，由他的家书看到他对自己亲人的关心挚爱，的确令人不能不感动。他不仅关心父母的起居饮食，关心弟弟们的科举功名，关心儿子侄子的学业，于军务繁忙中还亲自为儿子布置和批改作业；而且对亲戚朋友的婚丧嫁娶无不礼数周到，甚至连儿子走路落脚太轻显得下盘不稳，都注意到了并专门写信嘱咐儿子留心纠正。这种平常得近乎琐碎的周到，既表现出了曾国藩即使以严格的伦理道德之要求去衡量，也不愧是好儿子、好兄长、好父亲，又十分自然地写出了曾国藩的性格。
曾国藩的性格，无疑是十分复杂的，而拘谨审慎则是他复杂性格中的一个侧面。拘谨使他时时检讨和束缚自己的行为，不论大事还是小事，都不敢逾规，竭力遵从礼教的规范和要求。这样的性格，自然表现为做事谨慎，考虑问题比较细致周到。但如此一来，因为总是尽量以理性的礼教规范约束自己，在公众尤其是外人面前谨言慎行，也就少不了压抑感，既显得城府深，又难免由于缺少交流和放开自己而产生孤独感。他写家信特别勤快，就是孤独感的体现。只有在亲近和信任的人之间，他才能稍稍地打开自己的心扉，所以才会特别勤写家书。这种性格，跟左宗棠相比是少了一点魄力和气概，跟李鸿章相比，又少了一点胆略。而正是他这种谨小慎微的性格，不仅使满清王室对他少一点顾忌而多一点信任，给了他创办湘勇团练掌握军事的实权，而且他做事认真、考虑周全、事必躬亲、谋定而动的性格，也不是他同时代许多可能不比他才气小，甚至更具军事谋略的官吏所能比拟的。也正是如此，他不仅获取了机会，而且得到了成功。太平天国之所以败给曾国藩，原因自然很多，而太平天国由于内讧惨杀东王杨秀清后，缺少一位具有实际统率、谋划、管理之杰出才能的领导人，使之难以跟事事认真谋划的曾国藩相抗衡，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谨小慎微从另一层面看，则是责任心强的表现。曾国藩对父母兄弟儿女的关心照顾，一方面是遵从礼教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他由感情、理性之综合从自发达到自觉形成责任意识的反映。强烈的责任感，使得平常的曾国藩具有很不平常的另一面。“责任”这一词汇看似简单，但要确确实实地负起责任，就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了。不管我们现在如何评价，曾国藩都是在他所处之历史规定性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规范的影响和制约下，由责任感所促使，从而主动请命创建湘军去跟太平军作拼死之战。于目前的视角，我们自然可以批判他看不清历史的潮流，也可以谴责他阻碍和拖延了历史的进程，但客观地评价，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尤其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而又不乏强烈责任意识的人，不仅值得尊敬，而且就人格的意义说，是十分宝贵的。
无疑，曾国藩创建湘军，是有试图实现显身扬名、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之抱负的一面。不过，具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说并不少，但只有他敢于提出请求，就不仅仅是只用“野心”一词所能概括的了。在当时的条件下，敢于请求创建军队，是有相当风险的。这种风险，一方面来自朝廷猜疑、误解而惹祸，另一方面在太平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创建军队去迎战并非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倘若失败，则不仅不能封妻荫子，而且有可能为自己带来灭门惨祸，成为最高统治者泄愤的对象。以曾国藩的智力和性格论，他不能不想到后面那种结果。但是，他仍然提出了创建军队去迎战太平军的请求，如果撇去别的因素，仅就勇于承担责任这一点论，应该说曾国藩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这个民族很大的问题正是出自于争取权力与利益的人多，敢于承担责任并努力去完成责任的人少。当然，不能否认，曾国藩的“责任”是受制于阶级和人性的。
正是在责任感的催促下，曾国藩在多重困难中，克服了地方官吏的掣肘、排斥、陷害、攻讦，朝廷的猜疑、压制、经费不足，人才欠缺等多重障碍，从团练开始创建了一支在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并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失败而最终取得了胜利。
从这样的结果也不难看出曾国藩决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同样，他的性格有谨小慎微的一面，也有飞扬跋扈、刚愎自用的另一面。作品除了描述他的拘谨与审慎外，也着力表现了他的执拗与顽强。执拗源于自信，正是自信，使他敢于在太平军势不可挡时，甘冒风险组建湘军担任跟太平军作战的主力。虽然最初的连续失败及湖南地方官吏的耻笑攻讦，曾令他灰心丧气，并曾投水自杀，但经左宗棠的责骂、劝戒后，他不仅恢复了自信，而且经挫折的磨练，保持了执拗刚烈，同时又增多了应付官场的圆滑。从而不论是跟太平军的作战，还是跟满人贵族官吏的周旋，他都显得更为奸诈和老练。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提高自己审视和判断形势的能力，充分显示了曾国藩作为一个优秀军事统帅的素质。而知人善任，能够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又善于听取部下的建议，从中作出最好的决断，都是曾国藩之所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既平常又不平常的历史人物，曾国藩的性格相当复杂并充满了多重的内在矛盾性。作品以十分丰富的细节，表现了曾国藩的多重性格。他似乎平易近人，不摆官架，但内心十分重视等级的差别。这从他的家书对父母、兄弟、儿子的不同语调中，就有相当自然的流露。他有极远大的雄心与抱负，也相当的自信与自负，但表面上却总是以低姿态出现。他似乎明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内涵，对官场的残酷斗争感到厌倦，对战扬的难以把握更是感受极深，故此多次训示儿子决不要带兵，安心做个本本份份的京官即可。一个渴望建功立业、封妻荫子、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人，却劝阻儿子树立功名，固然有自身经历的教训，有不愿儿子像自己那般劳累危险的父爱，也是性格中不乏内在矛盾性的深刻反映。
曾国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还表现于他既刚愎自用又时见优柔寡断、迟疑难决，既开明又保守狭隘，既宽厚又冷酷，既谨慎又不乏一定的是冒险精神。为此，他精研经学却又极为迷信。他以捍卫传统文化的纯洁为己任，却是比较早就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积极引进西方工业文明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支持容闳造船和仿造洋枪洋炮，而且是最早向外国派出留学生的高级官吏。
曾国藩的性格虽然相当复杂并不乏多重的矛盾，但坚韧、勤奋、克己则是他性格的基础。这样，他十分重视兄弟感情，却强令六弟曾国华死而复生弄假成真，隐居深山终老不现尘世。是有害怕犯了欺君之罪累害家族的顾忌，而根本上还是他性格中克制和忍耐的表现。要不，凭他当时的军功、威望及地位，如实说清楚曾国华因何死而复生，满清王室并不敢动真格地处罚他。解散湘军同样是克己和忍耐之性格的表现。一方面他确实是看出了战胜太平军后，湘军已丧失了原有的战斗意志和力量；另一方面又是为了克制自己及自己亲人、部属在他看来是过高的要求与欲望。这种克己和忍耐，使他的一生都充满了压抑感。就当时的历史规定性来说，曾国藩确实是达到了一个封建时代之大臣所能达到的最高荣耀，不过，他的一辈子都是在劳神费力中度过的，俨然是“一肩担尽古今愁”。虽然他远远比不上近似神化的诸葛亮那种智慧、谋略与影响，但就性格的基本点论，他们十分接近。同样是十分谨慎，同样是不敢逾规，同样是克己，同样是既权倾四野又相当的压抑，为此，也同样是只活了五十多岁就早离人世。
写出了人物的内在性格，人物形象自然十分鲜明而又生动。唐浩明在描写曾国藩这个艺术形象中，采用的是众多小镜头展示的方式。如此，不仅有比较透彻的表述，而且凝聚起来的人物形象质感很强。而为了更好地突出曾国藩这一人物形象与性格，作者虽然没有着意加以烘托、映衬式的描写，不过，像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胡林翼，包括曾国荃，这些与他或远或近、或亲或疏、或平辈或部属的人物，经作者或明显或隐约地勾勒描述，实际上也起到了对比和映衬的作用。如左宗棠的恃才傲物、豪迈雄遒，映衬出曾国藩的拘谨与审慎，李鸿章的随心所欲，对比之下显示出曾国藩不敢逾规的板涩与自我压抑，而胡林翼的飘洒，则反衬出曾国藩的拘泥，曾国荃的放纵，是对曾国藩克己和忍耐的烘托。这些人的个性全不同于曾国藩，却又都能为曾国藩所协调，可以看出他似乎十分清楚自己性格中的优点与弱点，并能充分调动别人的优点与长处。此外，以曾国藩贴身保镖兼高级杀手身份出现的康福，虽然没有于性格的意义与曾国藩起到烘托和映衬的作用，但透过康福的眼睛，以及他对曾国藩感情的变化，由送去到收回祖传的围棋，从另一侧面表现了曾国藩阴险、冷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又一种面目，还有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寂寞与无奈之感伤。
能够如此深刻、透彻、全面地认识、理解和表现曾国藩的，唐浩明无疑是实施于文学创作的第一人。这一贡献，是相当大的。《曾国藩》不仅为读者认识和了解曾国藩，并进而认识和了解那一段历史，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份材料翔实的蓝本；而且也以生动的人物形象给读者以阅读的愉快与艺术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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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体的描述，容易流之于平铺直叙。而《曾国藩》并不令人觉得单调呆板，除了得力于人物形象生动、性格内涵丰富外，写出了战争的变化，写出了几个重要战役的各自特色，从而于按时间顺序的叙述中，不乏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波澜，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经历过程，是《曾国藩》的基本构架的主要描述线。由于作者对这场战争有一个比较全面和宏观的把握，为此，既做到了比较清晰地描述和表现出战争的大致过程与经历，又不失之于琐碎和平淡乏味。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分作三个阶段去描述湘军与太平军强弱胜败之转化的。第一个阶段，湘军处于初创时期，基本上是在湖南境内及湖南、湖北交界处跟太平军作战。这一时期，湘军处于劣势，跟太平军正面作战，几乎是屡战屡败。石达开三败曾国藩，湘军差点全军覆没。以湘军夺取武昌、黄州为转折点，开始了第二阶段，也就是相持阶段的战争。战争基本上是在湖北、安徽、江西这一段长江的水面及长江两岸进行，互有攻守及胜败。湘军攻陷安庆后，进入了进攻的第三阶段。而以夺取池州为先导，以攻陷天京为结束。
如此清晰的描写，不仅让读者对那一场战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而且由战争的变幻莫测，也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苍凉与人生的无奈。而作者对战争的描写既注意到线的清楚，也具有点的侧重。攻武昌、围安庆、克苏州、夺天京，无疑是作品所着重描述的几个点。由对这几次重要战役的详细描述，勾勒出战争的形态，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同时突现了某些关键性的情节。
跟《三国演义》相比，仅就情节论，《曾国藩》虽然还欠缺一点生动性，没有于多重角度去表现战争双方的斗智斗勇，基本局限于湘军的视点去写战争的过程，更是明显的败笔和不足。但作者还是对那几次重要的战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尽量写出它们具体实施的情形。战争自然是政治影响、经济实力、武器装备、兵员人数素质及后勤供应的一种较量，同时也是双方统帅智慧、谋略、见识与胸襟的搏击。是力的冲撞，也是智的比较。胜负之间有逻辑的推理，也不乏运气及灵感的偶然。湘军攻克武昌，就体现出以智慧为基础的灵感。湖北巡抚青麟丢失武昌，跑到曾国藩的大营哭诉，使胡林翼灵机一动，献了一个近似“木马计”的策略，派人假扮太平军押解青麟混进武昌城，然后里应外合一举成功夺取武昌。池州与苏州的取得，虽然都是用了“反间计”，但又略有不同。太平军驻池州的主将韦俊，由于是北王韦昌辉的弟弟，失去了天王的信任与重用，为此，很容易在求自保的心理下被湘军勾引过去。而苏州的郜云官已封王，却对太平天国失去了信心，又中了曾国荃故意设置的“反间计”，从而谋杀谭绍光献出苏州城。至如安庆和天京，在同样是先扫除外围障碍的战略运用中，攻安庆是实施“围魏救赵”之计，调动安庆守军趁虚而入，夺天京则是采用了碉堡围困、层层推进、长期压迫的战术。
这一系列的描写，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增多了情节的吸引力。既表现了战争的具体场面、场景，又写出了战场后面诸多因素对大小战争胜负的牵制与影响。韦俊的投降、郜云官的出卖，都不仅仅是造成池州、苏州失守的直接原因。这样的后果，反映出太平天国以“拜上帝会”为凝聚基础的号召力，在实际利益的冲击下极其脆弱，既维持不住自己内部的团结，又适应不了形势发展及变化的需要，更是容易显示出弱点而被敌人从内部打开崩溃的缺口。
有详有略的描述，有些情节细致描写，而有的情节只是一笔带过，有些内容组织成情节去表现，而有些内容略作介绍，尽量避免平铺直叙所难免的单调，是《曾国藩》以主要描写对象的人生经历为描述线，而不流之于呆板和简单堆积事实的成功之处。而有张有弛，以写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战场搏杀为主线，辅之于人物日常生活的描述，既是一种艺术表现的需要，又多层次、多视角、尽量丰富地写出人物的素质、修养及人生经历，并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多姿多彩。曾国藩下围棋、练书法、与和尚论禅，包括他对阴宅风水的重视，以及曾国藩是蟒蛇精转世的传说，为此一辈子治不好身上的牛皮癣等，看似闲话的描述，都是传说文化对人生多重影响的有力揭示。
而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作者确实是一个比较有学问的人，没有相当的文化功底，很难写出文化底蕴如此厚实、人物性格如此丰富、历史视野如此开阔的优秀作品。因而，也可以说，如果仅是复述历史故事，而想创作出具有真正艺术份量的历史小说，那是不可能的。文化素养、历史观念、艺术功力这三者缺一不可。唐浩明具备这三项优势，所以他才成功地创造出历史小说《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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