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沉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世纪末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3)05-00140-08
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兴起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西方经济理论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思潮几乎遍及所有的经济学领域并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一时间，整个世界似乎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统天下。然而，就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药方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天生缺陷和误区却日益凸现，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可能带来的危害，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日益式微。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必要从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及其误区进行重新认识，把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放到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避免经济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和曲折，取得更大的经济发展。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西方许多经济学流派都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比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都是构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经济学流派。因此严格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流派，而是一种经济思潮。虽然新自由主义各流派之间也有分歧，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把经济自由视为经济学的最高原则，这里的经济自由包括拥有私人财产的自由、消费自由和就业自由等；强调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完善性；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等等。
从理论来源讲，崇尚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各个经济学流派的具体政策主张可能不尽相同，然而，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角度来说，它们一般具有共同的两种经济思想渊源。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最重要的思想来源。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8世纪，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就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认为市场经济制度能够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二百多年来，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一直对西方经济思想产生着重大影响。但最集中反映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于西方的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试图证明，在一个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中，通过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无论是个别的消费者还是个别的生产者，都可以通过各个市场的局部均衡，从而达到一种最优状态：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获得最大的满足，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够获得最大利润。不仅如此，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局部均衡的各个个体单位所达到的最优状态还可以使整个经济体系最终达到一般均衡状态，从而整个社会能够从中得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正因为如此，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又可以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因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好制度。虽然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也包含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某些内容，但从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的时代来说，该理论所集中论述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在经济政策方面，新古典经济理论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具有一种自我完善的能力和对经济的自动调节作用。新古典经济理论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提倡经济自由。在凯恩斯革命发生之前，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席卷西方经济学理论之后，新古典经济理论成为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相对立的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主体。
20世纪最后二十年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不但继承了新古典经济理论鼓吹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自由主义基本思想，而且还变本加厉，把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无限夸大，因而被人们称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新古典经济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最重要的思想来源。
其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受到新奥地利学派及其代表人物思想的重要影响。新奥地利学派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建立在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著作中，突出强调了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个人活力的解放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并鼓吹这是资本主义能够创造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的根源所在。他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凭借其聪明才干在竞争的市场上进行公平的角逐，从而产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市场价格机制所具有的自动平衡体系既可以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一个最经济的信息载体和处理器，引导人们把利己的动机转变成社会的整体功能，保证了经济的高效率。在政治上，新奥地利学派既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反对和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又与当时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相抗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从新奥地利学派的论述中得到极大的启发和营养。
二、凯恩斯主义革命与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逐渐激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利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的方法，解决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衰退和就业危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并没有得到完全实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得到广泛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
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导致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的批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受到极大挑战。与此同时，在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却逐渐抬头，并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在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关于国家干预还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扮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理论的主要对立面的是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所进行的关于货币问题的论战是经济学说史上第五次货币问题论战。论战所涉及的不仅是货币问题，而且广泛涉及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调节机制的分析，涉及了资本主义经济稳定与不稳定原因的分析，以及经济稳定政策的探讨。这次论战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争论。[1]其后，西方经济学界又出现了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多种经济学派，都把矛头指向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货币主义等经济学派虽然从理论上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但并没有动摇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的主流地位。然而，其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却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逐渐兴起，并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联邦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中，趋于保守的政府纷纷上台，在经济生活中都执行一系列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加强市场机制作用，刺激私人企业制度繁荣的经济政策和措施。随着这些保守政府的上台，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也逐渐兴起。虽然各个经济学流派的主张不尽相同，但它们大都认为，除了应当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一些修补之外，还应当在发达国家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执行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更是鼓吹放弃国家所有制，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价格政策，实施过多的国家干预，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不当，减慢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放开市场，让自由市场经济繁荣。应当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欢迎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消除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价格扭曲，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在这些论点的影响下，主要的西方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减少国家干预、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和调节，促进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措施。由于这些经济学派都继承了新古典经济理论鼓吹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它们都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矛头都对准了凯恩斯革命所代表的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的思想，所以这个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被西方称为反对政府干预的新古典主义的反革命（反对凯恩斯革命）。
三、“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进一步巩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主流地位。
一是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认为，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对一百多年来经济发展是依靠市场还是依靠政府的长久争论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答案。依靠政府进行经济发展的思想被认为已经不再有任何生命力。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制度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形形色色的政府起起落落，但世界经济的面貌却在持续变化，在更大程度上走向自由市场型社会。东欧、拉美和亚洲是如此。甚至连许多非洲的社会主义经济实体也接受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体验，市场经济显然已经占了上风”。[2]
二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晶体管、激光器和卫星三大技术的结合，引发了一场电脑和通讯技术的革命，它正改变着人与人之间和人与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方式。近年来，交通和通讯的成本急剧下降，商品和资本在全世界范围的流动急速增长。外贸出口竞争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标准和经济效率，并促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传播。经济全球化拉近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生产者的任何偏好和需求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变为厂商生产的产品。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才刚刚开始，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从而给世界各国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认为，市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组织，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最佳形式。
三是东亚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经济的飞速成长，有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东亚经济的成功被认为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开放经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结果，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胜利。
正是从这三个最重要的事件中，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受到极大的鼓舞，并逐步巩固了它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统治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当各种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发展成为“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型[3]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并最终取得支配地位。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于各种内部原因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不能控制的外部原因，发展中国家累积了大量的外债。这种对外债务还本付息的负担大大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净流出。随着对外偿债义务的不断增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宏观经济的严重问题，通货膨胀加剧，政府赤字严重，对外收支失衡。到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对外延期支付债务，引发了第一次债务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偿债问题，那些西方债权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负有解决各国对外收支平衡问题责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除了不得不与债务国谈判延长还本付息期限和以更为优惠的条件取得额外的融资之外，它们还要求债务国实行严厉的“稳定化”政策。虽然这些稳定性计划对各个国家来说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大致说来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配合各种债权转股权的计划，在国内经济中实行私有化；(2)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取消或放松对外汇和进口的管制；(3)实行投资上的自由化，对外国投资者给予更大的优惠，从经济上对国际商业开放；(4)使官方汇率贬值；(5)实行严厉的反通货膨胀计划；(6)取消各种形式的价格控制，推动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稳定化政策措施发展为“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是在新的经济背景下，决定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美国经济管理机构和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形成的共同观点和看法。鉴于其所带有的经济自由主义特点，华盛顿共识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型。
华盛顿共识的各种主张都可以归类为三个方面：一是私有化，即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巩固私有产权的一系列措施；二是自由化，实行外贸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三是“稳定化”，即执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包括使汇率贬值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等在内的稳定化计划。华盛顿共识基本上反映了现今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流看法，因此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所鼓吹的经济政策也似乎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所必须奉行的金科玉律。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衰落
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是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过程中，从近二十年来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三个最重要事件中，以及西方主要国家保守派的政府领导人的认可和推波助澜中达到高峰，并占据支配地位的，因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西方经济学中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在当时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看来，不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完全遵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型的教条，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和转型也必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路亦步亦趋，甚至全世界都必须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来加以改造。因而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大行其道。然而，这二十年也是人们逐渐认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天生缺陷和片面性的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在处理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和亚洲金融危机这两个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大事件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天生缺陷和片面性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使人们对它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并逐渐丧失了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影响。
1.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灾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拉丁美洲国家就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试验场。虽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最早是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推行的，但是，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这二十年中却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因而被人们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灾区。在西方一些国家和多边国际经济组织的压力下，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出发，进行了经济的结构调整，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实行市场化价格改革，并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在对外经济方面，这些国家都实行了所谓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措施。然而经过二十年之后，拉丁美洲国家却出现了生产下降，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但同时一小部分人的财富却不断累积，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犯罪活动猖獗，灰色市场泛滥的令人沮丧的局面。在这二十年中，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不但增长缓慢，还接连受到债务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打击和困扰，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成为拉丁美洲国家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慢的年代。很多拉美国家的经济学家指出，拉美国家这二十年经济的停滞和发展质量的下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难辞其咎。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危害，纷纷要求发展中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影响，探寻一种适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新的经济发展思路。
2.“休克疗法”的失败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当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的时候，一些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欣喜若狂的同时，也对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指手画脚、跃跃欲试。一些号称西方国家中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纷纷提出了苏东国家改革的各种方案，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苏东国家推行的所谓“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是：(1)实行大规模私有化，通过私有化把产权迅速转移到私人手中。(2)原有的国有企业，不论经营情况如何，统统关停；尽量削弱原有的政府机构，使它一下子瘫痪，从而再也不能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干预。(3)在原有的制度构架完全瘫痪之后，再进行激烈的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和市场改革，“激活”市场。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设想，经过这样的转型过程，虽然苏东国家在短期内可能出现“休克”或停滞，但是不出一两年，这些国家就会迅速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它们的经济就会一改计划经济时期的低效率状况，经济将迅速繁荣和增长，人民生活将得到大幅度改善。
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所描绘的充满玫瑰色彩的画面并没有出现，相反，苏东国家执行休克疗法却造成了一系列出乎西方经济学家预料的恶果。第一，经过十几年改革，苏东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相反却大幅度下降。许多苏东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解体十年后仍然没有恢复到十年前的水平。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大幅度下降，最典型的就是俄罗斯的情况。在苏联时期，贫困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但现在却上升到总人口的50%，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大大降低。第三，经济中出现黑手党现象。在推行休克疗法之前人们期盼的将很快出现市场的地方没有出现市场，却出现了黑手党对经济的控制。第四，苏联东欧国家的分裂和混乱。不仅在苏联国家出现分裂和解体，南斯拉夫联盟也出现了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也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
事实证明，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做法，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并没有使人民得到实惠。苏东国家大规模群众性私有化所造成的是人民财产的贬值和资产的被剥夺；实行一系列自由化政策的结果是出现权力真空、制度真空，并出现少数私人寡头垄断的局面，特别是在原材料、能源工业、金融业等原有的国家垄断部门出现了新的私人寡头垄断；实行所谓的稳定化计划的结果是：不但没有出现经济的发展和稳定，相反，凡是预期出现市场发育的地方，却出现了黑手党现象，其猖獗程度令人咋舌，生产直线下降。
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相对照，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过程中一直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方向，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坚持从实际出发，实行增量改革方针，不搞一步到位。这不但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在改革中一直强调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维护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了政治稳定。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直坚定而稳妥地进行，通过价格双轨制逐渐过渡，培育市场，培育企业家精神，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催生新的企业。中国对国有企业不断进行改革，采取了“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促进了国民经济主体多元化、所有制的多元化。通过这些措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稳定发展。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人口占低收入国家人口的40%，但仅占低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经济的增长占低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三分之二。除了最大的几个发展中国家以外，中国的省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面积都大。有人说，如果把中国的各个省当作单个国家来看，那么在过去二十年里，全世界20个增长最快的国家就都是中国的各个省了。[3]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失败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3.亚洲货币金融危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思路，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措施，大幅度开放金融市场。然而，这些国家在本国基本经济因素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却由于它们所不能控制的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出现大规模银行倒闭，国际储备下降，货币贬值，生产衰退的严重货币金融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倒退。在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面前，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不顾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局面，仍然片面地坚持“紧缩+自由化”的方针。
首先，这些遭受货币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国家被要求实行一系列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措施，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然而，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被要求实行迅速的贸易自由化，取消或放松对外汇和进口的管制，降低关税壁垒。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并没有提高这些国家的出口能力，相反却使发达国家的产品乘虚而入，民族产业受到严重挫折和打击。
其次，这些国家还被要求实行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当以上的自由化措施使资本大量单向流出的时候，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高30%、50%，甚至80%。结果司想而知：畸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
再次，除了紧缩信贷、提高利率和准备金率之外，这些国家还被要求实行严厉的反通货膨胀计划，包括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削减政府赤字，减少对老百姓的补贴，尤其是给予穷人的社会服务和大宗食品的补贴，限制工资增长。其结果是各种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公共服务的价格飞速上涨，人民特别是穷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一些国家经济上的危机变成了社会的动荡。经济危机加社会动荡进一步促使资本恐慌性外逃，一些国家的政府几近崩溃。
与此相反，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之前就一直坚持按照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逐步开放市场并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方针，在放开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的时候，并没有急于使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结果中国经济比较好地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冷静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面对世界经济的疲软局面，中国政府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出口，另一方面，根据本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使中国比较平稳地减轻和化解了亚洲货币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仍然保持了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正是在对20世纪最后二十年影响世界经济重大事件的处理当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理论缺陷和实践误区都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在世人面前，也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逐渐丧失了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逐渐走向衰落。
五、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沉浮的几点启示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泛滥使得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苏联东欧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严重倒退，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原有社会结构解体，人心散乱，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矛盾尖锐和激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所造成的危害给人们带来很大的震动，同时也促使人们思考。
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除继承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价格机制的鼓吹之外，它们对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推崇也达到了一种绝对的地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极力宣扬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魔力，过去二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被新自由主义者视为“以英美为首的工业国家对市场的重新发现”[4]。经济发展的所有诀窍仅仅是需要一个允许“市场魔力”和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资源配置和促进自由市场的发展，以及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已。这种对市场经济力量的盲目崇拜和绝对化实际上是十分有害的。应当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确实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资源利用的节约，是其他资源配置方式很难比拟的。但是，如果认为通过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那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即使是西方正统经济学说也承认市场经济存在的负面经济影响。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学领域中，人们不但承认市场经济中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而且也存在所谓“协调失灵”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更全面的看法应该是，在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也应当加强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市场失灵和协调失灵的情况，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在某些情况下，应当把政府当作帮助创造市场和推动创造市场的力量，就像一些东亚国家那样，创造金融市场。在另外一些领域，比如说教育方面，政府和私人部门应当像合作伙伴那样共同担负责任。在其他一些领域，比如说银行金融部门，政府又应被视为市场正常运作所必不可少的规章制度的提供者。
政府除了在上述方面发挥作用以外，还必须担负起一项特殊的任务：提供市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所要求的制度上的基础设施。这至少应包括有效的法律和执行这些法律的司法机构。如果要想使市场有效运作，就必须做到产权明晰，产权制度健全，就必须有有效的竞争，这又要求实行反托拉斯法。同时，要使市场正常运作，就必须让人们对市场充满信心，这就要求合同必须得到执行，要求反欺诈法、反对不正当交易法的有效执行。
第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过分热衷于私有化，本末倒置，把手段当作目的，结果却迷失了方向。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说，私有化并不是如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能够解决一切问题。(1)国有企业私有化要想取得所希望的成功，而不出现副作用，就必须有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之严格应与福利经济学理论所声称的社会要取得福利最大化的条件相当。(2)在相同的经营环境下，一些国有企业也像一些私有企业经营的那样成功，甚至还更成功。一般来说，条件是：这些国有企业是在一个竞争性环境中经营，比如在出口行业和国内行业。(3)对所有的大型企业或公司来说，都有一个刺激问题。这个刺激问题在从事类似活动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当中的情况都是类似的。实际上，不仅国有企业会进行“寻租”活动，而且私有企业更会进行“寻租”活动。(4)如果私有化不与建立和完善竞争性市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不能取得市场效率。人们特别指出，把国有企业的垄断变成私人垄断会比公共垄断的价格更高，而不是更低；经济效率更低，而不是更高。
其实，一个健全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应当是成功的发展策略的中心，它又进一步要求提供有效的约束和刺激机制，而有效的约束和刺激又取决于产权清晰与强有力的竞争。但是，不管是贸易自由化还是经济的私有化，它们都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去关注竞争性市场的培育，不去注意市场的竞争性，只是关注私有化、自由化，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应当打破私有化的神话。实际上，私有化不应当成为目的，它充其量只能成为促进市场竞争的手段。人们特别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是通过有限的所有制变革，却取得了巨大经济发展实效，避免了经济和社会动荡的做法留下深刻印象。[5]
第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鼓吹完全按照资本发展的逻辑，实行所谓无情的资本主义，而对关系广大人民利益的经济发展问题却漠不关心。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的说法，“不管是好是坏，无情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促使人们创造财富，一些决策者想要实行（如他们所说）‘更关心人的’资本主义，但他们想发挥其经济的全部潜力，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的选择已经十分有限”[5]。正是在这种思潮的支配下，一些极力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国家虽然取得了经济增长，但是却出现一方面是少数人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却是在很多人身上出现了贫困的积累，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人们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甚至出现社会动荡，人心散乱，社会解体的情况。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虽然经过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一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但是却有一些基本的经济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在一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出现了赤贫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原来摆脱了贫困状况的人们又重新陷入贫困。实际上，通过经济增长使人们摆脱贫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因为一个建立在多数人贫穷基础上的经济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繁荣和持续稳定发展的。
［收稿日期］2003-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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