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清河实验”社会治理思想的再研究（1928—1937）
萧子扬1马恩泽2 石 震3
（1．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2．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党校，北京 101100；3．内蒙古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119）
[摘要] “清河实验”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第一次以专业社会工作名义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民国知识分子为促使农村脱贫、农业振兴做出的重要探索，并形成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道路。面对当前农村社会问题的激增，乡村振兴发展进入关键期等情况，应当及时梳理“清河实验”的主要内容，总结、借鉴其中的社会治理思想。本文重点考察“清河实验”的概况、内容、特点、不足和社会治理思想等内容，系统回顾这段“不可回避的历史”，以期对当下的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有所启示。
[关 键 词] 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 乡村建设运动 清河实验 社会工作
一、研究缘起
“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本质就是中国士人历来注重的‘乡治’传统，它是现代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一场社会运动。”① 候俊丹：《乡约改造与专家治理——简析杨开道的乡村建设思想》，《学术交流》2016年第2期。 正如陈序经所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杨开道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核心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以传统乡治精神为动力而进行的一次极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探索和实践，② 王婴：《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非均衡、非协调发展——历史社会学视角下国家、学术和社会的互动过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主要包括“邹平实验”“定县实验”“清河实验”③ “清河实验”也被称为“清河试验”“清河镇乡村建设试验”，本文统称为“清河实验”。 等。其中，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也称罗氏基金）的扶持下，杨开道教授和许仕廉教授带领师生进入清河镇（今北京海淀区清河街道）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由此拉开了“清河实验”的序幕。④ 彭秀良：《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清河实验”是我国第一次以社会工作名义展开的专业社会实践活动，它作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① 苗俊长：《中国乡村建设鸟瞰》，《乡村改造》1937年第1期。
近年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在海淀区清河街道开展了“新清河实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改革试点），它在学理上秉承“清河实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② 李强：《清河实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5年第8期。 当然，这也使得人们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90年前“值得走进”和“值得留意”的历史事件——“清河实验”。③ 林顺利：《应该留意的历史：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2012年第10期。 “对‘清河实验’展开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本土化进程，有利于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逻辑，有利于提炼‘中国经验’，促进农村社区治理的发展。”因此，在91周年之际，及时对“清河实验”进行再研究，回顾“清河实验”的主要内容、发展历程等，并总结其中的有效经验，不仅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和理论自觉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的现实要求。
二、文献综述
在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查询可知，学界关于“清河实验”的研究最早始于2013年，截至2018年6月，共有14篇文章刊登。
第一，涉及“清河实验”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单纯研究民国时期“清河实验”的，一类是单纯研究“新清河实验”的。前者的代表学者主要有张德明、陈争平、张学东、齐凤、彭秀良、萧子扬等，此类学者主要从历史学、社会学角度对“清河实验”的相关历史进行局部梳理，并对“清河实验”的乡村建设经验进行总结；后者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李强、王拓涵、谈小燕、赵娜、刘佳燕等，此类学者主要是“蜻蜓点水”般介绍“清河实验”，或者是一笔带过，仅以“清河实验”为背景，着重论述的是“新清河实验”。
第二，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为民国时期“清河实验”的文章主要有6篇文章。
张德明基于历史学的学科视角，从经济、调查、社会、卫生等方面对“清河实验”展开了研究，并认为“清河实验”起到了实效，既改善了清河的乡村风貌，又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但因政治、经济体制等原因，无法真正改变乡村积贫积弱的状况。④ 张德明：《教会大学与民国乡村建设——以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为个案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文献[32]在一个全尺寸(直径1.6 m，高度2.85 m)的圆柱状换向流动反应器(填料结构形式为矩鞍环)上开展了一系列试验研究，并使用试验结果对一维数学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了对比验证。
陈争平、张顺周对“清河实验”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展开了论述。他们强调，“清河实验”既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事件，又是大学师生深入农村进行乡村建设的典范。该实验通过发展信用合作社、合作农场、推动打井改田等农业改良措施，有效改善了清河镇经济萧条的状况，并促进了清河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清河实验”是北京地区最早发出“农业现代化”口号的社会实验。⑤ 陈争平、张顺周：《北京农业现代化的先声——民国时期清河经济建设实验概述》，《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其三是注重资源整合，强调合作的特点。“清河实验”不仅依靠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力量，与此同时，还利用其他社会机构、社会力量来促进“清河实验”的发展。例如，燕京大学其他院系、华洋义赈会救助总会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为“清河实验”提供了诸多帮助。正是由于从前期的社会调查到各项实验区工作都主动与社会各界组织部门、当地领袖合作，使得“清河实验”的开展能够得到有力而持久的支持。“清河实验”合作的部门和事务主要有：第一，燕京大学调动社会学系以外的其他院系力量加入实验工作。体育系负责清河镇篮球场，农学系负责清河镇农业改良、种子培养等工作。第二，经济股与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协作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并在北平华北工程学校的协作下为实验区培养毛织人才。第三，与北平第一产婆学校、协和医院等合作，开展农村公共卫生工作，与区公所、商会、东北军第七旅、军政部织呢厂等合作修建清河大街道路，改善了清河镇的卫生环境。第四，重视加强和地方官员、士绅、当地领袖的合作，注重利用各方资源，促进清河镇的社会建设。
其四，畜牧工作。畜牧工作也是“清河实验”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主要包括养鸡、养猪这两类工作，而且都取得了较快速的发展。“现在试验区内十二村有来行鸡1000只”，② 石震：《民国时期农村社区工作的发轫与农村社会的型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6年硕士毕业论文。 比“清河实验区”成立前的14只增加了百倍，因此，实验效果是显著的。
萧子扬曾对“清河实验”进行过多次论述，他强调，以燕京大学“清河实验”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乡贤、士绅在近代的一次突变，它是后乡土中国知识分子、新乡贤为探求农村脱贫、农业振兴的一场社会知觉运动。他认为，“清河实验”有以下四点借鉴和启发：其一，调查为纲，注重实地调查；其二，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化，增强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其三，整合社会网络，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其四，引入“专家参与治理”模式，发展、培育本土人才等。② 萧子扬：《清河实验：当代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世界农业》2017年第7期。
最后，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对我国“清河实验”研究的现状展开如下述评。其一，目前，学界关于“清河实验”的关注度不够，研究不多，且不够深入和系统。其二，从仅有的文献来看，学界基本上认可“中国社会工作始于民国时期”的观点，并普遍认为“清河实验”是一个带有社会工作特色、性质而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且，学术界、有关学者对“清河实验”的评价都较高，并认为“清河实验”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三，尽管有一部分学者对“清河实验”进行了梳理，但是绝大部分只停留在简单的历史归纳和材料汇总，并没有太多的文章对“清河实验”的经验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整理和归纳。其四，无论是对“清河实验”，还是对“新清河实验”的研究，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利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实验”进行归纳，没有得出一个值得推广的理论、范式和模式。
三、“清河实验”的基本概况
首先是创办的主要目的。王贺宸认为有四点：第一，“实验乡村建设方法”。第二，“为本校研究社会科学的师生开辟一个实地研究的实验场”。第三，“使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使学生由接触而认识这个乡村社会”。第四，“为将来有志服务乡村的学生来实习，使他们获得实际乡村社会服务的经验”。③ 王贺宸：《燕大在清河的乡建试验工作》，《社会学界》1936年第8期。 笔者认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设“清河实验”，是由多种现实性因素和目的推动的结果，直接目的有三：其一，为师生提供实习场地；其二，实验乡村建设的方法是否可行；其三，提供乡村社会服务。根本目的有二：其一是促使社会学、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来源于本国实际的社会科学；其二是改变乡村现状，探索社会发展道路。
其次是经费来源。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设试验区的想法早已有之，但是由于经费一直没有着落，导致实验计划被搁置。直到获得资助，才决定选择在清河镇展开乡村建设实验。因此，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是“清河实验”前期调查的资金来源。但事实上，这不是“清河实验”唯一的资金来源渠道。“本试验区期限，定为七年。试验经费，每年约七八千元。前四年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负担，至第五年由本地筹四分之一，七年后即全由本地筹办。”④ 黄迪：《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社会学界》1938年第6期。 因此，“清河实验区”正式建立后的经费主要来自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实验区收入和热心人士的资助等，而等到七年期限一到，“清河实验”的经费主要由当地居民自行负责。⑤ 颜芳：《燕京大学乡村建设实验及其现实启示》，《教育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其二，妇女工作。妇女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扫盲和提升生产技能。针对上述目的，“清河实验”专门设立了妇女俱乐部，目的在于改变试验区内商家对女工的剥削，使女工可以直接售卖自己生产的货品，并可以寻求各方合作，以此来抵制商家的剥削。主要措施有：开办女子手工班、母亲会、家政训练班等。在女子手工班方面，主要目的在于提升清河镇女子的知识和生产水平。在母亲会方面，主要通过邀请幼稚园、女子手工班学生母亲参加会议，并在母亲会当中展览学生成绩。通过母亲会的形式可以很好地说明“清河实验”的相关工作，并在这一过程当中征求母亲们的意见，引起兴趣，发挥合作精神。除了上述活动，母亲会也适当增加了婴儿卫生及家庭常识等演讲活动。在家政训练方面，主要目的是促进清河镇本地妇女的相关能力，比如缝纫、烹饪、家庭布置等基本的家政能力。对于“清河实验”妇女工作的成效，“那时认字的很有限，现在居然能看报了。”这说明，“清河实验”的妇女工作确实取得了相应的成效，而且由于工作内容丰富、扎实，而且对于提升当地妇女的知识水平、收入、地位等都起到了实际作用。当然，也有文章曾指出，“清河实验”的妇女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因为女子年龄稍长......往往不能虚心接受”。这也说明由于妇女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妇女工作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① 邓淑贤：《清河实验区妇女工作》，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毕业论文。
同时，“清河实验”的工作原则主要有七点：第一，以调查为基础，实事求是。第二，要制定通盘计划，以应对整个问题。第三，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第四，一切工作均与各专门机关合作。第五，聘用当地的人才，并对其进行训练，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实验。第六，不顽固地守旧，也不盲目地维新。第七，尊重中国乡村经济的发展现状，以最精简的设施来实现目标，并尝试加以推广。② 王贺宸：《燕大在清河的乡建试验工作》，《社会学界》1936年第8期。
那是一天下午，县里小汽车来了。从车上下来一位高个儿，面色黝黑的中年人。噢，是主管农业的马副县长。他一看见吴站长就说：“殊书，过得惯吗？你爸爸妈妈要来看你呢！”
四、“清河实验”的主要内容
（一）农村经济
发展农村经济是“清河实验”的工作重心，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清河镇农民的经济状况，主要方法是“开源节流”。所谓“开源”，即通过改良生产方式来增加农民收入；所谓“节流”，即是降低农民受剥削的风险，并建设一个合理的农村经济组织。农村经济工作由经济股来承担，主要包括五点内容。
其一，信用合作。信用合作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农民有足够的生产资金。1929年，实验区与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合作，成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合作社、合作农场、合作工厂等。① 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1933年，为了能够更好地提升村民知识水平，启发合作精神，训练相应方法，实验区再次与华洋义赈会合作，兴办了各类讲习班。讲习班课程主要包括合作组织、账目、珠算、农场经营、乡村问题、农业改良、果树园艺、实地参观等内容。讲习班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升清河镇村民的合作水平，更为根本的是为了让实验区的各社员均能够娴熟合作经营方法，非社员也能够充分认识合作事业的重要性。
苏石说：“限你在大年三十前离开麦村，从此不得踏进村子一步，不然我见你一次就打断你一条腿；明年我不走了，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其三，家庭工业。家庭工业是“清河实验”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该项目主要以毛纺织业为主，数量和规模最大。最初依赖于北平华北工程学校的支持和赞助，选派农村学生学习毛纺织技术。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之下，实验区开设了家庭工业、毛纺织业训练班。其中，家庭工业主要对象为清河村镇妇女，配备了相应的专家和农家纺织组织委员，在共同合作的基础之上，对清河地区的家庭工业进行科学管理。当然，家庭工业还包括织地毯、国布印花与挑花、花生酱等，种类繁多。
PCR扩增：利用引物27F和1492R对细菌基因组16S rDNA进行扩增，27F：AGTTTGATCMTGGCTCAG，1492R：GGTTACCTTGTTACGACTT。扩增体系(25μL)：10×PCR buffer2.5μL，dNTP(2.5mmol/L each)1 μL，DNA10 ng，引物 F(10 μmol/L)0.5 μL，引物R(10 μmol/L)0.5 μL，加双蒸H2O至25 μL。扩增程序：94℃ 4 min;94℃ 45 s，55℃ 45 s，72℃60 s，共30个循环；72℃10 min，4℃终止反应。
彭秀良曾以“清河实验”为主题撰写了系列文章，对“清河实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他认为，“清河实验”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可以利用燕京大学师生的专业特长，强调社会调查，并在科学调查后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寻找解决对策，进而改进清河村镇现状，推动社会发展。① 彭秀良：《清河实验（六）：经验总结》，《中国社会工作》2016年第1期。 具体的经验和启示有三点：第一，注重社区调查，是做好农村社会工作的基础；第二，强调资源整合的重要性；第三，增强和发展当地农民的自组织能力。
其五，农业改良。农业改良是促进清河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主要包括混合选种、农业演讲、农业展览会等具体措施。根据有关史料，“清河实验”在上述项目当中都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在“农业演讲”方面，“在各村演讲共69次，听讲者共1753人”。③ 萧子扬：《“清河实验”的社会治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8年硕士毕业论文。
其二，小本借贷。推行小本借贷、实验放款工作的初衷是为了铲除清河地区的高利贷问题，避免当地农民受到相关行为的影响。对于小本借贷的初始资金，最早是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提供，后来获得一些致力于乡村建设的热心人士的捐赠，小本借贷的资金逐渐提升，也促使“清河实验”的村民可借款额度得以提升。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清河实验”的小本借贷工作主要由本地绅商三人及本区职员二人，组成小本贷款委员会，由本区经济股长为主席，总管一切事物。小本贷款委员会及其关注贷款的用途，注重奖励生产借贷，以提高借户收入。
（二）农村社会服务
农村社会服务工作主要由服务股承担，主要涉及儿童、妇女、教育等内容。
最后是发展历程。“清河实验”的发展历程可以被划分成 6 个阶段：“摸索”、“初创”、“成长”、“稳定”、“被迫中断”、“恢复重建”等。摸索阶段，1928—1929年。为创立“清河实验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到清河镇开展了前期调查，即“清河调查”，它为“清河实验”的创设提供了前期准备。1928年的冬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开道、许仕廉带领师生进入清河镇开展调查。杨开道主要负责实地调查的指导工作，并聘请张光录、余协中、万树庸为调查员。初创阶段，1930年。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和调查，并在多方力量的合作之下，“清河实验区”于1930年夏季正式建立。“清河实验区的第一任主任是张鸿钧，长驻清河的干事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万树庸。开幕式时全区只有租来的一大间阅报室，三间南房是办公室，同时也是宿舍、客厅和饭厅。职员也只有两个人……在这一年的工作，大部限于清河镇本镇，在外村只有零星的接触，没有具体的工作。”③ 许仕廉：《清河镇社会试验工作》，《村治》第3卷，第2期。 成长阶段，1931—1933年。1931年春，开始了合作及小额贷款工作，主要由经济股和社会服务股负责，同时，卫生工作隶属于社会服务股。1932年春，由于工作的扩大和职员的增加，办公室房屋也得以扩充，发展为40多间房屋，并在镇北又自购民地十亩。同年，研究股正式成立，而且，随着助产师和专任医师各增加一名，“清河实验”卫生工作得以扩充，同年九月，卫生工作开始脱离社会服务股，单独成立了卫生股。至此，“清河实验”的组织结构——四股制度得以确立。1933年春，清河乡村医院正式成立。1933年秋，“清河实验”主任张鸿钧赴欧洲考察乡村运动状况，杨开道任代理主任，张贺宸任执行干事，他们一半的时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课程，一半时间在清河镇负责实验区的实际工作。④ 张鸿钧：《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社会试验区工作》，载《民国图书（第四编）乡村建设建设试验第一、二集》，上海书店1936年版。 稳定阶段，1934—1936年。“廿三年以后，则为继续以前计划循序进行试验时期，工作的方式，自然有许多改变，但原则上前后是毫无二致的”，在这个阶段，“发展进程符合原定目标，各项活动有序推进”。被迫中断阶段，1937—1945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清河实验”被迫中断。恢复重建阶段，1946年。1945年抗战结束，燕京大学在北平复校。1946年，清河试验区恢复，但已没有了“昔日的风采”。
其一，儿童工作。儿童工作在“清河实验”的社会服务工作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关人员对这一内容也极为重视。许仕廉曾指出：“关于儿童部分之工作，向为社会工作计划中所忽略者。清河实验区对此则加以特殊之注意。”据此可以认为，儿童工作是以往乡村建设运动容易忽视的内容，而且很少将儿童工作纳入到工作计划当中。“清河实验”对于儿童工作主要是依托儿童俱乐部，实行会员制。最初设置为40名左右的会员名额，6—14岁的男女儿童皆可入会。在最初6个多月的培养、实践过程当中是不区分年龄和性别的，主要以团体工作、儿童工作为主要技巧开展活动，但由于这样一种无差别的工作方法，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活动效果不佳。因此，“清河实验”的儿童工作开始进行有效反思，根据年龄与其他必要因素，对年龄稍长者，快达到入学年龄者、较幼者施以不同的工作内容，包括幼稚园、幼女班、儿童会等。
再次是组织结构和工作原则。“清河实验区”隶属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人员均由社会学系委派，实验计划、规则等内容则与本地人商量后规定。最初，实验区执行的是委员会制，燕京大学委派执行委员会进行管理，主任、会计、股长各一人，并组成执行委员会。股长下分设三到五人不等的股员。执行委员会由主任召集召开，决议实验区的大政方针及工作方法。执行委员会负责实验区的日常工作安排。为了更好的集思广益，还设立了顾问委员会，主要由当地士绅、商人、热心人士等组成，顾问委员会下设合作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研究委员会。为了保证各组织的有效性，还规定了会议召开的频率，如区务会议每月召开一次，顾问委员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1931年改为主任制，选派一名主任负责实验区的全部管理工作，第一任主任由张鸿钧担任，其下分设农村经济股、公共卫生股、农村社会服务股、农村社会调查股等四股，各股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① 杨骏昌：《清河合作》，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毕业论文。 农村经济股主要负责小规模工业、信托合作社、小规模借贷、猪鸡养育及其他农业发展工作。公共卫生股主要负责筹设医院、接生妇、公共卫生教育、学校卫生课程等内容。农村社会服务股主要负责妇女部、幼稚园、图书馆、母亲会、旅行、参观等内容。农村社会调查股主要负责普通调查、青苗会、人口调查、农村诉讼、学校调查和日用品统计等内容。
其三，教育工作。清河地区主要有40个村子，共有三十几所正式教育机关，其中包括1个完全小学和16个初级小学，其余则为私塾。而且，“清河社区的农民和全国所有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想法是一致的，总希望儿辈能够改行变业，图个远大的前程，这是驱使他们送儿子入私塾念书的主要动力”。但是村中入学儿童比例还是很少，据10村人口调查，10村人口中曾受相当教育者为1341人，只占人口总数24%；在上过学的人当中，98.1%的是男性，1.9%的是女性。这1341人中，88.5%曾入过私塾，10.6%入过初小，10村中曾受高小或者中学教育者比例都较低，均不超过6人，不高于0.5%。为改善小学与私塾现状，并使知识分子了解清河实验区的工作，成立了小学教师讨论班。参加者是全区内学校的十分之三以及本地领袖。演讲和讨论的题目包括小学教授法、小学管理法、小学娱乐、小学师资之预备、学校卫生、家庭手工业、农业改良、毛织工业等。② 彭秀良：《农村社区工作的拓展：燕京大学的清河实验》，《中国社会工作》2010年第4期。
（三）农村卫生工作
良好的卫生环境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亦是农村社会建设过程当中必须重视和关注的工作。农村卫生工作主要由“清河实验”卫生股来负责。“清河实验区”与协和医院公共卫生部合作，开展当地的卫生计划，技术方面、医生派遣部分由协和医院公共卫生部负责，社会学系则负责提供经费。该地设有由专门照管人员看护的药房，医生每周定期看病，还有专门的卫生工作人员讲演普通卫生知识。“清河实验”工作初期，成立了负责助产工作的宛平五区卫生事务所，主要负责救助收生、训练该地之产婆、传授该地妇女生产必要的知识。随着组织的扩充完善，工作量加大，在实验区区务会议的决定下正式设立卫生股，在实验区建立医院，卫生股主要由总务组、保健组、防疫统计组、环境卫生组、卫生教育组、医务组组成。与此同时，卫生股还经常从事一些卫生教育工作、卫生宣传工作，并实行游行讲师制度，积极进行“入户式”访问，宣讲农村卫生知识，并发放相应书籍、宣传单。另外，卫生股也曾与商会、东北军第七旅、公安分局、本镇小学以及当地绅士共同举办卫生运动大会。
联合组患者同样进行常规的检查和护理，并且停止其他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药物的使用，给予患者尼莫地平和氟桂利嗪进行治疗，氟桂利嗪的用药剂量和方式与对照组患者相同，而尼莫地平同样采用口服的方式服用的，但是每天服用三次，每次服用40 mg，连续使用八周。
（四）农村社会调查
“清河实验”的农村社会调查工作主要包括“清河调查”和成立研究股等内容。
1928年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得资助，决定选择在清河镇展开相关社会调查。1928年冬，由杨开道、许仕廉带领师生进驻清河镇，对清河镇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展开了基本调查（即“清河调查”）。1928年至1930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对清河镇展开了一系列的调研，并撰写、发表了不少成果。1930年，“清河实验区”正式创设后，调查研究也没有停止，并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研究股。因此，可以认为，“清河调查”不仅仅是“清河实验”的前期准备，同时也始终伴随着整个实验进程，并且成果显著。比如，《Ching Ho:A Sociological Analysis》《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清河镇人口调查初稿》《清河小学》《清河市集的经济研究》《黄土北店村社会调查》《卢家村》《清河实验区的妇女工作》《清河小本贷款研究》《礼俗调查的尝试——北平清河镇左近四十村》《黄土北店村的研究》等。其中，《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提出了改良清河镇的六点对策：第一，应当积极发展乡村教育；第二，应当设立童子军、职业班等，提升乡村儿童能力；第三，应当设立乡村卫生事务所；第四，应当设立合作市场；第五，应当加强合作，获得相应的支持；第六，应当积极发掘本土领袖。① 许仕廉：《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社会学界》1931年第5期。
另一方面，“清河实验”研究股的工作开展情况。结合史料可知，在“清河调查”之后，实验区有关农村社会调查的工作并未停止，并于1932年正式组建了研究股。并陆续对各村经济状况、人口、集市、乡村组织、商会等内容展开了研究。比如，在各村状况调查方面。为了清河实验区实施工作的有效开展，1932年冬季完成对各村面积、人口、物产、教育、团体、组织等项目的调查工作。在人口研究方面。从1933年开始，对本区内10村的人口展开调查。清河实验区的人口调查得到了当地领袖的支持和当地公安局警察的协同，调查结果具有较高的信度。在乡镇组织调查方面。清河镇有四种组织对该地方有很大的影响：第一是青苗会（主要任务是雇佣人员在春秋两季保护青苗，并对违章人员进行处分，同时，担负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征款，并领率各种公共活动② 黄迪：《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社会学界》1938年第6期。 ）；第二是商会（保护商人免受政府军队及盗贼的骚扰，并担负地方保卫团的经费和地方公益事务）；第三是国民党区分部；第四是农民协会。
将六个沉积物的峰度K的平均值从大到小排列：冰碛物(4.37)、湖泊(1.67)、河流沉积物(1.08)、汉源九襄地区沉积物(1.01)、海洋沉积物(0.97)、黄土(0.87)。根据Folk & Ward(1957)对K的分级规定，黄土峰态相对平坦，然后为海洋沉积物，再是汉源九襄地区沉积物和湖泊沉积物，冰碛物峰度值最高，峰态最尖锐。需要指出的是：汉源九襄沉积物峰态较冰川沉积物平坦，K值相差较大，可能是由于冰川融水搬运作用扰动了原位沉积物的粒度特征，使其峰态降低(见图9)。
五、对“清河实验”的评价
尽管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反思和追溯乡村建设运动，探讨“清河实验”，也在历史细节、历史定位等方面存在一些争议，但总体来说，对于“清河实验”的评价是趋于一致的，即“清河实验”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第一次以社会工作名义展开的专业社会实践活动，尽管存在特定的局限，尽管被迫夭折，但是”清河实验”作为学院派的重要代表，对于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清河实验”的特点
其一是注重社会调查，具有调查先行的特点。“清河实验”的农村社会调查任务主要是由研究股承担，并经过多年的调研、考察，对清河镇的社会状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也为“清河实验”的开展、对策的制定提供了思路和保障。有关史料也反映出，“清河实验”的不少工作、决策的确是建立在“清河调查”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如前文所言，研究股成立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收集资料，并为实验区的规划、设计、发展提供参考。
其二是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强调农村组织化的特点。“清河实验”具有一个较为完备的组织结构，而且，成立以来，工作人员不断完善这一组织结构。“清河实验”实行的是委员会制度，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主导，下派执行委员会执行相关的管理工作。而且委员会主要设置了主任、会计和股长等职务，股长下面有设有3-5名工作人员。执行委员会的召开由主任负责，决议清河实验区的大政方针及工作进行方法。执行委员会负责清河实验区的日常工作安排。为了更好的集思广益，还设立了顾问委员会，主要由当地士绅、商人、热心人士等组成，而且顾问委员会下面还设有合作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研究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1931年，“清河实验”由委员会制度改为主任制，主任负责管理下辖农村经济股、公共卫生股、农村社会服务股、农村社会调查股，各股之间联系密切。
张学东、齐凤曾对社会工作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并比较了“沪东公社”和“清河实验”。他们认为，“沪东公社”开启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先河，但第一次以社会工作名义进行活动的不是“沪东公社”，而是“清河实验”。⑥ 张学东、齐凤：《近代“清河实验”及其“学院派”社会工作风格》，《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他对“清河实验”的时代背景、活动本质、主要特点、历史意义、启示、不足等内容展开了论述。第一，“清河实验”是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大背景和迅疾变迁的社会转型当中由无数仁人志士寻求的重要救国途径。第二，“清河实验”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当中具有“浓墨重彩”的意义，它本质上是我国早期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一次创新实践和探索。第三，“清河实验”具有系统化、专业性强的特点。第四，“清河实验”具有多重意义，它不但推动了清河地区的发展，而且促进了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还推动了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第五，“清河实验”对于当前社会工作的启示主要是加强资源整合、社区增能。第六，“清河实验”的不足主要是没有触及到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问题”，它只是为了实验住在近代都市内的一帮学者的一套理想，本质上是为了实验而实验。
粒径dp = 0.5 mm时混合物流速和爬坡高度不同，泥浆流经爬坡管段后截面垂直中心线上颗粒的体积分数见图6和图7。
其四是具有学院派的特点。“清河实验”异于同时期轰轰烈烈开展的其他乡村建设运动，它是由燕京大学开办，属于乡村建设的“学院派”。“学院派”在中国社会工作早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本土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便以“学院派”为代表在农村社区工作领域开始实践。“清河实验”的开展充分调动燕京大学师生的参与，依托于燕京大学高校的智力资源，按照教育-研究-服务的模式推进。这种模式下的农村社区工作规模和实践范围有限，但能够管中窥豹，把农村社区的相关理论和技术与实践工作相结合，形成双向互动。农村试验的最终目的诚然亦是希望能够达至改造农村社会的目的，但“清河实验”的意义并不在于直接达至这一宏观目的，而是在试验过程中沁入了了解社会、研究社会的知识分子情怀，主要意义在于将关于农村的理论与农村的社会实践相结合，训练农村社区服务人才，磨练农村社区工作方法。“他们所举办的事业，只求适合现有经济能力．．．．．．要根据本地民俗风化，与实际环境，找出合宜的社会控制技术”，这是“清河实验”在“学院派”模式下开展农村社区工作的优点所在。
综上，中西医学对淋巴瘤患者发热现象的认识，各有其不同的理论体系，对发热的处理手段和选择药物虽然不同，但其中可以看出有很大的趋同性：(1)对于初发淋巴瘤患者，因为肿瘤细胞负荷高引起的发热，西医学以化疗为主要手段；中医学以清热解毒、甚至“以毒攻毒”为主要手段。(2)对于淋巴瘤患者因感染因素引起的发热，如呼吸道病毒感染，西医学以解热镇痛类药物及抗组胺类药物为主；中医学以解表药物为主。而细菌感染引起的发热，西医学以抗生素治疗为主；而中医学以清热类药为主。(3)对于免疫因素介导的发热，西医学以糖皮质激素治疗为主，中医学以补益类药物治疗为主。
（二）“清河实验”的不足
其一，“清河实验”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组成部分，患有乡村建设运动同样的通病。乡村建设运动作为社会改良运动的一种途径，其主要在于通过对农村落后现状及其问题的了解，采取相应的对策，其前提是不触动社会的基本结构，对农民生活方式进行改造，从而达到形塑中国农村社会的目的。乡村建设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探索中国出路的一种途径。其局限性在于其保守性和改良性，乡村建设运动受到了人才、经费、环境、时间等方面的制约，众多乡村建设运动在实施过程中依附于政府，甚至是乡村不动。而一些乡村建设运动在开展的过程中逐渐脱离最初的目的，成为为了维持乡建机构而开展的运动。“清河实验”在开展的过程中，也存在这方面的局限。
其二，实验效果存在局限。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问题种类繁多，原因各有不同，影响因素众多。杨开道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很多时候无法实现突破和创新。有外国学者认为，当地村民的积极性不高导致整个实验无法进行。也有学者提到，“工作人员若给农民解释，他便礼貌性地点头，可到做的时候他就不见了。”因此，由于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清河实验”最终没有达到终极目标。
其三，学院派的固有不足。燕京大学的“清河实验”大量借鉴了西方的理论和技术，比如，杨开道对农村社会的理论观点，大多来自对西方农村社会理论的学习，在“清河实验”的实践中也有大量体现。
六、“重返清河”：一个社会治理思想的归纳
“重返清河”有两层含义：其一，重返即是重访、回访和再研究，即通过回访、再研究的方法对“清河实验”的变迁展开研究；其二，重返有重回、重走的意思，重点强调“清河实验”对当前的社会治理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需要及时梳理和回顾“清河实验”当中的经验、启示。换言之，“‘清河实验’中蕴含着诸多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当前的社会发展而言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是当代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① 萧子扬：《新乡贤：后乡土中国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知觉表征》，《农业经济》2018年第1期。
第一层“重返”。笔者曾运用人类学的回访、再研究传统，对清河镇（今北京海淀区清河街道）进行了数次“重返清河”的田野调查，目的在于感知清河镇的沧桑巨变和“清河实验”的历史遗迹。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认为，“回访（再研究）”是指民族志研究者采用参与观察的方式对处于特定时空的对象进行研究，并将现在的与前人（自己本人或其他人）早期在同一地点所做的研究进行比较。② 黄娟：《反思回访与再研究：历史、场景与理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它具有四点价值：其一，延续先前研究，保持学术生命；其二，先行研究成为再研究的起点；其三，进行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其四，有利于考察文化变迁。③ 兰林友：《人类学再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第二层“重返”要求我们应当将视野重新回到“清河实验”，及时回顾该段历史，吸收、借鉴“清河实验”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社会治理”概念的界定，学界尚未形成一个共识。目前大部分学者主要从政治动员、实用主义、合作治理等角度对社会治理进行论述和分类。④ 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治理是一种协调性的社会行动，这一行动要求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等主体应当相互协作、共同合作，用“法”、“理”、“情”等三种社会控制方式对社会问题加以解决，进而协调、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实现社会和谐，激发社会活力。⑤ 李培林：《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求是》2017年第4期。 而回顾“清河实验”可知，该实验曾经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道路和乡村发展模式，在该时期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取到了一定的效果。因此，如何把握住“清河实验”的社会治理理念，并将其与当下的社会问题相结合，是当前参与社会治理进程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补的一课”。总之，“清河实验”的社会治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魔方学习是结合学校的拓展性课程进行的，平均一星期一次，但是学生对魔方的主动探究与学习不局限于这一节课。凭着对魔方的兴趣，他们一有空余时间，就独自一人或者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研究，使得本次任务性学习能顺利进行。
（一）“调查为纲，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理念
“清河实验”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其中，“清河调查”就是典型代表。而且，在整个社会实验的过程当中，都始终强调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并充分利用社会学、社会工作等相关知识对清河地区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清河实验”体现了“调查为纲，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理念，这对于当前的社会建设、社区发展而言具有重要启示。
近年来，社会建设、社区治理是我国始终关注的重点，但是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实施的过程当中，有不少地方政府没有因地制宜结合本地情况，没有很好地做好前期的调查工作，导致在政策制定的初期存在一些出入，导致整个工作进程遇到挫折、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⑥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这一论断和“清河实验”“调查为纲，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因此，这启示我们，不管是乡村振兴还是城市发展，我们都应当认识到调查研究工作对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重要性，必须做好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必须深入到本地区，必须努力了解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对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风貌等内容都应该做一个详细而扎实的调查，也应当通过调查清楚了解和探究该地区发展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并结合调查情况，制定相应的解决办法、优化措施。
总之，我们应当借鉴“清河实验”的“调查为纲，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思想，积极调研我国社会治理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调研情况，提出相应的整改方案。各级政府在积极推行和落实有关政策的时候，应当理性、客观地思考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尊重本地区的客观发展规律，并作出科学决策。因此，要清楚认识到，以调查为前提的社会治理才是科学的，而且，只有这样的社会治理才能够真正实现目标，获得实际效果。
人工智能技术涉及的领域如此之广，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不法分子利用诊断系统，使计算机对虚假的症状信息进行深度学习，进而实施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犯罪意图。又如，恐怖分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恐怖活动。诸如此类的高新技术犯罪必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进而危及到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毕竟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宽广。
（二）“社会组织化，提升自组织能力”的社会治理思想
杨开道认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和根本出路在于提升农民的自组织能力。”①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商务出版社2015年版。 因此，“清河实验”十分强调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提升自组织能力。而且，许仕廉曾提到，“若能有相当的领袖而又不断的努力，则清河必能成为一个模范村镇。”② 许仕廉：《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社会学界》1931年第5期。 这一论断旨在强调，充分挖掘本地人才、本地领袖可以促进清河地区的发展，也是促使清河镇发展成为模范村镇的必然途径和重要渠道。因此，如何积极借鉴“清河实验”的这一社会治理思想，是推动当前我国乡村振兴、社区建设的重要方式。而从我国国家的社会治理发展的路径、进程来看，也和这一理念契合。我们国家以前重点强调的是“社会管理”，而如今开始强调的是“社会治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这一转变，事实上就是要求我们要改变以往“由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③ 李培林：《社会治理与社会体制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在这一过程当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是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换言之，注重人们的社会知觉能力、社会自觉力量的培养，推动当地农民自组织能力的提升。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和重视的问题。2017年10月，“乡村振兴战略”提出；2018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依旧是以农业发展为主题的，标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该文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强调发挥“亿万农民的创造精神”。④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正如“清河实验”给我们的启示那样，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必须激活他们的社会知觉能力，激活他们的主体意识，毕竟他们才是农村的主体。因此，社会工作在介入乡村治理、农村建设、农业振兴的过程当中，应当清楚自身角色，重点在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培养当地村民的工作热情，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应当强化农村自组织的建设，提升农民的责任意识，促进他们自身的自组织能力的提升。
管理制度的落后，管理部门的不健全，在这双重的缺失之下，管理者对自己的管理职责不清楚，互相推诿。这就会直接导致一个问题，几个部门会下发多个管理政策和文件，重复的文件会让工作的效率大大减弱，也让改革的步伐很难加快。
前文不避琐赘，对清初传记散文中遗民形象书写的道德范式做四个方面的梳理，然尚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亦需做出系统的解释，即这些传记散文中遗民道德范式的实现途径。兹试作粗略之解如下。
（三）“整合支持网络，调动社会资源”的社会治理思想
“清河实验”非常强调整合社会支持网络，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结合史料可知，“清河实验”的支持力量不仅包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外在力量，进而促进社会工作的推进。可以认为，“清河实验”在工作进程、经费来源等方面均尝试过与其他社会力量合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第一，实验区曾长期和燕京大学其他院系、北平公安局等合作。第二，“清河实验”虽然是以社会学者的立场来参加乡村建设工作的，但是乡村建设的每一个部门，无论是教育卫生、合作农业或者其他的某一项，都需要专门学者参与工作，都需要专门机关加以协助。第三，许仕廉曾提到：“党务委员会应当自动与本地人民合作，特别与商会合作，以修筑道路沟渠……倘能补助清河人民之社会生活及宗教，回教徒也容易合作。”第四，“清河实验”的经费来源也主要是采取合作的方式，以此来整合支持网络，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清河实验”初期的经费主要靠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后期开始主要是靠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实验区收入和热心人士的资助等。总之，“清河实验”非常重视利用多种渠道调动社会资源，充分挖掘本地的社会支持网络。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各级政府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是在工作落实过程当中也面临着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社会支持网络不够等问题。① 萧子扬：《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乡贤研究：一项文献综述》，《世界农业》2018年第12期。 而结合“清河实验”的发展历程来看，整合社会资源，提升社会支持力度对于乡村建设和发展而言具有基础性地位，是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支点。结合当前社会治理情况、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情况来看，由于中国农村发展不充分、自然资源条件差异较大等原因，导致我国农村普遍面临着资源紧缺、内生力量、支持网络不足等问题。因此，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应当积极思考和探索农村发展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整合道路，充分利用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为农村社会治理服务。
（四）“专家参与治理，培育本土人才”的社会治理思想
“清河实验”具有“专家参与治理”的特点。“清河实验”是学院派的典型代表，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发起、创建的，依托于燕京大学高校的智力资源，按照教育、研究、服务的模式推进，在不少方面取得了实际效果。有学者认为，“清河实验”是我国第一次以社会工作的名义从事的专业服务活动，它使得具有较高素养的“专家”成为乡村发展的代理人，以知识干预的形式促进当地的社会建设。具体而言，主持和参与实验的主要是燕京大学知名教授、专家，比如杨开道、许仕廉、张光录、余协中、万树庸等人。可以认为，“清河实验”从创设之日起，就采用了“学院式”、“专家参与式治理”的方式进行乡村建设，而且，结合具体的落实情况来看，由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专家学者有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他们能够很好地对清河地区的现状、问题进行把脉，进而使得清河镇迅速发展，并成为模范乡镇。
近年来，不少高校社会工作、社会学专业教授纷纷开展相应的社会实验，如清华大学李强主持的“新清河实验”、清华大学罗家德主持的“大栅栏实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团主持的“太仓实验”、中山大学张和清主持的“广东社工双百计划”、江西财经大学的“万载模式”等，② 陈涛、徐其龙：《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模式研究——以北京市Z村为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而且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对于社会治理、社会建设而言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结合我国社会治理的推进程度，我们应当积极吸收和借鉴“清河实验”的有效经验，将“专家参与治理”的模式引入到当前中国农村社区治理当中来，并积极推动本地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能够进入到社区当中，根据社区的发展情况进行“诊断”。③ 萧子扬、彭秀良：《自觉和内省：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未来转向——纪念“马甸会议”召开30周年》，《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3期。 同时，还应当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充分挖掘本地领袖和人才，培育本地社会工作者（“原住社工”），④ 萧子扬：《培育“原住社工”增强“基层自生力”》，《中国社会报》2017年1月23日。 提升农村发展的基层自生力。
智能节点接收到检测模块采集的数据后与节点内存储的值相比较，数据异常会自动发送命令至控制模块，例如在温室大棚中，控制模块控制排风扇、加热器、遮阳网电机、喷淋设备、CO2发生器等设备进行空气温湿度、光照和土壤温湿度的调节，同时上发至监控终端指示环境参数和设备工作状态。
Re-study on the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 of“Qinghe Experimen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XIAO ZiYang1， MA EnZe2， SHI Zhen3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193，China；2.CPC Tongzhou District Party School，Beijing 101100，China；3.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Hohhot 010119，China）
Abstract: The“Qinghe Experiment”is the first social practice activity in the name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 China.It is also an important exploration by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promote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gricultural revitalization，and formed an effective social governance road．The current surge in rural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have entered a critical period．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Qinghe Experiment”in a timely manner，and summarize and learn from the social governance ideas．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general situation，content，characteristics，deficiencies and social governance of the “Qinghe Experiment”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this“unavoidable history”to inspire the curr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social governance；rural revitalization；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Qinghe Experiment；social work
[作者简介] 萧子扬，男，江西兴国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发展研究）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马恩泽，女，山东临沂人，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党校干部，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工作；石震（通讯作者），男，河北邯郸人，内蒙古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19）02-0070-12
（责任编辑：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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