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元素与十月革命向中国改革发展的逻辑
余金成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西青 300387）
【摘 要】 历史主体是人，人本身规定性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形式。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特性、本质的判断，揭示了历史发展基本元素，对接了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表述。十月革命和中国改革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理论论证，构成社会主义战略擘画依据，形成解读十月革命和中国改革基本前提，也成为前者向后者发展的支配逻辑，其张力展示了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
【关键词】 历史元素；十月革命；中国改革；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客观规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属于该规律的政治结论部分。十月革命和中国改革共同遵循唯物史观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理论，都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一方面，十月革命和中国改革属于社会主义运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包含在人类一般历史活动之中，寻找到人类历史活动一般元素，就成为解读人类历史发展乃至从十月革命到中国改革内在逻辑的重要前提。
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本身规定性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形式。马克思对人的本性、特性和本质的考察，对接了唯物史观基本表达，成为认识人类历史乃至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起点。
一、马克思人性三概念构成历史发展基本元素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特性、本质的思想
所谓人类历史发展，针对的是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发展；而社会发展不过是历史发展的形式。与自然界关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关系，人类首先作为客体即自然物存在，其生存与自然规律具有一致性，与自然界关系也是人类最高形态关系；与此同时，人类大脑器官所形成的意识能力，使其能够作为主体存在，并对天然自然界、社会自然界、自身自然界做对象化判断，进而寻找到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式，致使人类社会经历从自在到自为、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呈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性质。
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凸显文明史的本源构成。马克思关于人性的三个概念对此提供了启迪：一是人们需要即他们的本性，需要源自人的生物规定性，其身体物质结构形态决定人们满足自身生命需要的内容和形式，后者呈现为持续增长的需要体系；由此构成主体追求的价值目标。二是大脑组织所具有意识功能体现了人类生命活动自由有意识特性，而意识成果所形成累积效应，决定了人们生命活动能力不断发展特点，后者相应形成分工分配体系的逐步完善；由此生成不断提升的社会经济样态。三是社会关系总和体现了人的本质，人的现实本质取决于所拥有社会关系，其发展形态则体现为社会关系扩大，后者伴随着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由此指向越来越合理的政治管理方略。在此意义上，人类历史就是以自身需要为导向，以劳动能力运用为主线，以社会合作方式为表达的发展过程；或者说，人类历史是以自身本性为载体、特性为内容、本质为形式的发展过程。
人的本性决定了人类需要的相同，人的特性和本质决定了人类满足需要的方式相同，由此决定了人类存在着共同价值目标以及相似活动方式。马克思说：“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马克思明确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需要分为不同部分：如果说，在“必须生产”这个环节人类与动物相同的话，那么，按照“一定的方式”生产则体现了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1］57
在唯物史观话语体系中，上述过程被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里，“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158“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159
马克思把“能够生活”看作“第一事实”，并视为“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把“新的需要”看作“第二事实”，进而视为“第一个历史活动”。“第一事实”体现的是与动物无区别的自然性，“第二事实”体现出“新的需要”，才是受意识支配的人类独有本性。与此相关，“满足生活需要”随即成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始终存在的历史活动，它构成人类生产方式的起点；而“生产力”概念相应成为“第二个事实”的体现，其中，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是意识能力实现形式，“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它体现了人的特性和本质在特定生命活动中的统一；迄今为止，个人或共同体拥有社会关系总和往往不同，这导致其现实性本质的区别，进而带来具体价值观不同。
这里，马克思关于本性、特性、本质的判断相互补充，其中：本性强调了人对自然界依赖的现实及力求超越该现实的愿望，后者不断升级换代，构成人类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特性体现了人类发展途径，正是以“自由的有意识”活动为载体，并通过使其不断扩大和深化，能够使人类“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本质体现了人类发展水平，社会关系总和是衡量意识能力及其运用状况的现实尺度。当代两大事实对应了上述解释：一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使意识能力在历史进程中主导作用得到展现；一是经济全球化，使社会关系作为意识能力载体作用得到肯定。
按照前述关于人性的理解，人与自然界关系具有两个规定：其一，人类是自然界物质现象，其存在方式是被确定的；一方面，人只能以个体有限生命方式存在，另一方面，个体生命延续需要与外部物质条件实行交换。其二，人类生命机体拥有大脑组织，其活动受意识支配；一方面，意识成果来自于个人，另一方面，意识成果传播取决于社会。由此形成的价值判断是：人类在被自然界许可的范围内，将借助意识成果积累走出一条不断发展道路，即持续扩大自身在自然界中生命自由——既是个体生存时间延长，又是个体自主活动增加。
追求生命自由从总体上体现了人类生命活动规定性，是任何主体任何时候都具有的；而具体到特定时期特定主体，他们追求生命自由活动状况取决于所拥有的具体条件，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差别。如果说，历史活动三元素可以被概括为体现为本性的主体价值目标、体现为特性的社会经济样态、体现为本质的政治管理方略，三者均存在于人类历史始终的话，那么，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三元素存在状况和彼此关系会有所不同。
当年，马克思预言俄国有可能利用村社制度而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曾指出：“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5］430但他和恩格斯设想的是“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1］251。这意味着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需要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而，落后民族对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成果”吸收，是在同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先进民族帮助来完成的。列宁据此判断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而落后国家也可以进入这场以先进国家为主体的革命。落后国家无产阶级率先夺取政权之后，一方面要发展经济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要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最终造成与先进民族共建社会主义的局面。
由于矩阵B的奇异值求解需要用正交三角(QR)分解来估计所有特征向量和特征值,运算量大,耗时较长.本文利用快速不动点算法来估计B的最大特征向量,将特征向量估计表示为优化问题，即
这样，我们就有了关于人类历史活动的两个结论：从内容上，每个人将拥有越来越多生命自由，表现在生命时间延长和活动自由度增加；从形式上，个人拥有越来越广泛社会关系，表现在意识能力强化和意识成果泛化。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在不断发展。
光谱数据经Savitzky-Golay平滑(7点2次平滑)、多元散射校正(MSC)等预处理后，选择主因子数为3，建立芝麻油中掺入玉米油含量的PLS定标模型，经内部交互验证，并发现Savitzky-Golay平滑后效果最佳。芝麻油中玉米油含量的预测值与真实值相关关系图如图4所示。由图4可知模型的预测集相关系数R2为96.7%，内部交互验证均方根误差(RMSECV)为1.2%。
从与自然界关系衡量人类发展趋势：一方面是意识能力强化，既是个人所占有社会关系不断增加，又是形成这种占有能力者不断增多，每个人能力全面发展将带来整体能力增长；另一方面是意识成果泛化，既是特定意识成果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社会运用，又是该成果得以越来越完整进入历史积累，个人能力运用方向趋于一致将带来整体能力统一。意识能力不断提升和积累不仅呈现出生命自由的价值取向，而这一趋势渗透到实践领域，将使共产主义成为人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笔者所谓历史元素，是指在人类历史活动中始终存在并相应构成所有社会现象的基础性、本源性要素。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寻找主导人类历史发展基本元素，解读马克思主义对该基本元素认知和运用，并由此揭示从十月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能够为社会主义必然性提供学理层面的当代证明。马克思主义于此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从人学意义上，历史元素被概括为“本性、特性、本质”，或者说“人的需要、满足需要能力、组织能力社会关系”；从一般哲学意义上，历史元素似可概括为“生产者、生产力、生产关系”；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历史元素似可概括为“价值目标、能力水平、管理模式”；从一般政治学意义上，历史元素似可概括为“立场选择、经济制度、政治理念”。三元素之所以频频变身，取决于其始点性质客观上渗透到人们生存活动所有领域，需满足不同话语体系表达需要。虽然上述概括止于宏观，难免见仁见智，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其对象所指的一致性，以及其内容关联的逻辑性。
（二）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历史活动三大元素的基本判断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认为，通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可以最终实现社会平等；“自由”将成为“平等”尺度。后者认为，人类个体之间差别具有永恒性质，所以“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将是最为理想的制度安排；人类充其量所能够做到的，就是不断营造“自由竞争”的平等社会环境，维护“劣汰”群体生存需要的底线并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两种意识形态孰是孰非，需要回答下述问题：
1.人类能否在个体差别基础上实现平等？针对的是主体需要能否得到平等满足的问题，体现的是“主体价值目标”
按照系统论观点，生命性状的个体差异往往需要置放在该生命系统中去认识，其中显性表达往往是反映差异存在的一部分，还有许多隐性存在往往被忽视或没有能力去把握。对于自然界而言，特定物种所呈现的个体多样性，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不同个体所面临不同生态条件以及它们在繁衍过程中的各种随机因素导致了自然禀赋多样性。多样性增加了该物种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性，对物种保存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自然环境在特定时期确定性意味着它只为对其适应的遗传性状提供发展条件，与拥有这类遗传性状个体相比，其他个体都处在劣势地位；只有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才能改变这一局面。
就像马克思所说，动物受本能支配，属于自然界本身，并不构成与自然界关系。人类则不同，除了遵从生物进化自然规律之外，还形成了意识成果所构成的文化体系。后者越来越对人类生命活动发挥主导作用，不仅成为历史进步尺度，而且使不同自然禀赋的个人成为人类开发与自然界关系巨大宝库：社会越是为所有个体提供全面发展条件，就越是具备全面发展与自然界关系能力，人类整体在自然界面前就越是拥有更大自由；换句话说，人类是自然界中唯一能够兼顾长远物种保存需要和现实适应环境需要的生命物种。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个人之间的强弱性质之分：依靠文化所形成的智力发展，不同自然禀赋个体可以达到同样或接近的认知水平，从而消除彼此之间不平等现象。［2］
2.人类将怎样实现个体之间的能力平等？体现的是“社会经济样态”形成
人类发展与自然界关系需要张扬意识能力，而社会竞争越来越趋向意识能力竞争。在一定意义上，个人自然禀赋差别，例如种族、性别、体力等，都不能构成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竞争，只有意识能力才产生着真正意义竞争：一方面，意识成果取决于个体对文化资源的认识、判断和选择，不同人会有不同结果，即便是同一人精力投入不同，也会产生重大区别；另一方面，意识成果只有首先经过精神形态的比较、对抗、辨析——既是主体之间又是主体自身——并成为最优选择，才能取得进入实践资格，而这都需要在社会关系中完成。意识能力检验最终依靠实践，成功与胜利是无可辩驳尺度。仅就竞争本身而言，推崇英雄主义价值观，营造自强不息精神，才能鼓动生命之帆，创造生命奇迹。
人类文明史以来总体上处在物质财富相对匮乏状态，竞争目标主要是生存资源和发展条件，人们的不同生物禀赋因此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社会只鼓励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素质，例如人际关系悟性，战场厮杀勇敢，市场竞争心计等，另一方面，只允许最早表现出这种素质的社会成员获得发展条件。而诸如内向性格导致的过分藏匿，友善个性造就的不忍之心，偏于细致伴随的狭窄眼界，往往不能很好适应团队结盟、你死我活、纵横捭阖的竞争场景。
（4）权力强化是攻坚需要。中国改革最大突破是选择市场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主张运用计划经济而反对运用商品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无疑具有“闯关”性质，所引发思想震撼不言而喻。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客观上助推了这个问题解决，而完成这一推动则仰仗了邓小平政治权威，否则就不知还需要在摇摆中徘徊多长时间。
3.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平等原则，体现对“政治管理方略”要求
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设想中，一方面，以大机器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大机器具有公共资源性质，双方共同淡化了劳动者本身能力问题，并成为体现劳动者平等的前提。
一旦社会财富积累到能够让一般成员发展自身能力的时候，社会需要尺度开始向个人需要尺度转移，每个人自由发展局面开始形成，其结果就是在能力基础上的个人平等。这里的逻辑关系是：人类依靠能力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社会以利益竞争主导能力发展——当能力从体力为主转向脑力为主时，每个人能力发展都将对所有人有利——社会平等将在能力平等基础上实现。
个人普遍获得了自由发展，人们就将在意识水平上达到平等地位，虽然人们由于个体差异还存在着意识内容和意识形式上的不同，但这些区别只表明意识关注领域和方向上不同，就其对实现人类生命自由目标的有用性而言，并无实质差别；恰恰相反，这是人类适应个体生命特殊性的需要，是一种最高形态的社会平等尺度。
显然，是否认同上述共产主义平等原则，将直接决定着政治管理方略的使用，从而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那么，当四大元素从幕后登上前台，介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当多元决定论放大了细节，消解了宏大叙事并使之边缘化之后，人类历史是否就此终结?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或一门课程是否就此可以取消？
（三）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社会主义必然性的三个逻辑支点
创设有趣的情境和课堂氛围，是小学生学习的前提。教师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心理适应能力、思考能力等，多方细心引导学生动脑思考、动口表达、动手操作，才能调动一年级小学生的思维积极性，培养学习数学的兴趣，促使学生去发现、探索、创造。
社会主义作为宣示理想社会必将到来的思想体系，首先是一种理性成果，其科学性取决于逻辑证明，仅就此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均源于理性运用；双方本质区别在于，“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3］341，科学社会主义则把理性运用于对现实社会运动探讨之中。“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3］775
在设计教学内容时，教师主要考虑的应该如何用多媒体把信息正确无误、简单易懂地传递给学生。因此，正确无误和简单易懂是衡量课件设计有效性的标准，任何动画、色彩和音效都应该为此服务。在设计时，教师应该考虑如何利用多媒体创设情景，让学生在语言实践中学习。教师所创设的各种情景能否让学生主动参与和互动交流是检验其有效性的标准。如果设计课件只是为了让学生感到好玩、有趣。那么多媒体的运用就只能起反作用。总之，多媒体只是我们教学和课堂上的一个辅助工具，如何在教学中合理、高效的运用这些信息技术，是我以后在教学中将要继续学习研究的方向。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因财产有无造成阶级分野，是阶级斗争基本原因；而生产无政府状态导致经济危机，则激化了阶级斗争，使其走上了暴力革命道路。阶级存在与生产力不能普遍满足消费需要有关；当蒸汽机出现之后，这一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大机器生产作为客体化生产方式，能够源源不断提供产品，满足所有人消费需要；仅仅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才导致生产与消费之间不一致，致使生产力被浪费。这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再适应生产力需要，只能采取计划经济才能够消除这一矛盾；但要实现计划经济，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就是完成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而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信息化会计教学过程中，教学的目标和内容选择十分关键。因为只有选择合适的教学目标和内容才能有利于会计信息化的学科建设，有利于提高信息化会计教学的质量，有利于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会计人才。下面将从信息化会计教学的理论内容和实践教学内容进行探讨。
在马克思实现理想社会的路线图中，无产阶级专政至关重要，但阶级斗争能否带来无产阶级胜利则成为关键。无产阶级之所以处在不平等地位，关键在于失去了生产资料这种财产，而改变途径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基础上计划经济将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浪费现象。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实现公有制，消灭了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使国家趋于消亡。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就是以论证这一过程历史必然性为逻辑主线的。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从规律上认识并实现无产阶级即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形成了最为关键的三个逻辑支点：其一，阶级解放目标；其二，经济解放性质；其三，政治解放手段。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无产阶级即人类解放目标，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解放穷人；解放穷人带来更高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性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之上，后者只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首先要通过社会革命掌控政治权力。
上述“解放穷人目标——经济发展内容——运用政权形式”，也可以解读为“主体价值目标——社会经济样态——政治管理方略”。如果说，“主体价值目标”始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标志的话，那么，“社会经济样态”就是社会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而“政治管理方略”则是社会主义因应形势对发展战略的选择。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将完整地包括这三种要素，缺一不可。但正如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4］324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人们对“社会经济样态”判断将发生变化，相应所采取“政治管理方略”也会做出调整。
二、从十月革命向中国改革发展的逻辑
（一）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基本设想是落后俄国通过革命点燃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烈火，然后双方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从与自然界关系方面判断意识能力，是从质上做判断；如果从量上考察，就需要从意识能力所覆盖的社会关系范围来认识。在一定意义上，生命活动特性构成认识本性和本质的中间环节，其质确定了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其量确定了人类自身关系，而双方存在互动。意识成果精神存在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可以无限复制；其次，它复制成本很低。这意味着：社会关系容纳主体越多，人们运用并交换意识成果范围就越广，“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能力就越强，与自然界关系就越自由。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总和时，无疑蕴涵了两个意思：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体现了人的本质；二是人的本质随着社会关系总和的变化而改变。
按照前述思路，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路线图是“俄国先干——西方跟进——双方共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参战国面临严重社会危机的条件下，这一设想有客观依据，是有可能实现的。
（二）十月革命胜利后对“主体价值目标——社会经济样态——政治管理方略”三项逻辑要素的调整
列宁设想的俄国革命，成功地实现了第一个环节，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但期待中的西方国家革命并没有跟进，因此，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无法绘就。
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规律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能靠拥有先进生产力的国家来建立；俄国十月革命采信了马克思、恩格斯肯定的策略：落后的俄国如果有发达国家引领，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至少从理论逻辑本身而言，俄国即便取得革命胜利，即便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最终保住胜利成果也需要发达国家加入社会主义行列。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以及此后延续60余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为了通过世界革命接纳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也帮助了中国革命成功。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求对资本主义政治主张坚持敌对立场，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保持对抗态度，对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维持批判意识，客观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封闭状态。这种对人类领先文明的遮蔽，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者对新型科技革命的认知和领悟。
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认为取代资本主义具有现实可能性；与两位前辈不同，列宁遇到的是更加展开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取胜的每个逻辑环节都涉及到多元要素的参与：（1）资本主义大大拓展了生产力范围——从国内发展至国际，落后民族生产力需要全球先进的生产力引领，才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2）资本主义深度改变了生产关系性质——从单纯的阶级关系发展为复杂的民族关系，落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不仅需要坚持阶级斗争，还需要首先维护民族独立。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资本主义在1929—1933年大危机中找到了国家调控方法，有效应对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并通过新型科技革命使生产力继续取得发展；到了20世纪下半叶，落后民族的社会主义不是面对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而是面对着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这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困境。
发达国家借助科技革命改善了国内劳资关系，阻断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势头。“主体价值目标——社会经济样态——政治管理方略”三项要素，客观上转变了逻辑顺序，变成了“主体价值目标——政治管理方略——社会经济样态”；马克思时代由“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社会经济样态”失去前提意义，而变成需要由“政治管理方略”追求的目标——“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即利用政治资源发展生产力上升成为第一要务。这种转变反映落后民族社会主义对理论合法性的寻求，是对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回归，即社会主义必须赢得先进生产力基础。
当前，金属矿地球物理勘探技术不断取得发展和进步，其中以直流电法、双频激电、电磁法等为代表的物探方法，在探测浅部矿体时发挥较大优势。然而，当金属矿勘探向深部、隐伏方向发展，往往因其分辨率与勘探深度等因素受限，在具备一定条件下，地震勘探往往能发挥其勘探深度大、分辨率高的特性。为此，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围绕金属矿地震勘探开展技术探索与应用研究。文章在此背景下，通过建立较典型金属矿体模型，采用有限差分数值模拟计算，分析地震波场特征等，以此提高金属矿地震波传播规律的认识，对金属矿地震勘探改进观测系统设计、提高解释精度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这样一来，十月革命获得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同时形成了自身二重性：一方面，它并非应运而生的政治权力，而是需要通过促进生产力发展，才能形成足以支撑自身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它与生俱来的性质，要求其立即进行生产关系变革，以履行所肩负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历史使命。现在，政治权力成为焦点：巩固政权需要发展经济，运用政权也针对发展经济；不知不觉中，列宁提出的“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上升成为唯一选择。苏联之所以形成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在于该体制既呵护了基础尚不牢固的政治权力，又执行了推行计划经济任务。
马克思时代“主体价值目标——社会经济样态——政治管理方略”三要素顺序，在十月革命时期被调整为“主体价值目标——政治管理方略——社会经济样态”；虽然要素客观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但三者逻辑顺序却出现了调整，后者透露出时代条件已经发生重大转变。
（三）中国改革对十月革命逻辑的继承
首先，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具有静态与动态二重性。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表明无产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马克思肯定无产阶级解放同时是人类解放，也强调了阶级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构成对共产党性质和宗旨作为客体对象的静态判断。还需看到，阶级与人民是不同的主体指谓，其利益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虽然存在着逻辑一致性，其完成却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意味着对共产党性质和宗旨还应做动态判断。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最为根本的是确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或价值目标。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人类解放，而人类解放实现的标志是无产阶级解放。十月革命秉持了这一初心，但把马克思时代先进国家共同胜利的主张调整为一国首先胜利的选择，中国改革则把一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解为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确选择。后者所展示的全新发展模式，将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形成鲜明对照，以此吸引更多国家走上这条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实现人类解放；列宁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唤起欧洲革命进而实现世界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通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现阶段，育龄期妇女糖尿病发病率不断升高，世界范围内，孕妇中GDM的发病率高达15%～18%[3]。GDM孕妇或合并糖尿病的孕妇若不能合理控制血糖水平，其自身妊娠期并发症和胎儿并发症的风险就会明显升高，如羊水过多、胎膜早破、死胎、巨大儿、足月小样儿等[4]。
十月革命与中国改革的共同特点是都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束缚，而是直接从人民利益出发：十月革命没有拘泥在发达国家共同胜利的既有结论，而是果断作出了俄国革命先胜、西欧国家跟进、双方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正是由此出发，俄国十月革命才能发生，社会主义才从一种运动形态转变为制度形态，才能作为一种实践模式影响后人，包括中国改革在内的后续历史才得以继续。中国改革没有止步于公有制前提下大体平均分配的既有原则，而是果断提出了部分人先富、先富帮后富，人们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谋划；正是由此出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得以逐步形成，社会生产力才得到持续长足发展，才能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影响世界，人们才有条件据此展望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
双方实践共同表明：无论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革，一开始并没有完整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关于十月革命，列宁说，谁都认为社会主义需要先进文化和经济水平，虽然后者具体指标大家都讲不清楚，所能凭借的主要是人民利益需要和迫在眉睫的压力；关于中国改革，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认准了的大胆试、大胆闯”、“杀开一条血路”。
人类始终靠理性支配生命活动；社会主义现象之所以发生在近现代历史转变为“世界史”时期，是人类经过长期物质生产发展和精神成果积累，已经有条件从整体上考察自身命运，也有可能运用理性成果对社会实践模式进行系统性变革的结果。
双方虽然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经典文本的某种“超越”态度，但又都共同体现出对其基本观点的严格依循，这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之上观点的恪守。十月革命，列宁虽然毅然在经济落后的俄国率先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却立即要求利用到手的政治权力发展经济，“赶上别国人民”；中国改革在徘徊于“姓资姓社”关头，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787
2.中国改革和十月革命遵循了同一社会经济样态
利用政治权力发展经济是十月革命和中国改革共同面临的问题。双方都没有现成经验可以遵循。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采取的做法差不多是自然主义的，即直接利用政治权力配置资源，推行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通过余粮征集制控制最为重要的粮食资源，只是在遇到挫折之后，才改用“粮食税”；列宁去世后，面对帝国主义严重威胁，斯大林仍然直接运用政治权力配置资源，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职能的认识经历了阶级斗争——资源配置——价值建构的依次递进过程。国家职能的主题词，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是阶级斗争；列宁斯大林时代增加了资源配置；在中国改革时代进一步增加了价值建构。
中国改革是从突破计划经济禁锢开始的，经过一段时间探索，从一开始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命题，到后来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在如何发挥市场作用方面，仍然处在边实践边总结的过程，最初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后来放弃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提法，再后来明确了“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不难看出，利用政治权力发展经济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如何利用政治权力发展经济则是一个需要探索和实践的过程。
这涉及到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解读。社会主义本质始终体现在“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二重规定性上，传统社会主义误以为拿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等于在生产力方面稳操胜券；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社会主义理想目标显然不能以生产资料及其公有制为基础，而需要以劳动者及其劳动方式脑力化为基础；［7］后者意味着这是一个漫长的持续量变过程。共同富裕需要运用“优胜劣汰”方式积累基础条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原因。
大体说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样态先后经历了三种选择：联合计划经济——指令计划经济——二元市场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是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实行计划经济；斯大林在列宁“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推出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中国改革经历了指令计划经济转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在资源配置方面为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统一。
3.中国改革与十月革命采取相似的政治管理方略
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国女性深受神权、父权与夫权的压迫，犹如毛泽东在逝世前一年，与身边工作人员孟锦云谈对武则天的评价时所说，“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生活和命运尚不能自主支配，对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更是“连想也不敢想”［2］。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也推翻了压在中国女性头上的三座大山—神权、父权与夫权，从而推动了我国妇女事业的全面发展与不断进步。
对于十月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政治权力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源配置工具，按照什么原则运用政治权力，既取决于一般意义对人民利益最大化争取，又取决于特殊意义对经济发展需要考察。如前所述，前者涉及到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解读：人类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所创造的精神形态成果，会随着历史展开而逐步积累起来，给每一代新人都提供一个更高的发展起点，直到人类历史成果积累到可以实现人类整体解放的程度。后者涉及对计划经济体制的重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与原创社会主义最大不同，一是通向理想社会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不是运用“物”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标准，而是运用“人”即劳动方式脑力化标准；二是达到理想社会的途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不再是运用社会革命方式的一次性质变，而是运用经济发展方式的持续性量变；无论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率先开启了在一个国家独立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质着意于量变进程。
苏联解体教训表明：利用政治权力发展经济本身也对政治权力产生了要求。这涉及到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解读。原创社会主义理论设想共产党执政的时间会比较短，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态存在时间也比较短；双方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都是转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一旦私有制变成公有制，阶级将随之消灭，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也将不复存在，国家也将走向消亡。但是，自十月革命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按照列宁的考虑：社会主义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将承担“赶上别国人民”的历史性任务，而作为社会主义政权核心力量的共产党也将因此负有发展经济的历史使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建设党”，意味着组织原则、运行机制、党风党纪都需要发生一系列改变，在一定意义上，执政党控制了海量的行政资源，客观上变成了资本“围猎寻租”的对象，党的“自我革命”成为领导“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
无论十月革命还是中国改革，几乎都凭借着无产阶级立场的政治本能，牢牢抓住了政治权力这一资源；比较起来，无产阶级作为弱势阶级，既不能借资本之势，也不能凭文化之优，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靠流血牺牲拿到手的政治权力。所以，十月革命时列宁反问第二国际理论家：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苏维埃政权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类似的问题在中国改革中同样发生了，一些有国际范的理论家质疑中国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作用，认为我们没有做到像西方市场经济那样阻断“权力进入市场”，因此应该把政府干预作为“改革对象”，而不是看作“改革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莫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资本充分发挥推动生产力功能，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意味着劳动者将获得越来越充分的发展条件，将历史性地改变一部分人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现状，逐步实现劳动方式脑力化，后者将因精神成果所具有的可复制性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共享。这种以精神产品为载体的共产主义，将真正使“自然主义”和“共产主义”融为一体——精神成果自然具有的共享性质使共产主义成为客观需要。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从19世纪经20世纪到21世纪的时代条件演变。十月革命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成为从原创社会主义走向现代社会主义的中介环节。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问题，十月革命都已经遇到了，并且按照社会主义者本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十月革命经验教训基础上的再选择。
（四）中国改革对历史三元素的创新运用
1.中国改革对主体价值目标认知经历了“阶级性——民族性——人类性”的逻辑递进过程
科学社会主义目标，在马克思时代，明确界定为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实现人类解放，“阶级性”及其衍生的阶级斗争方式，成为这一时期显著特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口号。在列宁斯大林时代，经济落后的俄罗斯民族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人们认为仅凭俄国无产阶级，不足以形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社会力量。一方面，需要联合全民族的力量，在面临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民族动员大大超过了阶级动员所形成的社会革命力量；另一方面，需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1919年所创建的共产国际，表明列宁想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来巩固和扩大十月革命成果。
在中国改革时期，通过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内重建了劳动与资本关系，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配作用，传统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阶级于如今成为两大劳动群体的社会合作关系；在国际重建了南南与南北关系，依靠联合国宪章和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由强者支配格局逐步向“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转变。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价值立场从“阶级性”经由“民族性”或“人民性”，进一步演变成为“人类性”；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一立场的体现。
2.中国改革对社会经济样态选择经历了“联合计划经济——指令计划经济——二元市场经济”的逻辑演化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即人类解放，需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在此基础上，实行“自由人联合体”，并在其范围内运用计划经济，此所谓“联合计划经济”。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赋予政治权力配置资源职能，在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力直接分配消费品的粗糙运用方式之后，改取“新经济政策”，最终仍然选择了权力直接配置资源的指令计划经济。中国改革始终在探索如何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发展活力的途径，在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实践之后，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面对苏联解体所传导的经济压力，于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并于2013年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相统一，使二元市场经济得以基本定型。
3.中国改革在政治管理方略方面经历了“阶级斗争——资源配置——价值建构”的逐步深化过程
社会主义运动全程始终与政治权力有关，无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还是强化政权、净化政权，都视国家政权为基本抓手。在马克思那里，国家职能体现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最后的国家权力将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胜利成果，其基本使命是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这既是消灭阶级的举措，也是国家职能的最终运用。十月革命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为了补足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条件，列宁强调“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基础上”发展经济的思路，从而赋予政治权力直接配置资源的职能。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落败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国家进入改革。中国改革恢复了社会主义运动最初的价值追求，即“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实现人类解放”——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必须帮助建立一流社会生产力，这一“初心”推动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后者意味着放开资本，充分发挥其在推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价值建构不仅体现在放开资本作用方面，还体现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资本主体。要履行这两种作用，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必须解决好权力净化问题，这同样凸显了其“价值建构”职能。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三大规律的深入认识
中共十九大关于“两个十五年”的设计，确定了本世纪中叶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两大目标。这意味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样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三元素展示为新的发展模式，深刻表明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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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体价值目标与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
种种迹象表明：十月革命所创设的落后民族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象，抓住了世界大战这种历史窗口期，为落后民族借助政治权力创新发展模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许，随着历史展开，人们会越来越意识到，政治权力在信息时代将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针对人力资源配置所发挥的作用，将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仅仅注重物力资源配置的发展方式：一方面，将为落后民族赶超先进民族提供强大的经济助力，另一方面，将为人类从整体上趋向理想社会提供前所未有的启迪作用。
共产党执政权力与其性质和宗旨联系在一起，其规律从逻辑上体现在如何运用“政治管理方略”实现“社会经济样态”，最终展示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实现人类解放，即“主体价值目标”上。
1.中国改革和十月革命坚持了同一主体价值目标
我国后卫队员破紧逼防守乏术，是中国男篮在国际大赛上始终没能解决好的一个老问题。第29届奥运会中国男篮的失误，从位置上分析, 后卫的失误居首，失误主要发生在三分线区域。中、前锋的失误次数大致相当，分别主要发生在限制区以内和限制区至三分线区域。失误方式排序依次为持球(43)、传球(28)、运球(18)、进攻犯规(7)、时间违例(5)。
其次，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具有整体与具体二重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是统驭社会发展过程的整体主体，其制度建立、战略设计、政策举措都要接受实践检验，虽可包容一定程度的失误和挫折，但方向、路线应该正确，并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地位不断提升、内外环境更加友好中得到证实；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直接参加现代化建设，是进入社会实践的具体主体，要求绝大多数党员能够身体力行党的性质和宗旨，其思想言论、所作所为、利益取舍都会成为党外民众的观察对象。
显然，上述静态与动态、整体与具体的二重性构成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的基本前提；当中国共产党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后，其特殊政治生态环境客观上要求其经历权力“强化——净化——转化”三个发展环节。
1.在改革初始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主要通过权力强化方式来体现
2.描述芽的发育和根的生长过程（了解）。2013、2014年没有考查，从2015年开始到2018年，每年均有一个选择题，分值为1.5分，但考点都在考查“根”的内容，“芽的发育”近几年都没有考过。这一考点主要考查根尖，即根冠、分生区、伸长区、成熟区的功能。
（1）权力强化是除旧需要。改革是对旧有观念、体制、政策的重大改变，对于既得利益群体而言是一场革命性质剥离，对于固有社会秩序格局而言是一种根本意义调整，对于流行意识形态而言是一次改头换面重建。此时，如果政治权力缺乏必要的集中统一，不同利益主张就会选择最能表达自己愿望的掌权者，就会推动权力系统的分裂，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比较中国与苏联的改革，中国具备一个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政治裂变趋势采取了毫不犹豫制止措施，保证了改革继续；而苏联则任凭党、国家和军队严重分裂，使改革搁浅在各种政治争论上，最终付出了国家解体代价。
（2）权力强化是图新需要。改革往往清楚地知道应该不要什么，但往往不能确切地知道要什么或如何替代，后者通常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清晰过程。与之相关，改革对旧秩序破坏必然会导致社会管理失序现象，各种替代主张都将获得表达机会，而正确选择仅仅是其中之一，需要通过实践才能辨别：一方面，不能随意压制不同主张，另一方面，不能让这些主张自由释放。这种有序发展状态只有坚强的政治权力才能提供。
（3）权力强化是初胜需要。改革的方向目标往往呈现为一种战略意图，需要系列发展成果予以体现，但是初战必胜却至关重要。在改革初期，人们可以对现实表达不满，却无法立即明白新的改革选择的必要性，除少数坚定改革派和同样坚定反改革派外，多数人对新的政治选择往往持中立态度，而初战获胜将赢得中间派信任，为改革前行奠定宝贵的社会心理基础。
我看见老樟树下那些人老是说你们的坏话，我就把他们画下来，准备他们说的时候就拿出来给他们看，我画的是他们，不是你们，我不想他们老是笑话你们。今天在学校，隔壁的同学看见了便去告诉老师，我才说，这上面男的是他。
2.在改革中途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主要通过权力净化方式来体现
改革中途阶段的基本标志是：通过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成功地激活了整个经济运行，社会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总量显著增加；但与此同时，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由此形成社会矛盾逐渐增多，人们对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质疑加重。这里有两个新的事实需要关注：
一是中国共产党推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共产党员需要身体力行，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先富者；而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共产党员需要身先士卒，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已成为熟悉并运用市场规则的干才。
一是经过30年市场改革的磨砺和挑选，执政党的权力系统已有一大批新锐加入。他们是在执政党把市场经济当作方向来推动时期，完成自身关于执政理念、原则、方式的认知和训练的，其中有些人虽然能够自觉坚持市场方向，却往往不能自觉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
上述两项事实表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已经渗透进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执政理念，权力被看作可以谋私的资源；而执政党一旦频频出现腐败现象，就会失去社会信任，因此，执政党权力净化成为这一时期重要任务，从宏观上判断权力净化问题需认识到如下方面：
（1）已属当务之急。市场经济现有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与社会主义制度相一致市场经济有待通过创新才能完成。问题在于，传统市场经济本身的巨大惯性很容易被权力系统中的既得利益者所用，后者将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共同富裕目标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权力净化成为遏制改革流产或走偏的关键。
（2）已具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所取得巨大成功，创造了权力净化基本条件：一是执政能力获得认同，即便是揭露、打击自身某些腐败行为，也不会破坏民众对执政党整体形象观感；二是能够获得广泛社会支持，文化教育普及、资讯条件发展，不仅使执政党的权力净化得民心，而且得民力民助；三是具备了较好物质基础，随着财富总量增加，社会已经能够承担合理的权力运行成本，保证权力系统中人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条件。
（3）需做系统工程。权力的净化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与特定阶段的秩序失范、管理失序现象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改革举措陆续推出将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实现权力净化需要与不断推进改革相一致，通过系统工程来完成，采取总体设计上的循序渐进原则。政治权力净化需要可持续机制，只能通过制度形式来体现；完善的制度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形成，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向人民的回归。
3.在改革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主要通过权力转化方式来体现
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论天下政党轮替现象时，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办法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时，很难设想毛泽东对民主的认识就已具当下社会主义民主的含义。他作为在野党领袖，痛感执政党的霸道；同时，又从共产党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中得益颇多。正反两种经验使他悟出化解政党由盛及衰的周期率惟有民主一途。应该说，这个方向极具现实意义。
一般而言，政党产生是出于更大规模社会合作的需要，体现了人类处在利益分裂时期的社会自组织趋势。政党依靠自己的纲领和宗旨，宣示了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像一面旗帜召集了相关社会成员为了共同目标而相互合作。同一政党成员避免了利益立场和目标认定方面的相互识别过程，能够直接信任并共同奋斗。显然，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合作选择。只要人类还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和群体，政党现象就具有合理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应该属于政党现象的最高阶段：一方面，它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是人类最后的阶级现象，无产阶级解放同时也是人类解放。毛泽东所谓民主中的“人人负责”，实际上讲的共产党权力最终回归人民的状态。
由于距离人类最终消灭阶级的目标还很远，人们不能准确判断共产党执政权力转化的具体状况，但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转化发生是必然的：权力净化将使共产党执政系统越来越吸引更多品德高尚者加入，并相应获得更多民众拥护，使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从阶级性逐步向全民性转化；社会发展任务的演进使共产党执政模式越来越体现出与民众意志的直接统一，并相应展示出社会民主性质，使共产党执政内容从社会精英主导逐步向社会大众主导转化；奋斗目标的逐步接近将使共产党权力运用越来越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回归为一般国家权力，并相应使共产党执政理念从追求集中统一向体现个人自由转化。
民主实际上是传统国家权力向未来社会职能转化的基本形式，其实质是：把本来集中权力予以分散，把政治决策与民意表达一致起来。对于共产党来说，营造“人人负责”局面是自身追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的转化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形成，其标志是决策的形成、执行、落实与过程监督都符合民主原则。
就此而言，共产党执政权力的转化体现在帮助所有人获得自由发展条件，这是治本之策，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的理想社会状态；区别在于，在他们那里，只有理想社会才能做到这些，在我们这里，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理想社会。
（二）社会经济样态与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针对“社会经济样态”，其关键在于客观判断生产力第一致动要素。
社会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将全方位体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诸领域，三方成为相互支持的整体，形成共时性存在。而在不同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发展重心将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上依次转移，而每一次转移都成为影响整体性质的先导因素，呈现历时性存在。
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体现社会主义性质方面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呈动态存在，注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会产生此快彼慢或此实彼虚的矛盾；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社会主义在矛盾中发展的客观规定性。从总体上看，作为一种有待实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源于人们理性预期，是对现实社会的战略改造工程；社会主义建设是一种有方向有目标有原则的实践方式，所谓社会主义性质共时性，指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全程都需要坚持的目标与原则。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建设是持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每一个特定阶段，针对的具体目标会存在差别，所要采取策略原则会有不同，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历时性。一般而言，历时性是相对性，共时性是绝对性，历时性是共时性的表现形式，共时性是决定历时性基本内容；然而，在时代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历时性将丰富、完善甚至部分修正共时性。
社会主义改革就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时代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社会主义性质的共时性、历时性要求同时包含在改革过程中，双方虽总体一致，但也会产生矛盾，如何正确判断与把握双方联系与区别就构成了挑战，后者使“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需要一再提出的问题。所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很大程度上与此联系在一起。
中国改革初期，主要面临发展生产力任务，但完成这一任务须同时注意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反复强调了这一原则，他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8］14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实质是重启资本作用。理性无论采取利益最大化目标，还是采取效率最大化手段，都与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相一致。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是一种理性能力，是主体通过支配外部特定要素去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如前所述，理性要获得这种支配能力，必须能够把握相关要素存在和发展规律，即马克思所谓能够“按照任何一种物种尺度进行生产”的能力。在这个方面，劳动是经由理性演变为资本的，“劳动——理性——资本”转化过程，要害在理性。在理性面前，所有要素都处在备用状态，不论活劳动还是死劳动，不论物质资料还是精神资料，只要与特定生产过程需要相一致，都可能成为产生剩余价值的要素。
按照上述理解，资本作为理性能力，继一般劳动掌控生产中物的要素之后，形成了对生产中人的要素的掌控；所谓劳动力成为商品，意味着劳动作为生产要素转向普遍化、规范化阶段，是劳动力运用继奴隶制、封建制之后的商品制时期。劳动力商品制使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资源获得统一的货币表达方式，营造了自由流动、合理配置的无限空间，开启了人类全面发掘自身劳动资源、全球范围组织劳动分工的新时代。虽然它在马克思时代，即人类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时期的“自由放任”背景下，对资本缺乏法制约束，导致制度性的资产阶级剥削雇佣劳动者现象发生，一度血迹斑斑、罪行累累，但其历史动力作用却难以否认。
资本与劳动关系可以区别为三个层次：作为劳动时态看，资本是过去劳动，劳动是现在劳动；作为劳动能力看，资本是强者劳动，劳动是弱者劳动；作为劳动方式看，资本是脑力劳动，劳动是体力劳动。
按照上述理解，社会主义改革重建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从传统社会主义视双方关系为不共戴天，变成当下兼顾双方并行不悖。党的十九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是对“社会经济样态”最新表达。人类依靠劳动发展自身。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追求最为完整、最为全面的社会动员和劳动活力。中国改革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资源配置方面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统一，前者放开了资本，后者扶植了劳动，有望生成人类最有效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9］
（三）政治管理方略与深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按照马克思人性三论考察人类历史发展，本性是其基础和出发点，特性是其主线及特征，而本质是其表现与展示。人类从自身需要出发，按照生命活动所达到的自由自觉程度，构建一定性质和范围的社会关系。个人或共同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什么样，其本质也就呈现为什么样；这一本质一方面取决于以主体智力为特征的生命活动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决定着其需要被满足程度。换句话说，人类发展原动力是自身需要，后者是不断展延、上升过程；但这种需要被满足程度任何时候都是确定的，它取决于人们智力水平，表现为人们拥有社会关系总和。这一认识使马克思断言：“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变化而已。”［1］262
人类属于自然界产生的一种生命现象，其存在和发展都取决于自然规定性。人类只能在顺应自然规律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任何生命物种都存在生命周期，每一个体都难免一死，那么，如前所述，人类生命活动最终目标应该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生命存在时间尽可能延长，二是生命活动方式尽可能自由。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要求充分利用自身生命活动特性不断发展与自然界关系，即运用理性把握自然界规律，去寻找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源，建构越来越齐全、越来越完善的中介作用体系，以充实生命自由目标。
上述过程潜含着二元逻辑：其一，理性本源载体是个人，任何理性发展都体现为个人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10］409其二，理性历史载体是社会，个体存在都是有限的，所以，理性历史成果只能通过社会积累，也只能在社会关系中获得传承。人们需要在双方统一中认识理性发展：一方面，理性成果本源提供者是个人，个体能力增强成为人类理性进步的基本来源；另一方面，理性历史成果提供者是社会，越是晚近时代社会积累越是丰厚，个体能力发展起点就越高。社会关系不仅是精神成果载体，也是精神成果发展形式：社会关系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脑力劳动资源扩大，从而是理性能力扩大。脑力水平提高与社会关系扩大，都是理性增强渠道。
一般而言，个人理性能力发展，体现在劳动方式脑力化目标上；而社会成果积累发展，体现在交往关系全面化上——既是历史纵向积累，也是现实横向展开。由理性对象化思考所依据的复制对象能力，意味着脑力不仅可以把所有事物纳入对象化范围，从而在满足自身需要方面拥有无限可配置资源，而且还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即黑格尔所说：“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11］171
一旦劳动方式实现脑力化，意味着人们劳动成果取得了精神形态；精神产品具有可复制性，当一个人拥有时，所有人也都可以拥有；两种占有方式都不会影响劳动成果本身。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交给社会，并且可以从社会获取后者所拥有的一切劳动成果，这就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高效的生产方式。
而一旦交往关系实现全面化，意味着人们分工关系一体化；任何个人都处在人类整体之中，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呈现高度契合；个人利益就是整体利益，整体利益也是个人利益。个人与整体的这种内在利益关联，将一劳永逸地消除一直困扰人类的社会斗争现象。人类将形成空前团结的局面，以最强阵容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如果说，劳动方式脑力化是政治管理方略的内容、而交往关系全面化是政治管理方略的形式的话，该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就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也是马克思主义向往的共产主义。
无论是劳动方式脑力化，还是交往关系全面化，作为客观趋势都在历史过程中呈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2］5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所运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资源配置中市场决定性作用，实现了对社会劳动的整体动员，形成了社会财富持续积累机制；通过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实现了对劳动者中弱势群体的持续帮扶，形成了社会财富持续增长动力。双方联动既体现了劳动方式脑力化需要，又助推了交往关系全面化的发展，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属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现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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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ree Historical Elements and the Logical Evolution fro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o China’s Reform
YU Jinche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Xiqing，Tianjin 300387）
Abstract： Man is the subject of history. The defining attributes of human beings determine the basic content and form of historic development. Marxist theory on the nature，attributes and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reveals the basic element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in alignment with the basic idea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as guided by Marxism，so is China’s reform. Marxist theory on the inevitability of socialism serves as the basis of the blueprint for socialism，the basic premise for interpreting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China’s reform，and also the dominant logic for the evolution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whose great tension represent a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the“three laws”.
Key Words： historical elements; October Revolution; China’s reform; inherent logic
【中图分类号】 D15；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码号】 1674-0351（2019）03-0025-15
【收稿日期】 2019-02-20
【作者简介】 余金成，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曹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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