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引发的地方金融创新思考_民间借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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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地处中国东南一隅作为民营经济代表的温州由于接连有中小企业老板“跑路”、自杀、企业破产倒闭、员工讨薪事件等负面新闻而引起了多方的关注,民营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由于民间借贷风险传导而岌岌可危。温家宝总理也曾就此专程赴温州调研。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民间借贷阳光化和制度化问题、金融市场规范问题成为各方讨论的热门话题。

一、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形成机理

(一)宏观金融环境

面对不断走高的CPI及通胀,央行连连出手银根紧缩措施。自2010年10月份央行货币政策进入加息通道后,2011年7月7日第5次启动加息,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至3.50%和6.56%,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应调整,其中,五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五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均上调0.25个百分点,分别至5.50%、7.05%。中国人民银行从2011年6月20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自2010年以来第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是2011年第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011年上半年,准备金率保持着“一月一调”的节奏,大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达到了21.5%的历史新高。从央行不断地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看出,收紧货币政策是2011年的主旋律。

2011年9月初,央行进一步出台保证金新规,将商业银行的信用证保证金存款、保函保证金存款以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等三类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据粗略估算,三类保证金纳入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预计约冻结银行资金9000亿元,相当于二次至三次上调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新政策让银行倍感压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信贷紧缩,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贷款难度更大,它们不仅要面临持续上涨的信贷成本,还时刻遭受信贷规模的控制。央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得各种类型的民间融资形式格外活跃起来,民间借贷的利息也水涨船高,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二)难以从金融机构拿到贷款的民营中小企业

由于缺少与民营中小企业相匹配的金融机构,加上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银行历来的“雪中不送碳、锦上又添花、嫌贫爱富”的信贷规则和运作模式以及银行不断收紧的银根,大型国企、国企及央企永远是银行青睐的贷款的重点,多数民营中小企业只能分到很可怜的一杯羹,其贷款需求只能得到部分满足,甚至根本得不到贷款,在资金瓶颈中生存。随着通胀的不断走高,面临原材料和工人工资的上涨,民营中小企业短期流动资金需求较大,经营压力明显增加。民营中小企业面对短缺的信贷资金和旺盛的借款需求,在不能从银行借款解决融资生存和扩张问题的情况下,民间借贷便成了救命的唯一稻草,为无法从银行融资的温州民营中小企业补血。

(三)温州民间借贷的基本运作框架

温州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子,使得温州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摇篮,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温州“藏富于民”,民间资本存量巨大,流动性极强。改革开放30多年的积累,温州几千亿元的民间资本在寻找投资领域。官方存贷款利率相对于通胀和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而言非常低,而民间借贷年利率,从直接贷款的20%左右到通过中介贷款的逾40%不等,对投资者来说极具吸引力,温州人觉得放贷成了最适合的资产保值增值手段。与此同时,从事于制造业、房地产、矿业等行业的民营中小企业的业务扩张资金需求量大,而又无法从正规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使得民间借贷空间迅速扩大。据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上半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60%左右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规模约为1100亿元,而2010年同期为800亿元,这意味着过去一年温州有300亿元新资金涌入民间借贷领域。这就是麦金农所言的金融抑制的结果。

图 温州民间借贷的基本运作框架

从下图可以看出,在民间借贷市场,首先是民间资金持有者,通常是持有大量闲钱的普通家庭,他们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把钱交给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非正规金融机构,形成层层上交的金字塔形式。这种层层上交的金字塔形式有一个严重问题,即假如一个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老板“跑路”,成百上千个普通家庭的借款就将血本无归。另外需引起注意的是,担保公司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是民间的集资,包括从企业实体经济里转移过来的资金、社会的闲散资金等;二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从银行流出来的资金,比如公职人员、银行内部人士也将存款从银行取出,交给比较放心的诸如担保公司这样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去放高利贷;少数大型民营企业利用优势将从银行借来的低成本贷款转投到民间借贷中去以获得巨大利差;有些借贷方式更加“激进”:抵押房产、贷款、放贷、赚利差。

在温州一般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动链条中,民营中小企业从从事高利贷借贷业务的担保公司等非正规金融机构那里获得巨额高息贷款,随着连续加息和银根紧缩等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深入实施,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一路高企,高达年利率180%,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实业利润率最好的也不会超过10%,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在3%-5%之间。企业的可持续融资成本提高了几倍甚至是十几倍,完全侵吞了企业的利润。因为中小企业难做,实体经济难为,民营中小企业除了不得不以高利息的民间借贷方式维持企业运转以外,很多企业家把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注意力放到“转行”上来,将其中民间借贷的资金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大量做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也将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融资流向非实体经济领域,用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如房地产等暴利行业。数据显示,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一半涉足房地产;同时,民营企业也会让大量资金涌入投机领域,如炒房、炒股、炒矿、炒钱、炒古董、炒大蒜、炒棉花、炒白糖、炒中药等等,别的司空见惯。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披露,2011年仅有35%的民间借贷流入实体经济产业,其余的贷款或是进入房地产行业(约20%),或是在非正规的金融中介之间流转(高达40%)。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楼市调控和打击恶意炒作农副产品等政策的深入实施,最终导致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断裂,借方无力归还放债方的债务,民间借贷纠纷发生,出现了2011年温州企业老板不得不纷纷“跑路”的民间借贷危机。

二、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影响

(一)对温州民营中小企业的影响

温州以民营经济为特色,拥有超过4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值占该市总量的90%以上,同时,这些企业高度依赖民间借贷市场融资。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民营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自2011年4月开始,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仅2011年9月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甚至跳楼的温州企业主就高达25人。温州中小企业信用度受到了“重创”。这些企业主要么借了高利贷,但营业利润抵不上所需偿还的高额利息;或者自己担保的巨额资金连本带息难以收回。到2011年9月就已有20%的民营中小企业陷入歇业或停业的状态,甚至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也面临破产倒闭境况。波及的行业有制革、制鞋、不锈钢、标准件、眼镜、教育、地产等等。一家企业倒闭,往往会出现连锁效应,员工、亲戚、朋友等经济利益相关体势必要受到损失;另外,企业倒闭还会牵连借贷方、担保方、担保公司、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从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温州眼镜行业龙头信泰集团老板出逃后,和其有担保关系的十来家企业就都受到了影响,且大都系温州骨干民企就是一个明证。

但从长期来看,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可能是一次对温州企业家经营管理才能的考验和对温州企业的优胜劣汰,倒逼温州民营企业家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务实经营,注重实体主营业务发展和技术创新。

(二)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长期以来,“温州模式”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方式发展非农产业,逐渐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而在面对当前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和人民币升值的困境时,这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低成本、低技术”行业利润日益微薄,变得难以为继。据温州市工商联统计,2003年温州有规模的制鞋企业4000家,现已关停1000多家;2008年至今,温州紧固件产业已消失了上千家。温州产业应该在2008年后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以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但绝大多数企业不但存在制度缺陷、管理粗放、急功近利、盲目扩张等问题,而且缺少整合资源,没有及时地兼并重组。

近年来一些温州民营中小企业已开始探索转型升级之路,而此次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这些正在投资新型产业项目的温州民营企业资金链难以为继,甚至短期内断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温州中小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之路,同时也减缓了温州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例如,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信泰集团2008年进入光伏新能源产业,借下大量民间资金和银行信贷建造光伏产业链,在此次民间借贷危机中由于资金链断裂致使转型升级失败,清算结果显示,该集团总负债约13亿人民币,影响范围甚广。另外,由于民间资金借贷一般为短期拆借,并且大部分较为分散,不能为新产业投资提供大规模的长期稳定资金,无法使企业有充分时间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所以此次民间借贷危机也促使温州加紧优化正规融资环境和丰富民间资金投资渠道的步伐。

温州遍地是民营中小企业,其在数量上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而温州民营中小企业在借贷危机中遭受的创伤,无疑使温州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三)对温州金融业的影响

借贷危机使温州本地金融业几近崩盘,超出了当地政府的救援能力。2011年9月底,温州市政府请求浙江省出面,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为期一年的600亿元再贷款,注入温州当地银行机构,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来自温州银监局方面的信息,温州有21家银行受此次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牵连,直接或间接受到牵连的资金是15.86亿元。如果高利贷仅限于民间资本领域,波及面可能还不算大,但从已发生的情况来看,一些国企和银行涉足这一领域。如果钱是从银行流入民间借贷,资金链条慢慢拉长,借钱的企业经营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最终会对银行产生冲击,牵连的经济体也会越来越多。企业从银行贷款大多采用捆绑担保方式,一家企业跑路,影响整个担保群、担保链,并开始波及金融机构。由于银行贷款均有担保物抵押,而民间借贷大部分是无担保的“人情贷”,导致借款人“跑路”后,往往难以追回钱款。这种“人情贷”已经从“一对一”发展到“一对多”,交错成了网状关系,只要一家出了问题,会殃及好几家企业,造成的影响很大。借贷危机使得民间放贷人特别是担保人的损失最为惨重。温州很多担保人只得卖掉手中的豪车、住宅,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截至2011年10月底的数据显示,温州有关部门监控到的87家问题企业,这些问题企业的一级担保链企业153家,涉及银行贷款50.75亿元;二级担保链企业353家。

另一方面,借贷危机使得温州长期以来较为稳固的草根式金融信用体系被打破,草根金融的短板日益凸显。之前,熟人间借钱,没有担保和抵押物,打借条就可以,甚至借条都不用,完全靠口头信用,在借钱方出现亏损或破产时,出借资金的一方就会面临极高的信用风险。在借贷危机后,温州人不再那么彼此信任,借钱必须要抵押或担保,或者干脆不借。民间信用体系的破坏,对企业来说则增加了营运成本。民间信用体系的破坏非短时间内能够恢复。需要通过健全民间金融体系,在民间借贷链条中引进担保机构和中介,辅之以规范化、阳光化、法制化运作,使整个链条趋向合理,慢慢建立新的民间信用体系。

温州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民间借贷危机给整个金融运作和监管体系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进行改革,直接影响到的是全国各地的资金链和企业生存,乃至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四)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在大企业减少雇员时,中小企业往往吸收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有研究表明,就经济周期对就业机会的影响而言,小企业所受的冲击与大企业相比要小得多(Daly Campbell,Rob and Galeapher,1991)。在温州经济发展中,民营中小企业的作用尤为突出,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解决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吸纳社会新增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民间借贷危机引致了很多中小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而歇业、停产、破产倒闭和企业主跑路、跳楼,这将直接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工资拖欠和工人集资款无法收回等现象,由此也引发出一些恐慌情绪和暴力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

三、借贷危机引发的地方金融创新思考

(一)构建民间金融法制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较为严格的金融管制,金融市场化和金融法制建设不足,尤其是民间金融的法制建设方面更为欠缺,针对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监管体系滞后于其发展。长期以来,温州民间借贷扮演的角色,是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金融服务不足,但由于政府重视不够,相应立法跟不上,使其活动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合法与非法很难界定,监管也处于空白地带,以致民间借贷的暴利性日益突出,对社会秩序与经济健康发展的负面影响不断显现。正如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所言,正规金融组织的出现都是从非正规金融的行列中逐渐演化而成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呼唤政府加快民间金融法治步伐,通过法制建设科学有效地解决民间资本的去向、规范和引导民间资金活动的阳光化、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制度性问题等等方面。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发生后,浙江及时出台了国内首个《关于加强和改进民间融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引导热衷“炒钱”的民资回归实体经济,进入正规金融体系,并明确将试点推行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温州也出台了《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暂行)》,十条新措施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市场有序发展。当然,还有待出台更多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营造民间借贷发展的法制环境,用法律制度来保证合约的有效执行,也使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有法可依、有制可循。

(二)建立专门为民营中小企业服务的区域性金融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基本转型,从国有计划经济转向民营市场经济,但金融体系没有紧跟经济转型的步伐:股市依然以国有股为主,银行和金融机构还都是国有,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服务成本很高,未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金融市场机制未发挥作用,经济中存在过多的金融管制措施,受压制的金融反过来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现有的以四大国有银行和股市为核心的金融机构,并不能最大限度地支持实体经济里占主导的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双重不对称使得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金融体系来配合。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有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比如,日本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建立了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工商组合中央公库、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中小企业投资扶植株式会社;德国也建有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合作银行、大众银行和储蓄银行;韩国也有中小企业银行、国民银行、大东银行和东南银行等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主要包括中小企业专业银行、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信用保证基金、政府出资组建的中小企业开发股份公司和第二类股票市场。借鉴他山之石,温州国家综合金融改革示范区应该放宽市场准入,大力发展和完善专门面对实体经济里的民营中小企业的民营银行和中小企业合作社等区域性金融机构,为民资和民企之间搭建一个平台、一座桥梁,在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同时,又使得温州雄厚的民间资本找到合法、合规的出路。

(三)建立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机构

民间借贷中,对需求金额较大的短期资金需要金融中介机构的信用中介职能才能顺利完成资金的借贷,为加强对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约束,要积极探索如何加强对融资中介机构的监管,建立与完善相应的管理机制。自借贷危机后,温州已成立了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旨在对股权投资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寄售行和其他各类投资公司进行监督和管理;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商行等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进行专项检查;对地方金融组织的相关数据、信息等进行统计、分析。新成立的温州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虽然架子已搭好,职能也得到了明确,在运行机制、监管机制、保障机制等方面仍需探索。

(四)发展风险投资

站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度审视温州民营经济,其经营的多是低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正面临着向产业集群提升发展的动力支撑不足、转型升级缓慢、存在低端化锁定倾向等问题;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突破低端化锁定倾向,实现向现代产业集群升级,是温州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中国科协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曾强调依靠科技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如果企业缺少资金就意味着缺少新鲜血液,是无法创新的,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风险投资促进创新创业有着广泛和丰富的内涵,作为一种新型的创新创业投融资机制,风险投资并不是简单的承载提供资金的职能,它还在增加企业员工数、增加销售收入和利润、促进创新、申请专利数、创新成果转化、市场开拓、企业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风险投资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很有必要引导实力雄厚的温州民间资金依法设立风险投资公司、股权投资企业及相关投资管理机构,进行专业化规范化的投资,提升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推动温州创新企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逐渐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考虑到温州目前收入偏高者较多,私人投资能力较强,具备建立私人风险投资市场的条件,因此,温州还应该乘机着手培育私人风险投资市场。

(五)建立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成熟的西方资本市场通常由多个层次构成,包括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和三板市场。我国作为主板市场有机补充的创业板已于2009年5月1日正式开启,旨在为高成长性、高技术导向的中小新兴企业提供融资的渠道和途径,也为风险投资资本提供了合理且方便的退出渠道。但是创业板的设立也伴随着很大风险,如何使创业板在现在的资本市场中生存下来并发挥到理想的作用,是非常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且创业板目前在我国资本市场中所占比重不足20%。在温州,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都算不上高成长性、高技术导向的企业,到创业板上市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很有必要建立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这样一个交易平台,帮助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PE、VC)投资早期科技企业,进行股权交易,并有助于PE、VC公司更早地退出;同时也使该交易平台成为民间资本和非上市公司之间的投资融资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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