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与稳定的政治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通货膨胀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潘天顺 译
（原载〔美〕《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1994年1月号）
一、前言
在发展中国家，关于通货膨胀传统的文献着重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三个主要决定因素上：（a）货币创造；（b）财政不平衡和；（c ）成本推进因素。头两个因素已被货币主义信念的著作者们强调了，在50和60年代期间，发展的结构主义理论中，成本因素起了关键的作用。
然而，对通货膨胀和稳定的更新近的分析，他们的注意力已从通货膨胀传统的直接经济的原因（比如货币创造）转向通货膨胀压力的政治的与制度的决定因素上面。这种新的文献，已作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而广为人知，它建立在公众选择的理论和对策理论的某些重要的见解上面，试图说明某些政府为何决定维持巨额财政赤字，大大地依赖于通货膨胀征税上。典型地，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新近的方面潮流已着重在政治的不稳定性、声誉和政治的轮转的作用上面。
虽然，对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新见解，这种新的文献有两个局限性：首先，直到最近，多数这类方面的贡献，其最重要的含义只是理论上的，没有提供经验性检验；其次，重点几乎无例外地放在工业化各国，而忽视了发展中各国。本文在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有选择地讨论这种新的文献对决策的某些最重要的见解。我想强调这种方法对分析通货膨胀的政策含义，并讨论有关此题目的某些有限的经验性结果。本文组成如下：第二部分论述在决定货币铸造权上政治不稳定性的作用和跨越各国的对用通货膨胀筹资的依赖；第三部分着重于在通货膨胀经验中及在稳定理论中可信性的作用上。这里我提供了对“外部的机构”，包括如象IMF的多边机构， 在反通货膨胀调整方案实施中的作用的讨论；第四部分，我集中讨论了关于政治事务和预算周期的文献，并且提供了智利的某些经验性结果；第五部分论述成功的贬值和稳定方案的政治方面；最后，第六部分包含若干结论性的要点和对未来研究的一些建议。
Ⅱ.货币铸造权、通货膨胀和政治的不稳定
当对有关税收、开支和货币扩张要作出决策时，许多作者最近假设，决策者战略性地行动，把他们自身的政治的与意识形态的目标考虑进去。这种方法大大地远离了传统的观点，传统的观点是把政策行动看成是完全地外生的，或是由那些由仁慈的独裁者来从事的，这位独裁者试图使社会福利的当前的价值最大化。事实上，这种战略方法的最重要的含义，是政策成了依赖于该国经济政治和制度特点的内生变量。
对决策的积极方法，源于传统的理论无能力来经验地解释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别是，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行为的分析，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些分析与最优的税收理论的含义不相一致。
A.卡基尔曼.S.爱德华兹和G.塔贝里尼， 新近已发展并检验了一种战略的政府行为和通货膨胀的模型。他们的分析是以通货膨胀是征税的极低效的形式的看法为基础的。在其模型中，一种低效征税制度（即：一种便于逃避税收和倚靠通货膨胀征税的制度），起着作为是政府的岁入收集能力的约束因素。然而，这种约束可能会被那些不同意现政府所追求的目标的人所欢迎。特别是，一个政府由于生怕一种更为有效的征税工具，在将来会被其政治对手用来实行现存政府不喜爱的开支计划，而故意地决定不去改革税制，战略行为的这种类型，在那些有较不稳定的政治制度的因素中更有可能，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的执政党在下一段期间不再当政的可能性是高的。因而，在古基尔曼等人的模型中，政治的不稳定是直接与如货币铸造权和交易税等低效的征税有联系的。
古基尔曼等人，用通过估算如下形式：S＝f（x.p ）的方程式的数据来对照他们的模型。这里， S＝通过货币铸造权收集的总收入的部分；X＝衡量现有征税基础的变量的向量（如制造业、 矿业和农业部门的规模，进出口的规模，人均收入等等）；而P ＝衡量政治不稳定和或该国两极分化的政治变量的向量。在这模型的经验性的运用中，古基尔曼等人运用一种估算的跨国概率单位方程式，以便计算政治不稳定的指数，作为在一定年份里，某特定国家政府变动的概率。这一方程式针对政治变量（暴乱、镇压等）经济变量（消费增长、通货膨胀、人均收入）和制度变量。回归了实际的政府变动的例证。
在政治不稳定指数之外，古基尔曼等人，（在他们的回归分析中包括了如下的结构性经济变量：（a）GDP中的农业份额。其符号是正的，因为对农业征税是相对地代价高的。因此，拥有大的农业部门的各国政府，将会倾向于更严重地依赖于诸如货币铸造权和贸易税这类低管理费用的征税。（b）矿业和制造业占GDP中的份额。它的符号预期是负的，也由于成本影响的原因；（c）GDP中外贸的比重。其符号预期是正的，因为在一个开放型经济中，是易于对国际贸易征税的；（d）人均GDP，其符号预期是负的。越先进的国家越有能力实施更复杂和有效的征税制度，从而，将倾向于不那么严重依赖易于收集高度扭曲的税收，如贸易税；而（e）城市化比率，其符号预期为负，因为， 征收城市人口的税收比之向农村人口征税相对容易。
一个包括58个发展中国家的标本，古基尔曼等人，从货币铸造权对政治不稳定与其它结构的变量的工具变量回归（括号内的e —统计）得到了如下的结果：
货币铸造权＝－0.0541+0.0021农业占GDP的份额－0.0278开放性
（－1.591）（3.500） （1.390）
－0.46 E－5人均GDP+0.0016城市化
（17.692） （3.200）
+0.3220政治不稳定指数 R[2]＝0.409 SE＝0.052
（3.067）
这些结果是极有启发性的。这个回归说明了货币铸造权的跨国变异性的高百分比，而且，所有的变量都有着预期的符号。更重要的，政治不稳定指数的系数是极为显著的。当把国家集团扩大到包括工业化国家在内，其结果与这里所教导的是相似的。总的来说，古基尔曼等人的这些结果，对政治的变量，即使在控制了其他的结构的变量下，在解释长期跨国通货膨胀的差异起着重要作用的假设，提供了某种初步的支持。然而，经验性分析的这种类型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涉及到寻找政治不稳定的合适的指数。政治不稳定的最传统的指标——观察到的或估计的政府变动频率——有一系列缺点，包括这种事实，它不能在同一政党内的政府变更和那些意味着把权力转移到根本地反对党手中的政府变更之间，进行区别。实际上，使用所观察到的政府变动频率，导致了宁可说是难以置信的结果，意大利是由古基尔曼等人所考虑到的79个国家中最“不稳定”的国家。
在新近的一篇论文中，G.塔贝里尼和我用了确定某种新的 （而且改善了的）政治不稳定的指数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把它称为权力转移的指数。该指数是用政治领导权从执政党（或在非民主体制下的集团）夺权而转到反对党手中的变化，来衡量政治制度的不稳定。在构造这个指数时，我们把权力的转移解释为某种情势，即执政党（或独裁者）控制政府权力的一次中断。更特殊地，在总统制下，如果一个新的政府由先前地处于反对党的人担任行政首脑，权力的转移就会出现。在议会制度下，当一层新的政府由先前居于反对地位的政党来担任首脑，或在联合政府中由于占优势的政党移向成为反对派而使联盟起重大的变化，权力的转移，就被记载下来了。然而，政府政党联盟的微小变化就不记载下来了，政府的首脑改变，即使如果新的首脑属于一个不同于正要下台的首相的政党，若该联盟仍基本上不变，也不作为权力的转移来记载。最后，在一党制度的情况下，即在独裁制或君主制情况下，权力的转移只有在如果国家的首脑被迫变动时才发生。由一位要下台的独裁者指定的继任者（如70年代期间在巴西）也不作为权力的转移来记载。
利用这一政治不稳定的新指数，塔贝里尼和我估计了一组跨国回归，试图说明随着通货膨胀征税而来的岁入的跨国差异。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76个国家的数据组。我们得到了以下估算值（t—统计值）。
通货膨胀征税＝－0.065+0.339 E－2农业份额－0.054开放度
（－1.107）（2.970） （0.731）
－0.325 E－5人均GDP+0.216 E－2城市化 （2）
（－0.731）（2.787）
+0.398权力的转移 R[2]＝0.308
（2.417） SE＝0.051
一个特别引人兴趣的问题是，在有暴乱的历史的国家和通过政变实现权力非安排而转移的国家，比民主的政府展示了依赖于通货膨胀筹资的更强的倾向。此问题是由古基尔曼等人用两个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首先，他们把“民主”虚拟变量结合他们的货币铸造权的决定因素的回归分析中；其次，作为一个补充说明的变量，他们包括了试图政变的频率。够有趣的，他们发现该政变变量具有一个正的和显著的系数，具有比正常的政权转移估算超过一个小数点。同样，他们发现这个虚拟的“民主”有个显著的负系数，这表明，在其它事情既定下，民主的政府有不那么严重倚赖通货膨胀筹资的倾向。上面讨论过的结果，提供了重要的新的经验性证据，支持了这种观点，即在控制了结构性因素之后，那些具有较不稳定的政治制度的国家，有着更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征税的倾向。从广泛的政策观点来看，这些发现的主要含义是，创造（和改革）政治制度，会加强民主且减轻政治不稳定，这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议事日程中应当有重要的优先权。这些措施不只对世界的政治景观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也会影响通货膨胀，从而，还会影响较穷国家公民的福利。
Ⅲ.消耗战、可信性、外部“强制者”和通货膨胀
在通货膨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许多新的发展已经正式地应用了对策理论，来描述不同的行动者在决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本节前在简要评论有关可信性和通货膨胀的理论性文献的一些最重要的特性，把特殊的重点放在稳定计划方案上。
一般说来，宏观经济决策的新近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强调了通货膨胀与稳定两者的分配的影响。按这一观点，政治冲突的存在刺激了通货膨胀的过程。通过此机制出现了以下情况：社会中的不同集团，（包括不同的政党，不同意强制实行的那种税制。这种冲突限制着政府收集岁入的能力，导致了严重地倚赖通货膨胀征税的低效率税制。
这种理论不只说明通货膨胀的来源，而且也提供了关于稳定的时间的见解。稳定价格水平意味着改变现状。这种变化的类型对实现稳定所需要的财政调整负担的分摊，能在政治集团之间产生新的争吵。按此观点，这些政治论战会采取“消耗战”的形式，在此期间，所有的争斗团体等待着其中之一最终会放弃已见。首先，“濒临边缘”的集团被迫承受该调整的不成比例的负担。这种“消耗战”造成了稳定的延后。这些模型特别引人兴趣的特征是，这种延后是经争斗集团之间对阻止通货膨胀压力所需的调整政策的总型式，有了一般的同意的情势下发生的。当然，延迟稳定通常地将增大调整的努力，从而加剧了政治的冲突。立足在消耗战见解基础上的现有理论模型，在以下的意义上也过于一般，他们未能详细说明精确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争斗能最终解决。
是什么使争斗者之一撤退呢？为什么在某一点上，人们就能察觉到等待的代价超过了益处呢？政治磋商的作用是什么？第三党派调解能否帮助使冲突迅速结束？在理论的水平上说清这些问题远远超过本文的范围，但是，在这一领域新的研究中，应当确实将它们放在高度优先的地位上。
略有差异，但不矛盾，是把研究通货膨胀和稳定的关系立足于制度和可信性的作用上。在合理预期的革命之后，许多作者强调了在稳定事件上预期的重要性。他们中的有些人，最有名的是，T.萨金特结论说，为了制止任何通货膨胀过程，必须要有一个货币和财政制度的“可信赖”的变化，当一种稳定是不能令人可信时，（那就是，稳定方案不可能预期取得意想的结果）调整的成本会逐步升级，而且成功的稳定的可能性就减低了。
这种观点自然会导致人们在稳定过程中去寻找减轻并影响预期的方法。“政策宣布”的作用被作为影响通货膨胀预期的可能手段来分析的。然而，在这方面，它强调了为了使这些宣布能令人信服，并从而能实际地影响预期，政府自身能事先保证要进行一定的行动，这是必要的。当然，这会证明要做到它是困难的，因为，情况往往是社会缺乏一国政府使自身保证使人信赖的要求的制度的安排。就这方面说，许多作者业已讨论了如何选择制度的安排，比如固定汇率和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提供这种预先承担义务的技术，以帮助政府缚紧他们自己的手。
在可信性辩论中，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论证理由的思路，是把声誉的作用看成是预先承担义务的替代物。按照这一方法，一国政府要维持其声誉的想望（或甚至，可能地来改善其声誉的想望），给政府提供有约束力的一组政策选择。有些作者最近认为预期可以被协调。同时，可信性可以确立起来，如果它为外界的机构所支持，比如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的支持和50年代后的IMF的支持，理由是， 依靠外界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印章”给与一项稳定计划，外界的机构会增强此计划的信心。原则上，这种“批准印章”是独立于外界机构所能提供的资金之外。事实上，外界机构卷入的存在，就给实施稳定计划的政府赋予了某种“承担义务的技术”，它给予了一种保证使这个宣布的计划会真的能充分地实现。
在J.桑塔伊拉和我最近的论文中，我使用了在布雷顿体制时代主要的稳定计划的数据，来检验这一假设，当其他情况已知，具有更不稳定的政治制度的各国，比政治上稳定的国家有更为经常寻求IMF 的帮助的倾向，我们认为既然具有长的政治不稳定历史的国家通常缺乏声誉，且比具有符合宪法的政府转换的历史的政府，从较严重的可信性问题上受到困扰，它们就会有更强烈的愿望来寻求IMF的批准印章， 作为声誉的替代物。48个贬值事件的概率分析对这个看法提供了支持，政治不稳定的每种指数都有着预期的符号，且是统计地显著的。
对关于声誉的文献的重要贡献是由T.珀森和G.塔贝里尼提供的，他们构造了建立在3个中心假设基础上的简易模型：（a）非预期的政策行动破坏了私营经济机构的期望的体系（就是说，导致更高的预期通货膨胀和更高的名义工资）；（b）经济预期的破坏， 对投票者有负的福利影响；（c ）经济的焦点是一套新的政策建议时选举新的政府来减轻破坏的程度（就是说，稳定预期）。按照这一模型，刺激该政府要保持其声誉有重要的政治的方面：政策出其不意的代价是该政府很少可能被重新委任执政。公民们认识到：重新委任一个会创造政策意外的政府意味着在将来有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从而，会降低社会福利。因此，他们很少可能会再委任它。如果他们关心继续执政正如各国政府一直在做，这种“惩罚”会制造刺激不去从事政策意外。
珀森—塔贝里尼的声誉模型产生两个含意，它能够用作某些经验性检验的形式。首先，通货膨胀均衡率越高，公民们对他们所倾向的政党就越不赞成。那是，较两极分化的社会将通过声誉的力量来实行低通货膨胀就有更多的问题。这是因为在高度两极分化的经济中，选民们会高度“忠诚”且很少会转换政党。其次，均衡的通货膨胀率越高就更不可能有这种倾向，即当前执政的政府将会被重新委任。这是因为，如果该政府不稳固，声誉就不会是很有效的。如果政治制度很不稳定，不同的政党更替执政，声誉的约束就会比较小，政府就会与声誉无关而被取代。
在前面部分中讨论过的模型的含意和珀森—塔贝里尼的模型之间有个重要的差异，即是在前者，较高的政治不稳定就与较高的通货膨胀征税有关连，而在后者，较高的不稳定性是与由通货膨胀率或更高货币铸造权的较高岁入有关。上面讨论过的通货膨胀率与权力转移不稳定指数之间的76国数据的简单跨国回归，提供了对珀森·塔贝里尼的声誉模型的含义有一些初步的支持。当变量被定为1972—82年的平均数时，就会得到下列结果（t－统计量在括弧内）：
通货膨胀＝20.71+44.391 权力的转移（3）
（7.492）（14.987） R[2]＝0.321
ⅠY.政府事务周期、政治预算周期和通货膨胀
A.理论的模型
近年来，与选举活动对经济周期和预算周期的关系的许多模型已被开拓出来。这些模型一般地假设，乐观的政府在选举期间在其他期间会不同地认为。环绕选举政府行动的确实本性，基本上取决于该模型的两个关键方面：（a）政府的偏爱和（b）投票者形成他们的（不论是缺乏远见的或合理的）所通过的机制。为组织可选择的政治事务周期模型的分析，有的方式是考虑政府偏爱的两种类型，和两种可选择的期望形成机制。就偏爱来说，政府可以或者被他们唯一关心是想被重新选上的动机或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可能还有明确的思想体系，并试用追求特定的和（不同的）目标。如果政府完全面向得到执政，我们将会看到在朝的政治家们的相似行为，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偏右、偏左或偏中）。另一方面，如果是动机思想体系，政治活动家们将显示出党派性行为，我们将能区分跨越政党的不同经济行动的差别。
就投票者们说，缺乏远见和合理预期之间的区别，会对政治家们是否能重复地利用菲利普斯曲线类型的交替换位给予冲击。本节的其余部分，我对有关政治事务。周期的文献中，某些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提出些简要评论。我没有引伸出新的理论结果的意图，相反，着重点放在这些理论的经验性含义。我还讨论了检验这些理论的不同方法，并从智利的例子提供了某些初步结果。
在经济学文献中，W.诺德豪斯提供了政治事务周期的较早的正式讨论。根据诺德豪斯的看法，在政治家们寻求被重新当选的世事中，通货膨胀（更特定地说货币政策），是服从于与选举竞争密切地联系的周期。在其最初的论文中，该理论假设存在一条可利用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选举前的一段期间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都会向上运动，而在选举之后就会往下降（可能与一次退一起出现）。该方法的一个基本含义是，这种周期的行为对不同政府会有完全相同的倾向，执政党的思想体系则不重要。从经验的观点看，诺尔德豪斯模型，可用下述类型的估计方程式来检验。
这里，Ⅱ是通货膨胀，Ⅴ是决定通货膨胀的其它变量，DEL 是虚拟变量，在选举季度中其值取1.否则是零，u是误差条件，而α、 β和γ则是应估算的参数。被纳入方程（1）DEL的滞后数，将取决于我们所相信的政治家们在怎样接近于选举期时，开始来刺激经济。（1 ）类型的方程已为好些工业化国家（不论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的）所估算。应该注意到，在对总统制的，如美国的许多研究中，只在总统选举中包括虚拟变量。然而，这是这些研究重要的局限性，因为，从政治的观点来看，中期国会选举是极其重要的，常常决定了该政府批准关键立法的能力。下面提出的智利例子的经验性应用中，我明确地把虚拟变量结合到研究中，不论诺德豪斯所建议的政治事务周期行为的类型，是在国会选举及在总统选举期间表现出来的。
在传统政治科学所发展的某些早期重要著作中，D.希布斯假设政治家们是非常党派性的，而且，他们力图进一步引向他们的特定的政治议事日程。这个设想，与诺德豪斯模型极为不同，在诺德豪斯模型中政治家们只是由掌权动机所推动，这意味着政府将不同地行动，取决于他们的政治信念：右翼（左翼）政府比左翼（右翼）政府对通货膨胀、失业有更大的反感，然而，如在诺德豪斯模型中—希布斯的方法假设，经济代理人是缺乏远见的，从而政府能利用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在他们的偏爱差异下，各个政府将在菲利普斯曲线上选择不同的立场，左翼政府会比右翼政府选择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从经验的观点看，希布斯的模型可用估算为下述类型的方程式来检验：
这里，DUMRIGHT是虚拟变量，当右翼政府执政时，它取值1， 否则取值零。
在政治事务周期理论中，最近的发展，已放宽诺德豪斯和希布斯的早期著作中的假设，异用更具有说服力的假设，包括没有可利用的（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来取代之。比如，有些作者假设，投票者们是“有理性的”；但是没有充分的信息，且无能力用精确的方法来找出“决策者”有怎样的“才能”。另一方面，政治家们完全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才能”的水平。一旦无远见的投票者们的假设被不对称的信息所取代，类似诺德豪斯假设的那些结果，对通货膨胀和货币增长（但不是付出的）仍会得到—就是说，通货膨胀和货币增长会在选举前增高起来。在“合理的”政府经济周期模型的这个集团中，事实上仍是决策者将会相似地行动，不论他们的政党为何。当然，这种情况的理由是，这些模型并不考虑党派性政治行为的可能性。虽然；罗果夫的模型原本是按“预算周期”的条件来建立的，它们对通货膨胀和产出仍然有意义。特别是，当一个政府试图发出其“才能”的程度的信号时，我们将会观察到通货膨胀将会比新的政党（或政党的集团）当政的头一个月期间正常的情况更高。不论产出增长会不会表现出选举周期的行为，产出增长将基本取决于有关合同和总合生产的性质的特定假设。
其他作者已放宽政治家的目标功能只是“面向执政”的假设，并假设了各政党有不同的思想意识。比如，A.阿里希娜把巴罗—戈登的框架扩展到两个政党对通货膨胀和失业有不同的偏好（思想意识）情况“右翼”政党对通货膨胀有相对的反感，而“左翼”政党则对失业有相对的反感。在这种框架中，就某些扭曲妨碍产出达到其充分就业水平而论，该政府想达到接近所推想的就业水平，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货膨胀的突然袭击。在观察选举的结果之前，假定私营部门已形成了关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右翼政府执政任期的前半部将会以一次衰退和低通货膨胀为特征；而左翼当政的前半期，在任何阶段均以通货膨胀扩张和高增长为其特征。当然，巴罗—戈登框架的延申的最大吸引力是，它把带有很确定的思想意识的党派性政府的作用带进了这幅图景之中。这些模型的经验的结果是，在解释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结果中，政治的两极分化起着关键的作用。
表1 中包含了政治事务周期（包括把其作为对政治与通货膨胀行为之间的经验的预测）的4个最重要模型的总括。 本节所报导的经验性分析，它遵循了围绕这4种政治事务周期方法来再三考虑。
表1政治事务周期的几种模型：综合的
基本的政治菲利普斯曲线政府只
所有的政府相似的行为,通货膨
事务周期 关心重新当选,代理
胀(和产出)将在(总统)选举前
（诺德豪斯)
人有无远见的期望 的期间增长,且在选举后降低
思想意识 各政党有强烈的思想
来自不同政党的政府有不同的行
决策者意识且希望追求达到
为,在政府当政期间此差别持续
（希布斯) 其计划经济代替人有
存在;
无远见的期望.左翼
左翼政府会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政党对失业有强烈的
的倾向.
反感而右翼政党则对
通货膨胀不满
合理的政 短期通货膨胀—产出
所有的政府行为都相似,在(总
治事务周 对消; 代理人有合理
统)选举之后,货币增长且财政
期( 罗果 的期望有选举预期有
扩增(但产出不必定增长); 选
夫与西伯 最佳成果的政党; 政
举后产出和通货膨胀增长高于"
特)
治家们只关心政府的
正常"水平
重新当选
合理的思 短期的产出—通货膨
左翼政府展示出较高通货膨胀的
想意识决 对消; 合理的期望,
偏向在左 (右) 翼政府执政的开
策者( 阿 各政党有强烈的思想
始时,产出高于 (或低于) 自然
里西娜) 意识; 左翼政党对失
的水平.
业不满,右翼政党则
对通货膨胀有反感
资料来源：W.诺德豪斯，“政治事务周期”《经济统计评论》42卷NO.2（1975年4月）、109—90页；D.希布斯“政党和宏观经济政策”，美国政治科学评论71卷NO.4（1977年12月）1467—87页；K.罗果夫和西伯特“选举和宏观经济政策周期”《经济研究评论》55卷NO.1（1988年1月）1—16页和A.阿里希娜“作为重复游戏的两党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学杂志季刊》102卷NO.3（1987年8月）651—78页， 和“已工业化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周期“经济政策82”（1989年4月），55—98页。
这些文献大都限于两党的情况且集中于发达国家的经历。然而，如柏森和塔贝里尼曾论述过的，原则上，有可能把这些模型中的大多数扩展到多党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的经验性分析，我作了更细致的区分，如“中间派的”政府的存在。
β.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事务周期：智利的例子。
对任何一位熟悉智利经济史的人来说，对于宣称该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是与选举周期有联系的，是完全不会感到惊奇的。然而，问题不在于政治和宏观经济政策与这个国家有联系，而在于这种关系的性质和程度究竟是什么？
宏观管理差异会不会贯穿在有不同思想意识的政府任期内？或所有政府是否同等地机会主义的在选举前展示同样的行为权利？我在本小节使用了一组宏观经济时间数列的数据，来研究上面讨论过的政治事务周期的基本模型，对智利通货膨胀的情况是适用的。
前一节讨论过的模型的有用性的主要含义，可以用对通货膨胀、货币创造和产出增长数列，用估算时间系列回归来加以评价。作为例子请端详下面的方程式：
这里，使用了下列记号：x[,t]＝代表通货膨胀、货币创造、货币基础增长或产出增长的一般变量；
DUMPOL＝掌握执政政府的政治喜爱倾向的虚拟变量，如果政府是右翼它取负1的值；如果政府是中间派取值为0，政府为左翼取值1；
DUPRES＝在总统大选前，虚拟变量取值1；
DUPAR＝在国会或议会选举前取值1的虚拟变量；
ELA＝在总统大选后一季度取值1和否则是0 值的虚拟变量就是ELAt＝DUPRES[,t+2]；
HALFR1＝在右翼当政的前半期取值1的虚拟变量
HALFCE＝在中间派政府 HALFLE＝在左翼政府
Yi＝χ的其他决定因素；
ω[,t]＝具有标准性质的误差条件
αβγδεδψ是应当估算的参数。
上面讨论过的四个基本的政治事务周期模型的根本含义，已被套入这个方程式，允许我们直接地和正式地来比较几个可供选择的模型的有用性，同时作为研究这些基本方法的某些结合，会不会更合适些。更特殊地说，这些不同的模型将有下列含义：
1、诺德豪斯的政治事务周期，在此场合，当X是指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时，我们可预期ε＝O；β＝σ＝γ＝δ1＝δ2＝δ3＝ο。 那就是，按照诺德豪斯的模型，所有政府都相似地行为，在总统大选前期间扩张经济。2、 希布斯的思想意识的决策者模型 在其最简单和最严格的说法下，该模型对所有这里考虑的4个宏观变量（货币增长、 货币基础创造、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预测β＞ο θ＝σ＝γ＝δ1＝δ2＝δ3＝ο。
这一经验性模型的一个引人入胜的延申是，假设在由β所表示的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决策者之间，在行为上会有持久的差异之外，在其选举前的行为上也有差异，而更加倾向左翼的政党，在选举前，则有更扩大其行为差异的倾向。希布斯一诺德豪斯模型的含义将是Ψ＞ο；ε＞c；σ＞ο；δ1＝δ2＝δ3＝ο。
3、合理的政治事务周期 正如我先前讨论中指出的， 这类模型对货币供应所作出的预测非常类似诺德豪斯模型，（例外的是，在合理的政治事务周期模型下，周期的持续期间则要短些）。然而，在“理性的”投票者们下，我们不应认为，在产出上也会有这样的周期反应。因而，当x是指货币增长上的通货膨胀时，我们可预期DOPRES＞0，对产出增长我们将预期这个系数为0。此外，K.罗果夫和A.西伯特所构建的模型暗示了，在总统大选后期间，我们会看到通货膨胀（还可能有产出）的大幅度上升。
4、合理的思想意识决策者 按照模型的这个派别， 政治家们会有思想意识的导向，投票者们有合理的期望。如上面所说明的，这时我们会在既定政府的任期的前半期和后半期中预期看到不同的行为，左翼政府会比其他政府在其任期的前一半中会展示出更高的通货膨胀。从方程（3）来看， 我们会预期看到像在希布斯模型中那种同样的参数符号，产出增长除外， 对此我们预期δ1＜δ2＜δ3≠ο和β＝ε＝δ＝γ＝ο。
从事对先进国家情况的先前研究，有估计我们的一般方程（3 ）部分看法的倾向，没有把这些不同的假设实际上都套入。这就提出两个问题，首先，由于没有套入不同的模型，确实不可能在它们之中区分出来。其次，由于在一段时间内检验一个孤立的模型的含义，研究人员就有忽视这些上面讨论过的数据会支持把两个或更多的基本理论公式结合在一起的折中主义模型含义的可能性。
方程（3）的变式是估算智利1952—73 年期间通货膨胀的时间数列。是什么使这段时期特别令人感兴趣，那是因为政治主张有极大差别的四个政府更替着执政。既然，在总统制下，议会中期选举是极为重要的，这实际上会决定总统实行他更喜爱的立法的能力，我考虑到了总统和议会选举两者，自然会贯穿整个经验性分析，我都检验了环饶这两种类型的选举，不论其在政府的行为上是否有显著的差异。按照在实施的智利立法所分析的整段期间，下议院的全部议员和参议院的一半参议员每4年重选一次。再者，对议员连选连任在次数上是没有限制的。 另一方面，总统的任期是6年结束而重新当选是被宪法所不许的。表2包含这21年来选举的详细日历日程。图1展示了在此期间通货膨胀率的进展。
三个重要数据问题使把某些防止误解的说明插入这个分析。首先，这个样本只包括3次完全的总统任期。阿连德政府在宪法规定的任期前3年，与军方在1973年9月夺权时，突然宣告结束。 这意味着我所假设的分析，被思想意识推动的政府在执政任期的前半部和后半部期间会不同地行为将受到限制。另外，在检验那个特殊假设时，我将限于研究右翼和中间派的决策者之间在行为上会不会出现差异。在政治事务周期回归的估算中，为了捕捉智利经济的开放性质，美国的通胀率被包括到作为世界通货膨胀的一个代表者被包括在回归自变量内。表3 中报导的结果是十分引人兴趣的。它们表明了，如所预期的，在被研究的时期中，智利的通货膨胀是蒙受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这些结果特别引人入胜的特性是它们并不对政治事务周期的单个模型提供支持；而宁可说，这些回归表明几个特定结合的特性这种较折衷的观点是更为合适的。更特别的是某种思想意识因素，以及选举前效应有着明显的证据。
在包括DUMPOL的任一回归中，其估算的系数显然是正的，这表明当其他因素既定时，正如希布斯的理论所建议的，当我们在政治的光谱中从右向左移动时，一般来说，我们会观察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第二个重要结果是，快要选举前的期间通货膨胀有向上升的倾向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这一选举前效应在总统的和议会两者的选举前都有表现。虽然，DUPRES1从来是不显著的，而DUPRES2的系数在这4个方程式中的3个其显著性为10%，DUPAR1的系数在这些回归中的2个，其显著性为10% 水平。而DUPAR2则总是显著地正的（在这些方程中的2个其显著性为5%水平。总的来说，这些回归表明，对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政治周期影响，是在总统与议会选举之前每个季度发生。再者， 沃尔德对DUPRES2系数和DUPAR2的质量检验并不否定这个假设。（这导致X[2]是X[2] 〔1〕＝ 0.29 ）。这一重要结果说明，由于忽视中期议会选举，对发达国家情况的许多研究，也忽略了一个重要渠道，通过这个渠道政治的考虑与宏观经济政策相互作用。
表3的结果还表明对所研究的时期， 不同的政府在其任期的前半部和后半部期间，并不存在行为的可察觉的差异，如阿里斯希娜的这类模型所预示的那样。这些结果没有表明总统选举之后的周期的影响，如罗果·K·西伯特模型所暗示的。与表3所报导的这些结果有关的潜在问题是，在每一个方程中，п[,t-1]的系数是大于表明智利的通货膨胀数列的系数，在此期间智利的通货膨胀数列并不是不变的。为了分析这里报导的结果会不会受此事实影响，许多回归还进行了通货膨胀的一阶差分估算，所得到的这些结果对表3 提供了充分支持。这些回归中的一个例子是：
Ⅴ.稳定方案和贬值：从政治经济观点看的初步结果
在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调整和分析中，有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稳定计划是有关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为什么某些国家在不均衡的第一个讯号出现时，就着手制定稳定计划，而别的国家却要几乎等待到太迟后才进行？为什么有些调整计划成功了，而别的国家却悲惨地失败了呢？虽然已对固定汇率作出承诺，为何某些国家会延长无法支撑的财政政策呢？立足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上，包括那些建立在可信性、声誉和消耗战基础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新的政治经济学已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某些重要见解。特别是许多研究人员已认为，政治上强有力的那些政府会发现，它是较为容易来实施所要求的能成功的宏观经济调整的政策。对此其理由是，强有力的政府能够把调整的费用分配给人口中的不同部分，而不必担心会削弱他们的权力。
在下面的小节中我使用了39个大的贬值事件的数据，来研究成功的调整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从经验的观点来看，这些广泛的主题，可以在稳定一贬值调整计划的范围内予以分析。第一个专门的检验将是问（例如用非参数方法）在那些有较不稳定和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的国家中，贬值会不会真的有失败的倾向。第2 个检验将是研究贬值事件的合适时间。既然，在民主制度政府中，通常在其政府开始执政时更强有力，我们可以预期看到大多数贬值意图是执政政府任期的初期年份内发生的。第3个可能的检验是与J.埃珍曼最近建议的， 分散化和政策协调的观念有关的。一般说来，我们可以预期，在那些具有更分散化（和更两极分化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中，就会更难以实施成功的贬值所要求的财政调整。
A.数据组合
我的经验性调查研究所用的贬值的数据组合，和我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汇率的一项研究中集合的数据是相一致的。这些事件列在表4， 且已分成了国家组（小组A），它实行一种逐步贬值政策， 而另一国家组（B组）则采用一种贬值后逐渐钉住的政策。如所展示的， 所有贬值都是大幅度的，至少15%。这些贬值所声称的目标及其相伴的措施是把高估的实际汇率反转过来以便解决这些国家的外在危机。就是说，用造成实际汇率贬值的办法，来改善经常帐户和改善净国外财务状况。1989年，使用2步处理程序我分析了这些贬值的经济成功率。首先， 我分析了随着贬值之后的时期中，对外部门一组指标的演变，即实际汇率、经常帐户和净国外资产状况的演变。第二步包含对一组宏观经济政策指标的行为的分析。在把这些事件分类为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时，爱德华兹（1989）集中于紧跟贬值后期间的3个关键指标的行为：（1）实际汇率把着重点放在作为名义贬值的事后实际汇率弹性来界定的有效性指数的行为；（2）货币系统的净国外资产的行为；和（3）经常帐户比率的行为。为了克服与这种二元分类相联系的某些限制，我又采用了一种三方式分类：成功的、不成功的和有限成功程度的贬值。
表4包含了我按标准分类的39次事件。如表内显示的，在29 次逐步贬值的事件中，有13次明显成功的例子（S），9次明显失败（U）和7次有限成功的例子（L）。10次贬值后接着逐渐钉住的例子有3个成功的事件，5个不成功的事件和2个有限成功的例子。这13个成功的逐步贬值者， 能够在中期支撑相当大的实际贬值。 3 年后的有效指数的平均数是0.66，平均来说表明这些名义贬值的2/3已变成实际的贬值。把这13 个国家作为一组，在危机的3年后实际汇率指数， 平均来说比在即将要贬值前的价值高了66%对有限成功的9个逐步贬值的例子， 有效指数的平均值仍有引人深刻注意的0.49。因而，总的来说，这种证据强有力地表明，绝大部分名义贬值的例子，对产生实际汇率的重新调整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对这9个不成功的逐步贬值事件来说，在危机3年之后这个贬值有效性的指数平均值为－0.21，指明在那时的实际汇率比危机即将来到前的价值低20%。对这些贬值例子来说，不仅未能产生实际汇率的重新调整，而且甚至更糟，在贬值3年后， 外部的不均衡的规模是大大地增加了。事实上，随着这些国家在3年中的贬值， 净国外资产比率平均降低了10%以上。
表4 在若干发展中国家中，成功与不成功的贬值调整
资料来源：S.爱德华兹，实际汇率，贬值与调整（坎布里奇， 麻省：MIT出版社1989年）
注：官方汇率对美元的贬值。在多重汇率例子下IFS 报导它们最通常的汇率。
另外，对逐步贬值者的判别式分析，是用来检验完全建立在宏观经济变量基础上，在统计上成功与不成功的集群中间是否有可能统计地辨别出来。这两个国家集团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国内信贷和财政政策），从统计观点来看显著的差别。事实上，从判别式分析得到的结果，是十分吸引人的，大体说指出了单在其宏观经济政策基础上，统计地辨别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差异是可能的。按照这些结果，贬值后3年， 只有一国被划成成功的（埃及，1979年）而不隶属于那个集团，它归属于成功的小组以后的可能性只有29%。那么，这些结果就肯定了宏观经济（特别是财政）政策和成功的逐步贬值之间强有力且统计地显著的关系的存在。仍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确实能沿着贬值而纠正的财政政策，而其他国家都不能。如在前面讨论中认为的，我的回答是，这势必要用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来解答，本节其余部份，我转向这个假设的经验性分析。
B.贬值时间的选择和政治制度
上面讲过的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含义，是各政府有在其当政的初期实行调整政策的倾向。理由是在此时间民主制政府通常比在其任期的后期更强有力，我研究了每一国家确定贬值的时机，来部分地说明该理论的这一预测。我构造了两个指标：（1 ）最近的政府变动和贬值之间的年数；（2） 贬值与下次政府变动间的年数。另外，按其政治制度各国被分成3组：总统民主制， 其大选日期是预先决定的；议会民主制和独裁制。然而，对某些国家来说，这远非完全直接地简单的。两个特别困难的例子是关于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和马卡利奥领导下的塞浦路斯，在那儿，领导人的任期被延长到超过通常所认为的。然而，两个例子都被称为民主的总统制。
表5包含对39个贬值事件的时间选择的总括统计。 如理论所暗示的，这个信息是颇吸引人的，它显出了，在民主制度下，贬值有在每个政府任期的早期时发展的倾向，有少数贬值企图是在任期的最后几年出现。该表中另一个令人兴趣的信息是，独裁制在当政前进行其贬值不存在任何证据。
表5 定好贬值时机的概要统计数
总统民主制 议会民主制 独裁制
占自最近的政府更迭以来过了2
77.370.0 42.9
年或几年的事件的%
占在下一次政府更迭前1或几
31.820.00
年出现贬值事件的%
C.成功贬值的政治决定因素
我在前面讨论的另一重要的经验性含义是，具有较弱，更不稳定和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的那些国家，通过只用政治变量预计其贬值成功的程度应是可能的。
由J.佐迪斯和C.泰勒精心制作的数据组合，被用来为不同的贬值事件界定3个政治的指示器。 第一个数据组合掌握贬值前这些国家的历史政治环境条件。它关系到好些政治变量，如从1948年（数据集的第一年）以来到贬值前那一年，在既定国家发生的政治比率、成功的政变，等等。第二、第三个数据组合则与贬值后一年和贬值后的3 年期间相关连。
在为衡量政治不稳定程度的3 组指示器的每一组中实际上使用了10个变量；（1）政治发动的攻击；（2）与政治有关的死亡；（3 ）成功的政变企图；（4）政治发动的罢工；（5）政治示威和暴动；（6 ）政治地推动的暗杀；（7 ）或者正常是未安排的（通过政变）的政府更换的频率；（8）作为抗议、罢工、谋杀、 暗杀企图和攻击等的频率来定义的全面暴力衡量；（9 ）不成功的政府更秩（包括不成功的政变）的频率；（10）作为政府强加使反对者有关的死刑加上政治制裁来计算的政治镇压频率。
为了用国家大小来校正，这些变量，是按人均数字来界定的。 表6包含对最后4个指标：政府更换的频率、暴动指数、 不成功的更迭和镇压指数的某些概括的统计数。为了对这些数据更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我增加了成功政变的频率。
表6 贬值期间政治不稳定的概要统计数
政府更迭 不成功的
政变频率 暴乱指数镇压指数
频率更迭企图
1948年到贬值前一年的
历史指示器:
成功的 0.550.06 0.05 0.29
0.30
有限成功的 0.670.07 0.18 0.28
0.25
不成功的0.540.13 0.20 0.35 0.15
贬值以后3年的指示物:
成功的 0.330.06 0.07
... 0.09
有限成功的 0.440.01 0.36
... 0.07
不成功的0.730.11 0.36
... 0.08
这些数据组合一旦被集配起来，这些政治指示物的子集合，就可被用来检验是否只在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就可能区别成功与不成功的贬值。所得到的这些结果是非常鼓舞人地表明了，在多数场合，通过用政治的变量，我可以正确地分类大多数贬值事件。头一个运用的目的是，把贬值事件分为三组：成功的贬值、有限成功和不成功的贬值，在这个辨别的分析中，使用了下面的政治指示物：成功的政变、攻击、暗杀、谋杀、罢工和暴乱；就是说，我利用了一览表中1—6的变量。每一个都用该国的政治历史和贬值后的3年期间两者来界定，如表7所示，39次贬值事件只有2次被不恰当地分类：牙买加1967和肯尼亚1981。按照表4所概括的经济分类标准，这两种贬值是有限的成功。然而，根据政治指示物标准，把它们列在不成功的一类内。这些事件的事后的可能性，属于成功的贬值的，对牙买加是0.63，对肯尼亚是0.91（见表8的类似结果）。
表7 由于政治不稳定贬值时期的判别式分析
占被正确分
类的国家%
成功的 100.0
有限成功的
77.8
不成功的 100.0
表8 历史的和贬值后3年的总合不稳定的判别式分析
占被正确分
类的国家%
成功的
87.5
有限成功的 100.0
不成功的 71.4
总之，这些结果对政治环境与调整和贬值事件的成功程度有密切关系的论点提供了某种支持，看来只有39次事件中的2 次未被正确地分类。然而，这些结果的一个可能的问题是，为了分类的目的，结合了过多的变量，尤其是，人们可能认为，用把紧接贬值后的3 年期的政治指数结合起来，我提供了过多的信息。为了研究这些结果怎样受到这些考虑的影响，我还一方面独立地使用历史的政治变量，另一方面使用贬值后指数来进行判别式分析。
当单单应用历史的变量时，这些结果仍然对该理论是支持的：这些事件中只有5次事件未被正确分类。 事件之一作为在经济背景上成功被分类的（智利）被分类而在政治背景上有限的成功；而当使用政治标准时，有3 次经济上成功的贬值事件被不正确地分类为不成功的（厄瓜多尔1979；哥仑比亚1967；和埃及1970年）。最后，在经济背景作为不成功的被分类的一次事件（以色列，1971）当使用政治的准则时，被不正确地分类为只有有限的成功。总之，这些结果仍然是卓越的，只有12.8%的事件未被正确分类。
在不同的但补充的集合运用中，对政府变动，如全面暴乱，不成功的政变企图和政治的处死刑清单中7—10 变量的频率的指示物被用来分析政治的发展和成功的调整计划间的关系。在开初的分析中，我使用这些信息于所有3个时期：历史的、贬值后的1年和贬值后的3年。 当这样做时，所有39次事件都被正确分类了。为了检查这些结果的健全性，我还进行了判别式检验，把这4个政治指示物定为历史的期间和贬值后3年期间的。表8报导了在此情况下得到的结果。正如所展示的， 它们显然不是强有力的，39次中只有6次事件被错误分类。
人们可能认为，把39次事件分为3组（成功的、有限成功的、 不成功的）是有点武断。为了确定这个三方向分类，会不会真的影响我的分析。我把贬值事件重新分成2 组：成功的（如今把先前被看成功的和有限成功的合在一组和不成功的支持这种分类的合理性，对于认为所谓有限的成功事件贬值计划中某些目的完成了，至少是有些根据的。当把贬值成功程度的这种两组的分类再做一次判别式分析时，其结果甚至比以前的更好：如今，每一次事件都被正确分类了。在两组分类判别式分析中使用其他变量群时，其结果也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在多数场合，每一事件都被正确地分类了。
在我们最近的论文中，桑塔拉和我，在布雷顿森林时代（1950—71年）用48项主要调整和贬值方案制订出一种数据集，来分析这些方案成功的程度是否和制度的发展有联系。应用类似于上面描述的一种标准，我们把这48次调整事件分为成功的、不成功的和有限成功的事件。然后，我们应用由佐迪斯和泰勒编制的数据集，来为每个调整方案后的期间界定一些政治指数。特别是，我们一方面界定5 个指数捕捉由调整计划产生的政治抵抗程度，另一方面，捕捉政府压制异议者的程度。另外，我们得到了紧随贬值之后的期间，会不会出现政变企图的信息。
我们发现，“失败的”国家看来确实有更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它们在政治地屐的罢工和暴乱的频率上比“有效”贬值的国家要高。再者，我们的研究指出了，不成功的国家的政府试图对不同意见者更严格的控制。最后，这些“失败的”事件也经历了较高政变的发生。事实上，究竟有多少这些事件之后就随着发生一次政变企图（阿根廷的4 次事件、哥仑比亚在1965年、厄瓜多尔在1961年、乌拉圭在1963年和1971年、加纳在1971年）是十分发人深思的。
为了获得政治不稳定和软弱对贬值结果的影响的补充见解，桑塔拉和我估算了概率回归的数列，在此，因变量是作为虚拟变量来界定的，如果该事件或是被列入“成功的”或是被列入“有限成功的”，它就取值1如果该事件是失败的，则取值0。除了政治不稳定和软弱的变量以外，我们还包括了政治思想意识、民主和IMF在调整计划时存在的变量。 所得的结果补充统计上的显著性，就是说带有更大的政治不稳定的政府和软弱的政府，是更难实行成功的调整。
Ⅵ.结论性要点
本文论述在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和稳定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方面。人们会问两个根本问题：首先，是否有可能来侦查横跨各国的通货膨胀的系统的政治决定因素？和第二、什么是成功的稳定计划的政治及经济的决定因素？本分析是从政治不稳定的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新近开发的一系列模型的讨论开始的。特别把注意力放在阿里希娜、库基尔曼、爱德华兹和塔贝里尼的著作。认为现有跨国证据对通货膨胀征税确实取决于被研究国家政治不稳定性程度这一看法提供了支持。此结果似乎对政治不稳定的不同定义都是十分坚定的。另外，我认为这个证据对通货膨胀筹资的使用是由战略地行动的政府从事审慎的政策行动的结果这种看法也提供某些支持。
本文第四部分阐述政治事务和预算周期。我认为在这个题目上的传统文献有两个缺陷。首先，多数著作有忽视议会选举作用的倾向，第二，当经验地检验它们时，没有采取任何努力来把竞争理论套进去。这一部分较详细地讨论了1952和1973年间智利的例子。这一经验性分析支持下述看法，即在此期间，智利有一个明显的选举的预算周期。再者，本分析指出，议会选举的存在对此期间的政治周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讨论还评述了稳定与贬值计划的某些政治方面。判别式分析被用于39次事件的数据集，来研究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稳定计划，是否能在这些事件的政治特点基础上得到判别。所得的结果，对那些具有更易变的政治部门的国家，就很少可能具有成功的稳定，这种看法提供了某种支持。
总之，本文所报导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变量以有系统的方式影响着其经济的发展，对这种观点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当然，这对仔细研究观察发展中国家的情景的人来说，并不是新东西。然而，其所以新就新在把这些政治变量有系统地结合到基本经济分析上。直到最近，主流派经济学有忽视政府行动背后的政治动机的倾向。这里报导的结果指出，当恰当地解释和使用新近构建的用来研究工业国家的模型和技术，对说明较不发达国家的某些行为是有帮助的。然而，关于研究的这个方向，不要过分热情，这是重要的。以模型为基础的对策理论，提供真正的见解常常是过于一般化，而跨部门回归分析则不能恰当地来处理因果关系的问题。
在道路的终端，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深入、仔细和有透彻见解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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