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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是一个新闻界广为看重的概念，它与新闻实践活动须臾难离，对新闻实践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在新闻实践中，角度选择的差异，不仅显示出记者和编辑水平的优劣，而且也决定着一篇作品社会效应的高低。然而，对于一个如此重要的新闻概念，时至今日，新闻界对它的认识往往是停留在一种经验性的层次上。因此，对其进行理论的把握与阐述，无论对于新闻的实践还是理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角度本是一个几何学概念。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有关角度的概念大多都是其几何学内涵的引申与深化。在摄影活动中，角度的几何学意义反映得最为直观。为了获得一个满意的画面，拍摄者往往要变换多个观察点，进行多种角度的分析比较，只有当拍摄者感到取景器中对象的线条结构、色彩搭配、光线透视等等因素都已满意时，手中的快门才会轻轻地揿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角之点的移动变化，也有角之度的大小变化，而这些变化导致的结果，却是拍摄对象画面构图的变化。正如著名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所说：“拍摄角度的作用在于赋予一切事物以形状，即使同一样东西也可以由于不同的拍摄角度构成完全不同的画面。”而且“每一个形状都代表一种不同的视角，一种不同的解释，一种不同的心情。”（转引自《中国记者》91.12.P46）这种同一事物不同画面变化中蕴籍的丰富而又微妙的内涵，正体现出角度概念的深化。
新闻角度概念又可以说是摄影角度内涵的进一步引申与深化。就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两者都具有随着主体观察点的变换导致与客体不同侧面构成不同角度的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两者角度构成的内容，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即摄影角度主要是一种视觉内涵，而新闻角度更多的则是观念内涵。也就是说摄影角度是实感的，而新闻角度则是虚拟的。在新闻活动中，主体面对的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但他真正要把握的却不是事实三维可感的外在具象特征，而是隐含在事件之中的内在抽象意义。
角度无论在摄影意义上、还是在新闻意义上，它都可以简化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透视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主体作为决定性因素，其视点的变化制约着与客体之间角度的大小和深浅的变化。因此，我们似可以作出这样一种概念界定——
新闻角度是主体为揭示对象事实的新闻价值而形成的一种透视关系。这一关系包含着两层涵义：
一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构成的认识关系。这时，主体是点，客体是面。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主体立足点的变化而发生角度的变化。而这样一种变化将导致主体对客体新闻价值把握的相应甚至是相反的变化。
长虹电视机降价是1996年以来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一时间，国内各种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其中报道的角度五花八门，有从老百姓的角度而叫好的，有从有序竞争角度而提出质疑的，有为保护国有电视机行业的生存而担心的，有从地方利益出发而提出竞争策略的等等。而南振中同志发表在《中国记者》上的题为《用“两个转变”的方针指导我们的经济报道》一文中，却站在实现“两个转变”的高度，使作者与对象事实构成了一种全新的透视关系，进而对这一现象作出了高人一筹的把握：“没想到喊了那么长时间的企业重组，喊了那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被长虹集团这么一推动，竟然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这等于是长虹集团帮助党中央和国务院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意图。”（《中国记者》97.2.P15）
二是新闻眼与新闻事实之间构成的表现关系。这时，新闻眼是点，新闻事实是面。两者之间的透视关系是随着新闻眼定位的变化而发生角度的变化。这时，新闻眼作为主体意识的对象化而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具有一种统御作用。
新华社1991年7月3日播发了题为《北京市整顿旅游商品市场》的消息。它的导语是：“北京市旅游局今天宣布，根据北京市政府的指示，市旅游局、工商局、公安局、文化局、医药总公司已联合组成旅游市场整顿小组，重点清理旅游商品市场的非法经营活动。”然而，此稿作者的原文导语却是：“北京市旅游局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最近，一些桂林画贩子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扰乱首都旅游市场。他们千方百计钻进旅游饭店、商店、餐馆进行非法经营活动，和个别导游、司机内外勾结，坑骗宾客，在海内外造成恶劣影响，败坏了首都旅游业的信誉。”可见两稿对新闻眼和新闻事实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而根据稿件的内容分析，它的新闻眼显然是“北京市整顿旅游商品市场”。因为“组成旅游市场整顿小组，重点清理旅游商品市场的非法经营活动”是构成这条新闻的关键内容，又是最新的新闻事实。因此，作为新闻眼，它更能揭示该事实的社会意义。而这一正确判断正是编辑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重新分析对象新闻价值的结果。
作为主体对客体（新闻事实）认识的产物——新闻价值来说，其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却是主体的立足点、观点或视角的确定。对此，我们不妨借用一下鲁迅先生对于《红楼梦》读者的概括：“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鲁讯全集》第七卷P419）可以说每一类读者由于自身因素的作用，他们在阅读《红楼梦》时，随着主体立足点或观点的差异，也就带来了读者对于《红楼梦》命意的认识及评价的不同，从而决定了对于《红楼梦》价值的把握与评价的不同。
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角度并不是一个理论的命题，而是一个实践的命题。因为只要我们投身到任何新闻事实的采访编辑中去，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便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且，它又像一个神秘的影子总在支配着我们新闻实践活动的始终。那么，角度选择在我们的新闻实践中究竟具有哪些作用呢？
第一，角度选择得当有助于我们敏锐地判断对象事实的新闻本质。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事实都能构成新闻。因为新闻的构成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是人们未知、欲知而又应知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事实总是丰富多彩的，它是否具备构成新闻的条件，在许多情况下又往往并不取决于事实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把握其角度的选择。这正如艺术大师罗丹所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第二，角度选择得当有助于我们真切地领略对象事实的新闻价值。俗话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但是，这种折射并不是我们从任何角度都可以发现的，如果我们选择的角度有误，很可能根本看不出它所具有的折光效应，这时，也就谈不上领略它的折光价值了。然而，通常的情况却是，我们发现这滴水的折光效应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选择一个最佳的角度，这时，我们所领略的这种折光效应很可能就不仅仅是一束单调的白光，而变成一种氤氲多彩、气象万千的斑斓之光。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如此观察对象事实，才能真切地领略到它的新闻价值。
1996年6月，常州第二棉纺织厂专门为外来青工建造的集体宿舍“汇丰楼”启用，厂里特地给各个新闻单位通报情况，请记者参观采访。作为关心、尊重外来青工的另一个举措，厂里也附带提到准备设立一个以外来妹阚祥娟名字命名的敬业爱岗奖励基金会。就是说，这个厂提供给记者们的是两个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事后的情况表明，应邀采访的大多数记者选择报道的是“汇丰楼”这一题材，而只有《常州日报》的两位记者选择了后一题材进行深入采访，从而发出了一条含金量不一般的独家新闻——《构筑“凝聚力工程”的创举，二棉设立以职工名字命名的奖励基金会》。其奥妙何在？据两位记者介绍，他们面对这两条信息，并没有习惯地站在地方的角度加以审视，而是站在全国的角度，从政治的高度进行全面比较，结果发现，从物质上关心外来青工的事情多年来已有不少报道，而设立敬业爱岗奖励基金会，并以职工名字命名，从全国来说还没有先例，而且，这一做法直接体现了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精神。因此，这一举措无疑对于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角度选择得当有助于增强新闻报道的吸引力。要想提高新闻报道的吸引力，必须提高其角度的针对性和新颖性。关于报道角度的针对性，《经济日报》记者詹国枢曾经举过一些很有启发性的例子。如我们的新闻媒体上经常出现“某某厂依靠技术进步生产再上一个台阶”，此类报道已经成为一种俗套子，早已失去了对受众的吸引力。而如果掌握了许多企业负责人常常苦于无法筹措技改资金这一情况，那么，我们在写报道时就可以把角度定在某厂筹措技改资金的成功经验上。又如，同样还是上面这家企业，也可以写写它搞技改是如何选取有市场前景的项目的。因为不少企业搞技改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项目没有选好，或无法选好。如此一来，我们的报道何愁不被受众欢迎？而报道角度的新颖性则是有进取心的新闻工作者所孜孜以求的。如常常见诸于新闻媒体上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报道，大多摄取的是一些车鸣机吼，千军万马的热烈场面镜头。而人民日报记者张振国在报道安徽省滁县地区农田水利建设成绩时，选取的却是这样几个小镜头：他在地委、县委机关采访，到处碰到的是“铁将军”把门，各级党政机关唱“空府记”。虽然没写工地场面，而人山人海热火朝天的场面自见，虽然没写干部带头的作风，而干群齐心协力的精神尽显。如此新颖的角度，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妙趣横生。
第四，角度选择得当有助于增强新闻报道的诉求力。舆论的导向性决定了新闻报道不仅要陈述，而且应有所影响，也就是说，新闻报道是有影响力的陈述。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报道不仅要有吸引力，而且要有诉求力，即要使受众既乐于接受你的报道，也能认同你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角度所特有的微妙内涵。
近年来，日趋严重的黄毒泛滥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虽然各种新闻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时有所闻，但是，有相当一些人却对这一问题熟视无睹，或认为不足为怪，甚至“娼盛繁荣”的论调也颇有市场。因此，如何引起人们对于黄毒危害的重视，引导全社会都来加入和支持扫黄驱毒的行动，无疑是新闻工作者的神圣使命。1995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报道《一位母亲强烈呼吁扫黄打非不可手软》，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警惕“电脑犯罪”》。这篇摘自一位普通女工举报信的报道和评论，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纷纷给编辑部来信来电，表示称赞。江泽民和李鹏也称赞人民日报对这条新闻处理得好，读了以后，催人泪下。这篇报道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它不仅找到了一个具有广泛共性的话题，而且改变了惯用的工作角度，采用了群众的角度。通过一位母亲的切身感受，呼吁党和政府加大“扫黄打非”力度，句句发自肺腑，字字情真意切，正是以其深深的母爱，以其对后代的舐犊深情，引起了广大为父为母者和为官为民者的强烈共鸣。
三
理清角度的概念，了解角度的作用，无疑会强化我们在新闻实践中找准角度的自觉性。那么，如何才能进一步提升我们选择角度的质量呢？应该说，途径很多，技巧也不少，但我们认为关键却在于树立这样三种基本观点。
第一，必须树立大局观。大局观是主体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宏观把握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一种基本观点。正确的大局观有助于我们在面对事实时，能够居高临下，全面地透视对象，明辨是非，从而有效地提升对象的新闻价值。社会生活是复杂多样且千变万化的。面对形形色色的生活现象，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判断对象的新闻本质。即这一对象作为一个局部，在本质上究竟是与大局相一致，还是与大局相对立？如何正确认识该事实与大局的关系？作出了这样两个前提判断，对象的新闻价值也就尽在我们的把握之中了。
第二，必须树立受众观。受众观是建立在对观众、听众和读者的需求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一种自觉服务的观点。受众观有助于我们在面对事实时，能够自觉地站在受众的立场上来观察它、理解它、进而作出相应的取舍，并最终使我们的报道赢得受众的欢迎。这就要求我们在新闻实践中，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只有准确地找准了传媒的受众定位，才能使我们的报道真正做到有的放矢，获得满意效果。
第三，必须树立辩证观。辩证观即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要求我们在认识现实时应始终坚持一种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辩证观有助于我们在事实面前能够不被传统的或经验的思维定势所束缚，使我们的思维在保持灵活性的同时更具一种穿透力，往往可以出奇制胜，挖掘出对象的一些令人惊喜的新闻价值。
在这方面，笔者曾经有过一次感触深刻的采访经历。近年来，随着生猪屠宰市场的放开搞活，国有肉联企业由于诸多因素的作用几乎全军覆没。1996年，在八届四次全国人大会议上，蚌埠肉联总厂厂长向江泽民总书记汇报了企业严重亏损的状况，一度使这一行业性的难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处境与其相类似的亏损大户淮南肉联总厂在当地党政部门的扶持下，经过艰苦拚搏，终于实现了扭亏为盈。这一令人振奋的典型理所当然成为省市领导和新闻单位关注的热点。一时间，前来调查、视察或采访的络绎不绝，省市各家媒体争相报道。当笔者受命采访时已经比别人慢了一拍。面对被各家炒热了的题材，笔者真正体会了一回“崔灏题诗在上头”的尴尬。在这一处境中，支撑笔者实现超越的正是哲学功底所赋予的辩证观。我所撰写的新闻调查《跳下猪背创效益——淮南肉联总厂扭亏增盈启示录》一稿避开了一般典型报道中注重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惯常模式，揭示出这一典型更具启迪价值的改革方法论的意义，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
通过辩证分析，能使主体对事实的本质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最终使对象事实的新闻价值得到了崭新的提升，从而体现出辩证观独具的创新功能。比如说，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我们所大量见到的报道，其角度大多为这样三种：一是贯彻中央政策，积极把较高的负担降低到允许的水平之内；二是农民负担控制一直较好的典型；三是对于贯彻中央精神不力的反面典型的批评。但是，具有辩证观念的记者却善于从正反侧多方面进行思考，观察到正在变化发展的情况，在这一题材的报道中开拓出了新意：《减轻农民负担，不是不要农民负担》，让人们看到了一些农民连正当的税费也不愿交的值得注意的倾向；《某镇把合理负担作为培养农民公民意识的有效途径》，让人们看到了一些富裕乡镇领导对于农民负担问题认识的深化等等。笔者深深地感到树立记者的辩证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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