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动因、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当代论文,机制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04)01-0066-0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资本主义日渐显示出了有效的自我调节能力，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特点。资本主义不仅没有“衰亡”，反而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文明程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一系列社会矛盾，也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越发激烈，反而是总体缓和。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功能?其动力是什么?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内部的新社会因素?对此，有必要放在历史大趋势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思辨分析，以求得出接近事实的结论。
一、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分析
(一)战后资本主义新发展的总体特征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而言，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自我调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19世纪中叶曾经感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唤出了巨大财富。现在，这种“法术”继续施展着它的“魔力”。二战以后50多年来，经过重挫的资本主义重新显现出惊人的活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所创造的一切惊人纪录。同时，经济增长普遍比较持续稳定，资本主义的反危机能力大大提高，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很少出现20世纪20、30年代那样的经济产值骤跌过半的危机。
第二，科学技术高屋建瓴，“第一生产力”的特性日益显现。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共发生四次科技革命：“蒸汽革命”(机械化)、“电力革命”(电气化)、“电子革命”(自动化)和“信息革命”(信息化)，其中，信息革命是电子革命的继续与发展，目前方兴未艾，所以也有论者将第三、四次科技革命并称为“第三次浪潮”。值得注意的是，后两次科技革命时间间隔很近，都发生在战后，但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非常突出。目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20世纪初的20%左右提高到70%以上。科学技术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生产力的每一要素、生产力系统的整体结构以及生产力系统的外部环境，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发动机。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引发了产业革命，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指引方向、提供手段和决定水平的作用，从而成为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第三，经济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极大变化。科技革命使传统经济中资本、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有形要素的重要性逐渐被以知识为主的无形要素所替代，知识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具有决定意义。科技革命、产业革命造成了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首先是按三大产业划分的就业人数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开始超过了农业和工业。到90年代，发达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重普遍降到5%以下，服务业比重升到60%以上。其次是就业人口中知识型劳动者与非知识型劳动者比例的变化。就业人口从以“蓝领工人”为主发展到以“白领工人”为主。第四次科技革命后，传统的“蓝领”、“白领”概念已无法涵盖职工的劳动性质，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型劳动者”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美国近年的就业人员中90%是知识型劳动者。经济结构的改变导致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重大改变。从工人内部的情况看，有三个增加：非物质部门的劳动者增加、新兴部门的劳动者增加、脑力劳动者增加。随着劳动条件、物质收入、劳资关系等的改善，资本主义初期的“血汗工厂”已经或正在消失，与“血汗工厂”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贫困工人也已经或正在消失。从资产阶级的情况看，家族资本家日益减少，经理资本家成为控制公司的绝对主体，“新技术新贵”跻身于大富豪行列。1999年《福布斯》公布的400位超级富豪中，“新技术新贵”占了71位。从中间阶层的情况看，具有知识优势的“新中间阶层”如律师、医生、教师、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畅销书作者等逐步取代了旧中间阶层如小农场主、小企业主、手工业者、小食利阶层等。出现阶层细分化，利益群体多样化的状况。
第四，生产关系的调整尤其令人瞩目。首先，在所有制关系上，普遍盛行“混合经济”模式。随着资本运作的日益社会化，单一的私人占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已有重大改变，形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股份制、合作制、国有制、股份合作制多样化存在的所有制结构。其次，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国家调控成为经济健康运行、减少危机和波动的必要条件，政府干预经济制度化。企业普遍实行“两权分离”，逐步实现了经营管理的专业化，提高了资本效益。其三，在劳资关系方面，通过国家的协调作用，推行集体谈判制、共决制等，使劳资双方朝着社会伙伴关系发展，阶级对立和冲突缓解。其四，在社会分配领域，通过税收调节、社会保障、反贫困计划等对国民收入进行二次分配，逐步建立了水平不一的福利国家制度，扩大了社会公平，有效遏止了两极分化，缓和了社会矛盾。
(二)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动因剖析
首先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两重性，这是我们过去所忽视的。众所周知，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是不能长期兼容的，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最后必然要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终极命运。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内在的对抗性，也不断逼迫着资本主义在运行过程中寻找合适的统一形式，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可以通过体制调节，改良基本制度，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现社会进步。所以，我们要从对立统一的规律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矛盾双方会表现出相当的兼容性，在互为依存、互相冲突中发展。
由于历史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资本主义体制实现自我调节的可能性、有效性估计不足，基本上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制度和体制的一体化、矛盾的不可调和化和危机的不断升级直至彻底崩溃化。因此他们曾经得出了“矛盾冲突引发危机，危机引起革命，革命埋葬资本主义”的逻辑结论。他们突出和强调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抗性的一面，甚至加以极端化，而忽视了其可调节性的一面；或者说是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性，而没有看到其体制的可塑性和弹性。
应该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并不会自动或者马上导致革命爆发，不会将资本主义制度直接导向灭亡，它是一个逻辑前提，是一种趋势。导致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客观条件是基本矛盾得不到遏制，不断激化，造成一系列社会困境。显然，资产阶级不可能轻易放任这样一种结果发生，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去努力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法，进行社会改良。这样，资产阶级同时也承担起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重要职责。资本主义通过调节、改善具体制度和政策，可以缓解其基本矛盾，这已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所证明。
综上所述，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继续获得强劲发展，正是因为它不断地调整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保持了基本的适应性。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在当今仍然是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当代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发展和调整生产关系的能力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它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还不会灭亡。
其次我们也有必要对有利于其自我调节的资本主义某些制度特性作一些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是推动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的最基本动因，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存在若干有助于它自身生机活力的特性，择其要点试分析如下：
第一，创造性。资本的本性是要实现价值增值，要追逐利润，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与生俱来是一种追求“最大化”的经济(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通过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所催生的个人的自主创造、市场风险的择优汰劣、法律的保障、政府的服务(干预)，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毁灭性创造(即创新)。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创新主要反映在：首先是技术创新。从最早的蒸汽革命到现在的信息革命，这些重大的科技创新每次都导致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其次是管理经营创新。从最早的以注重对工人监管为特点的“泰罗制”，到后来注重产品标准化和生产工艺流程合理化的“福特制”，一直到现代更加灵活多样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管理体制的不断更新，使得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组织更加科学合理。再次是体制创新。资本主义体制创新，主要反映在政府、市场与企业的三者关系上。早期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转变为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摆脱“滞胀”局面，又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等理论和政策。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随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灵活变动，其体制日益成熟和完善。
资本主义创新的主体是多元的。例如就科技创新而言，其创新的主体包括企业、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其中科研机构承担基础研究，政府承担应用研究，企业承担产品开发和产业创新研究。它们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互动协作，形成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大企业、成功人士往往设立或捐资各种基金会，反哺科研机构和基础研究。为什么近现代科技革命都发生在资本主义，这与其多元、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开放性。从一定意义讲，资本主义社会是改革开放的社会，资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都指出过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具有不断变革和拒绝封闭的特性。哪里有利润，他们就奔向哪里；哪里有效率，他们就不惜做出变动。这一特性，现代资本主义仍然保持并继续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能够对影响自身发展的弊端进行相对自觉的改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够从其他的社会形态，比如从社会主义形态中吸取对其有用的部分，作为补充和完善。譬如推行社会保障、普及教育、出台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等改良主义措施，以及充分发挥国家的经济职能等等，实际上都是吸收和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理念、经验和做法。对此，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论证说：“过去的150年间，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国家制度提供了这种新思想的来源。来自这两种制度的某些因素渗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1](P17)
第三，实用性。实用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重要价值取向。实用主义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范式——追求利润最大化、利益驱动成为资本主义最本质的激励机制。为了利益最大化，投资者通过发达的市场体系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投资空间；经理人通过管理革新不断地发掘潜在的利润；政府则利用其资本总代表的身份，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维持社会稳定，保证资本获得最长久最经济的投入产出……。前面所述的资本主义的创造性、开放性，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一旦认识到市场与计划两种经济体制的优点，资本主义马上将两者结合起来，利用市场使资源配置、科技创新和经济效益达到最佳状态，利用计划削弱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的盲目性。
第四，自我批判性。审视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自我调节在大多数问题上有的放矢，因而成效显著，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性功能。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在舆论一律的情况下实现的，而是充斥着争辩和不同的说法。任何理论、政策、方案及政治人物都有对立面。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初确立的四大自由：信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固然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却有助于社会批判和社会反思的存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也向来有理性和勇于辨析的一面，任何事物都要经得起证伪，这种传统否定迷信，允许多样性。它认为多样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质疑、批判、反思能够帮助人们接近真理。在20世纪的美国，20年代有批判弱肉强食的进步主义运动，50、60年代有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的新左派运动、激进的校园学生运动等等，都是全国性的。进步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社会反思的主体，他们以高校、研究机构、新闻媒体为基地，同情下层，不畏权势，揭露黑幕，富有正义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社会的良心。观察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不能忽视进步势力的作用和人民群众的斗争。
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在各方面都显得比较成熟?重要的是它已经形成一整套适合自身特点的制衡机制：权力的制衡、党派的制衡、思想的制衡。制衡避免极端，导致中庸，促成公正，谁都不可以走得太远。社会批判和反思，对资本主义恶的一面起到了揭露和矫正作用，而且使任何理论都必须在质疑中完善。批判和反思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提供了动力和思想资源，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渐进性自我调节。西方的社会发展实际上有两套促进和保证机制：自下而上的社会反思机制和自上而下的法律机制。反思和批判提供改良的思想资源、法律确定和保存改良成果，两者共同促进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社会进步。事实上，对资本主义体会最深、研究最多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及其弊端最多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而且近年来出现的“新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等学术流派，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其社会问题和改良这些问题，无疑起了思想库的作用。
二、资本主义愈发展愈接近社会主义
(一)资本主义的调节、改良与新社会因素的孕育、成长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改良的重要历史意义是催生、孕育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系列新社会因素，即社会主义因素。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它在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明显具有自我扬弃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早期资本主义股份制时，对于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曾经作过阐述，并区分过“消极扬弃”和“积极扬弃”的概念。马克思说：“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自己的劳动增殖。……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2](P520)我们是这样理解马克思的此段论述的：所谓“消极扬弃”，是指类似于股份公司这样的资本联合，私人资本在无意中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个人企业发展成社会企业，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也在无意中变形为社会占有。资本的职能与资本的所有权已经分离，从而雇佣劳动在一定意义上也与资本的所有权及其剩余价值的占有权相分离。社会资本、社会企业的性质事实上表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生产的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扬弃。而“积极扬弃”，则指工人的合作工厂是积极地、有意识地、主动地克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工人们联合起来充任自己的企业主，是为了不再受资本的奴役，是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否定。工人们的联合企业，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企业，它至少在企业内部否定私有制，顺应生产的社会化趋势，并努力消除劳动的异化。这种扬弃，尽管还是初始的、局部的、不彻底的，但它已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相对立。
股份制是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普遍组织形式；合作制虽然在经济组织中的比例不算高，但战后以来一直在发展；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目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平均也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80年代推行私有化最坚决的英国，1987年其国有企业的投资额仍占国内投资总额的9%，拥有职工100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6%。这些经济组织的“社会性”、“公共性”、“协商性”、“互利性”、“民主性”均与私人企业的独占性、狭隘性有极大的区别。这些在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中自然生长起来的新因素，是旧社会中的新社会萌芽，它们无疑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发展方向与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要求是一致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普及教育制度、自主平等的就业选择、鼓励劳动者持股等等，无论其完善程度如何，作为重要的社会政策，均朝着主张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接近。值得重视的还有，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些“新社会运动”，如环境保护运动、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等等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和反映着平等、崇尚人与自然的协调、反对无节制的发展观消费观等人类的美好追求，它们意味着对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否定，意味着对更高层次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向往，它们尽管还不一定能说是新社会因素，但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约束规范作用已经日益显现出来，它们的主流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致的。
诚然，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要受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约，它的一系列调节改良仍然还局限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范围内，它的自由、平等、公正仍然存在着理论与实际的差异，是不完全的，但是与此同时新社会的因素毕竟在逐渐成长壮大，资本主义的调节改良毕竟提供了一系列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向社会主义的、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路径和过渡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历史，同时也一定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历史，是资本主义内部新社会因素产生和成长的历史。“两个必然”的规律性，正通过资本主义内部新社会因素的成长雄辩地表现出来。新社会因素的每一次萌发都意味着旧社会的局部质变，对资本主义整体来讲，它一开始也许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量变，是一种“微量元素”，但随着新社会因素的不断成长，量变必定会发展为质变。资本主义将在自身的发展中逐步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迄今为止的历史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必然性日渐清晰，资本主义正日益接近社会主义。
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有一个长期被曲解的观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因素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长出来。比如斯大林的“空地论”。斯大林认为，新社会因素在旧社会胎胞里成长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只适用于社会主义以前的历史，社会主义的萌芽是不可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产生的，因为此前的社会更替都是用一种剥削制度去替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用一种私有制去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社会主义是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公有制社会，显然与它们没有可比性。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曾说：“……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3](P542-543)斯大林的这一观点既与事实不符，也与马克思的思想不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说过：“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4](P292)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5](P60)“空地论”的错误，在于未能辨证地认识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对于社会主义的渐进意义，未能辨证地认识新旧社会的对立统一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说，没有一个社会形态，可以在前一个社会形态的“废墟”或“空地”上建立起来。
(二)资产阶级为什么会替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分析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节的主观原因，有一个问题凸现出来：难道资产阶级会主动替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答案只有一个：是历史规律在表象背后支配着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过是执行了历史的“指令”。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是一种自然史过程。这一观点认为，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虽然是人参与和创造的过程，但它与自然界一样，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性，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规律。只有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人的活动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同时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有时扮演的角色是历史情境规定的，他们发挥的历史作用有时他们自己并不一定意识到。换言之，他们可能扮演了颠倒了的角色，他们干的事情往往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在近代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举着自己的旗帜在反封建的战场上浴血奋战，但“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4](P267)革命失败了，法国“宣布”了民主共和国，工人却遭到了屠杀，共和国不久即被路易·波拿巴篡改为帝国；德意志、意大利的民族独立也没有完成。然而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阻挡地发展，使欧洲革命没有解决的问题终究还要提上历史日程。于是我们看到，19世纪60、70年代，在路易·波拿巴的统治下，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并设立了议会，为第三共和国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普鲁士的俾斯麦采取了资产阶级的政策，最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他们两个“革命的敌人”都曾被马克思称为革命的“遗嘱执行人”。[4](P267)
看来，现代资产阶级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执行历史规律的指令。迫使资产阶级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规律”，就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铁律”。企业家、银行家、商人、投资者、经营管理者们只有按照、顺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事自己的事业，他们才能获得“成功”。
我们说资产阶级及其在政界、思想界的代表，之所以能对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适应性自我调节和改革，并不是说现代资产阶级比他们的先辈更聪明、更善良，因为资本主义诞生伊始即处于不断的调节和改革之中。促使这种调节和改良的直接动因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重要的是，要不要进行调节和改革、怎样确定调节和改革的基本方向，对资产阶级来说并不是“自由王国”而是“必然王国”，即基本没有选择的自由，这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获得最大化利润，必须按生产社会化的要求不断进行调节和改革，以缓解基本矛盾在多方面的表现。无疑，这种调节和改革目前还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进行，其直接后果是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改良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运动，是不得不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因而又不能不走向资产阶级愿望的反面，不断地培育着使自己走进坟墓的新社会的因素。
收稿日期：200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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