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思路 共同的心愿——台湾文学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台湾论文,研讨会论文,心愿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的“台湾文学研讨会”，于1996年1月29 日至1月31日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作家共29 人参加了会议。
台湾学者一行的团长吕正惠教授称这是“海峡两岸文学界的第一次盛会”。为期三天的会议，与会学者就台湾文学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自始至终洋溢着坦诚友好的气氛。
下面就本次研讨会的几个主要问题整理述要。
一、台湾文学的定位
应当说，这本来是个毋庸争议的问题。它之所以成为本次研讨会的热点话题，缘于这样的背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与祖国大陆被人为地长期隔绝，近十几年来，岛内分离主义势力有所抬头；受这种气候影响，在文化界有人利用“本土化”的主张，提出了“民族独立”、“文化独立”的口号；在文学领域，则有“台湾文学主体论”、“台湾民族文学论”的论调出现。会上，两岸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商榷，尤其是大陆学者针对以上论调，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并以确凿的事实提出了质疑的厘清。张炯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在开幕式致辞中说：“我国是有悠久文明的古国，也是有三千多年光辉灿烂文学传统的古国。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文学在海峡两岸都有空前的发展。两岸作家都向外国文学学习和借鉴了许多东西。但根源于中华文化母系的两岸文学，其深层的共同远远大于表面的相异。现代台湾文学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对现代中国文学作出突出贡献的一部分。台湾作家以自己独特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丰富了我国的现代文学。”
杨匡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递交的论文中，对台湾当代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母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对台湾地区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人们对其所呈现的“中国情结”予以了必要的关注，但一般着意的，往往停留在“血浓于水”之类的情感与文词上，而忽略对其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型及其在台湾的本土新质的探讨。这种“原型”与“新质”的关联，在文学层面上，若以知识命题论之，即是文学母题及其变奏，很值得思索。“母题”往往是超个人的，它反映着一民族世世代代普遍性人生经验和心理经验的存积，是历史和文化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就台湾文学而言，它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史实。中国人在自己的台湾地区承传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学，是顺乎自然、天经地义的。中国文学作为台湾地区文学的“母体”，有其传统与精义，有其魂魄与血脉，有其与民族共存荣的历史，作为生长在台湾省的中国当代作家，谁想“跳出”或“割除”共同的文化，都是徒劳的。杨匡汉用“悲情”、“放逐”、“羁旅”、“石玉”、“亲缘”这些命题，归纳和阐述了台湾当代文学中所呈现的中国文学母题的基本类型，授引了从古到今大量的文学创作事实，令人信服地凸现了台湾当代文学与三千年中国文学历史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徐学副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从目前对台湾文学的多种定位中，依其侧重点，梳理出三种方法：地域定位法；政治认同定位法；文化传统的定位法。徐氏认为第一种定位法虽然有助于照顾到台湾岛上从古到今各个族群的文化与文学，注意台湾文学丰富的文化渊源，但却缺乏一条史的脉络，用以解释台湾数百年来众多的文学现象及其相互间的承传或者因果关联，显示其由起到结的发展演化；第二种定位法以台湾文学与某种政治理念的关系来为“台湾文学”定位，比如在60年代以前，台湾当局并不承认有“台湾文学”，或者把它定位为“边疆文学”，又比如近年来某些评论家借台湾文学来宣泄政治情感、表白政治理念，鼓吹所谓台湾文学的本土化理想，已先期于台湾人的民族解放或政治的独立建国达成，等等，这种定位的方式，对文学本身的独特性，对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完全忽略的，它以政治归属、政治功能来厘定台湾文学，实质上是借台湾文学来表明或证明某家某派的政治理念，势必偏离文学本体，伤害文学命脉；第三种定位法以台湾文学所凭借和所处其中的社会文化传统来厘定台湾文学的内涵，力图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寻求台湾文学的座标和作为一种文学传统的存在意义，正如在一本由十六位著名台湾作家共同编选而成的台湾文学大系总序写到的那样：“不管二十年来台湾文坛在风格上如何多般，在思想上如何歧异，既然作家吃的都是米饭，用的都是筷子，过的都是端午跟中秋，而写的又都是中文，则当然这部选集里的作品最后必归于中华民族”，显而易见，这种定位法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越欲将台湾文学沦为政治工具的政治定位法，也不是那种自限封闭的地域定位法所能企及的。
刘登翰研究员（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认为，历史问题只有返回历史才能讲清楚，他从四个方面重申了台湾文学的母体渊源：首先，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其形成的过程，就是汉文化在台湾确立的过程；其次，台湾的文字是汉字，台湾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是汉语，其中含有母体文化全部丰富的信息和历史积淀；潜藏在这一文学符码之中的民族性格、心理、情感、思维方式，浮现于语言之上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民俗风情，宗教信仰等等，无一不纳入汉民族文化系统之中；第三，从文体范式上看，传统的诗文形式为其文学创作的开端和奠基，无论是咏怀还是问俗，都秉承了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与散文传统；第四，台湾的新文学基本上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思潮的影响下发生的，无论是理论主张的提出，文体范式的确立，还是语言形式的革命，无一不是直接吸取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经验和范式。就其整个理论价值体系而言，继承的是儒家的“载道”、“言志”的思想，关心民生，贴近民生为其创作宗旨。
黎湘萍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针对台湾某位女性主义学者运用各种时髦的西方现代理论，对三位“乡土文学”代表作家陈映真、黄春明和王祯和进行新的解读，发现了所谓“去势男人”现象，并以此来概括台湾特有的“被殖民史”的精神特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仅从“男女对立”的寓言或性别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难免削足适履，它忽视了在台湾的中华民族自明郑以来一直具有反抗异族统治的传统；这并非“去势男人”这种煽情的文学象征所能概括的，陈映真、黄春明和王祯和的作品所描写的50—80年代台湾的现实生活，其实正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的缩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作品超越了狭隘的地域的限制，而具有更为深刻的价值。
上述观点引起与会者热烈的讨论和思考，著名的台湾乡土派诗人施善继和詹澈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创作成长道路，回应了这些论断。施善继认为，台湾文学属于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学，本来毋须多辨，既然用的都是汉语；作为一名诗人，表现民族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各自的创作谈中，都谈到了五四新文学对他们的哺育，谈到了鲁迅对他们曾经产生过的决定性影响，谈到了艾青、徐志摩、田间等诸多诗人给他们的艺术启示；他们能够成为诗人，离不开台湾的历史，也离不开大陆文学的母体。
二、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
由台湾文学的定位引伸出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与会学者围绕这个话题进行热烈、深入的讨论；尤其是台湾学者对此给予的格外关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吕正惠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以日据时期重要作家龙瑛宗的处女作《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为解读对象，阐发了它的主题意义，他认为：从台湾新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这篇小说不但是龙瑛宗跃登文坛的成名作，而且还标帜着台湾新文学在主题表现上的重大改变。在这篇小说之前，台湾新文学的重要主题是：批判封建社会的制度与陋习，抗议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与不公，以及揭露日本统治者和台湾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并没有继承这样的传统，而是另外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台湾小知识分子在殖民统治下社会上升管道的困难；二，他因此产生一种性格上的自我扭曲，藐视自己的民族与文化，仰慕统治者的“文明”与“进步”；三，因找不到精神上的出路，最后走上堕落、颓废之道。《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成功之处在于：它把这三个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个小知识分子上，从而呈现了日据末期台湾小知识分子的典型处境与典型性格。
施淑教授（淡江大学中文系）则将龙瑛宗的创作与台湾现代小说的世纪末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在台湾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是一篇具有关健性意义的作品，比较日据时代台湾作家的反抗精神，（比如稍早的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的《牛车》）这篇小说对殖民统治的抵抗已呈现“屈从及倾斜”的现象（日本评论家尾崎秀树所言），正如叶石涛指出的那样，在有关知识分子的描绘上，它开启了台湾小说对“现代人心理的挫折，哲学的螟想”等新面向；同时它充分表现了在黑暗的殖民地社会中，受到“歪曲知识”的台湾青年的苦恼、愿望、绝望与堕落。施淑教授认为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同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在世界史上被定位为“最后帝国”的日本资本主义本身的“落后性”（专制的拓殖制度及其相应的法规）和“早熟性”（殖民经营下，台湾的全盘资本主义化或现代化）的烙印。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新型知识分子，一方面拥有先进的知识，负有台湾资本主义建设的功能，另一方面培养他们的精英教育原本就是按殖民统治者的意图而设，在日本殖民官僚体系始终如一的封闭和独占的条件下，他们仅能担任基层行政官吏，职能上只不过是执行殖民行政任务的辅助工具。他们的这一被预定了的、先天性的社会人格，从根本上决定了台湾现代小说中，那些生活在市镇的、贴近现实发展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精神风貌，龙瑛宗《植有木瓜树的小镇》里那个始而立志、终而颓堕的主角陈有三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标志日据时代台湾知识人精神发展的重要转折。
林载爵教授（东海大学历史系）对这个问题的观照角度颇为独特，他将目光投注在日据时期日本在社会政治经济方方面面对台湾的统治已大势底定的历史时刻，对1934—1935年间台湾文艺界的复杂心态作了清晰的披露，他认为，这两年台湾文艺界在政治社会运动低沉衰败的气氛中，出现了蓬勃的活跃，从音乐、绘画到文学，不同领域的创作家提出了对台湾的不同看法，在封闭而沉闷的政治环境下，提供了心灵的出路。他选择了六位有代表性的创作家：作曲家江文也、作家杨逵、赖和、吕赫若，画家刘锦堂与陈澄波，逐一阐述，勾勒其心灵轨迹，拼贴了一幅日据末期台湾文艺界纷繁复杂的心灵图像。他认为不管是江文也对原始古老的梦幻的追求，杨逵在黑暗中的抗争和希望，还是赖和的灰心与绝望，吕赫若对多重社会矛盾的揭露，抑或是刘锦堂与陈澄波的思乡和回归，他们分别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对夹杂在日本与大陆之间的台湾的不同感受和就本土、国家与原乡三者的纠葛所作的徘徊、游移，甚至心灵的挣扎，谱成了一段复杂的心灵交响乐章。
与上述台湾学者的论述相比，大陆学者更加关注的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所表现的台湾人民对异族殖民统治英勇的反抗和斗争。朱双一副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用“抗议”和“隐忍”来概括日据时期的台湾新诗的两种主要精神，并认为该时期的新诗创作由早期的抗议到后期的隐忍，实为一体之两面，本质上都是“抗议”，只是手段和策略有所不同而已；无论是抗议或是隐忍，都是台湾人民不屈服于外来殖民统治的主体性的表现，是台湾受日本侵占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汪毅夫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就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曾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展开了论述；并对“出头天”的理念与“弱者斗士”的形象进行了分析，说明和证明了，进化论曾经是台湾人民抗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就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讨论中，引起较大争议的，是林瑞明教授（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会上宣读的《战后台湾文学的再编成》一文中的某些观点。文中认为，二十年代产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经历过三大论争（指新旧文学论争、乡土文学论争、台湾话文论争）后，台湾文学主体性的概念在三十年代初已具体成型；它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台湾文学，既非殖民帝国的日本文学所能支配，也非同是使用汉文的中国文学所能概括；在文化、文学抵抗日本的过程中，台湾意识已具体成型，并且发现了台湾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新身份，抵抗日本并不必然依傍中国，等等。对于这些观点，与会学者或从历史事实，或从文学发展的实际及其内在逻辑予以商榷。张光正先生（全国台联特邀研究员）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岛外社会文化新思潮本土化的产物，它受到中国大陆五四运动的深刻影响是确定无疑的，五四新思潮一经介绍到台湾，立即发生重大影响，掀起新文学运动。就文化渊源而言，台海两岸的汉族文化原本是一体的，旧文学的弊端彼此相同，改革的需求也必然一致。但当时海台两岸的现实背景又存在很大区别，日据时期台湾的民族文化受到日益严重的异族同化的胁迫，当时的台湾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背弃民族文化去接受异族的同化，要么通过改革，强化自己的民族文化，因此，台湾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把反对封建文化同反对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几次文学争论中持有各种不同主张或观点的台湾人，在对反殖民文化，挽救民族文化危亡上，有着根本的共识，在这个大同之下，文艺理论的分歧，相对地成为小异。而且，这些理论上的争论随着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在台湾全面禁用汉字，在尚未充分展开、更未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就大都难以为继，因此，所谓的“独树一帜的台湾文学”不过是某些人的主观看法而已。将新文学运动内部的争论属于大同中小异的部分人为地扩大或拔高，得出台湾文学主体性在该时即已成型，进而提出所谓“台湾民族文学论”的主张，这既是对新文学运动先辈们生前理念的背离，也是对新文学运动历史的扭曲。
陆士清教授（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以确凿的事实，强调了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有着鲜明的“中国意识”，它具体体现在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意识、归属意识、关切意识和依恋意识，可以说“中国意识”是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的灵魂；以该时期代表作家吴浊流为例，无论就他的思想还是创作，都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民族风格，比如在谈到《亚细亚孤儿》的创作时，作家自己就曾这样自白：由于汉文被禁，只好借用日文，“语言是日本的，其表现形式则是中文的，开门见山，即先提出结论，说明在后。”他还说，他用的是“我们传统文学的结构及手法来表现”。陆氏转引了日本评论家尾崎秀树在《吴浊流的文学》一文中说的，“中国文学的传统在它里面。在鲁迅和茅盾里面可看到的属于人生派的凝视现实之眼，也存在于吴浊流，”“作品给人的印象是骨骼粗大的感觉，而骨骼的粗大是中国人特有的，显示着扎根于大地那大树的坚定不移”。
综观上述的讨论，不难发现，海峡两岸学者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看法既有共同点，更有不同的角度和侧重面，由此反映出问题的复杂和微妙。对此，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有颇为感人的发言。
陈映真先生认为，研究台湾文学的发展历史，固然需要从社会、政治、经济等角度去从事，但更应当从台湾民众的精神、心灵构造及其发展演变去研究，从某种意义上看，台湾文学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台湾民众的心灵构造史和精神的构造史。台湾历史的一大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同其它的弱小民族一样，被强迫地拉向现代化，历史上除了明、清两代部分时间以外，它一直遭受异族的殖民统治，是个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光复以来虽然进入了所谓的现代社会，但究竟尚未成熟，殖民地社会那种特有的落后、早熟在台湾人的心灵上造成的扭曲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那种非理和歪曲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中进一步加剧，同一个民族互相敌视、否定、憎恨，不能沟通和理解，不能维护民族和国家整体的利益。
具体到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陈氏谈到，他个人感触最深的是弥漫在深层的所谓颓废、无望、放浪的悲剧情怀和世纪末的绝望。日据时期的台湾人只有两条路：要么抵抗，参加武装暴动与左翼文化运动，要么卑屈、屈从，而抵抗实际就意味灭亡。台湾不象马来、韩国，抵抗力量有可能存在，也不象大陆的左翼运动，有第三国际和中共地下党的支持，台湾处在彻底孤立无援的状态，因此台湾的左翼运动也未有时机发展自己的理论；接连不断的整肃和白色恐怖的打击，使台湾人朦朦胧胧的希望，最终总是归于绝望，民主运动和民族运动的不断受挫折，遂使台湾人对抵抗产生怀疑，由怀疑而屈从归顺。由于殖民统治者采取的歧视、差别政策和文化上的同化政策以及“皇民化运动”，台湾人在屈从中麻木，在歧视中忘却，对同化产生饥饿感，甚至发展到对自己血液的憎恨，对民族文化的蔑视，一旦有机会，全岛的人恨不得都皇民化，由卑屈产生更大的卑屈，由此可见残酷的殖民统治给台湾人的心灵造成了多么巨大深重的伤害，它不仅剥夺了他们的文化，甚至也剥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对于这种心灵上的伤害，研究台湾文学的人应当予以关注。
三、台湾文学研究的现状
由于历史背景、意识形态和现实生存状态的不同，两岸学者在对台湾文学的认识和阐释呈现明显的差异，这不仅可以从本次研讨会看出，亦可以由整个台湾文学研究现状来证实。与会学者对此感触颇深，在发言中也屡屡涉及。
吕正惠教授谈到了自己的苦恼：在同大陆学者交流的时候，常常觉得很难沟通，容易发生错位，虽然用的是相同的词，比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等；大陆学者给台湾文学定起位来很轻松，却让他们感到很沉重；他是坚决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赞成祖国统一的，但是如何面对台湾的现实？有时他和同仁们都觉得十分艰巨。吕教授进而吐出肺腑之言：台湾被迫从祖国母体割离，已长达近百年，长期的异族殖民统治，冷战后由意识形态的对立造成的隔绝，对台湾的民众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切固然可以从大陆的角度去理解，但也应当从台湾全体民众的角度去理解，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台湾民众的心声，把握他们的心灵历程。他衷心希望大陆学者注意这一点。
大陆学者对这个问题亦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倾向同样存在于台湾学界，这表现在某些学者在研究台湾文学时，或因意识形态的干扰，或因狭隘的本土意识，有意无意地切断台湾文学的母体渊源和文化上的整体性，使台湾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受到局限。
与会学者还就近十年来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回顾和展望。王保生副研究员（中国社会院文学所）对近年来版的几部大陆作者编著的台湾新文学史进行了评价；汪景寿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认为，近十年的台湾文学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还存在三方面的不足：发展不平衡，资料不完备，学风不扎实；在研究方法上亦有待于进一步的突破，应该放开视野，把台湾文学置于中华民族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框架和背景之下，台湾虽为中国一个省，台湾文学属于地区文学，但因情况特殊，把它置于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框架和背景之下，有助于提高文学研究的层次。
与会的台湾学者对大陆学者在台湾文学研究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予以了肯定，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吕正惠教授提议，大陆在编写中国文学史之类的著作时，应将台湾文学也包括进去，提出有新意的观点；大陆学者目前不必急于编写大型的台湾文学史，这样既费时又费力；他还希望在研究成果中，多看到大陆学者个人独特的见解，等等，郑梓教授（逢甲大学教授）认为，海峡两岸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切磋，形成良性的互动和竞争，打破个人成见，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坚实的史料的再检验和爬梳，这比从一种既定的结论出发给文学定位更有意义。陈映真针对一些大陆青年学者套用现成的“后现代”话语，图解台湾新生代文学的现象，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分析了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早熟与落后，指出了台湾的“后现代”与西方晚期资本主义两者表面相似下的实质性不同，认为与其套用“后现代”话语，不如回到台湾自身具体的经济背景中来探讨，否则就会出差错，应当先考察具体的文学事实，再参考外国的理论，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争论。廖咸浩教授（台湾大学外文系）就大陆学者发言中某些理论命题和概念的使用提出质疑，启发了大家的思路。
参加本次研讨会并发言的还有，王晓波（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周良沛（云南省作协会员），古远清（中南财经大学教授），陈公仲（江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周青（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理事），古继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今（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杨正犁（河北教育学院讲师），甘铁生（《台声》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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